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 《牛虻》是一部典型的“革命+恋爱”式的作品，其革命的背景虽然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青年党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故事，但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文学教科书，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它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效仿的创作模式，追寻它的历史踪迹，有助于我们汲取作品精华，烛照当下创作。本文试图从阅读史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一条《牛虻》在中国曲折变化的阐释史。于是，从版本学的考证、主题的阐释、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人性的深度发掘等几个角度，阐发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即：拯救和爱情（包括自我救赎）的母题，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不可抗拒的描写元素，它既成为许多西方作家作品摆脱不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也影响着中国近80年来的文学创作。然而，在宗教母题之上的另一个太阳——人性的光辉却是照亮这部作品的圣灵，作品所塑造的牛虻形象就是“第一位格”充满着人类之爱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爱情的执念奉献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平民的普世之爱，作品都有着巨大的超越时代和超越阶级的文学史意义。它引发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俯视人性，还是仰视人性呢？！ ● 关键词 拯救与反叛；革命+恋爱；双重主题；时代背景；典型性格；人性光辉 《文艺报》的行超让我撰写“重读经典”的文章，这个提议立马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要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了，它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在我世界观的形成中，在我的价值观的定位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它就是我文学思想启蒙的“圣经”。 1966年在“销毁反动书籍”运动中，我们火中取书，得到了一批只可私下偷偷阅读而不可言传的“枕边书”，于是，这本似懂非懂的《牛虻》，就成为我在那个时代叛逆心理的历史见证。虽然，最初阅读时，我自觉是有罪感的，但并不敢、也不能与别人来讨论这本小说的好坏，更不可能意识到它“革命加恋爱”背后，隐藏的人性拯救和自我救赎的主题内涵，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和境界。 1968年10月下乡插队那一刻，我带着这本“黄书”踏上了“九九艳阳天”的生活征程，这个细节在我30年前的随笔之中就描述过，在2023年《当代》文学杂志“乡村风景”专栏的开篇之作《驶往浪漫的夜航船》里，我又一次复述了初读《牛虻》的懵懵懂懂情绪。无疑，是这本“黄书”陪伴着我度过了六年艰难的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本书，我也许活不到今天，更不可能走上文学的道路。而且，这部小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浪漫悲剧审美的文学，一个人能够在悲剧中屹立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一刻，这种“个体无意识”就深深地扎入了我的文学审美观念中，成为终身摆脱不了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即便是像《红与黑》中，于连那样的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也仍然不失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当德瑞娜夫人亲吻着于连遗体上的头颅时，那不止是爱情的力量，更是一种为自身人生道路而牺牲的精神，它让人物站立起来了。于连虽然不是道德的英雄，但却是一个敢于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献出头颅的悲剧英雄。所以，当我1979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时，其核心观念就是以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观来审视作家作品的。 虽然，当年我只是被小说主人公亚瑟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深地感动，从直觉上感受到人在苦难的境遇中，只有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活下去的真谛，亚瑟拒绝了别人的拯救，与从小就受到浸入骨髓里的熏陶洗礼的宗教永别，思想的反叛让他走上了既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才悟出了这本书主题的真正涵义——拯救人性才是人类一切革命的终极目标。 同样是“革命加恋爱”的题材小说，亚瑟式的“出走”，却要比《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单纯的“五四”式的“出走”要深刻得多，也比老鬼《血色黄昏》从“出走”到“回归”更有思想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从中国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真正有深度的“五四出走”题材作品应属茅盾的《蚀》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但是，同样是通过历史的大事件，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营造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茅盾的悲剧作品中虽有强烈的浪漫悲剧阴影笼罩，虽有思想和审美的力度，殊异于同时期的许多作品，然而，在悲剧中让人感受到其思想的穿透力、能够让人物的精神再次“复活”与升华的境界，比起《牛虻》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牛虻式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成为我的价值观的坐标，也让我像牛虻那样，从宗教的迷狂中走出思想的中世纪。 为了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第1版的竖排版《牛虻》，和译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的横排版进行对读，试图将其连缀成一篇个人阅读史的文字，以期反映出各个时代阅读语境不同而造成的阅读效果的差异性。1966年至1977年为第一阶段；1977年至2000年后为第二阶段；202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 我本想略去1968年那个懵懵懂懂阅读时的感受，因为那时我汲取的只是男主人公坚强的意志和人性品格，以及他对恋人表面冷酷而内心炽烈的表达方式。但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考察当年阅读的版本，也许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阅读环境对理解《牛虻》的导向。 当年我们看到的译本都是从苏联转译过来的俄译版本，坊间传说这部作品在英国绝版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苏联记者在美国发现了贫困交加的作者伏尼契，才让《牛虻》得以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重新复活。这种说法明显就是一种不靠谱的谣传，因为《牛虻》1897年在英国出版，1898年就有了俄译本，那时一战还没有开始呢。 1953年中青社的版本译者是李俍民先生，我以为他的译笔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是以俄译本为蓝本，并参照了英译本进行翻译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译者不得不受着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所以，译者和出版方在“出版者的话”里说：“本书是依据一种英文原本（纽约 Grosset ＆ Dunlap的版本）并参照两种俄译本（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一九五O年的版本和苏俄国家儿童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的版本）翻译和校订的。原本上原有作者的几句序言，说明她对那些帮助她搜集资料和机关人员表示感谢。本书略去了这段序言，另外采用了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上叶戈洛娃所写的序文。……本书的插图都采自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注文也大多是就这个俄译本上的注文加以补充的。两种俄译本都把原文里一些宗教气氛过浓和一些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删节了，只是删节的地方不尽相同。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根据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拿译文作了一些删节。”毫无疑问，他们是把蓝本和参照本本木倒置了。 正是这样的说明，证实了当初像我这样接受能力较差的读者，对时代背景和宗教的认知，停留在革命党对敌的肤浅认知层面上，甚至认为这个青年意大利党人就是推翻宗教组织的意大利共产主义政党，因为作品的导读“序”中只字没有提及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当年一个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我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有神论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并不知道许多资产阶级党人也是无神论者。尽管耶·叶戈洛娃在其序言里作了背景介绍，但是那模棱两可的背景交代让我们这些非专业性且接受能力差的读者，造成了更加模糊不清的误读。尤其是扉页中间那四行醒目的大字把这本书的主题定性烘托出来了： 但就《牛虻》的本质，就他的强毅、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能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引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毫无疑问，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读到的外国风行小说读物中，多为俄国作品，从“黄金时代”的普希金到“白银时代”的诸多作家作品，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及时翻译过来，比如与《牛虻》极其相似的自传体长篇小说，1933就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直到2004才由译林出版社首译成中译本。以及“卫国战争”中大量的战争题材小说曾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及至1977年，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的《世界文学》上分两期转载，虽然是“供批判用”，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看到他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未列入名册》，真正的现实主义英雄的感召力，便超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 其实，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并不是高尔基的小说，也不是契诃夫的小说，更不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而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1952年到1995年，此书的中译本在我国就印刷过57次，总计250万册。其小说中的箴言，往往成为抄写在精美日记本扉页上的人生金句，勉励自己，或作为赠送给朋友的纪念礼物：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红色经典的文学教育环境中，我们走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然而，那时的中学生却鲜有人去读《牛虻》，除了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糊涂人外，视其为黄色书籍者并不多，1960年代前期，人们把阅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红色经典”。 无疑，在《牛虻》内容提要中，突出了牛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偷读的1966年，就误把牛虻当成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甚至是比苏联女英雄卓娅和中国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还要坚强的英雄形象，就是因为他独往独来、神出鬼没的性格特征，让青少年们更加痴迷神往。 我们这些当年不通版本学的初浅阅读者，阅读时并不理解小说的背景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也并不知晓这两部作品写作的先后，还以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在《牛虻》之前，加上推广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便使他的小说更有权威性。 所以，当我在1966年读完《牛虻》这部从焚烧运动中抢救出来的“黄书”时，便一头雾水，明明是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怎么就成了“黄书”？是不是“苏修”的文学作品就是禁书？由此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疑问，比如，在耶·叶戈洛娃的《序》中，她将牛虻的亲生父亲蒙泰尼里，当作革命的主要政敌的言论，引导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处处都在对这个虚伪的红衣大主教产生了巨大的愤恨。然而，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蒙泰尼里最后的疯狂忏悔，难道是假的？他以自己的死来洗刷自己罪孽，这是为什么？这个答案，只有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才有了一把打开人性密码的钥匙。 火中取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在当时一刹那间，一眼扫见到封面上两个红色的“牛虻”二字，对其发生疑惑，在牛虻是否流氓的好奇心驱使下，抢救出了我的人生；而那幅加彩的封面插图（也是书中的第5幅插图）——两个火枪手在射击，一个是牛虻持单枪射击，另一个是持双枪开火，便断定此书一定是外国的战斗故事。尚武时代是我们渴望成为英雄的梦想，现实生活中没有战争，我们就在小说故事中寻找，除了《水浒》《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那就是红色经典的战斗故事了，听说过《三个火枪手》但没看过，这个封面图就成为我抢救此书的理由。 值得庆幸的是，这本外国书中有七幅插图，有插图的书籍，不仅大大增加了阅读兴趣，也容易帮助读者增强对作品的记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中“流氓学生”宋宝琦就是从插图入手，来曲解《牛虻》就是流氓小说的。当然，这是一个反面例证，却也不禁使我想到，插图本小说作品的这个优良传统，在中国百年小说史上丢失了多少年，倘若在那些贫困的时代里，不堪承受印刷成本的昂贵，那么，在富裕的时代里，成人书籍中加几幅插图本，也不是什么奢华的事情，可是如今无人理睬这个，连当年套用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版本的插图的勇气都丢失了。殊不知，这七幅插图恰恰就是提升阐释作品主题的形象化体现，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视觉冲击力。 那年，我读的是1953年竖排版的《牛虻》，虽然阅读时容易错行，但是，书籍中有一个十分优良的传统，让我们这些当年接受能力差的读者十分受用——那就是西方小说列出在正文前的“人名表”，它一下子就让你理清了小说人物的关系，这大概是延续话剧舞台观看前每个观众发一张剧情介绍的风格吧，观众进场前就拿到一份节目单，其中“人物表”和“剧情介绍”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方便读者阅读的好形式，则被我们百年小说史消灭了。在此，我强烈呼吁作家和出版社恢复这种长篇小说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 那个岁月里，我们这一代少年阅读者，只是追求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根本就不感兴趣，所以，《牛虻》成书于1897年，她虽然生于爱尔兰，但是，那个时代爱尔兰是属于英国的，所以，艾杰尔·丽莲·伏尼契应该属于英国国籍。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1953年版的《牛虻》版权页上赫然写着“著者 英国”的字样，而爱尔兰正式脱离英国是1949年4月18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早五个多月，为什么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把作者说成是英国作家呢？我猜想，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原著就注明自己就是英国国籍，为尊重原著，尊重作者，译者李俍民和中青社采取这样翻译是对的，但是，在封面处理上采取的是直接注明作者名字，不写国籍，也是一种策略吧；二是这部书的翻译工作绝不是在1949年开始的，我推算至少是在1948年以前，所以在版权页上标成英国国籍是说得过去的；三是作者死于1960年，译者和出版社完全可以有机会与原作者进行沟通，为什么没有改成爱尔兰，就不言自明了。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许多译本将其国籍篡改为爱尔兰，这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然而，在 1966—1977年中，我虽然只是浅显地去解读作品的思想内涵，但牛虻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却给了我在人生苦难中活下去的勇气，我多么渴望像牛虻一样从“出走”中，再一次“复活”成另一个“自我”，回到人世间，以一个批评家的姿态，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连同他那种批评世界与人的讽刺风格。 我的许多学生在酒酣之际说，我很多时候说话太刻薄了，是的，他们没有看到我身后拖着牛虻那条长长的身影。 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将人物原型进行艺术的加工，这是西方“史诗小说”的一大特点，也就是说，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搭起一座艺术审美的桥梁，这种“艺术的桥接”，却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展开，无疑，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好，还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好，都是《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阅读《牛虻》时，如果不知道作者伏尼契是在65年后的1897年，去抒写从1832年开始的革命运动，从青年意大利党（前“烧炭党”）人玛志尼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塑造了牛虻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是无法理解这部作品的真实内涵的。正如苏联文学批评家叶戈洛娃在俄译本的《序》中所言：“一八三三年塔斯加尼事件，构成了长篇小说《牛虻》第一卷的历史背景。” 但是，带着某种时代意识形态印迹来对作品进行过度阐释，也会损害原著“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真实表达。 我们初读1953年《牛虻》译本的时候，其叶戈洛娃的《序》，正是斯大林时代对“革命文学”进行格式化的时代，也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的时代，于是，塑造革命英雄主义的热潮，让人们激动不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都沉浸在苏式的《牛虻》导读中：“但是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描写，伏尼契创造了一部浸透着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篇幅，就是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那些故事。牛虻的强毅和无畏，他那钢铁也似的坚韧力量，他那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以及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骄傲而且伟大的精神，是极其壮丽的。”是的，这样的解读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像我这样一直在模糊意识中度过半生甚至一生的读者是很多很多的，直至上个世纪末，再次进行专业性阅读的时刻，其解读完全颠覆了叶戈洛娃的宣传性的导语，是小说中牛虻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句台词，让我猛然醒悟：“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 还有，叶戈洛娃说：“在青年意大利党成立的二十年以后，马克思曾批评玛志尼忘记了意大利农民，说他'只知道城市，只知道城市里的自由主义的贵族和有知识的公民’。”殊不知，叶氏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她把真实世界中，马克思批评青年意大利党人所犯的政治错误，与虚构作品中的主角挂上了钩，混淆了文学作品的虚构审美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常识。而且，恰恰相反的是，与那些夸夸其谈的革命党人不同的地方，就是牛虻在底层生活过，对那些苦难的农民以及一切生活在底层的三教九流，都有着密切的来往，苦难的生活让他切切实实地认识到了人生和人性的本质，所以他才嘲笑和批评那些空谈政治的革命党同志的浅薄和愚昧，因为，人生的经验让牛虻知道革命的真正的动力，就是在意大利边境上活动的那些可以为革命做出无畏牺牲的“山民”和“走私军火者”下等人那里。 1977年底，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的问世，犹如一声春雷，掀开了“伤痕文学”序幕，记得那一天，我刚拿到个人订阅的《人民文学》第11期，便躺在宿舍的床上，一口气读完了这个短篇小说，尤其是让我震撼的是，小说直接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音，让我沉思许久。 无疑，《班主任》这篇小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对小说《牛虻》的不同的态度而展开的思想交锋，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和“流氓学生”宋宝琦，在那个时代里，对《牛虻》是黄色小说的看法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不得不让我又一次重读《牛虻》。 在《班主任》中，我不仅看到了牛虻在那个时代凄凉的背影，还寻觅到了我自身潜意识中始终找不到的逆反心理，尽管我和小说作者持有共同的疑惑和价值判断，但是，我坚信那并不是一部“黄色作品”。当然，由于这篇小说提出的价值判断的疑问，为日后大批“革命加恋爱”的世界名著解禁，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由此而带来的文坛批评的批判性思维，打开了思想禁锢的大门。 显然，《牛虻》是由三条主线并行的：一条是从天真无邪的少年亚瑟到满脸疤痕的列瓦雷斯（外号“牛虻”）人生苦难的神秘曲折故事描写；另一条是男女主人公亚瑟和琼玛的爱情故事描写；再一条就是亚瑟与蒙泰尼里的父子感情与信仰纠葛故事描写。 《班主任》围绕着《牛虻》究竟是不是“黄书”这个核心情节而展开，显然，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在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思想熏陶，谢惠敏和宋宝琦们的判断也代表着当时许许多多中学生，以及大多数读过这部作品读者的普遍看法。幸运的是，我在“出走”时代里生成的叛逆心理，让我在十年前的1968年，就带着这本不可对他人言的人生“圣经”，走向了广阔天地，因为我想做像牛虻一样的个人英雄。 当我读到班主任张老师在他的中学时代，也就是1950年代，许多人也没有仔细读过这本书，只听别人朗诵过片段，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不应该啊，上个世纪50年代不正是苏联文学在中国畅销的时代吗，连奥斯特洛夫斯基都赞扬过的书籍，那是共青团的必读书呀。当然，正是张老师犹豫不定的思绪和谨慎的判断，才有了改变《牛虻》是“黄书”的契机，作者刘心武为《牛虻》翻案的可能性才能成立，其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才能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号角，尽管小说《班主任》在艺术上还不够完美，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抹杀的。 正是这篇小说里的中学生对《牛虻》的“抹黄”震撼了我的心灵，我才开始了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翻案的重评工作。所幸的是，《班主任》发表两年之际，1979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同时刊登了刘心武的创作谈，以及我为上海老作家峻青翻案的文章《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无疑，那个时刻，当我读到从“流氓学生”宋宝琦那里搜查出来的“黄书”《牛虻》的时候，我的阅读情绪立马就兴奋起来了。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女作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显然，作家刘心武是想在这篇小说里为《牛虻》正名，因为整整一代中国的青少年都将这部纯而又纯的小说当成了黄色书籍，这一点并不可笑，因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也许正是一种隐匿的叛逆性格，以及所遭遇的人生逆境，让我对这部作品有着不可与他人言的截然不同看法。 然而，班主任张老师是我们前一辈人，他竟然也在经历了历史的风暴后，产生了“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这样的疑惑，便让我当年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只是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那些曾经经历过文化劫难的前辈人，包括有点犹疑的张老师在内的许许多多有识者，就不需要拯救吗？ 也许如今的读者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中学生里的好学生和坏学生，为什么对《牛虻》的评价会是惊人的一致呢？都认为这部书是“黄色”作品，尽管其出发点不一致，却得出同样愚昧无知的答案。 宋宝琦从中汲取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被派出所抓去的流氓学生，他倒是有反叛意识的，他甚至连书中的许多字都不认识，更不懂这本书表达了什么思想内容，却在与班主任张老师的坦白交待过程中，把他偷来的这部作品的阅读动机讲得很清楚了。 张老师翻动着《牛虻》，责问宋宝琦：“给这插图上的妇女全画上胡子，算干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 宋宝琦垂下眼皮，认罪地说：“我们比赛来着，一人拿一本，翻画儿，翻着女的就画，谁画的多，谁运气就好……” 张老师忿然注视着宋宝琦，一时说不出话来。宋宝琦抬起眼皮偷觑了张老师一眼，以为一定是自己的态度还不够老实，忙补充说：“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看这黄书……我们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我再也不敢了！” 是的，在那个美丑不分的时代里，倘若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解剖宋宝琦这样无知的少年犯，“看谁先交上女朋友”的动机，显然就是一种流氓犯罪行为，给插图上的女人画上胡子，就会有桃花运的荒唐举止，也只有在那个“男女之大防”的时代才会有，外国女人皆黄，他可以随意去亵渎，而满大街样板戏宣传画上的女性，他敢去涂抹吗？那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其实，旧版的《牛虻》中的七幅插图里只有两幅琼玛的女人相片，一幅出现在126页后，那是当革命党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却被窗外一群走江湖的马戏班卖艺人的喧嚣声打断了，尤其是杂耍班里那个驼背小丑，引起了牛虻痛苦的回忆，琼玛和牛虻探头向窗外望去的镜头，成为这副插图的中心构图，这是琼玛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眼前的列瓦雷士就是当年死去的亚瑟一刻，牛虻下意识地握住了琼玛的手，那时，我多么想让牛虻向琼玛倾诉他十几年来的痛苦遭遇啊，然而，作者就是不解开这个谜团。宋宝琦们却在琼玛的嘴上画上胡子，他的无知的下意识行为，既是对那个时代缺乏人性的一种病态反叛，同时又是对人性美的一种亵渎。 另一幅就是206页的第四幅画，它在这部小说第二卷的最后，那正是牛虻发病很重的那一刻，琼玛在已经确认眼前这个勃尔顿·列瓦雷士“牛虻”先生，就是当年被她扇了一记耳光、投水自杀的恋人亚瑟时，她在深深地忏悔中，投向亚瑟的怀抱：“你那脸上的假面具尽管不妨继续保持，如果这对你有什么安慰的话；可是为了你自己，你切不可在灵魂上页戴上一幅假面具呀！”当谜团解开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画面，穿着一袭连衣长裙的波拉太太琼玛，被跪在地上的“牛虻”亚瑟亲吻着自己的手腕时，那一幕纯洁的爱情画面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我当年对由苦难中得来的悲剧爱情崇高之美的膜拜之情，岂能让别人亵渎呢？ 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电视剧拍摄了大革命时代那些真正的流氓“拍婆子”的故事情节，虽然是那样的“血色浪漫”，但我仍然以为这是对纯真爱情的亵渎。因为，那种叛逆行为虽然是不屑于禁忌时代的倒行逆施，其病态的反抗却恰恰又是牛虻所不屑的伪贵族精神——“同情与怜悯”的亚里斯多德的悲剧意识，让小说伟大，让人物伟岸，正是从贵族坠入生活最底层所获得的人生经验，唯有此，才促使牛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下层贫民的深切关怀，而非那种居高临下的伪绅士的关注。这一点，是我生活在农村最底层时，最最深切的人生感受，这些经验胜过我读过的许许多多在逆境中成长的中国小说，包括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因为我早已在小说《牛虻》中汲取了这样的人文关怀意识。 其实，牛虻跪在琼玛足下亲吻她的手腕的黑白插图，也看不出它是什么画种，且显不出优美，但那种幽暗的色彩光影和构图，却是具有爱情悲剧视觉冲击力的。直到1992年在贾平凹家里，他送了一幅第39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红与黑设色水墨画给我，它让我立刻想起了《牛虻》中的这第四幅画。不过，匍匐在红色石榴裙下的那个男子是猥琐的，显然，他不想让自己的女人的魂魄被外面的世界勾了去，与亚瑟的头颅直沉到琼玛的臂弯里去，形成了巨大的爱情浪漫悲剧美学的反差，其插图画龙点睛之审美功效，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认为《牛虻》一书也是黄色的，那是病态时代里的病态读者的普遍共识。由此我想到的是，文学教育，只要脱离了人性审美，被固化了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就会坠入真善美与假恶丑混淆颠倒的困境之中。亚瑟能够走出宗教控制的束缚，走上为自由而战的革命道路，正是作家作品对那个时代僵化的专制文化教育的“二次启蒙”，因为“好学生”谢惠敏比“流氓学生”宋宝琦所受的精神创伤更深，前者是“内伤”，后者是“皮外伤”，从这个角度来看，《班主任》虽然在艺术上并不是精品，但是从文化和文学的启蒙上来说，无疑是为那个是非颠倒的文化时代敲响了丧钟。 当然，即使是在1977年，我认为刘心武的代言人张老师的认知，还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阴影中，并没有透彻解读《牛虻》的真正涵义所在，作品的最后，张老师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教育恰恰缺少的就是人性的教育，缺乏的是对先进文学作品的人性和审美的参照，变相地篡改了阅读者对文学世界中真善美内涵的阐释，过分地夸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就连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在禁读的范畴之列，这才是那个属于谢惠敏时代拒绝阅读一切世界文学作品的悲剧后果所在。 当然，我们无法让那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认知这部也是诉说“革命加恋爱”作品的深刻内涵，因为我们既对革命无知，也对恋爱茫然，就无从认知《牛虻》真正的涵义。尽管我们是从红色经典阅读开始了文学之梦，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中，我们在革命中汲取的是英雄主义，在恋爱中偷窥的是禁忌的“黄色”描写。但是，我们无法辨识出人性的内涵，更无法获得从美学的角度，去看待一件艺术作品的能力。 （作者单位：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271。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3期）
 |
|
|
来自： 杨柳依依bnachr > 《文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