译者||传承薪火 耕耘译坛 ——桂裕芳先生访谈录

本文来源：《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六卷·口述史》

转自：北大外文学堂

编者按：桂教授12月24日去世，特重发此文纪念。——翻译教学与研究

学术小传

桂裕芳，1930年9月生于湖北武汉。1949—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2—195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法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聘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审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译著有：《变》《爱的荒漠》《追忆似水年华——在少女们身旁》《梵蒂冈地窖》《窄门》《恶心》《自由交流》《童年》《写作》等。主编《莫泊桑小说全集》，选编《洛蒂精选集》与《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法国卷》等。1991年，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合译）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译著《爱的荒漠》（独译）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1993年，获法国教育部颁发的文化教育荣誉勋章（Palmes Académiques, Officier）；2004年，因在法国文学译介方面的突出贡献获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

采访人（问）：多谢桂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北大法语专业最资深的教授，早年分别在清华、北大就读，全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法语语言文学这一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今天采访您，想请您结合个人的经历和见闻，谈谈这一学科的发展情况以及您个人的治学道路和翻译成就。

桂裕芳（答）：先从家世说起吧。我父亲是大夫，西医，我母亲当过职员和教师，有一段时间教英语。我们是住在武汉。那时和教会有些关系。他俩都毕业于教会学校。武汉有教会中学、教会大学。我上的圣希理达（St. Hilda）中学也是教会学校，是在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上的。我父亲在抗战刚开始保卫大武汉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很辛苦，买了一大栋房子，结果日本人来了。他为此很伤心。不久突发脑溢血就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孤身从武汉坐轮船到四川，投奔我父亲在四川的弟弟桂质柏。他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是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博士。那时候的教授很有钱。所以我们投奔他。他自己有几个孩子，但是资助我们也还可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成都大轰炸，他就带着我们全家跑到峨眉山去了，因为四川大学也搬到那里。我们在峨眉山住了一年。我在那里上了一年学。过了一年他又调到武汉大学去，我们也跟着去了。武汉大学那时候在乐山，乐山大佛脚下，那时候包括朱光潜等很多老师，都到了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以后我就在武汉大学附中读高中，读了两年，第二年的时候抗战胜利。胜利的那一天，正好我妈妈下班带我们看电影。那时候那地方还有电影院，很好吧？其实是很简陋的电影院。看了一半，银幕上打出“日本无条件投降”字幕，观众都高兴得发狂。我们从电影院跑出去买了四川人用的火把，在大街上满街地叫“日本投降啦”。我们想马上买船票回老家武汉。那时船票很难买。先坐车从乐山到重庆，在重庆等船，等了两个月才拿到船票。船位也就是甲板上的一小块空间。这就到了武汉，回到圣希理达中学上学。毕业后，学校向金陵女子推荐学生，因为金陵女子大学来学校提前招生，就像我们现在提前招生一样，几位老师在一个房子里先面试我们，并告诉我们还可以报考别的学校，但是先拿了一份我们的档案回去。

当时正好是淮海战役期间，南京城里一片恐慌。后来南京所有的学校都发出通知，鼓励学生回原籍，在原籍的大学就读。无论是哪个大学，成绩怎样，只要将来返回南京，你的学历都会得到承认。因此我就回武汉了。我可以回武汉大学上课，但是我不想。正好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武汉大学教英国文学，她家的藏书很多，我就想，那我就在家看小说吧。我就每隔一段时间去她家借书。她家离我家很远的，在珞珈山，我每次骑车二十多里路去借小说。

后来武汉解放了，清华到武汉招生。清华是第一个来招生的。我不想回金大，就报考了清华，于是我就来北京了。

问：经过院系调整，您来到北大不久就留校任教了？

答：是的，当时的情形是：教授名家汇聚，青年教师断层。……

课程安排方面，一般像郭麟阁肯定是教高年级，闻家驷肯定是教诗歌，齐香教基础课，罗大冈已经到社科院去了。……

这些老师里面，我受益最多的是吴达元老师和齐香、罗大冈老师。吴老师对博马舍特别有研究，翻译出版过《费加罗的婚礼》。有一次我们全系的人在他的带领下，到城里的青年艺术剧院看这个戏。这是根据他翻译的剧本，征求了他的意见制作的。他也一直担任西语系副系主任，另外还负责《欧洲文学史》法国部分的撰写。可以说与法国文学有关的工作都是他在主持，算是解放后北大法语的第一代学科带头人。

后来我主要和齐香老师一起教基础课，……齐老师在学生里的口碑是最好的。因为她对学生非常关心，真正的关心，也非常耐心。另外她语言抓得很紧，很细节的地方也抓得到，对学生也很严格。遇到考得不好的学生，她会很细致地和他们讲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学生从国外打电话给我，让我转告齐老师的儿子，说很怀念齐老师。

可以说，是这一代前辈老师奠定了北大法语专业扎实的学风以及严谨认真的教学风格。并且，也确实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当时国内只有北大和北外有法语专业，而北外没有文学专业，北外的法语文学要请北大的老师去教。所以很自然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国文学翻译家和学者都是北大出来的。这是北大的一大贡献。

问：再和我们谈谈布托尔小说《变》的翻译吧，这本书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经典，很有独创性。

答：70年代末那个时候，有一位法国专家在北外和北大兼课。她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有过接触的法国人。兼课的时候她就给我们年轻教员上课，让我们每两个星期交一篇作文，到她那里去，到友谊宾馆，她给我们讲评。有一次她就跟我们讲：“最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啊，刚翻开的时候是主人公刚乘上巴黎—罗马的火车，过了几百页、二十三个半小时以后，车上没有发生任何事，他还没有走出车门，正准备下车。”我就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奇怪，所以就想找来看，国内没有，正好有位老师从瑞士回来，恰巧买了这本书。我借来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趣：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完全从视觉角度入手，专注回忆—梦想—期望等思想波动和心理变化。这本书让我感觉到真实，感觉到它写出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思想情感的复杂性，感觉到人的思维跟他的表达方式、跟外面的世界整个地掺和在一起。

主人公往返于罗马和巴黎的情节很有意思，这个情节发展成他生活中的两座城市和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小说在叙述方式上也大胆创新，一般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叙事，我以前从来没读过这种第二人称叙事的小说。如此一来，好像把读者和人物的距离拉近了，读者有着强烈的介入感。这样的写作手法很吸引人，促使你一直想读下去。另外，书中对动作的描写和景物的描写也都特别细致。我翻译完了以后，在法国特别拜访了作者，他住在尼斯海边的一处僻静所在。他特别喜欢音乐，那是个黄昏，他关着灯，正坐在那里听音乐。

问：阅读您的翻译文字，感觉到准确或者说精准，可以说毫无隔阂地完整再现出原文的风貌，比如您翻译的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旁》这段文字：“在这种时期，悲伤虽然日益减弱，但仍然存在，一种悲伤来自对某人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另一种来自某些回忆，对某一句恶意的话、对来信中某个动词的回忆。”又比如您翻译的杜拉斯的《写作》中这样的话：“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作。事情就是这样。”这样的时刻，我们忘记是在读译文，我们忘记了译者，感觉就是在读普鲁斯特，就是在读杜拉斯。能给我们谈一下您的翻译体会和心得吗，比如您是以什么样的翻译标准要求自己的？

答：我觉得就是忠实。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原来提翻译的“信、达、雅”，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忠实。没有“信”，什么都谈不上。如果原作者就是不要“达”，那你何必要给他“达”呢？如果原文不“雅”，何必要让它“雅”呢？

像杜拉斯的作品，短句很多，重复很多，作为译者，你必须得重复，因为它本身有个韵律、节奏问题。而普鲁斯特喜欢长句子，蜿蜒曲折，连绵不断，有时候半天没有一个句号，翻译起来也要尊重他的语言风格，在中文习惯允许的范围内传译。《变》的句子也很长，记得作者布托尔本人说过：他写这本书，就是要打破人们对法语的一些误解。一般人们认为传统的法语就是很短、很清晰的句子，不会有很长的句子。所以他有意在句法上突破，写的句子特别长，后来甚至发展到探寻文字与音乐乐谱之间的关系……

当然，译者自己是有判断和好恶的，在翻译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这些个人情绪思想变化，你不能加进去啊，不能带到译文里去。那样做的话，就好像译者要对原文加以说明似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明。既然原作者没有说，你就没有权利去说。中文的习惯当然要考虑，你不能翻译出中文没法读的东西，必要的时候，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当然得加一点东西，或者分一分，加个句号、逗号什么的。

概括起来，我的想法是：首先要注意的，并且在翻译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注意的，就是要忠实于原文。你看他的语言是哪个层次的语言，比如比较华丽的语言，那就翻译得比较华丽；原文是简单的语言，你也要用特别简单的语言进行翻译。我觉得这个应该做到，翻译不能添加太多的东西。所谓忠实，不仅仅是有一是一，还要从语言的层次上符合原著。

除此之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哪些类型我可以翻译，哪些不行，我自己知道。理论类的我就不行，我在理论性方面的词汇积累不够。像徐继曾先生翻译的东西，我就做不来。我翻译的东西都不是理论性的，都比较注重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到某些比较专业的内容的时候，译者可能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理解或者理解不透，这种时候，一是要做足功课，查询必要的专业资料，另外就是期待阅读的奇迹，也就是说读者的理解。比如我翻译过一本讲艺术问题的书，说实话其中有些内容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懂，因为作者本人可能就是在吸毒后的半迷糊状态下写出来的，有些东西很诡异。但是有一个喜欢这种艺术的人，我送了他一本样书，他觉得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好。可能作者和读者都是做艺术的，他们之间心有灵犀。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去翻译数学方面的书，译者自己不是太懂，但是把公式往那儿一列，数学家自己就懂了。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有时候是相通的。

访谈时间：2011年1月13日14时—17时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中关园桂裕芳教授寓所

访谈人：王东亮、罗湉、史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