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丨清代笔记与《清人笔记随录》

一、说笔记

笔记之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笔记的特点，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故历代著录多入杂家与小说家。

《隋志》入《风俗通义》于杂家，入《世说新语》于小说家。《宋志》入宋祁《笔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四著录《笔记》三卷，即此书）于杂家，入释文莹《湘山野录》于小说。《四库全书总目》于杂家、小说家之下，又分多属，如杂家类入《容斋随笔》于杂考之属；入《梦溪笔谈》《居易录》《池北偶谈》于杂说之属；入《韵石斋笔谈》于杂品之属；入《钝吟杂录》于杂编之属；而《天香楼偶得》《天禄识馀》则存目于杂考；《冬夜笺记》《筠廊偶笔》则存目于杂说。其小说家类，“凡里巷间谈词章细故者”，如《清波杂志》《癸辛杂识》等均属于记录杂事之属。他如《今世说》《陇蜀余闻》则存目于杂事之属；《板桥杂记》《簪云楼杂记》则存目于琐语之属。后此著录大体遵四库成规。

笔记的类别，据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一书，大致分为三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辩证类，尚未摆脱混同笔记与小说的痕迹。又王多闻在其笔记杂说中分为杂记、杂说和杂考等三类。则已摒除志怪及传奇等小说家言而存笔记之真实含义。

历代笔记数量尚无确实查考，而清代笔记数量，则确已超越前代。《听雨轩笔记》跋中曾云：“康熙间，商丘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说部。于是海内名士，人各著书。今汇集于《昭代丛书》初二两集者，不下数百种，较之前明百家小说已倍蓰矣。”若再增入其他丛书收录本及单行本，则其数量必相当可观。所谓笔记至清而极盛，信然!

这些笔记虽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但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各有所取。更由于笔记多是作者兴之所至，随笔而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有的甚至是啧啧人口的上乘佳作。尤为可贵的是其中保留了若干真实的历史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这样一笔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人们，尤其是清史研究者的重视，并作为重要的史源加以开发利用。

上风云变化多端的十年，在这个舞台上有四种政治力量在展示各自的实力，滚动着五光十色的政治风云，进行着角逐和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势力、民众的自发反抗势力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这四股政治力量主要围绕着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和摆脱中国殖民地化为主要矛盾而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

二、说清代笔记

清代笔记既有较长发展的历史基础，更有大量的储存可供开采，可惜相沿为传统观念所宥，视笔记为丛残杂书，使它长期遭受漠视。即使有读者，也不过以之作遣兴谈助，而真正作为史源大量采撷者，尚不多见。这笔遗产究其蕴藏量若何，一时尚难做出近似估计。但仅就我历年经眼的近四百种清前期笔记中，可供论述史事的史料，殆过千条以上。我曾据此撰文五篇（《清代前期的商业》《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清代前期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清代前期江浙地区的饮食行业》《从〈阅世编〉看明清之际的物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涉及各个方面的有价值史料，特摘取若干条，以作例证。

1. 政治史料

清朝入关建政后，对东南汉族缙绅地主，采取裁抑政策，屡兴大狱。哭庙、奏销、通海诸案，无不对此而发。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董含《三冈记略》、叶梦珠《阅世编》及陈鸿《莆变小乘》等均有所记，如顺治十八年“奏销案”起，部文至闽，“钱粮欠二两者，绅衿解京定罪”（海外散人《榕城纪闻》）。康熙初除严刑追比外更辱及人身，江苏长洲县令彭某制纸枷、纸半臂，“使欠粮者，衣而荷之，有损则加责罚”（褚人獲《坚觚四集》）。雍正时仍在汇追旧欠，“凡系旧家，大抵皆破”（黄卬《锡金识小录》）。

《锡金识小录》

清代吏治腐败，残民以逞，苛索勒征等事，笔记记其为害之烈独详。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屈大均《广东新语》、徐昆《遁斋偶笔》、王应奎《柳南续笔》、杨光辅《淞南乐府》、许仲元《三异笔谈》等，无不有具体记述，足备史征。

典制为政治生活中要务，其掌故细节，非求之笔记不可。王士祯《香祖笔记》、彭邦鼎《闲处光阴》、昭梿《啸亭杂录》、福格《听雨丛谈》、陈康祺《郎潜纪闻》及《燕下乡脞录》、英和《恩福堂笔记》、继昌《行素斋杂记》、方濬师《蕉轩随录》等等，均有较多有关典制条目，为一般政书专著所不及。

2. 经济史料

土地所有制为封建经济的基础，欲知占有土地之巧取豪夺手段及经济地位之升降等细节，即需从笔记中求索。黄卬《锡金识小录》、叶梦珠《阅世编》记置田弃田之心态变化。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谈迁《北游录》等论世家之沦落。

物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些记载失之于笼统，往往多作“物价腾踊”等文人之笔，而笔记中则记载具体，颇可采择。叶梦珠《阅世编》记清初上海、华亭、南汇等县十余种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物价极细，并以比较各年的价格升降，来论断顺、康时期的土地和民生状况。农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向，在王士祯《香祖笔记》、阮葵生《茶馀客话》、柴桑《京师偶记》和钮琇《觚賸》等笔记中均有所记。关于手工业经济的记载当推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最，范围既广，描述亦详。举凡铸铁、酿酒、制陶、织葛及制纸诸业，均有详细记载。许多特种手工业常被漠视，而风土笔记中保存甚多。如周生《扬州梦》记扬州漆器、周亮工《闽杂记》记福建五种工艺绝技皆是。

《茶馀客话》

3. 社会史料

社会各阶级、阶层生活状况与社会风尚，其他著述多言及地主与农民之大者，而于城市居民则一般言之不甚确切。笔记中则明载其具体情况，如佚名《燕京杂记》记京师开业医生，范祖述《杭俗遗风》记杭州锡箔工、缝洗工、厨司、埠夫等，李斗《扬州画舫录》记厨行承办宴席情况，尤为具体详尽。顾禄《清嘉录》记苏州穷苦居民，无一技之长，常在玄妙观为人“装水烟为生，逢人支应，以些少钱回赠之”。

《扬州画舫录》

游民为重要社会问题，一般注意穿州过县游民群活动，而于其谋生方式则较少注意。严如熤《三省山内杂识》记川楚边界棚民生活方式颇详。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等记扬州、苏州等地说唱、杂技、优伶、娼妓、地棍、流氓、乞丐、驿卒等游民层的营生。至于社会风尚，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与前有所不同。董含《三冈识略》记绅商关系的变化，张宸《平圃杂记》之记生活俭奢变化等。

4. 文化史料

考据辩证类笔记是清人笔记中大宗，这些著作都是学者考订文字、注释名物之作，对文献研究提供了方便。沈涛《交翠轩笔记》《铜熨斗斋随笔》及《瑟榭丛谈》等作都是考订古籍及读书杂录。另有一种是兼及传闻掌故与社会生活的杂考之属，如高士奇的《天禄识馀》、王应奎的《柳南随笔》正续、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毛祥麟《墨馀录》等对事物原始，方言俗语，小说戏剧，均有涉及。至于社会一般文化生活，如戏班、戏园、伶人等逸闻往事，则多自笔记中搜求。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之记京师四大戏班，张昀《琐事闲录续编》之记伶人余三盛，甘煦《白下琐言》之记南京戏班艺人之绝技，陈作霖《炳烛里谈》之记南京戏园，倪鸿《桐荫清话》之记广州戏园等。

上述四方面的史料，仅为掇拾示例，借以明笔记史料之价值，用以诱发学者挖掘此一遭漠视之史源，非敢妄言笔记史料地位之超越其他。

三、说《清人笔记随录》

我少时好读杂书，其间以读笔记为大宗。因其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既可以其涉及广阔而开拓眼界，又可以其各自成段，篇幅不长，便于随读随放，而得怡然读书之乐。每读一种，辄以小笺考其撰者生平，录其序跋题识，括其要点卓见，论其评说得失，甚者摘其可备论史、谈助之片段，时有所获，不禁瞿然而喜。固非若读正经、正史之需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久而乃有肩山石压之苦。我以专攻于有清及近代史事，乃于课余，不时浏览清人笔记，历时十年，时读时辍，积数当在百余种之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执教南开大学，口讲指画，间引笔记史料，颇增课程情趣，乃决意整理散笺成文，以求广为人用。又经十年，整理提要近百余篇，其有关学术、典制、人事、风情、传闻、异说、物产、奇技，无所不包，几如身入宝山，目不暇给。文稿装成二册，敝帚自珍，视若珍宝。不意“文革”之火骤起，各种积稿尽付一炬，痛心疾首，情难自已!深惟手脑尚健，残笺幸存，遂默祷上苍，誓以有生之年，重整成书。1970年代之初，奉命躬耕津郊，乡居四年，每于农隙，整理残缺，次第恢复旧稿，先后再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林则徐年谱》二书，并新撰《古典目录学浅说》。1980年代之初，国运振兴，百事入轨，遂于公私猬集之余，再次修订各稿，并获梓行。1980年代之末，乃着手重修笔记提要之作。并以《北游录》一篇居首，以谈迁重纂《国榷》之志自勖。

旧箧所存随手札录之笔记残笺，尚有百余种。其中以清人笔记为主，而以清前期者为多。其纯为谈奇说怪，因果劝诫之作，如康乾时史震林所撰《西青散记》四卷，主要记仙子临坛乩语，多荒诞不伦；乾隆时沈起凤所撰《谐铎》十二卷，所记不外因果报应，善善恶恶之说；同光时宣鼎所撰《夜雨秋灯录》三集共十二卷，内容多说因果报应，神怪诡异，歌场奇遇，娼女韵事等，均与征史论事无补，虽有成稿，亦皆屏而不录，尚得百种有零。于是略循向、歆遗规，每种一文，记述撰者生平，内容大要，有关序跋，备参资料，版本异同等。其一人多种，皆附一人名下，全书所收作者，上起生于明而卒于清者，下止生于清而卒于民国，而需其所著成于清者。排次以撰者生年为序，其难定确切生年者，则列于有具体生年者之后，而以姓氏笔画为次，俾读者能按人求书，因书究学。至世纪之末，旧稿并新增，整理成篇者，达二百有零，约近五十万字。若待竭泽而渔，势所难能。且年登八秩，体力就衰，一时难有增益。于是近一年之力，通阅全稿，详加编订。因所记均为清人，而体例又为随手札录成篇，故定名曰《清人笔记随录》，谋付剞劂，一以了五十余年经营之愿，二以供学人翻检之需。如天假以年，定当依次撰文，续编成书，仿容斋遗意而将以二三编为序，则此编当可膺“初编”之实。

历年翻读笔记，时见有可备证史之社会经济史料，颇足征信。乃随手札录，积存若干。及《随录》编成，窃惟所录史料未可货弃于地，遂去芜删繁，辑成《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赘于《随录》之后，或可备使用者节劳增寿，亦不失学以为人之道。

《清人笔记随录》

是书着手之始，中华书局何英芳女士与崔文印先生，曾频予鼓励，并面约此稿。迨本世纪之初，书成之际，又得柴剑虹先生大力推动。惟当时中华书局当轴醉心时尚，传统旧学一时尚难入选。转瞬二年，人事变幻，旧规重光，《随录》乃得古籍二部冯宝志主任青睐，入选计划。老友崔文印先生，复自承责编之任，助成其事。

南开大学校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编陆林先生于百忙中为通阅全稿，多所订正。老友戴逸教授高年事烦，为本书撰长序，均感厚谊。区区拙作，乃承多方相助。特致谢意!

四、一点自纠

从事著述，总希望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能给人以裨益；但往往在成书以后，又不断发现错漏，引致自己的无尽悔意，始知古人不轻付枣梨的谨慎。《清人笔记随录》尽数十年积累之功，垂暮之年，整理成书问世，内心喜悦，难以言喻。而各方鼓励之词，益增快慰。直谅多闻之友，虽时有指疵摘瑕，亦多婉转陈说。持书循读，确有字句错讹谬误之处，心怦怦然，而最不可谅者，则为叙事缺漏与论述悖迕。静夜深思：个人得失事小，贻误后来事大，若隐忍不发，希图蒙混，则中心愧怍，而有负读者，遂决然举二例以自纠。

其一：《永宪录》条（页248），原著录萧奭著。有友人指出当作萧奭龄，并告以此为李世瑜学长在《有关永宪录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3期）中所披露。该文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原为李盛铎保存的抄本，内容比中华书局印本多出十几万字。作者名为“萧奭龄”，印本题作“萧奭”，有脱字。此为我读书未遍之病。

其二：《南江札记》条，页261，我写了如下一段文字：“札记卷四《辩后出师表》之非伪，与时人伪作之说相歧。今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非伪之说，即为《南江札记》之文。何氏不注邵氏之说而以为己说。卢氏博学，何能未读《札记》而为何焯所欺”。此段文字大误，何生于1661年，而邵氏则生于1743年。何先邵后，相差八十余年，而我妄凭记忆，错下结论，以致后先颠倒，混淆是非。我于平日多次告诫学生：勿恃记忆，应勤于翻检。而自己高年成书，记忆本已减退，而我未能身体力行，着笔时仍不能细加查对，贸然论事，致铸大错，以深感汗颜。不意有友人竟以此条誉我读书之细，实令我无地自容，幸有他人指出此段文字，生年颠倒，论述有误，应删除其说。此不仅为自己有误，更以己误而厚诬何、卢先贤，则罪疚更深。

即此二例，使我深感学问之道，万不可掉以轻心，少有疏懒，即铸大错，更不得以高年目眵为自辩，特自纠如上，并向读者致歉。

二○○五年八月挥汗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三岁 

  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感谢焦静宜老师授权推送！

作者简介

2009年9月，来新夏先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的全国第七届民间读书年会上讲话。

来新夏教授（1923 ~ 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1951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方面，成果宏富，多为开创之作。著有学术专著30馀种，整理古籍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