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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辈子工作和生活过很多地方，很奇怪令我魂牵梦绕的，每每不是故里，便是母校。尤其是母校，梦境中的我，似乎每次都是进修，住的还是第一学生宿舍，上课还在文史楼；梦中的丽娃河好像比现实宽阔了许多，夏雨岛读书的人一个都不认识，特别每次都急得难过，不是开学好久了我才匆匆赶去报到，就是找不到教材或者根本没有听课以至在考场上一筹莫展，硬是急醒了。
文史楼
丽娃河
没问过别的同学是否做过类似的梦，反正我会，每年总有一两次。 1979是中国所有1979级大学生的幸运年份。这年的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六，重点院校录取率又是百分之六中的百分之二十。敢于参加高考，要特别感谢我哥哥姐姐们的鼓励。1978年，只有初中毕业的我的同胞三哥也是我的师傅王维汉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江西大学中文系录取。他入学后，和二哥二姐一起，力主只有小学毕业学历的我，不妨为此一搏。原为乡村小木匠的我，丢下斧头七个半月自学，1979年高考成绩公布，我的成绩与全县文科状元仅一分之差。木匠兄弟先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在老家江西广丰，一时传为佳话。那是一段人生最得意的日子，在乡下无论走到哪，只要有人认出我们，立马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注目礼。
北方吃面，南方吃米，我不习惯面食。听闻北京每月每人只供应七斤大米，主要吃馒头和面条，这怎么受得了？选择华东师大中文系，皆因上海师大中文系当年编辑出版过一份闻名全国的杂志《学习与批判》（1972年5月，华东师大因院校合并更名为上海师大，1980年7月恢复原校名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南方所有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北方不详）所订的杂志除了《红旗》，就是《学习与批判》。这份杂志连载的《鲁迅传》，文辞优美，可读性强，曾让我如痴如醉，作者是石一歌。进校不久，我最想认识的是石一歌，遗憾的是有老师告诉我，“石一歌”不是一个人，是上海市写作班子11位作者合用的笔名，其中包括余秋雨。 入学前，我想象不出上海的高楼到底有多高，到过上海的邻居说：“站在国际饭店底下往上看，头一仰，帽子要掉下来！” 1979年9月6日上午，我随身带一只自己打的大木箱，挤上了老家江西省广丰县廿四都开往上饶的班车。因之前有过6年的木匠和农民工经历，出远门干活是常事，父母只把我送到离家百余米的中心小学门口。 上饶至上海的火车是晚间，快车票价12.5元，没有座位，只能站，或者拿张报纸垫在人家座位底下钻进去蜷缩着，一直处于亢奋之中的我，竟不觉得累。毕竟第一次到上海，我老早联系了上海交大毕业留校的我的表妹夫，是他9月7日早早的就在上海北站出口处等候，接上后七转八拐带我乘坐69路公交，抵达学校时，不少人还在晨练。
326寝室文史楼前合影，左起李柱梁、作者、宋文伟、刘伟勋、邹锡明、郑文波 在第一学生宿舍326室，首先认识的是来自安徽省太湖县弥陀公社的李柱梁，然后是浙江温州的邹锡明、上海的刘伟勋、四川岳池县的郑文波和江苏武进县的宋文伟。让我惊讶的是，学生宿舍的地板居然是红漆的，好像双层铁床和书桌当时还没有搬进，吃过中饭，一宿没睡的我，把地板拖了一下，倒头便“呼呼”大睡，直至刘伟勋进来才醒。行李是李柱梁帮我到学生食堂抬回来的。安顿好，我和李柱梁在校门边邮局买了份上海市交通图，乘坐67路公交到中山公园，再换乘20路电车直达外滩。
作者第一张西装照，摄于上海王开照相馆 外滩和南京路的繁华，让我们惊叹不已，想到一场高考，居然让我的江西乡下农业户口一夜之间变成上海城市户口，恍如隔梦。在南京西路24层的国际饭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我眯着眼，把头高高仰起，一转身，发现自己没戴帽子！
大学毕业纪念册
校长题词
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的临别赠言
华东师大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师很多，仅中文系，当时就有教授9名，副教授7名，超过江西全省所有高校的教授名额。中文系全国知名的教授有施蛰存、许杰、徐震堮、史存直、程俊英、徐中玉、钱谷融、万云俊、李毓珍等，徐中玉先生是系主任。钱谷融先生因为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著名观点，1957年反右运动和复旦的蒋孔阳先生一起，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在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光批判钱先生的文集就有七、八卷之多。很喜欢钱先生的《雷雨》人物分析课和王智量老师讲的普希金。“文无定法，有感而发”，写作课王光祖老师这句话让我终生受用。忘了是哪位老师说的，他说华师大中文系学生考试论述文答案不求统一，既可以用老师的观点，也可以用教科书的观点，甚至可以通过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得出自己的观点，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我觉得这样的评判原则难能可贵。华师大中文系有太多好老师，讲音韵学的范可育老师，修辞学的濮侃老师，留校任教的班主任周圣伟和夏中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振潼老师因饰演过沈浮执导的电影《曙光》中的主要人物林寒，被整个中文系的同学知晓甚至崇拜。确切说，我更喜欢王建定老师讲的古诗词。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个子中等，上课从不带讲稿，很旧很旧有点邋遢的藏青色中山装，左边兜里装着大众烟丝，右边兜里装着烟纸。每次上课，他都会在黑板上飞快地书写出所要讲的古诗词。我认真对照过原文，不管多长的诗词，王建定老师的板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错。他上课的水平，用“炉火纯青”四个字评价绝不为过。印象最深的是讲课节奏也把握得非常好，每当看到他丢下粉笔，左右手伸进两边的衣兜时，下课铃声就响了。他卷喇叭烟的速度和技巧同样炉火纯青，眼睛看着学生在跟学生对话，烟已经卷好叼在嘴上，火点着，一缕青烟从王老师的口中缓缓吐出，很享受的样子。记得每逢王老师的古诗词课，上影厂的明星们，常来文史楼“蹭课充电”。那时的明星不像现在，出门经纪人、保镖、随从一大串。最常见的是当红明星达式常，骑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自行车，来了就把车丢在文史楼一楼的楼梯底下，到教室找个座位悄悄坐下。 多年后，听说王建定老师不写论文，不在乎职称，一直是个讲师，终身未娶，唯一爱好是养花，英年早逝，不胜唏嘘。
校党委书记施平
校长刘佛年 那时我们很自豪的，华东师大第一任校长孟宪承，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著名教育家、一级教授。时任校党委书记施平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当过华东局秘书长。校长刘佛年，著名教育家，据说是中国第一个哈佛的教育学博士，国务院任命。
图书馆 大学四年，是真正读书的四年，除了周末偶尔上街，平时除了吃饭，基本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成一线。在图书馆，我阅读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参加工作后，公文材料的撰写或偶尔要写点什么，底子都是华师大读书期间打下的。感恩华师大！
作者大学期间读过的部分书籍
那时77级孙顒、王小鹰是我的偶像，赵丽宏是我们一班宋琳、于奎潮的偶像。我们班来自上海照相机厂的朱大可当时就与众不同，记得写作课作业，他写了一首好像是太阳的诗，影射了什么，王光祖老师提出批评，他不服，课间当着很多同学的面与王老师辩论了起来。毕业前，大可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引用了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气度就是不一样。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作家，心心念念想着写小说，走路吃饭睡觉都想。1982年，《星火》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处女作《石泉》，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欣喜若狂，拿到54元稿费后，暑假即花9.8元从十六铺码头乘轮船往九江，游了一趟庐山回家还略有剩余。接着在《青海湖》、《山花》、《西湖》、《南苑》、《福建文学》等文学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短篇和小小说，其中《山花飘香的夜晚》与《残烛》有专门评论。特别感谢林锡潜，1984《福建文学》有关《残烛》的评论即是他的手笔。 打碎我作家梦的是三班江西同乡祝春亭。大约1986年，我作为上饶地区唯一一个代表到南昌参加全省首届青年作家座谈会，在会上与老祝相遇。我们开会的地点在南昌手表厂，睡钢丝床，公共卫生间，伙食标准更是远不如我参加过的全省优秀通讯员表彰会。通讯员表彰会，住省军区宾馆，伙食好好，会议结束前时任省委书记万绍芬、省长吴官正还和与会代表合影。而所谓的首届青年作家座谈会，江西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出席了，但没有一个省领导。我原以为新闻的价值远不如文学，文学才是值得自己一生追求的伟大的事业，幼稚得很。我问祝春亭，到底是当一个全省著名作家好还是在县里当一个局长好？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在县里当局长好！林孙珍你知道吗，哪怕全国著名作家，也不如县里一个局长好，在县里当个局长，过年过节鱼啊肉啊蛋啊根本就吃不完，香烟也不要自己买！”我终究是俗人，从此不再做文学的梦。二十多年后，即使偶尔写点东西，也纯属自娱自乐。 大上海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挤公交车常看见女孩身子在车内，辫子被夹在车门外，或者上学的小孩人在车内，书包却夹在车外，住房逼仄得更是不可思议。一天晚上和一伙同学在愚园路走，有本班女同学指着路边楼上的一处灯光对大家说，那亮灯的窗户就是她家，却没有邀请大家到她家里坐坐的意思。上海同学肯定见怪不怪，我这个乡下人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有到家门口了还不邀请人上去坐坐的？放假回家我告诉了解放前曾经走南闯北的父亲，父亲说：“上海人米缸挂在帐钩上(意为一次只买三四天吃的米)，住得逼仄，你进去了坐哪里？” 刘伟勋也告诉我们外地同学，到上海人家里做客，假如不是事先约好，哪怕坐到饭点到了，人家情愿一直陪你聊天也不会留饭。他还说，桌上摆的糖果，假如不是拨开糖纸递到你手上，一般不要动它。我理解这些困难年代养成的上海规矩，不是小气，是无奈。
河东食堂 华东师大给我的感觉却是什么都好。那时上海普通家庭人均伙食费每月9元，而学校发给我们的饭菜票高达19.5元，作为农村困难学生，我还享受了每月5元的困难补助。河东食堂一毛五分钱的走油肉加青菜，两毛钱的大排加青菜，还有芹菜豆腐干、清蒸带鱼，都是我的最爱。周末有外校同乡同学来，食堂打几个菜，到学校对面买点老酒，在寝室里，书桌当餐桌，邀请几个要好同学陪着，酒大口大口喝，肉大块大块吃，那味道，真的很美！
校园小道 我和三班蒋德平最要好，每当早上起晚了，早餐都是他帮我带的。晚上偶尔会到长风公园附近小店里小啜一顿，喝得街道东西、走路南北了，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我把两只手当作螺旋桨，飞快地转动飞快地跑，大声嚷嚷：“蒋德平蒋德平，快看快看，我要飞起来啦！” 特别感谢福建同学李阳贞，他父亲是村书记。是他带来了一台三洋牌录音机，让我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柔美的歌声，行文至此，耳边便自然响起《小城故事多》的旋律。 感谢赵永江，是他每个月给我们发放饭菜票；感谢于奎潮，是他每天取回班里的信件，抚慰了我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1996年9月21日，中文7901班聚会，与同桌四年的石达平在长风公园附近的金沙江大酒店合影。 随家下放时，每天在生产队出工，不抽烟的劳力，不到歇工时间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大人说，“小鬼辘辘动(意为勤快)，大人看得重”。因此我很早学会吸烟，到进大学已经是老烟民了。 我有一根长长的烟枪，开始抽的是老家广丰的黄烟丝。 很多抽烟的同学尝过，不习惯，吸一口进去，经常被呛得咳嗽连连，都说太凶了。后来改抽喇叭烟，学校对面商店有大众烟丝出售， 7毛钱一袋，可抽一个月。醒来一根烟，饭后一根烟，是我几十年养成的恶习。同寝室李阳贞说，每天早上，几乎都被我的喇叭烟熏醒。大众烟丝有股怪味，我不喜欢，但总比没抽的好。四年期间，我没有一天断烟，祝春亭烟瘾来了，会走到我们寝室：“林孙珍，有烟吗？弄一支抽抽！”班里其他抽烟的男生，我敢说大部分人跟我要过烟抽。有稿费收入后，我改抽香烟，开始是“飞马”，偶尔“前门”，也抽过绿壳“上海”。为了节约，常常一根烟分两次抽，点着了，使劲吸两口三口，马上掐灭，又小心翼翼地藏好半截留待下一次过瘾。那时的文史楼，课间休息，走廊尽头，老师与学生共吸，烟雾与交谈缭绕，蔚为大观。 文史楼一楼的阅报栏，每天有新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有关华东师大的新闻，总能引起每一位同学的关注。对白桦电影《苦恋》的批判，让很多人纠结。
与本班同学周末游复兴公园，左边后排左起吴祖荣、石达平、我、屠茂芹，前排王正、李柱梁；右边后起于奎潮、朱必义、郑文波、傅恭棋、王怡心
华东师大中79一班名单 我们79级中文160余人，分四个小班，一半来自上海，一半来自全国各地，江西同学8个，南昌祝春亭，九江朱阿正，景德镇童光侠，抚州严孚良，宜春徐雄飞，鹰潭蒋德平，上饶李世平和我。鹰潭当时归上饶管辖，蒋德平也算是上饶的。每小班2个江西的，大课全年级一起上。每逢周末，上海同学都回家了，外地同学便显得无所事事。我上海有亲戚，三祖母和姑姑一家在汉口路615号，表妹夫在上海交大，还有两个同乡长辈，一个在新昌路，一个在延安中路。新昌路是我老家好友顾文兵的堂姑姑，广丰玉田人，我也叫姑姑。延安中路与石门路交汇一个叫明德里的石库门房子内的同乡长辈，我叫她翠凤姑姑，也是我画家朋友夏利华先生夫人的大姨，姓林，她父亲是我老家广丰廿四都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同乡后生考上上海的大学，她们很高兴，每次去都客气得不行，烧很多很多的菜留我吃饭。当然我去的最多的是三祖母和姑姑家。姑父菜烧得很好，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了茅台的味道。三祖母在我毕业几年后离世，姑姑王洁影是黄浦区一所学校的退休老师，今年5月1日离世，享年94岁。
大礼堂兼电影院，现为“思群堂” 周末假如不上街，学校大礼堂是外地同学最好的去处，白天晚上都有电影。学校在大礼堂举行的各种大会，有时会安排学生参加。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很多官员、艺术家和明星，比如上海市委的夏征农、陈沂、陈其五，电影明星郭凯敏、张瑜、赵静、焦晃和著名配音演员刘广宁、乔榛、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等。我们也第一次见识了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风采，交响乐走进高校，华师大成为首选。30周年校庆大会，莅会者有教育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还有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校党委书记施平在会上公开说，华东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希望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多多支持。在这里，放映新中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记得是《生活的颤音》，还记得放映文革题材的电影《枫叶红了的时候》，有关影片中的情节是否真实，让应届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同学与年长的同学在寝室里发生争执。各种大型讲座经常在礼堂举行。著名作曲家王酩说，电影《小花》主题曲的创作灵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来自于某日清晨在北京街头散步，发现一家医院门口，有母亲抱着夭折的婴儿，坐在台阶上一声长一声短的啼哭。苏叔阳的电影文学创作讲座，让爱好电影文学创作的同学激动。雷祯孝的人才学讲座让不少同学疯狂，有人说，华东师大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中学校长系”。 那时，上海一般家庭电视机是黑白9寸，14寸算大的。我们一进校，每个年级就配了一台大电视，宿舍走廊尽头或者文史楼大教室，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里三层外三层集体观看中国女排夺冠，为她们呐喊欢呼。中国男足偶尔的一次胜利，让我们头脑发热，狂敲脸盘，涌出校门在中山北路高呼“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中文系好，中文系看小说就是读书，中文系可以看外国电影内部片，除了外语系骄傲得像一只孤独的天鹅，其他专业的同学都对中文系羡慕得要死。至于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只会码字别无专长的尴尬，外专业知之甚少。 冬天到了，上海同学可能没有感觉，外地同学对于每周发一张洗澡票，到河西泡热水澡，洗尽身上的污垢，是从未有过的享受。向上海同学学习，我养成了每晚睡前料理个人卫生的好习惯，学会每天洗一次手帕，换一次袜子。 恢复高考后，77、78级允许婚后上大学，79级不允许，但也不是太严。听说有一次祝春亭的女朋友来，寝室同学回避，但待老祝关上门，就有同学利用摇头窗的反射偷窥，还有人公然爬上去“看戏”。我们班的徐雄飞，十分厚道，外号“老菩萨”，就是毕业前在学校结的婚，新娘敖雪青，江西新余市中医院的医护人员。 对我而言，大学四年最大的遗憾是没牵过女同学的手，不是没有心仪的，是不敢。哪敢哦，当写作课代表的时候，好像是为收作业本，到过一次8栋我们班的女生寝室，从上楼腿就开始发抖，到下楼出门了心还是狂跳。当时忘了哪本杂志有个短篇小说《调动》，把工作调动之难描述得让所有人望而生畏，因此我有一个原则，毕业分到哪里，就到哪里恋爱。我知道我们年级有厉害的，艳遇不只一次，但不能说。
左：吴祖荣、张冠伟、喻燕科、祝春亭 右：杜沈红、姜衡、朱星辉、张玉如 丽娃河畔、文史楼内相识40年，分手36年，79中文160个走了一班吴祖荣、张冠伟，二班喻燕科，三班祝春亭、杜沈红，四班姜衡、张玉如、朱星辉。吴祖荣、张冠伟与我同班，吴祖荣是团支部书记，张冠伟后期与我、刘金虎、李阳贞、姜苏、徐雄飞同住327室，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三班祝春亭1979年高考成绩395分，江西的文科状元。杜沈红，长跑厉害，我们班男生背后叫她“野马”，我知道她是闽北松溪县人，与我们江西广丰相邻，每次来学校，要坐班车经过广丰到上饶转乘火车来上海。那年聚会，听说她得了癌症，但见她还是好好的，后来说走就走了。张玉如是年级里很漂亮的女生，读书时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也说走就走了。这么多同学离去，有点伤感得不能自已。今日七夕，愿天堂中的八位，节日好，什么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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