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翻译是使原文条理分明、深入渗透的过程，因此译文可能比原作更细致、更明晰、形象更加具体。翻译要考虑许多因素，这就使译文必然要膨胀。一旦确定原作值得翻译，这就立刻提高了原作的价值。从历史上来看，无论就文化背景而言还是译文涉及的读者而言，译作都比原作的地位要髙。但在实践中却未必如此。试举汉译英的一个例子从反面来论证。

《论语·实问篇》孔子有这样一句：“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言简意赅。在进行语内翻译时，考虑到古汉语的表达习惯以及整个论语各篇章对“君子”的定义，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 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追求财利。”而理雅各在英语翻译中以“隔”对“隔”，未能做到明晰完整：'The progress of the superior man is upwards; the progress of the mean man is downwards. ”

翻译中的不平衡总是存在。译者要么添枝加叶，要么偷工减料，把碍事的愣角通通磨去。真正的翻译应寻求平衡，尽管这样做费功费时，艰难曲折。在译文不及原文的地方，翻译可突出原文固有的优势。在译文超过原文的地方则说明原作具有尚未实现的潜在力量。理想的译作应和原作完全对等， 然而又不是平庸的重复。尽管这种理想很难达到，但这对译者明确提出了“寻求平衡”的要求。有了平衡，我们才赋予“忠实”这个重要概念以真实的意义。忠实不是字面上的对应，也不是传达“精神”的一种技巧。译者、阐释者和读者在他怀着占有的目的来理解一篇作品的时候，便破坏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只有当他努力恢复这种平衡的时候，他才忠实于这篇作品。忠实是一种道德观念，亦是一种经济观念。一位富有经验的译者会努力创造条件，既实现交流，又不造成损失。原文和译文作为这一过程的两端，都应该是完整的。在语义交换的范畴内，翻译是一种最生动、最彻底的公平交换。译者的任务是使思想得到历时和共时的交流与保存。

翻译阐释涉及信任、侵入、吸收和恢复。这一观点使我们得以克服多年来统治翻译史和翻译理论毫无结果的三点论。人们一直试图区分直译、意译和自由模仿，这种划分是不精确的，也缺乏哲学根据。

1962年的科林斯法语会话手册用逐字通译的方式将法语中“J'aime la natation”译为“I love natation' 而实际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不这样讲话。在 “I like to go swimming”一句中，“Swimming”一词在《贝奥武甫》(Beowulf)中首次出现；它的词根是印欧语中的swem，即整体上的运动。Nager则完全不同:它在古法语和普罗旺斯方言中与表示海船上的掌舵和前 进的“航海”一词有明显的联系。会话手册的译文是' Je veux aller à la piscine.' 。“Swimming pool”与“piscine”并非同一种东西，后者是罗马一种鱼池。而“丨want to go ...”和“Je veux aller...'在意义上也有区别。“want”最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表示“缺乏”，“需要”，也表示“想”，“欲”;这层意思在 《牛津英语词典》中被排在第五。Vouloir—词的意义繁复众多，从梵语中表示“意志力”的词根var派生而来。“I want”不应翻译成“Je veux”因为在法语中这是一种强势语，用来表示一种愿意。这种愿望会让人觉得生硬专横的命令，而不是有礼貌的请求。在法语中这类意义需要另外几个词，如besoin, manque, carence 等来表达；但是，“J'ai besoin d'aller nager ”这种译文又显得很不自然。

这样看来，直译，或者德莱顿所说的 metaphrase，不是什么最明显的、最基本的方法，而是最难做到的方法。原文和译文隔行对照，这是翻译的最终目标，然而却又很难实现。它体现了理解与复制的全过程，体现了不同语言间的透明度。严格说来，毫不考虑使用者所操语言的正常句法和词序，隔行对照的译文不过是一份词汇表而已，只是纯粹解释词义、一定程度的移位或发挥的折衷产物，其目的是使译文勉强可以接受。如：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Etre，ou ne pas être, c'est la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译）

死后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梁实 秋译）

应活吗？应死吗？——问题还是……（黄兆杰译）

如果说上述译文中与英语语源接近的法语译文还算勉强表达了原意的话，那么用语源与英语相去甚远、表意方式与英文迥异的汉语来翻译莎士比亚这一句名言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句话看似模棱两可，实际表达了人在进行重大抉择时强烈尖锐的矛盾、犹疑和困惑。上述几种汉语译文中，莎士比亚模糊丰厚的潜台词均被译者用译文语境中的逻辑或多或少地抹掉了，留下的是苍白、胆怯和踌躇。

从事诗歌、哲学著作或宗教经典的译者采取或者自称采 取逐字翻译的技巧，为的是深入原文，以力求保存意义的完整。译者极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感情及本族语言的特点都限制在原文的范围之中。这种情况下，翻译的第一步即信任便主宰了整个过程。译者并不致力于掠取或满载而归。他希望留在原文的“范围之内”，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如葛莱姆(Graham) 译的杜牧的《念昔游》：

十载飘然绳检外，

撙前自献自为酬。

秋山春雨闲吟游，

倚遍江南寺寺楼。

Whirled tea years beyond all bounds,

Treating myself in the tavems, drinking my own health.

In Autumn hills and spring rain in the places where I idly sang,

I lolled against the pillars of every monastery in Chiangnan.

葛氏力图在文字上复制原文，但却是太过于“忠实”、完全破坏了原文的诗味与作者的原意。原诗中，诗人游山玩水，似乎悠闲自在，内心却十分苦闷。原诗虽无一处正面发泄无可奈何的愁绪，而又处处让读者觉察到一股怨气。原诗妙就妙 在这“弦外之音”。再看葛氏的译文，粘滞呆板，亦步亦趋， 结果徒然强留住了原诗的形状，神韵和幽渺的深意却丧失殆尽。

如果一位作家，尤其是抒情作家翻译或参与翻译自己的作品，就特别容易产生一种异国情调，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总要把自己细致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如有可能的话，还要将这种感觉加以拔高，或表达得更为准确。翻译的有效性在于人类精神中的普遍性或和谐一致性，尽管普遍性与和谐一致性至今无法证实。翻译的目的就是把原作的内容加以吸收，同时尽可能保存原作的形式。德莱顿对意译的定义是：“写出外国诗人如果用译者的语言进行写作可能写出的作品。”严格说来，大多的翻译都要超越时间的差距，通常所谓翻译只是“写 出外国诗人如果现在或者接近现在用译者的语言进行写作可能写出的作品”。这个所谓“接近”的幅度乃是理解与重述过程中始终发挥作用的因素。

翻译史中有一些译者用原文同时代的语言来翻译，试图克服译语和原文时间上的障碍，结果并不成功，因为译文的读者毕竟是生活在当代。然而使用一定程度的古语，追求旧时风格的倾向在翻译史上倒是屡见不鲜。这样做原因有二，其一是译者为了深入理解原作的意思，理解原作的形式，就免不了要追根溯源，设法找出作者最初的动机；其二是策略上的原因。译者把外来的东西写到本民族语言一文化环境中时，希望为它创造适当条件。拟古的文笔可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们不觉得它来自异国。杰出的译作可以使两种语言在地理方面的距离转化为人们不易觉察的语言内部在时间方面的距离，从而成功吸收外国作品。

庞德的翻译便是在追求艾略特所说的“半透明状态” 。他将中文原诗中的意象加强，主张用拼凑的方式把不同水平的引喻放在一起以表现更为集中的感情。他善于采用中文作品的形式，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姿色和体裁， 他的独到之处在于模仿和自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