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城中，居然有过这么多潮州会馆！

PREFACE

京都潮州会馆小考   前言

海内外潮州会馆众多，其中不乏出名者，海内如苏州潮州会馆，海外如槟城潮州会馆（韩江家庙）而提起会馆的起源，则与科举息息相关，其最初便是作为当地学子赶考停留的居所，并在之后逐渐发展成具有同乡会性质的组织，由此衍生出诸如工商会馆、同行会馆等变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潮州会馆亦如此。

苏州潮州会馆

槟城潮州会馆

既然与科举相关，自然离不开明清两代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城，古来便有“进京赶考”之说法，北京前门外的芜湖会馆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京城已知最早的会馆，以此为始，明清两代在京城内出现了五百余处会馆，其中便不乏潮州会馆的身影。 

本文通过翻阅潮州会馆及北京宣南区域会馆相关文献并结合古籍中记载，粗略整理出北京城中旧有潮州会馆的些许资料，希望能给后人了解或研究潮人在京发展有所帮助，临时起意，积淀自然难免有所不足，文中略显肤浅处及失误处请见谅，感谢！ 

最初想去探寻京城中潮州会馆，是几天前想趁着周末无聊出去晃悠，又估量着上京读书已过半载，对城内风物皆一无所知，便决定以会馆为引子，走走京城内的胡同。

查阅潮人所整理资料， 得知京城有三处潮州会馆，依地理位置分北、南、西三馆，又听闻网上报道，三处只剩两处，其中一处还是拆后重建的，便更着急着想去一探究竟，就于当日直接出发了。

一天探访过后，将所实际情况与资料一合计，顿感会馆现状堪忧，内心久久不得平静，想写篇游记对会馆现状进行记录，便又花时间对现所能查询资料一顿深挖，结果这坑越挖越深，便不得不用此文把它填上。

本文并非单纯对会馆现状进行记录，而是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笔者发现潮人方学者与北京方学者所统计潮州会馆数量有所出入，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另有部分古籍中记载被多数资料所忽略，综合各方资料与此四天的实地走访，最终本人整理出了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京城内至少六处潮州会馆的情况，将关于这些会馆的信息一一罗列，便构成了本文的主体。

一. 内城潮州会馆

始建：明 

馆址：未知

目前可考关于京城潮州会馆的最早记载，是顺治十八年（1661 年）澄海县进士杨钟岳所撰 的《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收录于其《搴华堂文集》中，此文全文被黄晓丹等《明清潮州士商 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所引用，因此笔者得以在收集资料时发现。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开头便提及“吾潮会馆，燕城内外各有其一”，说明在康熙朝之前，北京就已经有两处潮州会馆，内外城各占一处。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关于内外城会馆的记载

另据北京城发展情况，清王朝在定都北京后，将内城“分置八旗，拱卫皇居”，并于顺治五年（1648 年）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凡汉 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大部分汉人自此之后被迁至外城，北京内城的汉人会馆也就因此逐渐废弃（据《大清会典事例》及沈旸《北京会馆分布特征及缘由》，2009），由此推测内城的潮州会馆始建于明代并在入清后即已废弃，至于其具体馆址与缘来，笔者并未找到任何资料。查询海内外潮州会馆资料，此前已知最早的潮州会馆是明末创办于金陵的潮州会馆，但通过《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可以推测，创办于明代的北京内外城潮州会馆也应当有可能为最早的潮州会馆之一。

二.潮州会馆（潮州旧馆） 

始建：明 

馆址：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

（曾为大外廊营胡同 20 号）

除内城的会馆外，《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全文附于本文段末）的开头说明当时北京外城还有一处会馆。此记作者杨钟岳，字大山，中进士时已经是顺治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并在三年后的康熙三年（1664 年）中殿试三甲，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应该就是写在这期间，记中称其“甲辰射策”、“滥与木天”。

康熙年间，内城的汉人已经被迁出，内城的会馆自然被废弃，所以此文所重修的会馆应该是外城的会馆，但对于这个会馆的位置，原文并未注明，在此只能推测。

在引用《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的文章《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中，作者认为此记所指会馆应为打磨厂的潮郡会馆，此馆被光绪《顺天府志》及《京师坊表志稿》所载，位于前门以东区域，此区域集中了京城大部分明代修建的会馆，因此作者认为位于此区域的潮郡会馆有可能也是明代所建，是康熙朝外城潮州会馆所在。

但查阅北京当地会馆相关记载，此潮郡会馆仅见于光绪年间方志中，并且有一定可能与“湖州湖郡会馆”所混淆，再往前百余年，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左右的《宸垣识略》中同样收录了京城大部分会馆，但在打磨厂区域仅辑录了粤东、临汾、宁浦三处会馆（此处“粤东”指广东，与广西的“粤西”相对应，非今“粤东”概念），这说明乾隆年间所谓“潮郡会馆”可能尚未兴建。

而收录于这本《宸垣识略》中的潮州会馆，则共有两处，一处位于延寿寺街，另外一处则位于大外廊营胡同，均位于外城。延寿寺街处的潮州会馆，通过后世记载可知是始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潮州新馆，与之对应的肯定还有旧馆，自然是另外一处，位于大外廊营的潮州会馆。

此外，嘉庆《澄海县志》中记载了陈时谦捐建潮州新馆情形，称其在都城“见外廊营潮州会馆湫隘，捐金千余两与孝廉陈芝择地构屋于前门外延寿寺街”，说明在延寿街潮州会馆出现前，大外廊营便已出现潮州会馆，其在新馆创办之前一直作为京城唯一的潮州会馆接待着潮州进京赶考的学子，最有可能是《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所指代之外城会馆。

那么此“潮州旧馆”的具体位置又在哪里？

据后世资料，延寿寺街的潮州新馆除本馆作为主产外，在京城内还有两处地产作为会馆的附产，这些附产常用于提供住宿，也算是会馆的一部分，其中便有一处位于大外廊营胡同，笔者推测此附产即原先潮州旧馆所在，在新馆落成后随着业务向新馆转移，此旧馆便成了新馆的附产之一，这种情况在京城并不罕见。因此，本文中关于旧馆馆址的描述，沿用了大外廊营胡同附产的门牌号。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左右《宸垣识略》中关于大外廊营潮州会馆的记载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对馆内诸多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杨钟岳在公车进京时曾经过此馆，此时馆中“门垣倾斜，地基污下，一切榱桷 俱不可恃”，历经明清交替的战乱已经年久失修，此后他在入职翰林院后又居住在此馆，无意间“始得方伯郑公手遗《馆记》”，受其所发，决定出资重修此馆，于是分别在康熙四年（1665 年）和康熙八年（1669 年）分别对此馆进行了两次修缮。

文中所指的方伯郑公，明清时期指布政使，在康熙之前只有郑旻和郑廷櫆称得上此称号，前者曾在万历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及贵州左布政使，在潮州城原立有大方伯坊纪念，后者曾在顺治年间任江南右布政使及湖广左布政使，二者皆曾在京有所任职，均有可能为会馆写馆记，以此为标准，则该会馆创办时间最迟也是明末清初。

《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中引用了原《馆记》的部分内容来说明会馆资金的来源，即“受京秩住此者，必公估租数，以备馆中之用”，在京城任职且居住在此的人皆需要捐出一定资金来供会馆运行，这也是杨钟岳受其所发重修会馆的原因。

                        

杨钟岳的两次重修会馆，原文载分别在“岁乙巳”和“己酉……岁之冬”，引用此文的《明 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则误记为“岁乙丑”和“乙酉”，笔者通过对照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刻本《搴华堂文集》中的原文进行更改。

第一次修缮是在康熙四年（1665 年），会馆从原先两间扩充到四房一厅，并附带两间从房，由单排建筑扩容成 一座小四合院，增加了一处后堂，据文中后文可知叫“星聚堂”；

然后再过四年，康熙八年（1669 年），杨钟岳再次来到会馆时恰好下起大雨，会馆内排水不畅，积水没过膝盖，于是他不得不再次修缮会馆，使会馆“视前规已高三尺有余”，并扩建了两廊及四间房，其中包括守馆人所居住的一层，当时“堪舆家议此层宜改建高楼”，推测可能是新建了后罩房，因此可以改建为二层“高楼”。

经过两次修缮，会馆由原两间扩建到十间，前后共二进，包括倒座房、后罩房以及两侧从 房与走廊，在乾隆十五年（1750 年）由清海望、郎世宁、沈源等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中大外廊营胡同今 26 号门牌的位置便是一座二进建筑，此可作为此会馆便是此后潮州会馆在大外廊营胡同附产的一个证据。

据原文所载，两次修缮杨钟岳统共花费八百余两，至此其“或可告无罪于先辈云”，除了捐资重修潮州会馆外，其也曾资助打磨厂的岭南会馆（即粤东会馆）重修。

乾隆十五年（1750 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潮州旧馆的大致范围

解放后，各地旅京同乡会曾成立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对会馆房产进行登记，其中 1953 年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不动产（房屋）统计表》及同年的《北京岭南文物志》均统计了位于大外廊营胡同的潮州会馆附产共十间房，《北京岭南文物志》还记录了其占地面积，共 0.588 亩， 即 392 平方米，其中十间房符合上文中杨钟岳重修会馆后的房间数，占地面积也相当于一处二进的四合院，这也可作为大外廊营胡同附产即潮州旧馆的另一个证据。

1943 年航拍图中的潮州旧馆

白继增、白杰著于 2014 年 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又对此附产在解放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据书中所载，建国初期此区域曾作为煤场，1953 年公私合营，时任潮州会馆会长黄浩提出将馆产上缴，此附产便连同其他馆产一同上缴国家（上缴国家信息据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1995），在“大跃进”时期被改建为“百姓大食堂”，撤销食堂后办起街道工厂，后又编入北京互感器厂并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及一片厂房，成书时（2014 年）二层小楼由“北京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留守人员办公，一层 及厂房出租。

 结合《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制作的潮州旧馆布局推测图

笔者曾前往大外廊营胡同寻找此馆，从大外廊胡同往北走，穿过两条斜街和琉璃厂便到了新馆所在的延寿街。如今的大外廊营胡同，东半幅基本都被改建成厂房。据门牌号找寻到的位置靠近胡同南口，居于东侧，目前一进及中庭已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为一处大杂院，二进则为厂房， 现有大门从样式上看明显为解放后所建，门口有保安值守，笔者想深入探访被保安拦下。从门口粘贴的通知可知，自去年八月份开始西城区政府正在对此处（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进行限期一年的房屋征收，征收区域约 940 平方米，共居住有 48 户人家，征收后将重建成社区用房，征收办公地址在院内北侧。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入口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入口一侧墙面粘贴的腾退告示 

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内部照片（拍摄/ 唐祖熙）

最后，因为录入杨钟岳《重修燕都潮州会馆记》的资料较少，现笔者根据《明清潮州士商社 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点校版本并根据 2010 年影印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刻本《搴华堂文集》进行校对后将全文置于下：

吾潮会馆，燕城内外各有其一。此馆创始年月不可得而详也。忆余公车至止，见夫门垣倾斜，地基污下，一切榱桷俱不可恃，窃徘徊久之。迨甲辰射策后，滥与木天，因就此作一枝栖，始得方伯郑公手遗《馆记》，阅之慨然曰：“先辈数百年相承旧物，非方伯则何赖耶？”读至“受京秩住此者，必公估租数，以备馆中之用”数语，益惶然曰：“是余之责也夫，是余之责也夫！”维时坐冰署，虑土木乏资，幸先君子拮据邮寄。岁乙巳，爰构后堂一座。旧制仅二间耳，扩成四房一厅，外又增从房二间，堂以后为之改观矣。己酉春，余再入都门，日坐星聚堂中，值风雨骤至，沟道不通，几乎容膝，无所不获。已遂捐资鸠工择吉，于是岁之冬而落成焉。虽未敢云竹苞松茂，然视前规已高三尺许，并增置两庑四间，门前一层，多方营度，以故周围环拱，焕然一新。合前后绸缪，计费八百有奇。至于连守馆所住一层，可作厨房，则枢部姚君修建与有力焉。堪舆家议此层宜改建高楼，尤冀同郡诸友，勉循馆规，协力以勷厥事。余今王事驱驰，有志而未逮也，聊附数言于方伯郑公之末，非以是昭示来兹，亦曰“余之责也，余之责也”，庶或可告无罪于先辈云。

三. 潮州七邑会馆

（潮州新馆、潮州北馆）

始建：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

馆址：延寿街 12 号（曾为延寿寺街 100 号）

可能包含大耳胡同 54、56 号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宸垣识略》中记载了藏在京城胡同里的诸多会馆，其中包括两处潮州会馆，一处我们前文介绍了，即旧馆，另外一处便是这一段要谈及的新馆。位于延寿街的潮州新馆 全称潮州七邑会馆，在许多资料中还相对于南馆称其为“北馆”，不同于大外廊营胡同的潮州旧 馆，关于新馆的创办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嘉庆《澄海县志》中关于陈时谦兴建潮州新馆的记载

乾隆十五年（1750 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潮州新馆（张素亭房）的大致范围， 参考自《基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

在苏州潮州会馆《潮州会馆记》后所附的十八项祭业碑文中记载了京城潮州新馆的起源：

“乾隆三十四年，契买京都张素亭房屋一所，计价银一千两正，房屋于京都琉璃厂延寿寺街北头，坐东朝西门面，前后地基计六进，门口有'潮州新馆’匾额”。

由此可见，位于延寿寺街的新馆便是苏州潮州会馆十八项祭业之一，创办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统共花费了一千余两。

另外又据嘉庆《澄海县志》人物卷中《陈时谦传》所载，“其（陈时谦）在都门日，见外廊营潮州会馆湫隘，捐金千余两，与孝廉陈芝择地构屋于前门外延寿寺街，自是公车选人至如归焉，高风义举至今七邑犹啧啧称道”，可知该会馆的金额基本由时任广信府同知的澄海人陈时谦所捐，由其与孝廉陈芝在延寿寺街购置了张素亭的房产改建而来，关于张素亭此人历史上并未有过多记载， 其传世有《滇夷风俗图》，此图册序中称张素亭“具经济才，足迹半天下”，结合其房产规模可见此人也非等闲之辈。

在购入房产后，《潮州会馆记》中描述此新馆坐东朝西，前后统共六进， 门口有“潮州新馆”的匾额，刘雨涵在其文章《基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 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中结合乾隆时期外城平均房价 38.27 两/间计算出新馆最初约有 26 间房， 并结合乾隆十五年（1750 年）的《乾隆京城全图》推测出会馆刚创办时的大致格局，此时的会馆北侧仍有一条胡同连通延寿寺街与大耳胡同，会馆内部空间布局也相对自由，由几处大小不一的四合院串联而成。

结合《宣南鸿雪图志》及实地走访制作的潮州旧馆布局推测图

如今的资料常将此会馆称为潮州七邑会馆，《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中还将此馆归类为县级会馆，但此馆在创办之后代替旧馆成为接待潮州全府进京学子的主要会馆，地位应该相当于府 级会馆，至于此“七邑”指代的是哪七个县，北京的学者有许多结论，如胡春焕、白鹤群所著的 《北京的会馆》中称七邑分别为潮安、黄冈、澄海、樟林、留隍、意溪、庵埠，《北京会馆基础 信息研究》则记为海阳、黄冈、揭阳、普宁、惠来、澄海、丰顺。笔者认为此会馆作为苏州潮州 会馆的祭业，其所代指七邑应与苏州潮州会馆相同，据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潮州会馆记》 所载，“吾郡七邑，首海阳。次澄海，次潮阳，次饶平，次惠来，次普宁，次揭阳”，此七邑应 当便是北京潮州七邑会馆所指“七邑”，其时大埔、丰顺二邑均已建置，不存在所谓因为二邑尚 未建置而未能纳入七邑的说法。

《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中收录的潮州七邑会馆登记表

在此后的百余年里，该会馆皆是京城接待潮籍学子的主要会馆，如嘉庆元年的武状元黄仁勇便曾居住在此（据黄瑾瑜《谈海内外的潮州会馆》），至同治年间会馆曾成立过专门的管理组织， 由在京同乡京官进行管理，其在民国后改为由同乡会进行管理，每年公选出九人作为委员，包括正副董事长及三名监委（据《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

至清末，由于时间推移且长期未有修缮，会馆日渐破败，光绪十二年（1886 年）方耀进京时会馆已经“历嘉、道、咸、同 四帝共一百四十余年，破漏不堪”，于是方耀决定出资在丞相胡同扩建新会馆，称为“南馆”（据 陈筹《清水师提督方公照轩事状》，被引用于黄晓丹等《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又从潮州金山书院在汕头海滩咸田的田租中拨出部分款项作为“都门旅费”供会馆使用，其中“都门”即是指都城。

通过《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可知，此项 “都门旅费”主要由北馆（即潮州七邑会馆）进行使用，用于修理房屋、救济贫困同乡及补助失 学青年，是该馆后期长期且稳定的一项收入来源，据原潮州会馆副会长方国霖回忆“每年夏冬收取租赋大洋约 3000 元”，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曾专门设立“旅平潮州同乡会临时驻汕办事处” 对咸田附产进行管理（据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及张善德等编著《潮人在北京》），足见此收 入对会馆运营的重要性。

“都门旅费”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补助进京学子读书，如民国时“住宿 于北京潮州会馆内的中国大学、华北大学、朝阳学院的潮州贫穷学生……北京潮州会馆每年两次 给这些穷学生发放奖学金补贴，每次每人 30 元或 40 元不等”（据黄瑾瑜《谈海内外的潮州会馆》）， 此外会馆在每年春秋季还会按大、中、小学生发放助学金，“多者达 200 大洋”（据张善德等编 著《潮人在北京》），罗天、马大猷、杨墅园、庄世平等均是在潮州会馆的资助下完成了学业。 

“都门旅费”的存在，为当时在京学子求学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使得潮州会馆直至科举废除后仍能发挥余热。

潮州七邑会馆现有的格局，在“都门旅费”设置后即已基本形成，现存会馆建筑主要由一组四进院落组成，有约 46 间房（不同年代登记的房产数有所出入，整体随时间推进呈现出增加的 特点，此处以《北京岭南文物志》及《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中统计房间数为标准），此时的会馆布局不再像乾隆年间那么松散杂乱，原先位于会馆北侧的胡同已经成为了会馆的一部分，而在会馆南侧又出现了一条名为花枝胡同的断头胡同，1965 年时该胡同因重名并入到延寿街。

在王世仁主编的《宣南鸿雪图志》中，延寿寺街潮州会馆标注的范围还包括北侧通向大耳胡同的两跨二进四合院，整座会馆建筑分为南北两院，笔者实地走访时北侧这两跨四合院和现在的会馆主体并不相通，刘雨涵经过考察后则认为“南北院落的空间虽被隔断，但大耳胡同西段与延寿街东 侧旧址地基高度相似且明显高于两侧建筑群，可以证明两部分原本属于同一院落”（据刘雨涵《基 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

不过根据 1953 年 12 月统计的《北京广东省各会馆主附产所在地址表》（出自《北京岭南文物志》）中的数据，潮州七邑会馆占地面积约 1.771 亩，即 1181 平方米，通过在卫星图上测量，仅包含四进主院落的面积，若加上北院的面积，会馆的占地面积应该在 1800 平方米以上，因此对于北院是否属于会馆建筑的一部分，笔者表示怀疑，当然也有可能是北院在解放前即已卖出去，无从考究。

1943 年航拍图中的潮州新馆

再说回南侧的会馆主体四进建筑，此建筑原先大门开在倒座房南侧，是一处广亮大门，这种大门在等级上仅次于王府，据刘雨涵调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了满足附近居民需要，这处大门被改建为公共厕所，原有五层台阶、石狮与上马石均已丢失，仅剩一对抱鼓石与会馆入口一同移动到建筑南侧，在花枝胡同中重新开辟新大门（据《基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至1997年3月还可以看到已经大部分斑驳的会馆大木门右爿门板上竖写仿宋“潮州七邑馆”五个大字（据《京都的北京潮州会馆》），如今不存。

潮州七邑会馆临延寿街一侧现状（拍摄/ 唐祖熙）

北馆南侧随着会馆建设而形成的花枝胡同，会馆建筑如今的大门便在此胡同中 

如今网上关于潮州七邑会馆的相关资料较多，2013 年时微博博主“前行向左”曾发文报道过此会馆的状况，其听闻朋友称此会馆即将被拆迁，据其补充，馆中原先居住的均是理事者的后人，后又逐渐租出，发文时馆中仅居住有两家潮人后裔，受此博文所发，笔者最先前往的便是潮州七邑会馆。

会馆的位置非常好找，在延寿街的最北侧，从大耳胡同或佘家胡同拐进来后第一个公厕便是了，周边居民也基本都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指公厕）叫潮州会馆，会馆的大门则是在公 厕右侧的胡同内，大门已经被红漆再刷了一次，两侧立着一对残破的抱鼓石，应该是原部件。

  北馆现状，图中右侧厕所为原会馆大门  北馆如今大门，新大门两侧遗留有原先的抱鼓石（拍摄/ 唐祖熙）

自1953 年上缴房产至今过了七十余年，如今的会馆内部，已经是一处标准的大杂院，宽敞的庭院被各种新盖建筑所占据，仅剩下一条狭窄的过道通向院落深处，建筑中居民听说我是潮州人，开玩笑着问我为何不让潮州市政府来收回这处会馆，另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会馆中现居住着二十九户人家，没有潮州人了，老人边走边指着一进院一侧说，这里以前有一处月亮门，现在也已经没 了，剩下的全是新盖的。

北馆二进院现状，已经变成一处大杂院 

在与馆中其他老人的交谈中，我还意外地得知馆中三进院内有一块旧牌匾，上面就写着潮州会馆，经老人协助，我成功见到了这块石碑，其横躺在一堆杂物之中，正面 阴刻着“潮州㑹舘庚寅恩科置”几个大字，至于背面是否有碑文无从得知，这块石碑是先前资料 没有提及的，于是我用相机将其记录下来，希望借此文章能被在京潮人组织知道并收回。

陈列于北馆三进院中的“潮州㑹舘庚寅恩科置”石碑（拍摄/ 唐祖熙）

据老人回忆，这块石碑从她小时候就在会馆中，最初置于二进院内，后移动至此，七邑会馆落成后在京 举办的庚寅恩科仅有光绪十六年（1890 年）的部试，此次考试中，揭阳人曾习经中贡士，此碑 可能为其所置。

至于北侧的两跨二进四合院，笔者在走访完大外廊胡同的旧馆后也曾前往查看， 如今两跨四合院的入口均在会馆北侧的大耳胡同，分别为大耳胡同 54、56 号，其建筑对比周围 建筑确实有所不同，但不能说明其与潮州会馆便有所关联，56 号门口还有一对方形石墩，院内则堆满了杂物，笔者试图询问院中老人，但并未能询问到有关信息。

大耳胡同 54 号院内部（拍摄/ 唐祖熙） 

临着大耳胡同的 54 及 56 号院，可能也是北馆的组成部分

在北京仅存的几处潮州会馆旧址中，潮州七邑会馆保留的原始风貌最多，其内部虽在解放后塞满了各类新建建筑，但总体格局未曾改变，建筑也保留得较为完好，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因此刘雨涵在其文章《基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中认为可以在对潮州会馆现有居民进行腾退后“改造成具有潮汕特色的文化展示与民宿相结合的空间”，按照会馆南北院格局及原有功能分区对会馆进行改造和再利用，打造成“潮汕文化在北京 展示、体验、交流的中心”，主体的南院改建为文化展示厅及游客接待处，北院则改建为特色民 宿，“通过投资与管理模式的多元化加强对潮州会馆的保护力度”。

《基于人类学角度的建筑遗产恢复性重建研究——以宣南潮州会馆为例》中提 出的会馆修复方案

除延寿街的主产外，据《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及之后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所制的统计表可知潮州七邑会馆还有两处附产，其中一处在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我们前文已经聊得够多了，此处省略，另外一处则在香炉营六条 9 号，从卫星图来看此处附产已在 2010 年前后被拆毁，现为中信·国安府工地。

香炉营六条的附产，《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中载其有 “灰平房十间，空地一大片”，结合《广东岭南文物志》中统计的数据，该会馆共有房产 10.5 间，占地 1.564 亩，差不多的占地面积下 1.771 亩的潮州七邑会馆本馆共有 40 余间房，又据《潮人在北京》中整理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所得此附产占地 126 平方米、房间 6.5 间，结合此书中另外几处统计数据推测书中所指占地面积应为室内的房产面积，1.564 亩相当于1043 平方米，因此此附产中可能有8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面积，香炉营六条很短，能够有这么大空地的地方不多。

在北京城街巷分布中，香炉营六条与潮州西馆所在的海柏寺街相连，并且潮州西馆所在位置恰好 在两条胡同交界处，笔者虽未能实地调查，但根据 2002 年后的卫星图，香炉营胡同中段有一处大棚与潮州西馆西侧院落大棚用料接近，且此处大棚面积恰好有 1000 余平方米，可能是此附产所在。

从北京早期的航拍及卫星图上看，这处大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往前仍然是一大块空地，建筑主要集中在南北边缘，有三座独立小房，1973 年的卫星图中空地上则增加了几处类似厂房的 建筑，大棚应该修建于在此之后，比西馆的大棚更晚，2002 年西馆曾办有驰飞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推测大棚在拆迁前可能作为汽车修理公司的厂房被使用。

四. 潮州会馆

（宣南郡馆、潮州南馆）

始建：至少为同治二年（1863 年）

馆址：中信城一期西南角文化广场西北处

拆迁前为菜市口胡同 84 号及旁门

（曾为丞相胡同 30 号及后门） 

前文提及，光绪十二年（1886 年）方耀进京时见位于延寿寺街的旧会馆“历嘉、道、咸、 同四帝共一百四十余年，破漏不堪”，于是他“乃倡建新会馆，颜曰'宣南郡馆’，简称曰'南 馆’”（据陈筹《清水师提督方公照轩事状》，被引用于黄晓丹等《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 —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这个会馆便是位于今菜市口大街（即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因其地理方位在诸会馆中偏南而称为“南馆”。

1953 年航拍图中的潮州南馆 

但此会馆并非由方耀所创，在其“倡建新会馆”的同年，揭阳人周易进京参加考试时便居住在绳匠胡同（丞相胡同）的会馆中，此时的会馆“糊窗恶壁，略费屏当”（据黄晓丹等《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 考察》），一副年久失修的样子，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京师坊巷志稿》中也收录了这间会馆，据载“绳匠胡同，绳匠或作丞相……有中州、休宁、潮州诸会馆”，这些都说明位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在方耀重修前即已存在。

光绪《顺天府志》中关于南馆的记载

              

《宣南鸿雪图志》中收录的潮州会馆平面图

东侧的院落较为宽敞，面阔五间，为会馆主体，应该是方耀出资新建的部分，各进规格原文如下：

“倒座房六间，进深五檩，其中一间辟为广亮大门进大门后正房五间，进深七檩带前廊，两厢各三间五带前廊；二进正房五间，进深五檩加前廊，其中 一间为门道通三进院；三进院正房为五间五檩带前廊”。

西侧的院落布局较松散自由，面阔以三间为主，“只后二排房相对整齐，均为面阔五间，坐北朝南，五带前廊”，可能是原先会馆的建筑。

北京潮州南馆布局示意图

根据现重建建筑与《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中照片，会馆东西两院均有对外开放的大门，其中西侧院落大门较小，在丞相胡同侧，可能是重修前原有大门，东侧院落则为广亮大门，开在会馆南侧的胡同中，该胡同可能是在会馆重修时一并被开辟。

《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中收录的潮州会馆总登记表

此外，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所编的《北京近代建筑》中收录了梁思成学生在解放初拍摄的菜市口潮州会馆大门图片，该处大门为一处拱形大门，门上阳刻“潮州㑹館”四个大字，与现有东西院两处大门的情况不符，推测可能是立于会馆南侧胡同口的大门。

《北京近代建筑》中收录的潮州会馆大门图片，拍摄 于 1950 年前后

南馆中堂曾祀有韩愈、朱熹及赵德，据《韩公愈治潮州事迹》所载，“北京丞相胡同潮州会馆于中厅祀韩公，以朱考亭、赵天水配享”（引用于《明清潮州士商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 会馆为中心的考察》），这与苏州潮州会馆类似。

在方耀重修会馆后的第四年，揭阳棉湖人曾习经在庚寅恩科中登贡士，并在两年后中进士（光绪《揭阳县志》记为庚寅恩科中进士），此后便长期居住在丞相胡同的潮州南馆中，其曾任户部主事、大清银行监督等职，被誉为“岭南近代四家”之一，是科举时代最后一位在京居要职的潮籍官员（曾习经字刚甫，《北京的会馆》中误记 为平远人曾养甫）。曾习经与梁启超交情极深，梁“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 达夜分为常”（据《饮冰室诗话》），民国十五年（1926 年）其在潮州南馆病逝前，康有为、 梁启超皆来过馆内看望他。

受其影响，潮州南馆中堂曾挂有“进士第”牌匾（据《明清潮州士商 社会之变迁——以北京潮州会馆为中心的考察》），而据 1933 年逃亡到北平的大埔籍左翼作家 碧野回忆，会馆“大厅宽敞，挂着'沛韩堂’三个苍劲大字的匾额，据说是清朝潮籍大臣曾刚甫 (曾习经)的墨迹”。

与碧野一起逃亡至北平的还有潮安籍左翼作家薛汕， 二人至京后身无分文，曾在三十年代与另外十个情况 相近的青年在潮州会馆组成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

在碧野的记忆中， 会馆“前边大院有两棵大槐树，浓荫迎地，左右花坛种着一棵海棠和一棵丁香”，二进院“则有 藤萝架和梨树”，春天时梨花和藤萝花绽放，“香满庭院”，“在藤萝架和梨树荫中，东西厢房 门窗透碧”，“最后一进是长排平房，庭院深深，冬天红梅傲雪，夏日蝉鸣永昼，是家居的好地 方”，“整座潮州会馆雅洁、幽静”（据张善德等编著《潮人在北京》）。

《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中收录的潮州南馆旧照，拍摄于2006 年

据《1947 年各省会 馆总登记表》所载，潮州南馆在民国早期因“在平同乡人数既少且又无经常费”，会将馆中空房间租出，“所收租金即为会馆开支及修理费”，至后期又因“潮州汇来旅平经费”，资金较为充足，便将租出房间收回，此处经费应该就是前文所提及的“都门旅费”。

1953 年馆产上缴后，潮州南馆也曾变成一处大杂院，但总体保存状况较好，1997 年编修《宣南鸿雪图志》时仍然可以看出基本格局与木构，此后会馆曾被列为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及宣武区文物暂保单位。

但如今在网络上搜索菜市口胡同的潮州会馆，更多的应该是对会馆拆除的报道以及老北京人对宣南地区的怀旧，2002 年时由于宣武区的开发，潮州南馆被纳入拆迁范围，此后在 2008 年，随着中信城一期的修建，包括潮州南馆在内的大吉片被整体拆迁，这块区域也因此成为历史。

南馆原址现状， 如今为中信城沿街铺 面（拍摄/ 唐祖熙）

然而，这片区域的拆迁并没有那么寻常，这里拥有上百处名人故居及会馆，见证过一系列历史事件，是北京城中“以汉族朝官、京官、士子为主要居民的重要文化区域”，因其位于宣武门以南而称为“宣南地区”，但在区域开发过程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被纳入“危改”工程，墙上被“拆”字所占据，居民即使不想迁走建筑也会被强行拆毁，文物保护单位亦如此。

据 《瞭望》周刊文章《宣南士乡之殇》的报道，2007 年 11 月“三位民工爬上了潮州会馆前院的东 厢房和倒座房，用铁镐用力向下砸去……一番锹飞镐舞之后，前院那几间房子徒余残垣断壁，会馆东侧，瓦砾堆成了小山，几位包工头模样的人站在'山头’警惕着周围的情况，上前将记者劝 出现场”，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例，此时的潮州南馆尚为文物普查登记单位，也难逃被强拆的命运。

据《瞭望》报道中所载，潮州南馆在拆毁前“仍保存着两组三进院落，正房面阔五间，宏敞高大，旧式木质屏门、棂条花格清晰可见”，当时会馆中尚未迁出的老人则回忆道：“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房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质量多好啊……当年潮州进京赶考的举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当中还出了不少进士呢，听说还有一对是父子进士”。至于会馆拆除后原件的去向，据《新京报》报道，“有工人将一部分拆除下来的木质构架卖到附近的废品回收站，另一部分被拉走不知去向”，文保志愿者曾一智曾向宣武区文委及市文物监察执法队举报这些情况，但得到的答复是：人手不够。

不过如今网上查菜市口的潮州会馆似乎仍然能够查到地址还有照片，甚至2014年其还位列西城区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单之中，只是地址从菜市口大街转移到南横东街，这则要归功于“异地迁建”。

南馆重建后位置示意图 

据《宣南士乡之殇》所报道，在大吉片拆迁的同时，宣武区政府“规划了一个四合院保护区”，将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建筑迁建到这里，因此这片区域内的很多文物普查单位在拆迁时给的理由都是“异地迁建”——不过从拆除的情况上看，按《中国新闻网》的评论，像“对潮州会 馆的'迁建’，是以农民工径自拆毁行事”，但对比其他建筑的结局，潮州南馆的拆除似乎还是比较“温柔”的，并且其还“幸运地”被重建。

《宣南士乡之殇》中描述了之后会馆“迁建”的场景，“在潮州会馆'迁建’现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没有看到按专业规范进行的文物迁建， 建筑构件没有编号，梁架被折裂，砖墙被锄碎”，“（文保单位）一般只要求他们留下一些重要的构件，复建的时候再放回去就行了”，这样的做法，按文中所引用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话所言，“没有人愿意承担文物灭失的责任，于是就想出迁建这个办法，包括我们的专家也是这样， 一说迁建，大家肩上的责任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因此，在残垣断壁之中，三座同时期被拆除的建筑，潮州会馆与曾接待各国使臣的会同四译馆以及纪念清代官员潘祖荫的潘祖荫祠一起被迁建到“四合院保护区”中，即如今中信城一期西南角的文化广场中，文保志愿者曾一智曾对三座建 筑重建的过程进行记录，据其微博博文反映，重建建筑的墙体采用现代的水泥空心砖和红砖砌筑， 然后再在外层贴一层青砖，“新建材、现代工艺，红砖包裹着'空心儿砖’，只是在曾一智们的呼吁下，建设时才用上了几根老柱子，那些本有彩绘的老物件，还被刷上了新漆”（据京华周刊 《曾一智和她的老北京保卫战》）。

最终，三座原本互不相邻的建筑随着中信城一期的建设于2010 年完工，成为这处新建住宅区中独特的风景，重获新生。

曾一智在潮州南馆迁 建时对新建建筑修建过程的 记录（拍摄/ @曾一智）

在了解了潮州南馆的情况后我便决定前往查看，一来是想记录一下重修后的样貌，二来则是搞清楚此处的现状。

据重修后的报道，三座建筑的另外两处，会同四译馆和潘祖荫祠均在重建后不久有了“着落”：2011 年京华周刊在采访曾一智时曾实地走访过重建的建筑，通过询问看护院子的工作人员得知潘祖荫祠已经租出去，“将被用作餐饮”，至于会同四译馆，据几年后文保爱好者的报道，则成为了“高档的私人会所”。

@世界潮商中关于新建南馆的相关报道 

关于潮州会馆是否也变成了私人会所，网上似乎还没有相关的记载，2013 年时曾有国际潮团研讨班参观此处会馆的报道，说明该馆重建后与北京的潮人组织仍然是有所交集的，因此我曾以为该馆在重修后被交付给了北京的潮人组织，若真如此也算是恢复了该馆原本的用途。

三座建筑迁建的位置在潮州南馆原址的南边，位于菜市口大街与南横东街路口的东北侧，从延寿街的北馆走过去大概三公里，走到南馆原址也是差不多这个距离。

我在探访完北馆后便徒步前往南馆，走过湖广会馆后便是开发商的地界了，往南穿过半幅 已经拆迁完的粉房琉璃街后往西一拐就是中信城的临街铺面，铺面尽头则是一处类似于社区公园的地块，公园的西南角是南横东街与菜市口大街的路口，正对着路口处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中信城”三个大字，石头后方，茂密的绿植中三座重修的四合院时隐时现。

新建潮州南馆的大门（拍摄/ 唐祖熙）

我最先踏入的是最南端的大院，大门紧闭，不过从门边文物登记牌子上可知这里是“关帝庙”，关帝庙始建于明天启年间，清末被改为潘祖荫祠，可知此处便是潘祖荫祠异地重建后的四合院，现仍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另外两座四合院则并排立在公园的北端，其中西侧的院子明显面积更大，不同于 南端的“关帝庙”，北端的两处四合院除了东侧院子门口挂着“长江商学院摄影学会”的标示外没有任何地名信息，经过比对原先建筑图片，可以推测东侧的院子便是会同四译馆的重建建筑， 那西侧的院子自然是重建后的潮州会馆，不过其也是院门紧锁，门口也没有任何标示说明其现用途以及名称，在此地徘徊了约莫半个钟头后见没啥收获我也只能打道回府，在前往地铁站的中途， 还可以看见围挡在工地中的康有为故居，这里如今是“中海金融中心”的地盘。

在整理会馆现时，我又联系到了北京潮商会的秘书长李庆先生，向其询问过南馆的现状，据其所言，“在 90 年代，联谊会有去会馆做过调查，但没能要到会馆的使用权”，南馆“说是被政府的单位占用， 而且说，联谊会与潮州会馆构不成继承关系”，这样来看，如今的南馆明显是与北京潮人社团无关了。

那现如今其又是谁在使用这处建筑呢？

次日，抱着这样的疑惑，我又前往重建的南馆建筑前，在门口又等待了许久，不见动静，便直接询问了公园内的志愿者们此建筑的用途，得到的答复是“私人会所”，这似乎没啥可以惊讶的，如此结局，也是在意料之中了。

新建南馆面向菜市口大街一侧（西跨院）自北向南面貌，其中西跨院 最北侧小院已经被作为超市使用

在《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所登记的“潮州会馆总登记表”中，潮州南馆还登记有一 处不动产，即附产，位于丞相胡同 18 号（此后曾为菜市口胡同 41 号），仅“小房一所”。在《北 京岭南文物志》中统计该附产共有房产 11 间（1965 年登记的房产则为 10 间），占地 0.286 亩， 合计约 191 平方米，又据《潮人在北京》所统计室内面积共有 149.5 平方米，推测该附产可能仅 有一进，由并排的两列小院组成。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所载，该附产在扩建菜市口大街 时被拆除，拆除的具体时间应该在1999 年前后。

五. 潮州会馆（潮州西馆）

始建：清晚期 

馆址：现为中信·国安府小区，拆毁前属海柏寺胡同 23 号（曾为海柏寺街 13 号，即海北寺街）

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北馆、南馆外，许多介绍北京潮州会馆的资料还提及了西馆。潮州西馆坐落于宣武门外，相对于北馆位于正西侧，因此称为西馆，另外也常有资料将其也称为“北馆”， 这相较于南馆的方位也说得通，本文仍然以“西馆”称之。关于西馆能搜寻到的资料相对较少， 始建日期也是不详，目前所见有该会馆记载的文献，是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京师坊巷志稿》：“海波寺街，井一……有广西、颍州、澧州、顺德、潮州会馆”，因此《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认为其“建于清晚期”。

而《北京会馆资料集成》则将兴建时间精确到同治二年，可能是通过《1947 年各省会馆总登记表》得出的，里面登记的两处潮州会馆（即南馆和北 馆）都将成立日期填为同治二年（1863 年），但明显如延寿街的潮州会馆就始建于同治之前， 所以笔者认为同治二年仅是会馆组织上发生变动的年份而非会馆的创办年份，如潮州南、北馆的创办年份应该是在登记表中成立年份之前，至于未被登记的潮州西馆，创办年份则不详，只能推测建于清晚期。

西馆所在的海柏寺街一带在拆除前的照片（图源/ 网络）

潮阳籍院士、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马大猷便出生在西馆，其与父亲，清末举人马有略便曾长期生活在此，许多关于西馆建筑的记载，均来自马大猷的回忆。潮州西馆现已被拆除，在拆除前其位于海柏寺胡同23号，海柏寺胡同也称为海柏寺街、海北寺街及海波寺街，会馆居于胡同北侧中段，斜对面便是顺德会馆，西馆大门正对着顺德会馆东侧的夹道，是一个丁字路口， 西馆东侧则是香炉营六条，潮州七邑会馆有一处附产就在这条胡同内。

上世纪九十年代，周昭京在编著《潮州会馆史话》时曾实地到访过海柏寺街的潮州会馆，据其文中所载，会馆大门“相当于潮汕'四点金’厝的正门那么大，门两旁也有一对石鼓，门额有一大'福’字，青砖上刻有人物画”，“以前馆（文中指延寿寺街及海柏寺街的潮州会馆，存疑）门口都有书为'潮州会馆’ 的匾额，白底黑字”，《京都的北京潮州会馆》中则载该会馆“大门前有大影壁”，结合西馆周边的街道布局，大影壁若立于门前，则有可能立于顺德夹道口处。

按《北京岭南文物志》所统计，潮州西馆共有房产20 间，占地 0.892 亩，约 595 平方米，相当于二进两跨四合院的面积，这与《京都的北京潮州会馆》所描述的西馆规模相符，据此文所载，该会馆“由并排两个四合院组成， 两院有门相通，两院外由大围墙围成一个大院……围墙外挂有'瀛洲别业’的大匾额”，这是关于西馆布局最为详细的描述。而在马大猷的回忆中，其童年的声学“启蒙”便是潮州会馆初秋的蝉鸣，“记得很清楚的是童年后院里的臭椿树，以及南院里的石榴和夹竹桃”，“每到初秋，遍地蝉声，激发了马大猷对声音的浓郁兴趣”（据李萍《他的人生充满了“第一”——追忆中国声学研究奠基人马大猷院士》），由此才成就了一代声学大家。

北京潮州会馆的收入来源，据《潮人在北京》所记载，除前文所提及的“都门旅费”及会馆房屋出租收取的房租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煤炭作坊的租金，即在会馆中开设的“一个经营煤炭的作坊租给一个北京商人经营，只收取租金”（《潮州会馆史话》）。

另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 研究》中对潮州会馆馆产的调查，建国后在北京潮州会馆的馆产中有两处被改造为煤场，其中包括前文提及的大外廊营胡同附产以及此处涉及的海柏寺街潮州西馆，推测曾经的煤炭作坊就位于这两处中的一处或二者皆是。

结合北京历史航拍及卫星图来看，潮州西馆在 1943 年至 1967 年 的影像中均保留了两座并排四合院的格局，1972 年的卫星图中会馆西侧的四合院则被改建为一 座大棚，同时期与西馆相邻的潮州会馆香炉营六条附产也加盖了类似厂房的建筑并在之后改建为大棚，不知道两处建筑在当时是否有关联，会不会在此时会馆才被改建为煤场。

1943 年航拍图中的潮州西馆 

西馆东侧的四合院和西侧的大棚一直维持至拆除前，在 1997 年的《宣南鸿雪图志》中所划定的会馆的范围仅包括东侧保留的四合院，不过通过前文所引用的记载以及会馆的相关图像可知会馆范围应当还包括 西侧的大棚，这里应该是作者的失误；

此外，在《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中还记载了此处馆产 2014 年之前曾有北京市驰飞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在此经营，笔者通过查询天眼查上的企业注 册信息，可知该企业注册于 2002 年，注册地址在西城区的大川三巷，这条巷子距离西馆仍然有些许距离，另外在网络上搜索相关关键词可以跳出“驰飞汽车修理海柏寺街分店”的推荐条目， 推测西馆可能曾为该汽车修理公司的分店，具体位置应该便是西馆西侧的大棚，对比卫星图还可以发现在此大棚旁边的香炉营六条还有一处用料类似的大棚，笔者认为可能是潮州会馆在香炉营 六条的附产所在，之后在产权合并中逐渐整合为修理公司的一部分，当然这个说法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

结合《潮州会馆史话》等资料制作的北京潮州西馆布局推测图

潮州西馆在 2003 年就被划入拆除范围（《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但此后会馆建筑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从谷歌历史卫星图像上看，会馆东侧四合院的西厢房在 2002 年底坍塌，此后东侧四合院便逐渐破败，2010 年会馆西侧连同香炉营六条的大棚被拆除改造为停车场，至 2014 年 9 月东侧四合院才被整体拆除，同时期西馆所在的海柏寺街及香炉营片区均因房地产开发而被拆毁，仅保留了西馆斜对面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顺德会馆，如今仍被围挡在工地之中，从地图软件上看，这块区域现为中信·国安府小区的一部分。

笔者曾在前往菜市口大街的南馆时经过大川三巷，期间想找寻曾在海柏寺街潮州会馆开分店的驰飞汽车修理公司并询问该分店的具体情况， 可惜笔者并未在这条巷子中找到这家公司的所在，后面因为赶路，只能匆匆离开。

潮州西馆的原址则在宣武门附近，如今坐地铁到宣武门站，从东南口出来，在崇光百货北侧路口拐入后所见的 那片工地便是潮州西馆所在海柏寺街的原街口，从百度地图 2013 年的街景照片中仍然可以看见香炉营片区的原貌，可惜当时街景拍摄时并未深入海柏寺街内部，笔者也没有找到西馆相关的照片资料留存。

中信·国安府工地卫星图 

潮州西馆原所在地，如今为中信·国安府工地（拍摄/ 唐祖熙）

六. 潮州会馆

始建：清雍正始建凉州会馆，同治年间改为潮州会馆 

馆址：大外廊营胡同，具体位置不详 

在大外廊营胡同，除前文所提及的潮州旧馆外，从现有资料来看，应当还有一处潮州会馆。

雍正年间大外廊营曾有凉州会馆，凉州即今甘肃武威，雍正年间曾置有凉州府，这处会馆也是自康熙七年（1668 年）设甘肃布政使司以来甘肃在京最早兴建的会馆，规模较小。

为什么提起这处会馆？

因为在这处凉州会馆设馆的两百年后，据《北京的会馆》所载，“同治年间，凉州人进京赶考举子甚微，值年将此馆租借给广东商人，而后又被一粤籍巨商购下变为私宅……数年后， 更为广东潮州会馆”，这说明这处会馆在同治之后便改名为潮州会馆，是大外廊营胡同除原先潮州旧馆外的另一处潮州会馆。

这处潮州会馆，从其演变过程来看，应该是当时的潮州商人为了方便在京经商而买下的房产， 性质上不同于另外几处作为试馆的潮州会馆，具有工商会馆的功能，与同时期潮州商帮在天津等 地创办的潮州会馆类似，反映出当时潮州商帮的兴盛。但这处会馆又不及天津闽粤会馆以及潮州 会馆那般宏伟，据《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以及《北京的会馆》中对原凉州会馆的描述，该会馆仅有一进，由一小院及七间房构成，规模上远不如北京另外几处作为试馆的潮州会馆。

很多资料在收录潮州会馆资料时常将这处同治后才出现的潮州会馆与大外廊营胡同原有的潮州旧馆视为同一处会馆，但如前文所言，原先的潮州旧馆在新馆落成后已经转为新馆的附产， 不再作为潮州会馆所使用，因此在乾隆之后的文献中这处会馆都不会再出现，而如光绪年间《京师坊巷志稿》中所载的“大、小外廊营，井各一，有潮州、琼州会馆，旧有泾阳、凉州会馆，今废”，其中所出现的潮州会馆，则应该是“今废”的凉州会馆改名后的新会馆。

这个会馆存在的历史似乎并不长，同治年间改名后仅出现在光绪朝后期的方志中，在 1945 年后统计各省会馆资 产时也没有被统计入潮州会馆的资产之中，因此常常被许多资料忽略，至于会馆本身，则有可能在民国中后期的某次战乱中被毁坏或被转手给其他人，所以才没能在抗战结束后进行登记。

大外廊营胡同街景（拍摄/ 唐祖熙）

笔者曾试图去大外廊营胡同询问当地老人关于潮州会馆（凉州会馆）的一点点线索，但或许是因为消失的时间太过久远，很多老人的答复都是“没听过”，有一位老人还让我去胡同东侧的一座三进建筑看看，说这座建筑可能是会馆，不过此处很明显比原先凉州会馆的规模大得多，与记载不符。另外，在《宣南鸿雪图志》中有对凉州会馆和潮州会馆进行标注，但不知道其资料来源，其中潮州会馆标注的位置既不是位于大外廊营胡同 26 号的旧馆，又不在图中标注“凉州会馆”的位置，存疑。

七. 潮郡会馆（潮州郡馆）

始建：清光绪之前 

馆址：西打磨厂街，具体位置不详

在前门往东，据光绪《顺天府志》的记载，还有一处潮州会馆，即潮州郡馆，也有资料称为潮州郡馆，《顺天府志》中直接用了《京师坊巷志稿》的原文，载“打磨厂……有粤东、潮郡、 临汾、宁浦、应山、钟祥诸会馆，旧有郢中会馆，今废”。

光绪《顺天府志》中关于西打磨厂“六大会馆”的记载

《京师坊巷志稿》成书于光绪十一年 （1885 年），是目前笔者所能找到关于潮郡会馆最早的记载，再往前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左右的《宸垣识略》中则载“东城会馆之著者……打磨厂曰粤东、临汾、宁浦”，说明此时潮郡会馆尚未出现，因此推测这处会馆出现在光绪之前，但具体时间乃至年代未知。

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左右《宸垣识略》中关于打磨厂的部分没有收录潮郡会馆 

以上便是笔者搜集到的关于这处会馆的全部资料，另外还有资料如《中国会馆志》中述及打磨厂有一处湖郡会馆，笔者查询湖州在京会馆相关资料也找不到任何记载，不知道是否为“潮郡会馆”的误记。

另外，早年曾生活在打磨厂粤东会馆的肖复兴曾以其为原型创作了散文集《我们 的老院》，在书中前言《我们的老院小考》中载“到了北平和平解放之时，这条老街（西打磨厂） 上的六大会馆，仅存粤东和临汾两座”，说明潮郡会馆在 1949 年之前便已废，因此在抗战后的会馆登记中也没有录入关于这处会馆的任何信息。

1943 年西打磨厂区域的航拍图

在于国宏编绘的《北京主要会馆分布图》中有标注打磨厂潮郡会馆的位置，位于胡同北半幅的中段，不知道其资料来源，但参考该图中标注的同在西打磨厂的粤东会馆及临汾会馆，其位置却与今现存建筑方位严重不符，因此该图中对于潮郡会馆的标注存疑。

西打磨厂街景（拍摄/ 唐祖熙）

笔者起初便是受此图启发， 想前往该图中标注位置查看，西打磨厂离前门大街很近，其西口附近便有地铁前门站的一处出口， 当笔者前往图中标注位置时，此处已经被拆除，现为囤积杂物的空地，笔者又询问了路过的几位老人，和在大外廊营胡同时一样，会馆废弃的时间过于久远，很多老人都不知道有这座会馆，因此也没有任何收获。

于国宏《北京主要会馆分布图》中标注的“潮州郡馆”位置

总结

以上七处北京潮州会馆，便是笔者在查询相关资料过程中所发现的，其中包括在解放前便已废弃的内城潮州会馆、潮州旧馆、大外廊营胡同潮州会馆及打磨厂的潮郡会馆，这几处会馆因为 早已废弃，并未能在 1945 年后的几次会馆登记中被录入，因此被许多资料所忽略。

北京旧有潮州会馆统计表 

此外，由于 古籍中对会馆记载较少，关于会馆的数量可能还有遗漏，例如明代时潮州科举发达，北京城中除 原内外城会馆外会不会还有其他会馆，由于没有专门的资料记载，也不清楚；另外如潮郡会馆， 涉及的资料极少，还有与“湖郡会馆”混淆之嫌，存疑，因此如开头所言，笔者认为京城中有至 少六处潮州会馆，并不代表京城中确切只有六处或七处潮州会馆，仍然有待发掘。

完成本文，本来只是预计用当时走完几处会馆后的周末来完成，结果涉及的资料越来越多，最终花了两周以上的时光才把本文给写完，由于会馆资料真的很少很零碎，因此在写本文时笔者总是会想尽可能多 的把收集到的资料加进叙述中，使得最终本文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是会馆资料的汇编而非单纯的 “小考”，这点上请诸位见谅，也希望诸位有机会可以阅读原文，支持一下这些文章的原作者， 本文能够完成靠的是前面诸位研究北京地方会馆以及各地潮州会馆的前辈的付出。

北京外城潮州会馆分布图

笔者对北京城及潮州会馆此前并未有任何研究，临时起意，了解自然不太充分，文笔也不佳， 观点及用词难免有所失误，在此恳请诸位见谅，如果有建议也可多多指出。

而在这个过程中，也 有许多前辈为本文的完成提供了帮助，如韩弟弟提供了许多文献的电子书文档，为我节省了许多查询资料原稿的时间和精力，另外还有《北京潮讯》主编、北京潮商会秘书长李庆先生，其提供的潮州南馆现状及《潮人在北京》图片使会馆的情况得以完善。

此外，本文配图中许多 2000 年 之前的北京旧卫星图及航拍图都是出自微博@空愁居的分享，这方面也需要特别鸣谢一下。能够将此前遗漏的京城潮州会馆资料收集起来，在闲暇时整理成本文，虽不能说是啥事迹，但引用 杨钟岳先生所言，“亦曰'余之责也，余之责也’，庶或可告无罪于先辈云”，也算是做了点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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