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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时期，军阀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 如果交战军阀之间没有血海深仇，一般都不会下死手，战败的军阀只要认输，胜利一方都不会为难战败者，而是要求战败者通电下野，交出地盘和军队。
除此之外，战败者也可以带走妻妾子女和私人财富，也可以带走卫队和一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到天津、上海这些繁华都市的外国租界里当“寓公”。
1917年“辫帅”张勋拥戴溥仪搞“百日复辟”失败后，逃到天津租界。 1918年北洋政府对其进行特赦，但张勋一直留在租界直到1923年去世。在天津期间先后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70多家。
1926年曾经的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冯玉祥、鹿钟麟驱逐下台，避入东交民巷法使馆，之 后退居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避免和日本人合作移居上海，直到1936年去世。
琼瑶剧《情深深雨蒙蒙》中女主老爸陆振华便是从军阀到寓公的代表人物。 当然，也有结了死仇，暗地里做掉的。 谭浩明，曾经的广东督军，陆荣廷的小舅子，1917年护法战争时期，蒋介石带60个阶级兄弟在广东帮孙中山大元帅府招兵，督军府说杀了就杀了，还污蔑他们60人是土匪，老蒋仅已身免。 到了1926年，已经在上海做寓公的谭浩明，在家门口被两个青帮的精神病人乱刀捅死，横尸街头，警察局说没办法 。
除此之外，还有个反面例子——孙传芳。 孙传芳是直系大军阀，曾任“江南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司令”，一时风头无两。 1925年鲁军大战中，俘虏了鲁军将领施从滨，孙传芳下令用铁丝把施从滨绑缚至蚌埠车站，慢刀制头，悬首暴尸，上挂红布白字条幅“新任督抚施从滨之头”。
开了民国以来虐杀敌方被俘将领的先例，社会舆论界一片哗然。 等到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后，退居天津租界，潜心向佛，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十年潜伏，一心报仇，1935年将孙传芳刺杀于天津，一时舆论轰动。
毕竟，民国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谁也保证不了自己将来就一帆风顺，这种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国共第一次分裂时期，不少新军阀“清党”。 如冯玉祥、朱培德对待自己军中的“赤色分子”，也是采取“礼送出境”方式，而不同于蒋的赶尽杀绝，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也是不愿意手里沾血，结下死仇。
至于战败方的军队，胜利一方也不会把战败者的亲卫队和下属全收，只会将他们大部分遣散。允许战败者带走卫队和下属，不过是顺水人情的事情。 因为战败军阀失去了地盘，没有税收，到了租界往往也不会经营，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负担不起卫队和下属的开支，所以到了租界之后，也往往会自行遣散卫队和下属，好在租界里富人区还算安全，不要卫队和下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卫队和下属也很了解这些，他们把自己原来的主公护送到租界，就算尽忠了，然后可以考虑自谋生路了。甚至主公写一封推荐信，将原来的下属推荐给相熟的军阀手下也很正常。 孙传芳战败后，一度跟着张作霖混，还和当年的手下败将杨雨霆成了老铁，杨雨霆甚至敢当着他的面叫少帅为阿斗。 少帅杀杨雨霆后，孙传芳也吓得够呛，直接跑路到大连的日本人殖民地，随后去了天津。
孙传芳的部队中苏军（江苏省部队）、浙军等地方部队直接转投了北伐军，剩下的直系、安国军旧部也在第二次北伐后转投委员长，上官云相就带着孙传芳的旧部成了委员长的爱将。 张学良的旧部魏益三更是厉害，最早跟过段祺瑞，后来又跟过郭松龄、冯玉祥、吴佩孚，在直系、皖系、奉系中全呆过，还在北伐军四个集团军中混过三个。
还有当土匪，混帮会的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土匪头目刘黑七就先后被张宗昌、韩复渠、何应钦、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于学忠等人招募，在这些军阀部队中学习壮大，军阀老板稍不顺利，他就跳槽、反咬一口。 张作霖手下的少将旅长王永清本来就是土匪，1926年张作霖如日中天时，王旅长“放荡不羁爱自由”再次下海当了土匪，还抢了张作霖的亲家。
而帮会则是清末民国旧军队的传统技能。清末的湘军、淮军中就遍地都是哥老会、青帮成员，以至于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敢全面清理。 军队中有帮会在民国时期是司空见惯的时期，就连追求进步的冯玉祥也一度和青帮关系密切，他的哥哥冯基道就是青帮大佬，把兄弟张树声也是有九万弟子的青帮巨头，冯玉祥一度要用青帮约束部下。 韩复渠拜了青帮巨头张仁奎当老师，韩复渠的部下中也有的是帮会弟子。
从军阀到富家翁，这种战争潜规则的出现似乎让民国短暂回到了春秋不义战之前那段不令而信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传统，也造成了抗日战争时期，韩复渠至死都不信蒋介石会枪决自己的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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