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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于禁假节钺”一事颇有兴趣，很多人将其作为于禁为“外姓第一将”的证据，甚至有于禁可凭此斩杀曹仁的言论。于禁直接下令斩首曹仁会怎样？按官职权力于禁可以处决曹仁这一级别的将领啊?我在对相关记载进行探究后，有了一番不同看法，愈深入，愈是豁然开朗，同时还总结了一下曹操对诸将选官授职的特点，以下将一一说明。
于禁 用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于禁假节钺的时间是建安二十一年（216），这一年曹操进位魏王，封于禁为左将军，同时赐予假节钺的荣誉。很多人认为“假节钺”等同于“假黄钺”，而史书上又有记载称“假黄钺”可“专戮节将”，例如“假节”的曹仁，因而于禁有资格斩杀曹仁。
于禁 有关假黄钺专戮节将的说法出自《宋书·百官志》，该书将节将分为三等，从高到低依次是使持节、持节、假节，而假黄钺则有资格斩杀这三类节将，因而“非人臣常器”。
首先要搞明白的是，“假节钺”能否和“假黄钺”划等号。假节钺是同时假节和假钺的缩写，但并非假钺就等于假黄钺。《三国志·曹真传》里写曹真在黄初三年（222）回到洛阳，被任命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假节钺，《晋书·职官志》里这件事的时间和官职都与《三国志》完全一致，唯独把“假节钺”改成了“假黄钺”。而《曹真传》里又记载曹真在这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假节”的资格，因而《晋书》的说法应该要更加准确，即这一年曹真所得到的只有“假黄钺”而非“假节钺”，同时可以得出在这段记载里，假节钺=假节+假黄钺。 然而这并不能说《三国志》里的“假节钺”全部指代的都是“假节+假黄钺”。例如《三国志·董卓传》里说董卓在迁太尉的时候得到了“假节钺虎贲”的待遇，到了《后汉书·董卓传》里则是“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毫无疑问，《后汉书》要更加细致准确，同时可以得知在这段记载里，假节钺=加节+加斧钺。
董卓 “假”和“加”明显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是暂时借用皇帝的权威，而后者则是赐予这个权威，例如“加九锡”就不会写成“假九锡”。董卓实质上接受的是“加节钺”，而《三国志》写成了“假节钺”，可见陈寿在这方面并不细致，或者说史料来源不够可靠，他所记录的“节钺”并不能认为都包含了“黄钺”。
那么“斧钺”和“黄钺”的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斧钺又称鈇钺，是帝王赐予的拥有专征专杀之权的器物，为九锡之一。汉武帝时期曾让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斧钺去处理淮南王谋反案，东汉时期窦固进攻匈奴时，没有被赐予斧钺的骑都尉秦彭以法斩人而被窦固参了一本，还在朝堂引发了争论，最后结论是秦彭的做法没有违反规定，别将可用棨戟代替斧钺。 而黄钺传说中是周武王斩人的兵器，后来成为皇帝的器物，在法驾（皇帝车架的一种）里配备，因而是天子之器。在三国之前，只有汉桓帝时期的度辽将军桥玄上任时得到了假黄钺的待遇，蔡邕还专门撰写了《黄钺铭》来称颂桥玄的功绩，可见此事相当荣耀。
黄钺 曹操作为刚登基的魏王，应当没有赐予部下将领假黄钺的权限。当然也有反例，比如孙权登基前一年就赐予陆逊假黄钺，但孙权这个吴王太特殊，在当时不尊任何一家在位的皇帝，而且同年孙权还封吕范为大司马，同样逾越了王爵的权限。而曹操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同时按照汉制，王公有自建玄钺（铁斧）的权限，魏王曹操想造多少玄钺送多少人都是他的自由，因而我认为曹操赐予于禁的并非是黄钺。
此外三国时期的假黄钺是否能够专戮节将甚至节将本身有没有等级之分，都是值得商榷的。 节又称节传，是一种信物，先秦时期商人做买卖就要用节传来通过关口。后来节传成为用来代表天子的信物，在大臣担任使节就会赐予节传，例如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时被扣留，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没有交出符节，被传为佳话。与之相反，东汉末年太傅马日磾持节出使关东，被袁术夺节，马日磾因此忧愤呕血而死，而东汉朝廷也因此怪罪马日磾，最后甚至没有以礼下葬。
苏武牧羊 在东汉时期，官员从朝廷受命带兵出征时都要被授予将军名号，同时授予符节，用以代表天子领兵。而在完成出征任务回到朝廷后，将军名号和符节要被收回。 《宋书》和《晋书》里把持节将领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个等级，但这是三国之后的制度，不能证明三国时期就有这种分法。实际上在《史记》和《汉书》里，“假节”这个说法分别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史记》里的“假节”来自于乐毅的自述，说明至少在司马迁时期，假节并没有成为一种正式的任命称谓。而在《后汉书》里对同一件事的说法又是“持节”，所以班固时期可能出现了这种称谓，但并不常见，是“持节”的另一种说法。
更加直接的证据是，根据《三国志》记载，曹操生前一共授予了九名部下将领假节的资格，其中三人在曹丕称帝前去世，于禁被俘虏，而曹丕称帝前又新授予了四名将领假节的资格。这九人除朱灵缺少外其余在《三国志》里全部被写成是“假节”，其中夏侯尚甚至是先持节，后假节，然而在曹丕称帝时的劝进表上，这九个人全部都被写成了“使持节”。如果当时真的已经把节将分成了三个等级，且使持节为最高，那么仅有的九个节将全部是使持节明显不合情理。同时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曹魏的劝进表上，在《曹真碑》和《废李平表》上也是相同的情况。 此外，《三国志》里记载夏侯惇之子夏侯楙一生最高做到了镇东将军，假节，而《魏略》里则记载夏侯楙早在担任安西将军时就已经是持节，因而此处的假节理应不低于持节。综合以上材料，最可能的情况是，在曹丕继位这个时期，“假节”“持节”“使持节”三者指的都是同一回事，没有等级之分，而是互相通用。
既然节将都没有明确等级之分了，那《宋书》里所谓的假黄钺“专戮节将”放到于禁这里还有效力么？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宋书》写的是刘宋时期的事，是说江夏王刘义恭可以凭假黄钺专戮节将，刘义恭能凭黄钺斩杀节将不代表曹真可以凭黄钺斩杀节将，这是标准的拿本朝的剑来斩前朝的官。
此外，《三国志 辛毗传》和《晋书 宣帝纪》里记载五丈原之战时，魏明帝曹叡为了阻止司马懿出战，派卫尉辛毗前来制止。按照这两本史书的说法，辛毗是使持节而司马懿已经假黄钺，如果假黄钺有专戮节将的功能，仅凭辛毗无疑是无法阻拦的（《世说新语》倒是说辛毗假黄钺，但语句描写和《晋书》几乎一样，所以你懂的）。 《张郃传》里称魏明帝曹叡派张郃督关中诸军前往荆州受司马懿节度，张郃早已假节，在劝进表里甚至是使持节，而按照《晋书》记载，司马懿此时也是假节。这说明在当时，节将督诸军去受其他节将节度的模式是存在的，个人怀疑于禁支援曹仁就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曹魏处于节将制度的完善时期，等级和权限划分并不像晋制和宋制那样严格。
此外《蒋济传》里记载夏侯尚在担任征南将军时获得了“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的权力，但夏侯尚在担任征南将军时只是假节而非假节钺，然后曹丕又收回了这道诏书，所以并不能确认假节就可以杀人。之后夏侯尚又获得假钺的资格，假钺指的应当就是假斧钺，但这事发生在夏侯尚被收回诏书之后，反而对假斧钺可以专杀的事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曹魏初期的制度是很有弹性的，节钺究竟有多大权限可能是取决于诏书，而非定制，因而使持节可以节度假黄钺，假节可以专杀又可以被收回专杀资格，全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夏侯尚 这种情形不止存在于曹魏，灵帝时期就有使匈奴中郎将张脩因为不向皇帝请示就擅杀单于结果被处死。按东汉制度，使匈奴中郎将是拥节的，但并没有专杀的权力，必须向皇帝请示。而前面提到《后汉书》里记载王莽派王恽等人假节出使四方时有“专行诛赏”的权限，因而只要有相应命令，持节大臣就有专杀权，但节本身没有这项功能。 《通典》里记载曹魏有黄钺大将军为一品官，但任何史料里都没有记载曹魏有“黄钺大将军”的官名。而《晋书》里又说四征四镇等大将军如不开府为二品，开府则为从公一品，因而开府即能升品。以此推论，《通典》里的黄钺大将军指的应该是曹休、曹真这种假黄钺的名号大将军，也就是说，曹丕给他们假黄钺的用意应该是升品。
综上，于禁的假节钺并非是假黄钺，且三国时期的假黄钺也很可能没有杀节将的功能，于禁斩不了曹仁，甚至可能要受曹仁节度。 被挽尊的于禁上面说到，在曹操生前共有九个将领获得了假节的资格，虽然曹操授予假节的不止他们九个，但作为战将用于军事用途且长期持有的只有这九人，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张辽、夏侯渊、乐进、于禁、孙观、臧霸、曹仁、徐晃、张郃。 最早被假节的张辽是在天柱山之战后获取了这个资格，时间是建安十四年（209）。有关天柱山之战，历来没有引起太多三国爱好者的注意，实际上这场战役意义并不算小。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操兵败赤壁，留下曹仁镇守江陵，乐进镇守襄阳后返回北方，刘备和周瑜趁势进攻荆州，而孙权则在同一时间进攻合肥。 合肥处于扬州北部，自袁术败亡，孙策攻破庐江之后，此地以梅乾、雷绪、陈兰等袁术残党为首聚集着数万人。曹操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让他镇抚当地，虽然《刘馥传》里写刘馥单马造合肥，安抚雷绪等人，恩化大行，又储存战备，然而实际上雷绪等人的势力并未受到影响。《先主传》里写雷绪战败后依然拥有部曲数万口，可见是一支颇有实力的割据力量，并且在赤壁之战后，这帮人很快就反了。 《臧霸传》里记载孙权派韩当去接应陈兰，可见他们与正在攻打合肥的孙权是有所勾结的。此时曹仁、乐进、徐晃等人都被安排在荆州抵抗周瑜和刘备，合肥又防守空虚，如果孙权和陈兰等人的进攻奏效，那么整个淮南都有沦陷的危险。 按照各武将传记的相关记载，天柱山之战的大概过程是曹操派张辽和张郃等人一队，于禁和臧霸等人一队，分别讨伐各居两地的陈兰和梅成，但因为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之计，致使陈兰和梅成完成汇合，此时韩当的援军正在赶往陈兰之处，且曹军的粮食即将耗尽，讨伐任务快要失败。之后诸将各自分工，臧霸前去阻拦韩当，于禁负责运粮，而张辽率领张郃等将领强攻天柱山，将其一举扫平。与之同时或者随后，夏侯渊又率领诸将击败了雷绪，战事宣告结束。而曹操在给诸将论功行赏时，认定张辽在天柱山之战立的功劳最大，赏赐增邑和假节。
张辽的这次假节十分特殊，因为之前都是打仗前假节，打完仗归还，而张辽却是打完仗才被假节，并长期持有。汉末以来长期持节的人并不少见，但多为汉帝对权臣诸侯掌握军权的认可，和张辽的这次假节意义完全不同。张辽并未掌握大量军队，假节的意义在于曹操同意了他拥有指挥诸将的能力，在必要的紧急时刻可以指挥诸将。
曹操 这与曹操在天柱山之战所面临的特殊情况有所关联。随着地盘领土和阵容队伍的扩大，曹操军越来越容易面临曹操不能亲临现场指挥的情况，与此同时，那些一同出战的功臣宿将又地位相仿，常常互相不服气，例如《赵俨传》里就说于禁、乐进、张辽经常出摩擦，需要赵俨作为曹操的使者经常去传达命令。 然而在赤壁之战后，曹操的许多地盘都在起火，一下子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而中军的代表人物史涣也在这时去世。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参与天柱山之战的臧霸、于禁、张辽、张郃等人之间地位相近且原本没有统属关系，如果曹操以及曹操的使者不在场，大家就容易各打各的，缺乏配合。 正是张辽在这一战里力排众议，决定从山路强攻才得以歼灭陈兰、梅成，而如果诸将不肯听从张辽，只有他一人强攻，最后肯定也是难以获胜的。曹操在战后赐予假节，其实就是认可了张辽的这次判断，表示如果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张辽拥有相应的指挥权，可以强行命令各部队。
与张辽类似的还有夏侯渊和张郃的假节。建安十七年（212）正月，马超率兵包围凉州治所冀城，一直包围到八月也没有迎来夏侯渊的援军，导致刺史和太守投降，凉州沦陷。两年后姜叙等凉州大族起兵反抗马超，并且向夏侯渊求救，当时诸将表示需要向曹操报告后得到他的节度，而夏侯渊说曹操在邺城，往返路程有四千里，根本来不及救姜叙，于是立刻发兵。 这两件事如果合起来看就不难理解夏侯渊的想法。之前冀城被包围了接近八个月却没有得到夏侯渊的救援，极有可能是因为夏侯渊没有发兵的权限，所以报告曹操请求节度于是延误了时机。后一次夏侯渊不想重蹈覆辙，于是在没有得到曹操命令的前提下自主发兵，最后大破马超韩遂等人。而曹操在事后授予夏侯渊假节，也就是认可了夏侯渊的这次行动，并同意他以后也有这样的权限。 夏侯渊死后，阳平一带的魏军没有主帅，三军震恐，于是郭淮推举张郃为主帅节度诸将，安定军心。曹操听说之后马上派使者给张郃假节，也是认同了张郃等人在非常规情况下的这种紧急操作，并且印证假节确实具备节度诸将的功能，而非单纯的奖赏鼓励。
从这个角度就容易理解曹操在合肥之战时对张辽乐进李典下达的命令了。这时张辽假节已有六年，乐进在前一年的南征后也得以假节，曹操将这样两个人留在合肥大概是想上一道双保险，他们二人在紧急状况下都有指挥诸将的权限。但反过来说，两人都是主帅就势必造成指挥混乱，于是曹操下的命令是张辽李典出战，乐进守城。
合肥三巨头 实际上无论张辽或是乐进都有指挥李典的资格，这道命令也可以改成乐进李典出战，张辽守城，但不能变成张辽乐进出战，李典守城。《张辽传》和《李典传》里都专门提到了李典的个人态度，尤其后者还讲明张辽与李典之间关系紧张，因而担心李典不听从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张辽对李典具有指挥权，因为李典可能反抗的只有张辽的命令而不会是曹操的命令。 《温恢传》里又说曹操告诉张辽和乐进扬州刺史温恢通晓军事，在做决定时要同他一起商量，侧面印证了张辽和乐进在合肥防务上拥有同等话语权。
在探明了曹操时期假节的意义和作用之后，我们再来分别确认这九名武将的假节各有什么不同。他们九人中，张辽、乐进、徐晃三人属于一类，也就是在作战立功后获得假节，夏侯渊、孙观、臧霸虽然表面上和他们一样也是作战立功后假节，但这三人各拥部队镇守一方，因而曹操只是借三人立功的机会确认了他们的权限，和张辽等人的资格认证有不同的性质。而在剩下三人中，曹仁是在去荆州上任之际假节，张郃是临时接管夏侯渊之后假节，这些都发生在夏侯渊等三位地方大员假节之后，个人认为曹操这时已经在有意完善地方都督制度，假节成为了都督诸军的必要条件，因而曹仁、张郃并不以战功而是以任命假节。
张郃 但是于禁既不属于战功假节，也不属于都督诸军假节，而是在升任左将军时假节，这就显得十分特殊。这一方面说明了于禁在天柱山之战后的七年间缺乏有力的战功，《于禁传》和其他人的传记里都没有于禁这期间有参与征伐的记载，以于禁的地位和曹操对他的喜爱，他如果能够在这期间获得与张辽乐进相似的战功，必然是有机会凭战功假节的。 另一方面，于禁并不都督一方，说明他的这次假节不属于赠予掌军之任，而和张辽等人一样属于资格认定。一个并没有立下相应战功的人获得资格认定，而且和张郃情况不同没有处于紧急事态，而是伴随着升官的动作，那就有点意味深长了。 在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封赏三大将军后，于禁、乐进、张辽就成为阵营里的三员代表将领，其地位持平。之后张辽乐进依然在许多战场立下战功，于禁却渐渐销声匿迹，以至于成为三人里唯一没有假节的将领。到曹操进位魏王时，乐进被任命为右将军，于禁被任命为左将军，两人依然平级，而乐进假节，拥有指挥将领的资格认定，这就显得于禁的同级显得华而不实。个人认为，于禁之所以无战功无督领而被假节，是曹操对这位老干部的一次挽尊行为，不让他被平级的老同事盖过去。 当然，于禁获得的假节肯定是有效的，这从后来他督七军救援樊城可以看出来，但对于当时多年没有独当一面的于禁来说，曹操是否在授予他假节时就考虑到这种情况，是值得商榷的。不妨结合曹操派于禁夺朱灵部曲来加以理解，朱灵作为资历战功过硬的老将，在劝进曹丕时官居使持节后将军，于禁夺营时朱灵理应是有将军位号的，且曹操并没有罢掉朱灵的官职，而朱灵事后成为于禁的部下督，即于禁有资格以朱灵这样的将军为部下并加以指挥。 因此，于禁的假节无疑在对朱灵夺营后的安置方面起到了法理作用，而一同被赐予的斧钺则应当是指他在朱灵及其营兵有不轨举动时具备专杀之权。于禁原本就以持军严整、以法御下著称，那么朱灵及其部众面对假斧钺的于禁不敢动也可以理解了。实情若确是如此，这段记载里的“以禁有威重”就显得很耐人寻味了。
最后还有一个不明之处是于禁假的究竟是汉节还是魏节。曹操、刘备、孙权皆在称王之后大量给部下将领假节，似乎证明了王爵有假节的功能，起码当时诸侯默认如此。但如果说称王后便可以大量为部下求取汉帝节传，似不合情理，但如果解释为赐予部下王国的节传则完全说得通。问题在于，既然节为天子信物，那么王是否有资格拥有代表自己的节？ 曹操的魏国初建时就是按照汉初诸侯王的规格建制，可以像朝廷一样设置群卿百寮，而这其中应当包括少府。少府之下设置有符节令，理应具备发放符节的功能。按相关记载可以得知从魏公国时期开始就设置有少府，王朗就担任过这一职位，说不定于禁的节传就是从王司徒这里领取的。
王朗 以王可假节为前提讨论的话，张辽无疑假的是汉节，而于禁则是魏节。那么曹操在给于禁假节的同时有没有把张辽等人的汉节换成魏节或者说汉节在魏王国的体系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效力，都是暂时没能探明的。或许当时的人都在打马虎眼，毕竟曹丞相也是汉官。
虽然曹操在生涯末期给各地都督授予了假节，意在完善地方都督制度，但仍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人也主动申请了对自己的官职进行变更。 夏侯惇制度许多爱好者在讨论三国时期的将军位号时都喜欢拿《后汉书》中的汉制或者《晋书》中的晋制来作为参考，但实际情况却是，曹操时期作为从汉制过渡到魏晋制度的关键时期，在将军位号方面显得格外混乱。相比于因官选人，这时更突出的特征是因人授官，而魏晋军制正是通过这种因人授官破坏了旧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 通过授官方式的不同，我把曹操手下的将领分为四类：宗室、府属、豪强、直管。如果比喻成一家公司的话，这四类人分别就是老板的亲戚、老板的秘书顾问、被收购团队的领导、普通员工（打工人）。 宗室是指曹家和夏侯家两个家族出身的人，既包括夏侯惇曹洪等一代宗室，也包括曹休曹真等二代宗室。这些人除了和曹操有亲属关系，很多都是曹魏集团的创建者或其后人，为起兵之初的曹操起到了巨大帮助。在蒙荫思想十分浓厚的汉魏时期，他们自然是居于曹魏集团最顶层的人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曹操部下的宗室大部分其实并没有很高的职位，甚至可能无职，例如夏侯渊在赤壁之战期间只是典军校尉，曹仁常年以议郎的身份带兵而没有军职，曹纯更是到死都没有军号。从官职来判断这些人的地位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只要有需要，他们随时可以代理将军职位，然后督领着一群宿将去打仗或者直接成为地方都督。 实际上夏侯渊是在曹操称王前夕才正式担任征西将军，曹仁更是在曹操去世前一年才正式成为征南将军。这种情况在曹魏二代宗室当中也很普遍，例如建安二十三年（218）曹真和曹休参与汉中之战时，分别是偏将军和骑都尉，但处于军队中枢地位，两年后就成为四征四镇空降地方，在劝进表里排在张辽、徐晃等四方将军之前。
夏侯渊 府属则是曹操的将军府、州府、司空（丞相）府、魏公（王）府的属吏以及护军和领军这样的中军将官。这些人里被委任军事者通常文武双全，并且有一定的家族势力，和曹操本人也有较深的主从关系。他们和宗室一样经常名位不显，但事实上具有很高的隐形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曹操的官府原本就是最中枢的机构，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人和曹操拥有十分直接的联系，曹操对他们的能力和忠诚度有相当的了解和信任，因而乐意以其执掌四方。 这一点后来在曹丕的诏书中有过直接表达，他希望天下士人都先成为散骑常侍，在自己身边接受历练，然后再派往州郡担任长官。这种模式并非曹氏父子首创，而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的，先当大领导的府吏再派往地方去当领导的模式一直都是最佳升迁渠道，无论是升官速度还是官职上限都普遍远超直接从地方上提拔的官员。实际上曹操时期各州刺史很多都是曹操直接从府吏中选派的。 这些府吏虽然看似名位不显，但实际拥有很大的权柄和无限光明的未来。以荀彧为例，他在兖州之乱时的官职是曹操的府吏司马，但夏侯惇称他为一州之镇，并且曹操在迎奉天子后马上就请汉献帝封他为尚书令。此外曹操在攻下汉中后，大家建议让中护军韩浩担任都督镇守当地，可见也是认可了韩浩有这样的资格。赵俨作为曹操的主簿，多次被任命领护诸军。 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曹操本人，是作为曹操的亲信使者传达命令或者节度指挥诸将，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以代理职务统领诸将征伐的宗室成员有异曲同工之处。
豪强则是拥有大量部曲武装的地方势力，他们率众投奔曹操，并获得曹操的任命担任武职和地方官长。这类人拥众从上千到数万不等，在参与征伐时通常率领自己所养的私兵。由于汉末是地方豪强崛起的时代，对于这类人的待遇处理则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宣传效用和征战功能，他们在曹操手下通常拥有相当高的官位，排在众将之首。例如在《劝进魏公表》中，平虏将军刘勋和建武将军刘若甚至排在了夏侯惇之前。 张绣在投靠曹操之后，无论是官职还是食邑都属于诸将中超然一等的地位，而张鲁在投降曹操后直接被封为万户侯，同时曹操还和张鲁张绣都结成了儿女亲家。张鲁的部下阎圃在劝进表上得以留名，可以想见，如果张绣或是张鲁活到了曹丕称帝的时间，在劝进表上也必然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
张绣 因为豪强武将们大都拥有一定势力，因而其中许多人都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甚至从阵营中叛变，所以曹操在表面上的高规格待遇下，也对他们有所防备，最后发展出了质任制，也就是地方将领要向曹操交出家人作为人质。对于这些将领曹操通常会为他们划分势力范围，认可他们的特权，除可以靠战功提升军号外，职位通常长期不会变动，甚至可以父死子继。
直管将领则不属于以上三类的任何一种，他们通常为武人出身，难以进入曹操的府中成为属吏，又不像豪强将领一样自带本钱，要通过战功升迁。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是降将所以起点比普通人高，但因为利用价值不及豪强将领，因而还是只能以作战立功的正常渠道来升官。这些人里的翘楚要比豪强将领受信任，比府属或宗室将领的官职食邑要高，但反过来说，他们的独立性不及豪强将领，升迁速度和官职上限也远不及府属及宗室将领，其代表人物就是五子良将。
五子良将 虽然以上内容里我对四类人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但不代表他们之间就是泾渭分明的。举例来说，曹纯虽然是宗室，但他又是曹操的府属，曹洪也常年在中军任职，夏侯惇又和其他武将一样很早就拥有了较高的职务并且正常升迁，而当时的文武官员绝大部分又多多少少和豪强沾点边。 其中豪强将领的身份是最模糊的，例如马超父子就无限接近这一标准，他们既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又率军支援过曹军作战，最后还交出了人质。如果他们最后顺利转化成了魏将，在曹魏的地位不会低于一同参加叛乱最后投降曹操并在劝进表上排名靠前的杨秋。同理，曹操父子也曾以胁迫交出人质的方式试图吸收消化孙权势力，孙权的堂兄孙贲甚至都决定同意了。而豪强将领和不同类别之间的身份也有可能发生转换，像李典虽然是典型的豪强出身，但他又积极响应曹操的号令，主动向直管将领靠拢。 了解了以上前提，对我们理解曹操时期的武官制度大有帮助。从大的方面来说，三国时期将军名号的泛滥是由于频繁的战争以及朝廷威望的丧失，各地诸侯获得了朝廷赠予的将军位号，而诸侯们又纷纷赏赐部下或豪强们相应军号。原本不属于常设官职且数量不多的将军职位一下子多了起来，因而需要从功能到地位都进行明确。 我们以三国迷们喜欢争论的四征和四方将军作为讨论对象。在东汉末年之前，只有征西是常用军号，目的是讨伐西北的少数民族，征南大将军只有开国名将岑彭当过，征东和征北都是不存在的。四方虽然是常用军号，但不常设，也没有出现过同时任命出前后左右四个将军的情况，同时不能明确四方就高于征西。 用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东汉将军的任命方式，名将耿秉在永平十八年（75）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巡视凉州，又在建初元年（76）担任度辽将军镇守北方，之后进京担任执金吾，章和二年（88）又再次以征西将军的身份随车骑将军窦固征讨匈奴。换言之，这几个将军位号原本就不是耿秉官职升迁中的一环，而是在承担军事任务时的临时职位，任务完成后就会论功行赏授予正式官职。 汉末的情况是，仗一时半会是打不完的了，将军这个职位可能一当就是一辈子。而且今天打东边明天可能打西边，军号又不能变来变去，就要设计出一套体系使其常态化，能够有效管理这么多的职业将军，他们要有明确的升迁体系，和文官职位之间也要能够互相转换。 曹操最早给部下设立的以方位来命名的军号有镇东将军刘备、安南将军段煨和平北将军张燕，但这三人都有一定的势力，难以算作直接下属。因而曹仁在南征后担任的行（代理）征南将军才应该算作是第一个，不过两年后曹仁在西北讨伐马超期间又成了行安西将军，随后在讨伐冀州的苏伯、田银时又成了行骁骑将军，后来又变回行征南将军。 从曹仁的任命方式上可以看出十分浓重的东汉制度特征，即军号以其承担的任务分配，且不涉及升迁。但事实上，以五子为首的直属将领和以臧霸等人为首的豪强将领所使用的是另一套军功升迁体系，他们的军号为常设且能够因功升迁。这套体系成为了后来魏晋军制的基础，而顶层设计则是要等到曹操称王后才开始进行并最终由曹丕所完成。
曹仁 从曹仁的经历里可以看出，虽然他在建安十四年（209）就得到过征南的军号，但只是临时任命，且很难得出征字号的将军代表可以镇守一方的结论，因为曹仁随后就又得到了安西和骁骑这两个军号。曹操最早正式任命的两位征字号将军是张辽和夏侯渊，二人的时间十分接近且没有明确记载先后，《张辽传》里写张辽因合肥之战的战功受到曹操“大壮”，拜为征东将军，夏侯渊在曹操离开汉中时被任命留守，拜为征西将军。 《武帝纪》里记载合肥之战张辽破孙权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张鲁投降曹操是十一月，曹操离开汉中并留下夏侯渊是在十二月，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曹操进位魏王，然后册封于禁乐进等人。如果只要战报的传递时间不大于四个月，那么可以认为张辽担任征东将军的时间早于夏侯渊担任征西将军，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认为四征将军最初就是作为都督的绑定职务而被设立。 在夏侯渊成为征西将军的稍早一点，张鲁被曹操任命为镇南将军，这里有点微妙的地方在于张鲁得到的不是征南的军号而是镇南。对此我的想法是，征镇安平中只有征才是汉朝的传统军号，镇安平都是汉末时期为了给各地军阀加官而发明的新军号，其本身就有和军阀相绑定的属性。因而曹操授予直属部下的都是征字号的将军职位，而刘备段煨张燕张鲁这种愿意顺从的前军阀则分别获得了镇东、安南、平北、镇南的军号。 唯一的例外是曹仁在潼关之战期间担任的行安西将军，个人猜想是因为此时夏侯渊正担任征西护军，为了对互不统属的二人进行区分而给曹仁加上了安西的军号，并且马上就换成了骁骑。
张辽获得征东将军的官职无疑是一次殊荣，因为此前只有曹仁和夏侯渊短暂获得过征字的军号，于是在几个月后于禁和乐进晋封左右将军时，张辽保持了征东将军的职位不变，如果张辽也在此时成为四方将军，反而显示不出其特殊对待。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四征和四方之间的地位高下，如前所述，职位高低对宗室将领而言本身意义不大，他们可以以临时设立的职位来督领诸将出征，而这并不说明职位本身官阶很高，因为曹操是因人授职的。
张辽 因而张辽所担任的征东将军可以看作是一个荣誉称号，比四方将军要显得更加特殊，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辽的地位其实已经开始隐隐有盖过于禁和乐进的趋势。五子当中，张辽张郃徐晃都是降将，在官渡之战结束后张辽在三人中的官位是最低的，但他在平定河北的战事中得以反超其他两人，从而同于禁乐进并列，按照正常发展，哪一天反超于禁乐进也并不奇怪。 但这并不能说明张辽获得了什么特殊权限，实际上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三月，曹操留下夏侯惇屯驻居巢之前，都无法证明曹操以寿春为中心建立了战区，赤壁之战后淮南屡遭孙权入侵且多次告急就是证据。而荆州战区的建立时间则比淮南更晚，曹操曾表示希望在寿春、汉中、长安三地各派一名儿子前去督领，应该可以证明这三处地方是曹操当时最重视的三大战区。 这也解释了史料中没有明示襄樊战区在赤壁之战后多年间负责人是谁的问题。《乐进传》中记载他在赤壁之战后就镇守襄阳，并且多次与刘备军发生冲突，《先主传》里刘备的书信则证明建安十八年（213）左右乐进正在荆州和关羽交战，而同一时间的《劝进魏公表》上曹仁的职位还是行骁骑将军，说明他还没有被派往樊城。建安十九年（214）乐进从征孙权，然后留在合肥，并于次年和张辽合作击破孙权，而曹仁又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参与第三次濡须之战，于次年屯驻居巢，而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侯音造反时曹仁已经屯驻在樊城了。联系到乐进于这一年去世，那么我们可以猜想襄阳一直是由乐进和曹仁轮流镇守，这样从时间上可以完全对应得上。
乐进 《文聘传》里有他和乐进在江夏襄阳南郡的交界地带联合击破关羽的记载，而这个时期刘备所占领的荆州是包含江夏一部分的，我们可以从中推论，襄阳在当时所处的防务地位与江夏相似，只是边郡之一，而非战区所在地。那么，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乐进去世前，曹操并未确立襄樊的战区地位。直到曹仁以行征南将军并假节的官职上任后，情况才产生了变化，并在曹仁平定侯音之乱后正式确认了襄樊战区的成立，四征将军也成为了战区都督的象征。 几乎同一时间，夏侯渊在汉中战死，曹操旋即放弃了汉中战区，三大战区所在地变更为了寿春、长安、樊城，分别对应东、西、南三个方位。按照曹操的构想，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一些时间，在夏侯惇、曹仁这些战区都督老迈之后，他可能会以曹彰、曹植等自己的儿子进行替换。事实上在汉中之战结束后，曹操确实是委任曹彰在镇守长安，只是曹操的寿命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自己的构想了。
曹操在生前的最后一点时间里不停在完善相关军制，显而易见地，有一个人的官职和权限可谓是混乱到了极点，与其他人完全格格不入，那便是夏侯惇。 夏侯惇在襄樊战役结束之时率军与曹操在摩陂会和，随即请求曹操任命自己为魏官。夏侯惇从建安九年（204）开始就一直担任伏波将军，后来都督二十六军屯驻居巢时也没有任命新的官职，甚至没有假节。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前面说了，假节的作用在于作为统领诸将的资格认定，曹操不给夏侯惇假节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夏侯惇根本不需要这个资格认定，不假节的夏侯惇也能令这二十六军听从号令。
不需要假节的夏侯惇 一个没有假节的汉伏波将军，却能指挥得动魏王手底下的二十六军，并且长期屯驻在外地。不要说汉制或者晋制，就算是翻遍历代所有制度也不会认可这样的事，如果非要起一个名字，那应该叫作“夏侯惇制度”。夏侯惇制度的存在是曹操时期因人授官这一现象的极致，充分说明了曹操手底下的将领们很多时候认的不是官，而是人。 夏侯惇向曹操求取魏官而没有被同意，最后是在夏侯惇的坚持之下才得到了前将军的官位。至于曹操最初为何不肯授予夏侯惇魏官的原因其实很好理解，魏王国最高只有册封卿的权力，而大、骠骑、车骑、卫这四个军号地位高于卿，是魏王国不能册封的官位。至于其他官职，夏侯惇作为淮南都督，担任征东将军自然是最合适的，但这个职位被张辽占了，那就只能去当四方将军。问题在于，四方将军是于禁和乐进当过的官位，让夏侯惇去当这个官职自然属于屈尊降贵，所以曹操才回了句“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 这似乎是在印证汉制下的伏波将军高于魏制下的四方将军，但实际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因为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尊贵的是夏侯惇而不是伏波将军，如果夏侯惇不再是伏波将军，那么这个官职也就没那么值钱了，换个人来当伏波将军不可能有资格都督二十六军。这里有个比较玄妙的地方是汉制伏波和魏制四方之间其实难以比对，这些官职的地位是由任者决定的，比如说假设曹操在成为魏王时就封夏侯惇为前将军，那就不算是委屈了夏侯惇，同时于禁、乐进也成不了四方将军。 问题在于，夏侯惇成为前将军是在于禁乐进将四方将军定格之后，因而就像诸葛亮担任右将军一样，是一个自贬官职的举动。而夏侯惇不惜这样做也要求得魏官的原因大概在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领头参加对曹操的劝进活动。 因此，如果以夏侯惇曾担任前将军作为理由，来证明魏王国的四方将军地位极高，进而推导出于禁地位极高的话，无疑是本末倒置了。实际上正是因为于禁等武人出身的直管将领担任着四方将军，使得后来的魏制里，四方将军处于一个地位和权限都不甚高的位置。
夏侯惇 比起等级相对明确的魏官，此时的汉官显得弹性很大，只要不加以规定，伏波将军这个十五年前获封的杂号将军就可以冠绝魏将。夏侯惇的伏波将军宛如薛定谔的猫，只要不去揭开盖子变成前将军就无从确定等级。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曹魏，例如刘备称帝后，帮他署府事的军师将军诸葛亮便立马升格为了丞相。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地位，准备代汉的他马上在制度上进行了变更，使魏王可以像皇帝一样册封公级别的大臣，因而夏侯惇马上成为了大将军，甩掉了尴尬的前将军。此时的魏制已经具备了汉制的几乎全部功能，随时可以进行替换。而后曹丕对军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而其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原本拥有不同授官和升迁途径的宗室、府属、豪强、直管全部纳入同一途径，严格地划分出等级，即全部变为直管。 魏制转汉制就是如同夏侯惇转前将军一样为猫揭开盖子的过程，这堆薛定谔的汉官们都要通过揭开盖子的工序钉死在魏官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群所修订的九品官人法便是一个用来辅助开盖的工具。 在这套新的体系下，四征四镇与地方都督严格绑定，并且在地位上盖过了四方将军，中领军和中护军等中军官职也获得了较高的品级。豪强们的军号逐渐失去超然一等的地位，需要军功进行迁转，曹仁、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宗室将领们官位得到飞升，而之前占着征东将军位置的张辽也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 由于曹丕正式称帝，因而不再有专门的府属，以侍中、散骑、尚书台为首的朝堂百官代替了府属的功能，他们和地方豪强一同进入九品中正的系统进行等级评判，而只能依靠军功提升地位的武人和降将们逐渐被边缘化。
曹丕 数十年后，在灭蜀和灭吴中分别取得首功的邓艾和王濬一个是屯田民出身，另一个在朝廷没有根基，这两个异类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成就似乎印证着此时还遗留着汉末时期以才为先的风气。但这两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在立下大功后一个遭到了构陷，另一个遭到诬告，则体现出当时的用人风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于禁的左将军假节钺在曹操时期的将官体系下到底是哪种定位，相信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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