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 | 论《四库全书总目》

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的条件

     在清代前期的各种官修目录中，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是乾隆中期编修的《四库全书》时的相连产物——《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有二百卷。在它以前，只有唐代的《群书四部录》是二百卷，可惜此书早佚，无从两相衡量，而后此亦尚未出现篇幅如此巨大的著作。所以《总目》从篇幅上说当是独一无二的一部目录学巨作。

     乾隆以前，随着社会藏书的日渐丰富，反映社会藏书情况的目录学著作也大量涌现，目录之学成为一时的显学。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皇帝下诏征求民间遗书，不久，又决定编纂一部企图囊括古今一切主要著述的《四库全书》，并将征求民间遗书的活动在全国普遍展开，使国家藏书量在很短的时间里急遽上升，因此，由政府主持编撰一部反映当时国家藏书情况的目录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四库全书总目》虽是编修《四库全书》的相连产物，但是编撰该书的准备工作，却在清政府决定编修《四库全书》之前已开始。为了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摸底，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皇帝的求书谕旨中便指令各省督抚“先将求到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而后不久，安徽学政朱筠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也要求清政府“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在同一奏折中，他还建议乾隆皇帝仿效汉朝以来各朝校书旧例“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以《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后由军机大臣讨论通过，经乾隆皇帝批准，决定将所征集之全部图书“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办理四库全书档案》）。所有这些，都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作了必要的准备并为之制定了大致的编撰原则。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于翰林院正式成立，于是这部决定编修的国家目录便随即纳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轨道，由“四库全书馆”统一领导。在各纂修官之间的分工上，也不再划分《全书》编纂和提要编写的此疆彼界，而是采取了分片包干、一人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之校勘、考证、提要之撰写以及根据该书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等项工作，统由一人专负其责。这种两书结合编修的方法，不但有着节约人力、财力的好处，而且对于一些专门人材才能的发挥和两书质量的提高，也都起到很大作用。

二、纪昀与《总目》的编撰

     《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和《四库全书》一样由乾隆皇帝第六子永瑢等领衔修撰，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当时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纪昀。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读学士、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氏学识渊博，“于书无所不通”（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为乾、嘉期间之著名学者。乾隆中期以后，曾多次主持各种官修书籍的纂修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修书经验。四库馆初开，乾隆皇帝特简其为总纂官，主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工作。纪昀之外，不少参加提要编写工作的纂修人员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戴震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皖派领袖；邵晋涵精于史学；周永年对子部书籍很有研究，并且精于校勘之学。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在编写过程中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材并由总纂官纪昀对之作统一的体例划一和文字润色工作，故四库馆开以后，各书提要的编撰工作不但进展极快，而且在质量上也“粲然可观”。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编撰就绪之各书提要已在万种以上。皆将“各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旨）。为了进一步提高该书质量和方便士子治学，根据乾隆皇帝指示，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以后，提要纂修人员又进行了在收入《总目》各书之下加注版本来源和编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工作。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四库全书总目》初稿竣工。因为其中一些类目排列次序不符合乾隆皇帝的想法，遂又发下改订。在改订中，由于《四库全书》收书范围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内容亦有所变动。

中华书局2003年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

     在《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四年完成时，《总目》也经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而写定付梓。乾隆五十八年由武英殿刊出，并开七阁收贮使用。五十九年，浙江省布、按二司因该书初印，份数甚少，无法满足读者需要，乃与士绅合作集资，根据文渊阁所藏殿刊本翻刻，六十年刻成。从此，《四库全书总目》遂在全国范围流传。由于南北七阁书并非一次抄成，各书部卷数不全相同，《总目》后出其部卷数与七阁所藏亦有小异。这部目录学著作是集中各方面的专才所撰成，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都分别承担了经史子各部类的提要撰写工作，而以博闻强记的纪昀总其成。这些学者都为清代目录学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后人评论中颇有欠公允者，如清季的李慈铭曾述其事说：

     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今言四库者，尽归功于文达，然文达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实疏，集部尤非当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这是李慈铭的一偏之见，难称允洽。耳山后入馆而先没，固不待言，即纪昀对总目的综合平衡、润饰文字之功实不可泯。这里不妨先引述纪氏的同年友和四库馆同僚朱珪的论断。朱珪在为纪昀所写的墓志中写道：

     昀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寰然巨观。（朱珪《知足斋文集》卷五）

     又在祭文中写道：

 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朱珪《知足斋文集》卷六）

     而纪昀也屡屡自言亲与总目之事的情况说：

     余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类，进呈乙览。（纪昀《诗序补义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

     余向纂《四库全书》，作经部诗类小序。（《周易义象合纂序》同上）

     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济众新编序》同上）

     诗日变而日新，余校定四库，所见不下数千家。（《四百三十二峰草堂钞序》同上）

     即此数证，纪氏戮力总目之劳已可概见。即使纪氏未亲撰提要，其综览全局、斟酌体例、综合平衡、润饰文字也足以有功于学术，为清代目录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他特别在检查明清之际著述的违碍方面则起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恶劣作用。

     根据乾隆皇帝历次对四库馆臣编撰提要所作的指示，这部为数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刊行时被分成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乾隆皇帝规定编入《四库全书》中的各书即历次谕旨中提到的应刊、应钞各书的提要，这两类提要作为著录内容列于《总目》各类之前；第二部分是提要的撰写者根据乾隆皇帝规定而判为应存目录诸书，这一部分书籍因未被收入《四库全书》，故而其提要也只以存目的的形式列于《四库全书总目》各类之末。据统计：《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为三四六一种，七九三○九卷；存目收录之书为六九七三种，九三五五一卷，（有四○一部无卷数），共计收书一○二五四种，一七二八六○卷（此据《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王重民据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下，依文渊阁著录的数目统计，凡著录图书一○二三一种，一七一○○三卷（内《四库全书》著录三三四八种，七八七二六卷，《存目》著录六七八三种，九二二四一卷）。基本上将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种主要著作都一一作了介绍，因而，该书是中国古代各种官修目录中收书最多的一部目录书。

三、《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体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体例具载卷首凡例中，其有功学术，有重要参考价值者在于序、录。全书按四部分类，计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共计四部，四十四类，其具体分类如下：

     经部：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在一些收书较多内容又比较复杂的类目之下，又细分若干子目，如礼类下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地理类下又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谱录下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形成一个条理分明的三级分类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在传统四部分类基础上，根据图书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中的细类划分进行了必要的损益和更动，从而使其更加合理和完善化。

     首先，《四库全书总目》在编修过程中，考虑到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图书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增设了一些新的细类。如唐朝刘知幾所著之《史通》，是一部著名的历史编纂学的史籍。但直至宋初，此类著作甚少，难以另立细类，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在集部文史类。而宋代以后，此类书籍日渐增多，已经具备独立立类的条件，因而《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增设史评一类，收录了《史通》及与之相关的著作。又如唐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研究典章制度的重要图书，但在《新唐书》中著录在子部类书类，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归入政书类。又如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当时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体载。元修《宋史》时，因此类书籍甚少，无法独立立类，而强著于史部编年类。但自明朝以后，继起之作甚多，成为史书编修中的一种主要体载。《四库全书总目》特于史部正史、编年之后增设纪事本末一类，所有这些，都使图书馆分类进一步完善化了。

     其次，《四库全书总目》在编修过程中，在对旧有目录中的有关细类及其所收书籍进行了普遍考察的基础上，也在部、类的安排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以该书之细类划分而言，如诏令、奏议，原分为二，《新唐书·艺文志》以诏令入于史部，《文献通考》以奏议附于集部。四库馆臣却考虑到其事关国政，史料价值较高，因将两者加以合并，入于史部；又如子部之名家、墨家、纵横家，书籍甚少，各自立类，过于琐碎。四库馆臣因仿黄氏《千顷堂书目》例，将其合为杂家一门。以具体书籍而言，如《笔阵图》《羯鼓录》皆分别由经部小学、乐两类改隶子部艺术类；《孝经集灵》《穆天子传》《山海经》《十洲记》《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等书，旧皆分入经类和史部起居注、地理、传记等类；《四库全书总目》却以其事涉荒诞，史料价值不高，而均改隶子部小说类。其他各书根据内容而改隶部、类者更是所在多有。经过对旧有目录的这样一番改造，使得该书在细类安排以及在细类之下的具体书目的安排都更加合理化了。

     再次，《四库全书总目》在编修过程中，对于各部类之下的细类排列次序，也经过了慎重的思考。以子部各类排列为例，历来的目录学家对于农家、医家，多不加以重视而“退之以末简”。而《四库全书总目》却以“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纪昀：《济公新编》序，《纪文达公遗集》九卷）。故于儒、兵、法三家之后，升农家居第四，医家居第五，从而使其不但在细类划分和书籍安排上更为完善和合理，而且也使各细类之间的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系统。全书四部四十四类，类目清晰，繁简得体，使学者览一类而知一类之源流，读全书而穷古今著述之大端，显示了图书分类对学术研究的巨大指导作用。

     明代以后，图书分类很不统一，尤其是国家目录没有起到应起的指导作用，而《四库全书总目》以四部分类，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图书分类，如范氏后人编制《天一阁书目》、著名藏书家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目录基本上依四部分类。清代后期的著名目录如丁丙的《八千卷楼书目》和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书目》等也是亦步亦趋，不敢稍越。直到张之洞编《书目答问》始立丛书大类而为五分，但仅附丛书类于四部之末，四部体系依然保存。及至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则置四分于不顾而径行新分类，四部分类法被打破，但其余响一直未泯。

     《四库全书总目》具备部有总序、类有小序和各书有提要等完备的传统编目体制。它的提要不仅“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而且还“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清末一些目录学也多对提要给以肯定，如缪荃孙说：“考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宗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序》）对十八世纪以前的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有的在提要后还加有案评，主要说明分类归属的异动理由，是研究图书分类的资料。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一部篇帙巨大、体例较备、内容丰富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为前代所未有的目录学名著。这是清代目录事业上的一大成就。

     由于《总目》篇幅过大，乾隆三十九年又命纪昀另撰简编了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款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据。乾隆四十六年前后全书修成。乾隆五十年馆臣赵怀玉回乡省亲，私录一份在杭州刻行，《简明目录》先于《总目》四年问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然精简了总序和小序，但有些子目仍附有简短的案语，颇便翻检。国家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是前此各代所没有的创举。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

四、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

     《总目》由于是清朝的官书，所以清人著作多偏重揄扬，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可为代表。周记说：

     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

     《四库全书纂修考》的作者郭伯恭则称赞《总目》“多至万余种，评骘精审”。

     这些评论对其不足之处涉及似少，余嘉锡先生在精研提要的基础上对《总目》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评论。他既从总的方面肯定《总目》的成就说：

     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

     汉唐目录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

     同时，他又具体指明《总目》的缺点说：

     （1）时日急迫，未能从容研究，仓猝成篇。取材范围不广，如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

     （2）许多重要的目录家著作未能善加征引，如“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

     （3）撰写提要时由于“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立论多有纰谬。

     （4）各书仅记某官采进，不著板刻，以致同一书因全书与总目所据版本不同，而所言互不相应。（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这里，必须指出《总目》在加强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方面是发挥了它的功能。如对经世学与考据学即持鲜明不同的态度，《日知录》是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著，考证精详乃其余事，所以其弟子潘耒写序时特加指明说：

     如弟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精此书之意也。

     《总目》对《日知录》的全面评价则是“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并指斥潘序说：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即此一例，可见其余。

五、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著述

     后来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的著述，大体不外二类。

     一类是补其不足的，有：

     （1）《四库撤毁书提要》，乾隆五十二年发现李清、周亮工、吴其贞、潘柽章等人所撰《南北史合注》《闽小纪》等十一种书中有诋毁清朝字句，于是就从全书中撤除，但官中尚留存副本，有九种书书前仍有提要。1965年中华书局印行《总目》时就把发现的九种书提要附印书后，题为《四库撤毁书提要》。

     （2）《四库未收书提要》（《研经室外集》）五卷，嘉庆中浙江巡抚阮元组织人员编写。《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在整个社会上层整理文献热潮的推动下的一些世所罕见的善本、孤本又陆续问世，阮元在抚浙期间，提倡汉学，留意文献，因而先后征集到四库未收之书一百七十三种，并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每一书都撰有提要，进呈给嘉庆皇帝。为此，嘉庆皇帝特于养心殿之宛委别藏储存这部分书籍。在组织学者编写各书提要时，皆先从采访之处查清版本来源并邀请当时知名学者鲍廷博、何无锡等鉴定，然后再由阮元修改。故这部分书籍的提要价值不在《四库全书总目》各提要之下。道光二年，阮元的儿子阮福将这部分提要编为五卷，题为《揅经室外集》，收在《揅经室集》后面并刊印行世。1965年，中华书局据以影印，并附于《四库全书总目》之后。

     （3）《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姚觐元编。此目所录图书三千余种，数量几乎和四库所录的书相等。此可补四库所不足，也可见当时摧毁文化之烈。

     （4）《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编。此目记被清代查禁未入四库而后来仍能见到的图书。

     （5）《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邵懿辰编、邵章续订。此目系据简目逐书“分别本之存佚与刻之善否”。邵章又附各家眉批，成为版本目录的重要著作。

邵懿辰编、邵章续订《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另一类是正其谬误的，有：

     （1）《四库提要辨证》二四卷，余嘉锡撰。此书为撰者毕生精力所萃之作，征引繁富，考证精详，为读总目的重要参考书，可惜仅得四九一篇，有待后人的续作。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玉缙撰、王欣夫辑。此书辑录清人至近人校订《四库提要》错误阙漏之处，凡订正书籍二千三百余种。

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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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来新夏先生2008年5月在哈尔滨

     来新夏教授（1923 ~ 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1951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方面，成果宏富，多为开创之作。著有学术专著30馀种，整理古籍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