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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翁同龢日记》笔记
——字里行间的细节 野 草 在存世的名人日记中，《翁同龢日记》无疑是部重要作品。从前我在北京学习时，曾借阅过涵芬楼影印的手稿。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了陆文轩点校的排印本，对于门阅读方便良多。翁同龢笔下19世纪的风雨岁月，生动有趣，既有细腻的时代场景秘生活细节，也包含着作者思想演变嬗递的点点痕迹，以及宫廷秘辛，朋僚交往，是研究晚清历史的宝贵财富。许多人日记，都随手记录气象，但大略只写“晴”“雨”数字，而翁同龢则纪得甚为详细。从连绵半个世纪的日记中，我发现时下饱得恶名的沙尘暴，其实早已有之。比如同治六年，翁氏记录到十三次；同治九年和光绪四年，翁氏分别记录到八次；光绪十年，翁氏记录了十一次。请看光绪四年，翁同龢描述说：三月甘五日 黄沙涨天，大风起，咫尺难辨。 四月初四日 午前大风，黄沙塞天，其风着人欲吹去，可怕也。 四月十四日 漠漠黄沙，雨数点也，似四外有大风。 再以光绪十四年为例： 二月十八日 大风，黄沙涨天，入春第一风天也。 二月二十六日 晨晴，午黄气涨天，落沙，薄暮大风始至，势极猛也。 四月初八日 午后大风狂吼，飞尘蔽天，自清明至今，盖无日不如是。 四月初十日 午后风，尘飞蔽天，极难受。 五月二十五日 薄暮大风从东来，黄埃蔽天。…… 翁氏的记载用农历，换算成阳历，为1888年3月30日至7月4日，沙尘暴的袭击从春季延续到初夏。其笔下的沙尘暴，远比我们今天的感受要厉害得多。光绪十年（1884）春天，慈禧太后发动著名的“甲申易枢”，宫廷内外许多政治运作，在“黄沙漠漠”中悄然进行。翁同龢一面记录他每天与谁会面，朝廷有何人事调动，一面也记录着“大风起，沙翳天暗”。例如三月十一日，“午后风又作，俗谚应矣。兀坐看门，尘土眯目，吁，可怕哉！”十二日，“辰初大风起霾，入夜未止。……前日封事总未下，必有故也”。配合着漫天翻滚滚的沙尘暴和雾霾，光绪朝政坛也掀起了罢黜恭亲王的惊涛骇浪。假如今天的影视编导，能够运用气候景观，其再现的历史场景，在细节上岂不更真实也更震撼吗？然而记寂老北京生活的作家们，却常常把沙尘暴省略了，给后人的印象沙尘暴似乎只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破坏的产物，来源于急欲富裕的牧民放养山羊啃啮了荜根。坦率说来，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都城，生存条件却并不值得推崇。它的北方，广漠的蒙古高原，像一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每隔数百年便会产生出一支新锐骁勇的铁骑，威胁着中原王朝的统治，催生着鼎新革故的江山嬗替。而蒙古高原的沙尘暴，更是年复一年地如期光临，劈头盖脸，无孔不入，成为古都春季的一种令人不悦的常态。除了沙尘暴，北京的城市道路系统问题也很突出。我们过去研究老北京，往往更多关注建筑园林、关注胡同和四合院，却忽路城市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排水排污，以及交通工具。翁同龢日记中，常常提到如若下雨，北京必定泥泞不堪。诸如“九衢泥淖，非骑不可”，“入城熏黑，路犹难行，泥深处几三尺”，“后门外流潦纵横，始悟昨夜雨西城较大也，皇城拐角望北泥深数尺，车陷骡蹶，两车夫沾塗出于淖，险矣”的记录比比皆是。这同军机大臣王文韶所写“大雨似盆，竟夕未已，丑正冒雨上车，水深处将及马腹”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有位意大利外交官记载，崇文门“大街至少有40米宽，两边另各有两条街道，每条5—7米宽，街旁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在一条这样的小街旁，有一条宽3米、深至少好几米的沟，用于排污水。大街的正中、比其他部分高至少1米之处才是真正的马路，路宽约20米，积有厚约半米的黄土，马车的轮子和行人的脚步淹没其中，就像走在海边的沙滩上”。另一位德国银行家在光绪十二年访问北京后写道：沿着城墙，比街面高出约一米左右的地方还能看出从前人行道的痕迹，同样还能看出从前北京几乎所有大街下水道系统的残留。如今石板铺设街面几乎已经绝迹，已毁坏的运河对大街上的交通形成威胁，并加重已经很糟糕的空气污染程度。原先的城建设计很规则，所有主要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街面宽度大多达到两百英尺。在普遍缺乏维护的情况下，街上的黑色尘土积歹一英尺厚，瘦骨嶙峋的中国狗在其中寻找着食物，这些狗的作用恰如都城的卫生警察。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散发出让欧洲人不可忍受的臭气。由于排水系统完全处于废弃状态，北京的市政管理机构想出了自以为绝妙的主意，用简便易行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的垃圾，所有家里或院子里的排泄物都收集在特殊的客器或者粪坑里，每天在固定时间倒进大桶，与其他脏水一起泼到街上，混入与鞋一样高的尘土里。有好几次我不得不骑行经过如此美化过的街道，熏得我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但是以某种角度看，这种泼洒法还是很实用的；垃圾被酷晒，尘土被狗快速朗蚀，因为湿润，灰尘暂时未被扬起。但如果下了雨，就会出现另外一幅画面：到处都是水坑，厚厚的泥奖覆盖住整个大街，几个星期内无法通行。降雨几天之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抬轿子的轿夫陷在沒膝盖深的泥浆里，坐轿子的人不得不从轿子里出来，去蹚那黑水和泥浆。我注意到，除了那便宜的喷洒法之外，数以千计的苦力也在街上完成他们的消化过程，这就不难理解这地狱一般的恶臭从何而来了。当年，中国城市似乎沒有找到硬质路基的建筑方式。“睛天三尺士，有雨－街泥”，皇帝出行，软士造成的忐忑不平和坑坑洼洼，使得车中的君主极不舒服，所以养成了垫道的传统做法，道路越垫超高，而城市的排水设施又不完善，黄土就使积水的城市更加泥泞不堪。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他和群臣在泥路中向太后和皇帝叩头的场景：辰初，上还西苑，余骑马至蕉园门，黑云如盖，蒸热不可耐。两斋诸君及崇（礼）、敬（信）两尚书皆在。……雷电大雨稍止，持盖立泥中敬俟。三刻许辰正一皇太后驾出蕉园门始传福华门，群臣北向。余等于道旁泥中西向排班叩头，谢赐扇、尺头恩。读这类记录，总觉得当个劳什子官还真是费劲和窝囊。而路又不好，困扰市民出行，这个难题，一直要到20世纪，现代城市的沥靑路面和下水道系统传人，方才得以解决。我过去一直觉得，清代北京官员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乏善可陈。除了逛琉璃厂买古董旧书，去崇效寺看看牡丹，去什刹海旁的茶馆饭庄饮茗品酒，去西山访古刹听暮鼓晨钟，到陶然亭观赏芦苇和远山外，没有更多有趣的地方可供游览消遗，因为今人熟悉的景点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雍和宫、香山，当年统统属于皇家园囿，并不对公众开放。阅读翁同龢日记，使我发现，北京的达官贵人还是会从郊外零零散散的自然景观中，寻找到自己消闲的乐趣。这些景观，时下早已在城市开放的滚滚大潮中湮没了。比如二闸。二闸本名庆丰闸，位于东便门外，是通惠河上五个闸门中翻第二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由于京城至通州落差很大，上游水源又不足，为了使河道能存住水，以利行船，就从东便门附近的大通桥至通州，修了五座闸口，这样使通惠河每一河段，都有充足的水源。从东便门雇舟出发，两岸水草丰茂，树木惹茏。翁同龢于光绪十年六月初八日，“出便门l觅舟到二闸，饮茶于肆，闸下水如雷，觉此中静趣自在”。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八，“偕鹿侄、斌孙同泛舟二闸，买鱼饮茶，秋色萧然矣，风物凄紧l暮归”。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是日毓庆宫搭天篷，未入直。晨起坐小车出东便门，乘船至二闸观水，一洗俗耳。麦四五寸，蒲柳并青，风景特秀。”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他“清晨出东便门，泛舟至二闸，后由二闸至高碑店。阴云往来，小雨数点，大风，轻雷，光景甚奇绝，似江乡渔艇上看水时也”。经翁同龢寥寥数笔，使我们对二闸河水的轰鸣和周边郊野的景色，宛若身临其境，令人神往。又如西泡。西泡在天守寺直西稍南约四里许，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翁同龢与朱智、许应骙、邵亭豫、祁世长、孙诒经一行六人，来此访荷。池中“有三舟一舟有蓬，六客同泛，由苇径穿而出，延缘荷花中，花叶皆压篷上，极有致，池凡六顷，四面土岗起伏，俨类南中江乡景物，良久归”。再如南泡。南泡是广安门外三里许的荷花池。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翁同龢乘着早上凉爽，出广安门，“饮野茶馆。南行至南泡子，坐瓜皮艇子入荷花中，花香露气袭人襟袖”。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廿五日，他应朋友约请小酌，出西长安门，乘小车历宣武门、广安门而至南泡，此地“肴侑甚洁，冷舟入荷花，旷然有汉湖之观矣”。还有巴沟。巴沟位于海淀西北三环一带，我因有朋友住在万景新新家园，所以记住了这个地名。历史上，万泉庄的泉水由南向北流去，其中渠沟最大者有八条，人们在水边高地上聚落形成小才对，称之“八沟”，后转成今名。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七日，翁同龢应同年铭安（鼎臣）邀请，去此地游玩。出西直门后，石路颠簸，从南海淀折而西行，约二里许，就到巴沟。他找到一家叫做白房子周家锅伙的地方，烹鱼折蔬，萧然野趣。其地四面皆稻田，荷池环之，一亭占土山高处，一览数十里，宛如今人寻诊就餐的农家乐。次年三月十七日，翁同龢应铭安约请，又冒雨游览巴沟，他写道：雨甚，沾衣。出西直七刻而抵彼，海棠正花，桃柳交媚，渺然仙人之居也。相与登亭眺望西山行园，撷蔬烹鱼而饮。……申初归，憩于茶亭，抵家才酉初二刻。抵巴沟雨即止，旋露日光，云阴霭空，绿野如罽，斯游快哉。自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处理对外交涉。西方也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了外交官。但在此后十余年里，中国并未对等地设立使馆，在京的中国官员，除了总理衙门专有止步外业务之外，其他人均不与外国人交往。在中国官员看来，这些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外关系，涉及“由夷变夏”还是“由夏变夷”的大是大非。外国人利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机会，迫使清政府允许他们的外交人员常驻帝都，中国官员只要不涉及对外交涉事务，谁也不愿去把惹他们。所以在整个同治朝的十三年里，使馆和洋人犹如一窉窝筑在树梢顶上的鸟巢干他巢中的鸟，孤兀兀的，和中国社会，没有交往。光绪元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应柏郎考察队，被当地民众打死。在处理马理事件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提出，希望今后中国官员能与外国人往来，则上行下效，百姓也就自然尊重外国人，不致有凌辱之案。七月二十日，英使馆外交官梅辉立在与总理衙门大臣的谈判中，坚持要中方对此事表态。八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上奏，建议“由衙门与冬部院大臣商订住来节目，俾得尽悉缘由，庶往来者不致因周旋之际或生嫌忌之端。即未与往来者，亦可渐知中外涉情事”。十二月初十日，总理衙门再奏，“中国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臣往来之始，拟请于光绪二年为开办之日”。奉旨依议。翁同龢日记珍贵地记录了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的拜年会见。恭亲王、总理衙门大臣和在京的部院大臣出席了活动：已初饭，饭罢即同诣总理衙门。邸（恭亲王）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翻译）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相见时——通姓名、拱手而已。十一点钟，英国威妥玛。年近六十，无游词，阴险之至。傅磊斯、梅辉立、禧在明、壁立南。来者五人，有参赞。 十一点半钟，俄国布策。滑。柏百褔。来者三人。 十二点钟，美国何天爵。（在彼族中似朴实。）一人。 十二点半钟，德国巴兰德。白头。阿恩德。 一点钟，奥国史福礼。此两人大略叹此会难得，欲年年如此，极鄙琐，谈气球之精，又一人。 一点半钟，日本森有礼。有静气，未尝多言。郑永宁、颖川重宽、竹添进一、高尾治恭。来者五人，甫坐即起。 两点钟，秘目爱勒漠尔。小身，甚黠。柯里士。来者三人。 两点半钟，法国罗淑亚。病足，长身，老而谲。师克勤。来者二人，以上原单皆称大臣。 三点钟，总税务赫德。仪节疏慢，但略持其冠；于中事极熟，能京话。 三点半钟，总教习丁韪良。同文馆。专谈学徒事，近骏。 四点钟，主教田垒思。此人来后即赴后院。未见。 十二、十三两日，中国官员回拜各国使节。据威妥玛向英国外交大巨德比报告，共有二十六名官员来到英国使馆，但仅有二人入馆略作寒暄，其余均投下名片而去。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这次活动的记录： 十三日 晴，暖。黎明诸公皆集绍彭（工部尚书广寿）处，宜春宇（工部右侍郎宜振），夏子松（兵部右侍夏同善）亦来，遂同行。先到四条胡同日本馆，次河沿西英、奥、德馆，次东交民巷法馆、俄馆、秘馆，皆投－刺，其人或接帖来回称不在，或否，径归，殊愤懑。 按翁的说法，他们在拜访外国使馆时，得不到洋人接待，所以使他很不愉快。翁与威妥玛的说法谁更接近历史直实，我们今天无从考证，但多少都后映出刚开始中外接触的岁月里，那些具体入微的细技未节和心理一袋受。此后，翁同龢每年都在日记中记录过年时外国使臣拜访总理衙门的情形。这些记录，今天读来，依然有趣迷人。比如从光绪三年起，改变上年分批接待外宾的做法，设宴西厅，“长筵同坐”，摆了十二桌。中国大臣与洋人可有更好的接触。翁同龢还记录了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十祝贺洋人新年的宴会：到总署共十人。先日国（西班牙），两人，平平。次美国，两人，颇读书，一云经史外兼看《红楼梦》，余斥其不当看。次英国，威妥玛老矣，非复从前桀骜。又数人，分两桌，肴极新鲜，次日本国，宍户玑，其使臣也，长髯，拱手谓余日久闻大名；一仲田者，美少年也，亦甚钦余。公史衣冠各个不同，有金边压衣缘者，有帽缀鸡毛者，有挂刀者，惟德国巴兰德仍黑衣，美国使亦常服。通过翁同龢的妙笔，我们读到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英国公使巴夏里“嗫嚅浮伪，华尔身“猨猱也”。法国公使恭斯当“肥，开展”。日本公使盐田三郎“陋而狡”。曾纪泽与外宾周旋“作夷语，啁啾不已”。翁同龢还把某次外事活动写成“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罘而已”。把聚会的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这样的语气，前后贯穿十几年，不外是排斥，憎恶、不以为然。每每读到这些内容，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位身穿官服正襟危坐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乜视着高鼻子黄头发们晃动进出，心中却用尖酸刻薄的词汇默默遣词造句，令人忍俊不禁。我还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回忆录中，读到外国人对与中国大臣在新年期间相互拜访的看法。巴兰得写道：威妥玛爵士所做的让中国官员与外国使领们建立私人关系的尝试，却沒有超出新年团拜这一项，即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带领下，一大群中国人出现在各国公使馆，又吃又谐，别无收获，反而让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然后呢，就是外国使团对总珄衙门的回访。不久我就有机会体验到，这类的交往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巴兰德沒有读过翁同龢日记，但他敏锐地感到，与中国大臣的交往，只是“让他们觉得外国人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他的这种感觉，也是来自对中国官员交往的表情、言语的细致观察。不过交往总比不交往好。再过二十余年，有个外国使馆的官员做朋友，就变成一件时髦且实惠的事情，许多人都趋之若鹜了。翁同龢一生在北京做官，中过状元，当过帝师，在光绪朝中后期，一度权倾朝野。他的思想，从保守逐渐走向变革，最后成为戊戌维新的垂要推动人物。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其封作“地数星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可谓大噱（汪氏评点王闿运为晁盖，陈三立为宋江，陈宝琛为吴用，宝廷为柴进），对翁的诗人才华似乎不太认可。但翁氏日记，文笔清晰精准，对重要历史事件记录栩栩如生，对历史学家来说，可谓弥足诊贵。比如，他详细记录了他在戊戌变法发起前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七日），被光绪帝开缺的场景：丑初微雨，既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超向空叩头。入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宫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英海。一时许同人退，恭读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浙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垂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随即趋出，至公所小憩。同人退甚迟，除授亦甚夥也。章京李玉坡、王嘉禾来，玉坡代撰谢折，余改数语，交南屋苏拉递。刚、钱、廖三公皆来，余衣冠诣三处辞行。张樵野来。晚与三公痛谈，明日须磕头，姑留一宿。睛，日出始起。李相国来，三公退直亦来谈。……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磕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遂行。雨后禾有生机，惟未种者不少。未正三抵家，敬告先祠。面对重大的突发变故，翁同龢的叙事从客不迫，甚至还关注了天气和庄稼生长，恐怕这就是从前文人所说的“有古大臣之风”。几年前，任靑、鲍轩、李长平、马忠文先生整理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日记，也对本日政情有洋细记录，与翁氏日记恰好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张萌桓是廿六日从城里到颐和园的，他和李鸿章同住在户部公所西院。廿七日。寅正起，卯初膳牌下矣。傅相冒雨进城，匆匆数语即去。余补睡至辰正。得常熟书，言昨示翁墨山册或或系族祖手笔，拟以他物互换。函末言归期甚近，客再趋辞，殊不解也，阅竟仍睡。午初起，饭罢，润台、仲山先后来，乃知常熟有开缺回籍之谕，骇甚。夔石调京，仲华权直督，北洋之局一换也。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短信原件，如今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全文为：承示画册，此系龢族祖之笔，家牒中未载，疑更名也。拟即留箧，当以他件奉易，何如？快雨伫望霑足，归期甚迩，容再趋辞。芋盒先生弟龢顿首廿七日,显然，通过两者相比较，证明张萌桓日记所记，是真实可靠的。张萌桓还记录，当他听到翁同龢落难的消息后，随即前去看望（“余亦往晤常熟”，这点翁在日记中也提到了）。由于光绪帝廿八日要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所以二人早一天赶到颐和园，张荫桓安排他们与下午返园的李鸿章共进晚餐（“傅相、长素、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这个细节为张氏日记独家披露）。遥想翁师傅六十九岁生日，未得祝福，却被罢黜。消息传出，朝野有几多议论，他自己内心有几多挣扎？喧嚣的白天过去，幽幽烛光之下，李鸿章、康有为、张萌桓、张元济在一处小饮，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在另一个庭院“痛谈”。此时，戊戌变法的大戏正缓缓拉开序幕，代表变法与保守阵营的领军人物，居然在颐和园外相聚。真实场景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戏剧冲突张力，恐怕任何作家也无法料及。和运用一切史料一样，使用日记，同样需要进行审慎的考证。这方面，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对于翁同龢日记稿本和刋本所作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精彩案例。《翁同龢日记》原稿一直由其家族珍藏。1925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行世。其后有人发现翁氏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日记进行了改刪，甚至称日记有“讳饰与捏造”之嫌。影印日记也能作假吗？这使历史学家忐忑不安起来，需要寻找原稿本来作考证。翁氏日记原稿，1948年由其五世孙翁万戈携至美国。前些年，历史学家孔祥吉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翁万戈先生的莱溪居见到了原稿，通过仔细辨读，终于解开历史谜团。孔祥吉发现，翁同龢日记确有少量改删，改删的情形大体有两种：一是翁同龢生前对日记的改删。鉴于戊戌政变后，局势恐怖，翁氏惧怕被牵连，故对日记中与康有为交往的记载，作了改动，比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记：原稿中“李莼客先生”五字是挖补的；翁万戈先生在照片后面的起注；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上世纪30年代，学者金梁指出，李蒸铭卒于甲午十一月，翁次年记其来访，显然是个破绽。孙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发现“李莼客”三字，系挖补粘贴，做功十分精细，几乎看不出明显痕迹。需以强光透视，才可看出修改轮廓。从原文的上下文意上推断，他认为应为“康有为”。嘉庆以后，清朝不再作兴“文字狱”，然后戊戌政变，六君子弃市，使得退隐江湖的翁同稣，依然担心因日记获罪，只能在家中做些手脚，当时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由此可见一斑。二是翁万戈之父翁克斋委托张元济进行影印时，出于种种原因遮掩部分原文。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有一段天津教案之记叙，其文曰：天津义民杀法国领事，焚其教堂两处，并杀其从人数名。先是迷失幼孩者多，有篷匠乘高见二小儿尾一人，纵迹得之，鸣于官。影印者在“迷失幼孩者多”与“有篷匠”之间，遮掩去“或言外国剜眼珠及心配照相药”。显然，20世纪的刋行者认为，这些荒唐愚昧的语言，实在有损翁冋龢的形象。孔祥吉将他的发现，收录在《清人日记研究》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孔祥吉指出，这样的研究好处有三，一是更准确地了解翁同龢其人。翁同龢早年并不是站在变法立场上的，他甚至属于典型的守旧派官僚。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翁氏思想产生巨大转变。二是戊戌政变之后，翁同龢害怕被牵连，故对与康有为有关的日记作了极少改动，日记其他部分，仍可放心大胆地征引。三是当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翁氏日记，虽有为尊者讳的考虑，亦是人之常情，无足深责。2006年8月14日，我在上海见到了翁万戈先生，谈起了《翁文恭公日记》的挖补问题，翁先生肯定了这个说法。回美国后，他给我寄来了原著的照片，从照片看，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日记被挖补的，不是“李莼客”三字，而是“李莼客先生”五字。翁万戈先生决定似家藏翁同龢日记为底本，由上海中西书局重新出版排印本。2012年1月4日，他和侄子翁以均联干主持并校订的新版八卷本《翁同龢日记》在常熟市图书馆举行首发式。书中附有《删改真相》一文，指出全书由翁同龢本人自行控补删改者共七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时通过遮盖，删去十处。遮盖未印部分，这次中西书局版《翁同龢日记》已经全部恢复。除本文介绍的挖补删改部分之外，书《朝开铁路，夕死可矣》一文，还提到涵芬楼版的另两处删改，读者可参阅。历史学家犹如猎人，常年在岁月的森林中梭巡。孔祥吉的研究成果，宛如绕过密密匝匝的大树，挨视到树荫背后躲藏着的长耳朵兔子，翁家和学术界，都得以心安了。江畔野草、书斋、陋室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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