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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堂印论︱赵孟頫才是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

 海涛书屋 2024-05-10 发布于山东

赵孟頫才是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

——从日本关西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方石印说起

芥堂(苏海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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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的《书法报》全文刊发拙文

20205月13日,正是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发来一方印章,邀笔者共赏。该印边款赫然署名为“子昂”,也就是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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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印为石印,26mm×26mm见方,印文为“纵浪大化中”,白文。边款分两面,其一曰:“甲辰年菊月,新安太守之后。”其二曰:“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子昂。”该印刊载于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二十九-二《泊园文库印谱集》,编著者为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吾妻重二先生。《泊园文库印谱集》刊载的此印图片上,有此印印蛻、边款墨拓和此印原石。此印原由日本汉学家泊园主人藤泽南岳先生收藏,现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博物馆。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这方印的收藏者。藤泽南岳,日本汉学家,生于1842年,卒于1920年,著有《修身新语》《论语汇纂》《增补苏批孟子》《大学讲义 》《中庸讲义 》《周易辑疏 》《日本通史 》《日本袖史 》《七辑》《七香斋文隽》《探珠乐事》《探奇小录 》《训蒙绝句》等书。其父藤泽东畡创建泊园书院,即日本关西大学前身。其父殁后,藤泽南岳主持泊园书院教职。《泊园文库印谱集》所刊之印均为藤泽南岳所藏,大多气格不俗。

因为藤泽南岳先生所处时代的缘故,此印为古物无疑,而且整体不俗。从石材看, 此印石确实黄润如牙,温润如玉,包浆沉厚,石质古旧,古趣盎然。

但遗憾的是,笔者还是认为此印为他人仿刻。这主要从印的气息和边款书法的风格判断得来。

先来读一读这方印。印为典型汉印格局,“大化”二字缩为一字,五字四分印面。印面弥满,章法停匀。字形方整,但方中寓圆。笔画浑融,线条圆劲。篆法上不主故常,“纵”字简古,“中”字为求位置弥满而合理变形。篆字书法意味不显,但装饰味道浓厚。凑刀刀味不浓,线质如汉铸印那般的“铸”味明显。显然,这与赵孟頫的艺术思想、印艺风格及其时代风格都是相符的。但是,跳过这些技法层面的因素,再来整体感悟此印的精神气质就会发现,此印用刀相对矜谨,形容显见拘迫,气息不够精雅,与赵孟頫流传下来的那些印蜕的神采有着颇多不合之处。

印如此,两面边款文字书法风格,虽然也可见赵孟頫书法那种秀、媚的特点,但刀工显见粗陋,线条显得寒俭,气息伤于孱弱。而且,两面边款风格还略有不同,赵孟頫作为皇室之后,岂会署款为“新安太守之后”?再加两面边款字迹均已逼破底部边线,明显有在曾经已刻好印和边款后再磨去重刻的痕迹,这更增加了此印不是赵孟頫手笔的嫌疑。

对篆刻稍有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赵孟頫一生流传下来的印章不多,大约有20余方。这20余方印章全为印蜕,钤盖于赵孟頫及其夫人管道升传世的书画作品之上。而赵孟頫的印章实物,却至今未见一方。篆刻界普遍认为,赵孟頫在印章上只篆不刻。从20余方流传下来印蜕,我们也无法判别它们是赵孟頫自篆他刻还是赵孟頫自篆自刻。

这方“纵浪大化中”白文印虽然不是赵孟頫所刻,但从其印、其款努力表现出的对赵孟頫艺术风格的追随、艺术思想的再现这一特征,以及其本身体现出来的艺术水准来看,笔者以为,它虽然不是赵孟頫手笔,但它是至今为止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像赵孟頫篆刻的石印实物。因此,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就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王羲之包括《兰亭序》在内的很多名迹一样,虽然明知它们只是摹本或临本,虽然由这些摹本或临本无法确定王羲之那些名迹原作的实际模样,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存在价值,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它们去窥探和学习王羲之书风并从中得到启示。

事实上,正是因为研究这方印章,笔者才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篆刻史。而且,笔者还有了如下的发现,那就是:赵孟頫才是印章史和篆刻史的分水岭,赵孟頫才是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而从文彭到赵孟頫,文人流派印史提前了两百多年。

印学界一直将中国篆刻史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一个叫印章史,一个叫篆刻史(又叫文人流派印史)。

目前我们所见的中国篆刻史,一般都这么写着:印章的起源现在还难以准确地认定其具体时间,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之交。从那时起一直到明代,在明代文彭之前,中国篆刻史只能叫印章史。

为什么会有印章史和篆刻史的区别?因为印章由匠人制作,或铸或凿;篆刻则由文人创作,且刊且刻;印章所用材料为金、银、铜、玉等,材质硬度较大;篆刻所用材料多为石头,材质硬度不大;印章的社会功能是实用,是“以检奸萌”,即以“凭信”获取“防伪”的目的,帝王和大臣用它彰显权力,百姓用它证明身份;篆刻的社会功能是艺术,是艺术鉴赏,它寄托了文人们丰富的人文情怀。

在篆刻史上,虽然历代印人在师承门派上争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可称为“共识”:一是印宗秦汉,一是文彭作为中国篆刻分水岭,他之前的叫印章史,他之后的叫篆刻史。

关于文彭,印学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据周亮工《印人传》记载:“余闻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骞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骞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故不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说的是,文彭买下四筐石头,终于找到了能自由挥洒才情的篆刻材料。从此,因为周亮工这个“闻”来的故事,现有中国篆刻史上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文彭结束了自篆他刻的尴尬历史,开启了文人自篆自刻的时代。文彭用青田石刻印,名传四方,开创了“吴门派”,又叫“三桥派”。此外,他还首创印章边款。文彭以后,印学大发展,四百年来,影响遍及海内外。文彭用青田石治印,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铜印时代,进入了以文士为主体、个性为特征、名家辈出的石章时代,也就是因为文彭,中国篆刻史才翻开崭新一页,印章史才进入篆刻史也即文人流派印史。

显然,印章是否用石材刻制,成为了人们分割印章史和篆刻史的关键。因为大量使用石材刻印,文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人流派印的开山鼻祖。

我们再来看看赵孟頫在篆刻方面的成就:

一、首创“圆朱文”。

“圆朱文”印又称“元朱文印”。

清人陈鍊《印说》说赵孟頫朱文印:“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轻云出岫。”

沙孟海在他的《印学史》中说:“赵孟頫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

沙孟海曾极为详细介绍赵氏自用印,达12方之多,其中朱文10方,白文2方,都可以在他和他夫人管道升书画上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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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子昂” “松雪斋”等这些印的篆文书体与古玺、汉印不同,笔势流转生姿,线条精工富丽,布局停匀妥帖,气息雅静娟秀,一洗唐宋以来叠文旧习。

在赵孟頫手中,这种朱文印的美得到了升华,并且定型化,对元代及后世的文人印章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由此将此类印命名为“元朱文印”,或“圆朱文印”,并将创造权归功于赵孟頫。如今篆刻有着三大印章格局:汉印格局、元朱文印格局、古玺格局,足见其影响。

二、最早刊刻印章边款。

现在的篆刻史一直有个说法,认为是文彭首创了印章边款。实际上,赵孟頫就已开始刊刻印章边款。就我们目前所知,隋代官印后凿有时间年月日,这可以说是印章刻款的起始。而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在私印上刊刻边款的人是赵孟頫。邓散木就说:“款识署于印侧,阴文谓之款,阳文谓之识,始于元代赵子昂,松雪斋、天水赵氏二印侧,有'子昂’二字款。”邓氏虽没说来源,未示边款拓本,但他熟悉印史,阅歴广泛,实践丰富,应该有所根据,才如此断言。

当然,这里还有文献为证:

一是清代收藏家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曰:“赵松雪镌石印一枚,文曰'熟读离骚’,象钮,旁刻'子昂’二字……”

二是印谱著录《乐只室印谱 · 赵孟頫》,朱文引首印“松雪斋”刻款“至元丙子八月二日作。”隶书刻款,古朴遒劲。至元丙子即至元十三(1276)年,其时赵氏住在吴兴,尚未出仕。

这些文献记载无不说明,早于文彭两百余年之前,赵孟頫就开始了刊刻印章边款的实践。

三、首倡印章复古。

纵观中国篆刻史,从文彭大量以石刻印而至流派纷起,从徽派、浙派、邓派……各擅其长,到黟山派、吴派、齐派……各领风骚,与其说是这一部篆刻创新的历史,倒不如说这是一部篆刻复古的历史。

最先树起复古大旗的,正是赵孟頫。

由于历史的原因,魏晋南北朝以后,因纸张的广泛应用,印章从白文转向朱文,而印面由原来的一寸大小逐渐变大,这使印面文字变得松散。为了解决松散的问题,唐宋印章又出现了盘叠的工艺化倾向。到了元代,还出现了一部分文人将各种奇形怪状的元素引入印章的现象。

一方面是印章审美出现了印面松散、印文盘叠、追奇尚怪等问题,另一方面,一股“好古”之风也在悄然兴起。从宋代开始,文人们兴起一股印章集古之风。这种古印收藏活动发展到元代更加活跃,集古印谱的编纂、古印鉴定、印章考释、印学研究等文献资料也不断在发展和完善。

赵孟頫作为这支“好古”大军的领军人物,更提出了印章审美应该“复古”的观念。史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即公元1287年,赵孟頫将其所藏古印“摹得三四百枚”,集为《印史》。虽然这本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内容仅序言部分,我们没能一睹其所集古印的面目,但它显然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印学著作。

赵孟頫在《印史.序》中说:“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有鉴于此,他进而写道:“采其尤骨雅者,凡摹得三四百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之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见之矣。” 他同时又强调:“谂于好古之士,故应当于其心,使好古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者,易辙以由道者乎。”

作为一个“好古者”,赵孟頫认为,印章审美应当追求“汉魏之下典型质朴之意”。显然,赵孟頫囿于其所处时代所能见到之“古”,只能到“汉魏”,其所复之“古”,也只能是“汉魏”之“古”。但正是这种“汉魏”观念,成了后来明清篆刻“印宗秦汉”观念产生之前的最早的有关印章学古的文字表述,成了“印宗秦汉”观念形成的缘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赵孟頫最早树起了 “印宗秦汉”的复古大旗。

从明清至今,“印宗秦汉”几乎已成为篆刻艺术的一条定则。其后的篆刻艺术发展之路,其实不过就是对这条定则指出的复古之路不断修正、并通过修正而不断创新、不断拓展的过程。

无论是宗秦汉印精巧古雅之“韵”的由文彭、何震、苏宣等人开启的徽派,宗秦汉印锈蚀剥落之“味”的由丁敬开创的浙派,宗秦汉印残损苍茫之“神”的由吴昌硕开创的吴派,还是邓石如主张的“印从书出”、赵之谦主张的“印外求印”,莫不是由赵孟頫首倡的“印宗秦汉”这条复古之路的延续。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一样,文人篆刻史上的大小印家们,都没能跳出赵孟頫最初“划定”的“印宗秦汉”这个复古的框框。

四、首开印派风气。

汉代以后,纸张替代了简牍,印章封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实用印章改变了往日的使用方法,以朱色涂于印面钤打在纸上,醒目鲜亮。当书画家、收藏家开始将印章钤于书画作品上,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被打开。

唐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窦臮和张彦远,首先分别在他们的著作《述书赋》和《历代名画记》中著录了书画上的印章,精细地将公私鉴赏印章勾摹下来。尽管他们的初衷主要是在鉴赏中用于参照和防伪,但这种以印章图像著录的方式,既可视为印谱的滥觞,也可视为印章进入书画艺术的最初脚印。

文人画在宋代兴起,写意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于是,文人亦将人文情怀注入到印章当中。欧阳修一方“六一居士”印,蕴含了他“《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髯髯一老翁”之寄意。祝融为上古楚地之火神,米芾的“祝融之后”“火正后人”印,即隐喻着他不忘自己楚国后裔的身份。他还自己篆印——设计印稿,交由工匠帮忙凿制印章,在他收藏的《褚摹兰亭卷》上,钤印多达七方,以示珍重。更有趣者,辛弃疾破其姓而有“六十一上人”印,玩起了文字游戏。据宋代著录记载,李公麟还在画上使用闲章“墨戏”。

米芾等宋代书画家将印章玩出了文人情趣,使手中的印章不再仅仅只是一个作为凭信的工具、权力的象征。赵孟頫不仅如此,更树起了“印宗秦汉”的复古大旗。就像书法在魏晋时代成为自觉的艺术一样,印章在赵孟頫手里开启了文人篆刻艺术的自觉之旅。尤其难得的是,作为元代文化艺术界的泰斗人物,赵孟頫还以其广泛的影响力,使印章与文人书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元人书画无不用印,且用印则均以他的朱白文两种形式为本。

元人张绅在《印文集考跋》中曾写道:“国初制度未定,往往皆循宋、金旧法,至大、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为法……其大小繁简,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与汉唐金宋相同。……斯时天下文明士子皆相仿效,四方一律,可见同文气象。” 事实上,在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推动文人篆刻艺术向前的代表人物,还有吾衍、吴叡、朱珪、王冕。

……

一般而言,艺术流派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思想倾向、审美观念、艺术见解、艺术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相近或相似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结合而成的艺术派别。对古今中外的艺术流派稍作研究可以发现,一个艺术流派一般有着这样的特征:那就是有一个领军人物、创造出了异于前代的新的艺术形态、对这种艺术形态有着理论建树、围绕领军人物周围有着数个代表性人物和有着相近艺术追求的艺术家群体、他们对当地或相对范围有着一定的辐射影响。

赵孟頫作为印章走向艺术自觉的标志性人物,不仅首创圆朱文、最早刊刻印章边款、首倡印章复古,而且,以他为中心,还有吾衍、吴叡、朱珪、王冕等代表人物,更兼引领了“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为法”的时代风气,其首创的圆朱文、印章复古的思想甚至影响了其后印坛七百多年以至于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赵孟頫在篆刻上都已开创了文人流派篆刻的先河。

根据本文前述可知:印章史和篆刻史的分野在于:实用与艺术,工匠与文人,金银铜玉与石头。其中,实用与艺术、工匠与文人,其实都是“人”的因素,而金银铜玉与石头不过是“物”而已。常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事物的发展,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石材这个“物”早在亿万年前就已存在,但为什么文人篆刻未能在工匠们手里发轫?为什么文人篆刻未能在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等等时代的文人们手里起步?那是因为,那时的工匠和文人对印章尚未形成艺术自觉。因此,笔者以为,对印章实现了艺术自觉的“人”才是文人篆刻滥觞的必要条件,而石材的使用和推广充其量只能算作文人篆刻滥觞的充分条件而已。

文人流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到底是文彭还是赵孟頫?与文彭相比,赵孟頫唯一的“劣势”在于没有一方可信的石印流传。而与赵孟頫相比,文彭有着各种“软肋”。

文彭既无全新艺术形态的创造,也无较有影响的理论建树,有的只是一批追随者和一个由周亮工道听途说得来的故事,以及 “七十二峰深处”“琴罢倚松玩鹤”等几方真假仍然争论不休的石材印章。

赵孟頫虽无石印实物传世,但他对印章艺术的高度自觉,让他既首创了圆朱文印、印章边款,又有了牢笼后世的理论建树,更引领了文人爱印、刻印、赏印、用印的风气之先。更何况,根据笔者上述所引文献记载,赵孟頫已在使用石材刻印,为石印的风行奠定了基础。

在如此鲜明的对比面前,我们还要因为赵孟頫没有可信的石印实物流传而否认他是文人流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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