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叔元龙》 虽然我们都住在一个镇，相距不过两三里路，却好久没有见面了。昨天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问他家屋后的搅拌机是不是我拉走了。 搅拌机是前年下半年从淀山湖工地拖回来的。那边工地结束后，工具很多，我住的小区里也没地方放，总不能放在院子里吧？想到爷叔后面竹园边有块空地，就拖过去了，一放就是两年多。前不久工地要用，儿子叫部车装走了，可能他不在家，不知道被我家里人拖走，所以有点急，怕人偷卖了。 听完我的解释他才安心，不过还是问我生意怎么样，又叮嘱我好好做，现在赚钱不容易，开销还大，叫我有空去他家坐坐。 我的心头暖暖的，在他乡，能得到一个人的关心，一句暖心的话，都确实是件令人感动的事。放下电话，我却放不下他这个人。 “爷叔”是沪语，也就是平常人口中“叔叔”的意思。我初到上海时三十岁，他不过比我大头十岁，那时我还听不懂上海活，听别人都这么叫他，我也跟着起哄般一样喊他，还以为是他的名字呢？后来知道了意思，因为叫习惯了反而懒得改了。 爷叔叫元龙，应该是小名，还有一个名字叫陈健康。我经老乡介绍第一次来上海承包一点小工程，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当然他也是在工地上的，天天见他骑着辆建设牌摩托车，戴着头盔，挺时尚的。在工地上他主要负责进材料，对建筑方面却是外行。我需要砖头，黄沙水泥，只管报个数给他就行了，老板是他的堂兄，不怎么到工地上，事实上，我就把他当老板了，他也不管我们。 工地也是秋天开工的，到过年时没有完成，老板借故不给工资，又见不到他的人，一着急就给他的建设拦住了，不让他回去。他是个本份人，也不和我们吵，只说，老板没钱，押他人也没用。过了几天他找了堂嫂，我们叫老板娘的，从她的饲料厂里拿了部分钱，终于将工资解决了。 所以我很感激他。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可谓不“打”不相识的，只是那时候都没有想到会相识到今天。多年后我们谈起曾经的往事，还都彼此“呵呵”嘲笑对方一番。 后来他堂兄不做建筑了，去开过饭店，经营过卡拉OK。我经他堂兄介绍又认识了几个老板，工地开到了香花桥，青浦城区。这期间我们偶尔还能见上一两次，每次见面都感到亲切，都像个久别重逢的老熟人，老朋友。他原来是在镇建筑公司搞机电维修的，因为堂兄自己开公司，搞工程，叫他跳槽出来帮忙，他就出来了，如果不出来，退休工资一个月也有三四千块，现在只能几百块的农保，“这都是命”他经常用这句话警告我。 从青浦工地完成后我就一直住在纪鹤路边的“家里”，虽然是出租屋，但不再是流动大军。这里离爷叔的家很近，家里线路坏了，一个电话过去，他立马就过来修好。上街回来他也拐弯过来聊聊天，没事的时候也经常一起喝喝老酒。 爷叔因为帮忙丢失了建筑公司的一份好工作，在生活中也失去了许多机会。 从青浦回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又加上另一个在青浦共事一年多的老爷叔老沈，我们三人成了酒桌上的铁三角。几乎一个礼拜我们都要聚一次，从两元一瓶的枫泾红标喝到十二元一瓶的上海老酒，石库门，三个人六七十元一顿，只为聊聊天，叙叙旧，但我们基本上不要或极少让他买单。老爷叔的儿子是房产开发商，知道房价行情，闲谈中就劝他买房子，那时房价就四五千的样子。他说钱不够，家里老婆，儿子儿媳四口人，这么多年的积蓄包括儿子退伍的补贴加起来还不满二十万。老丫叔说，可以首付，再慢慢还。他是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怕给儿子增加压力，说再两年就差不多了，大不了一家人苦两年。谁知等了两年房价翻到了一万多，我们喝酒的时候就再也不提买房子的事了。 乡下买不起房子的人便打起了翻建老房子的主意，先期建房的由于政策宽松，占地面积，层高，总高度没有怎么严格的限制，造出来的都比审批的超出不少，留一层自己住，其他的都用作出租，收入也都有十几万一年。前几年爷叔找到我，也想到了建房。但说实话，当时我没想去做，因为不想失去二十多年的友情。许多朋友因为经济或太亲近而翻目成仇的很多。我对他说，你找找看，有合适的就叫别人做，钱不够我借点给你都可以，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家地形特殊，前后都有人家。房子图纸只好我自己设计。建房过程还算顺利，五个多月就全部完工了。准备第二年准备装修的，因为钱不够，他老婆除了在村里安排的路上搞卫生外，还兼职到街上一个小区里扫地。有天晚上天黑了，他老婆下班骑着自行车过嘉松公路，被一辆呼啸而过的混凝土搅拌车带走了。 去吊香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再多的话也是多余的，在他门口，陪他默默地抽了几根烟，“吃豆腐”的时候我没有去，我不忍看到他走路摇晃的样子。 这两年爷叔不怎么出门，在家里收点房租，还开了个小店，经营日杂用品，用他的话叫凑合着过呗。我戒掉了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见面的次数也渐渐少了些。其间我捡起快遗忘了的文字，我想，不管别人怎么来看待这些大白话般的记录，于我，却是内心深处最真情的独白，就像爷叔在我心里永远清晰一样，近三十年的感情不是轻轻一抹就没有了的。 国庆节回老家的一个礼拜里，去程家墩的次数多了起来。我在撒满落叶的村路上寻觅儿时的印迹，去田园阡陌小径中对着似曾相识的庄稼拍照，坐在母亲家的小木桌边吃饭。一如以往样，在平淡、悠闲中度过，不过内心里总感觉有点失落，似乎缺了什么？ 回上海的前一天在儿时的玩伴家聊天，无意间聊起了“姐夫”。同伴说，这一次他的命可能不保。听得我心里一阵收缩，忙问怎么回事？同伴说他脑子里长了两个恶瘤，安庆、铜陵的医院都没收治，送到上海去了。回家本想问问母亲，看她满是褶皱的脸上难得舒展的样子，话，冲到了喉咙边还是被我压到了心底。 心尖上便被压了块石磨。 我只有弟兄三个，没有姐姐，当然也就没有“姐夫”喊的人了。我称为“姐夫”的人叫富州，也实在记不起他什么时候成为我的“姐夫”了的。 老家以前有个习惯，孩子小的时候，有的人家喜欢给宝贝孩子讨个“干父，干娘”的，意思是取了两家的风水，孩子就会好养，一生平安。富州的老婆也是讨我父母为“干父，干母”的。 我不记得是哪年的事情。 但我记得三十九岁那年年底回家时的情景。当时老屋“被倒塌了”，我无家可归，住在老丈人家，那天刚歇好脚，听到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问是不是二毛（我小名）老丈人家？我出来一看，是我们队里的，知道她叫龙枝，富州的老婆。她胳膊挎的竹篮里有两双皮鞋，还有袜子，一刀肉等等。她说东西买了很久，听说我回家就赶紧过来了。 “送鞋”也是我们那里特有的风俗，人到中年，男的岁逢三六九，姐妹要给他送鞋子的，至于为什么，却没有人回答得清楚。老早送的是手工做的布鞋，后来怕麻烦改成送皮鞋，但风俗依旧传承下来。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人送鞋，并且给妻子也送一双，那年头挣点钱不容易，这一篮子挎的得一亩地的收入。况且这样的好事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因为没有姐妹啊！ 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我竟然不知道怎么称呼她，甚至没有留她吃饭，喝一口水，就是看着她傻笑，然后，目送她拐上了村中的大路。门外风很硬，抽在脸上隐隐觉得像沾了水的鞭子。 那些年我在外面打工，平常基本上不怎么回家，回去呆在“家里”也就是过年的几天时间。住在老丈人家几年后，对程家墩便有点疏远，回去一趟只是为了看看父母，吃顿饭后就离开了。有时候来回都是走北埂之渠后面的小路，怕有人看见，像是走一个远方的亲戚。对队里的人或事也就开始淡漠，似乎自己是被程家墩抛弃了的孩子，嘴上没说，心里感觉有些别扭。 直到父亲找人帮忙给我批了宅基地，买好了砖头，妻子也不愿意我回去建造。有时候无形的伤害是挑筋动骨的，所以在镇上买的房子是她一个人回去挑选的。 当后来我像个“私奔”多年的女人回村庄的次数多了的时候，回眸一看，许多熟悉的身影再也见不到了，他（她）们静静的来到这个村庄，走时被热热闹闹的送走了，走的人中也包括“姐姐”龙枝。后来听说是给棉花打药水时中了毒，应该是在夏天，可怜三个孩子都还小，那场景一定会叫人撕心裂肺地难过，在送行的人群中却没有我的身影。 其实和“姐夫”接触较多的是最近几年，尤其是前年最多。 那年三月份，清明未到，我和弟弟带父亲去铜陵人民医院检查，得悉父亲的病是胃癌，并且癌细胞开始扩散，医生拒绝开展手术后，我们就带父亲到上海了，让他玩玩散散心。父亲在这边心里又担心在家里的母亲，她不识字，平常日子里什么事情都指望父亲，所以父亲天天晚上都要打电话回去，问问“姐夫”家里的情况。后来我们回去的趟数多了起来，几乎个把月就要回一趟。每次吃饭前父亲都要提起他，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起吃点。父亲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里，家里许多事，重活轻活都是喊他来帮忙的，父母到外面有点事也是叫他照应家里。那口气像是在说，比我们这几个儿子还要好，这话让我们感觉惭愧。父亲还说，他的三个女儿全都嫁出去，也不留一个招亲的。 中秋回家的时候，父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莲花路接他，顺路带他回去。原来他膝盖做了手术，开了一刀。从此他就不能负重，连种小菜都吃力。 那年初冬，父亲终于在病魔面前低下了头，世界在他的面前变成了黑暗。我们回家料理父亲后事的时候，“姐夫”也整天在家忙前忙后的，守夜，倒茶，敬坐，照应来来往往的亲朋，尽到一个半边之子的责任。 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一种缘。就像程家墩那方天地，无论爱或恨，它都在那里，其实也在我的心里，毕竟是我的出生的。 回上海，我打他电话没人接，这加重了我的顾虑，上个礼拜六我又打电话告知弟弟，经过一番折腾终于联系上了“姐夫”。 礼拜天我和弟弟去看他的时候，他出院快三个月了，住在浦东南汇的小女儿家里，除了嘴巴有点歪外其他的看上去都不错。见到我们来他很激动，说他自己嫡亲的舅子都没来看一下，没想到我们会来，说着说着嘴歪得更厉害了，眼睛也红红的。我说，来看姐夫是应该的啊，只是我们来晚了点。 《迟豆角》 迟豆角是豆类的一个品种，夏秋交接时利用土地的空档期种的。有的地方叫“冬豆角”，不是春上栽的豆角的后代，一粒种子是不可能有两次生命的。 秋风劲吹的时候，夏季豆角（早豆角）不再甩动那苗条的长袖子了，像个老太婆般蓬头垢面。性急的主人等不及它头顶上的花谢去，锄头的锋口丝毫不留情面地切断了它的根须，辛苦搭成的架子也在匆匆忙忙中拆个光净。其实不是人等不及，季节不再等，翻地，泼肥，耘土，均匀地撒上细微的白菜籽，等待下一片葱绿。 有人从老家还是捎来了不少豆角，短短粗粗的，眼角一瞄就知道是迟豆角。据说因为栽的不多，去菜地里摘了几个清晨，一根根累积起来的。因为担心失去了水份，褪了青色，放在冰箱里呆了有三四天。恒温终究隔离了自然，离开了土地，接不上地气，皮还是有点皱起来。 记忆中迟豆角一拃来长，比起早豆角要短得明显，圆圆胖胖的，风寒让它涂抹上暗红的面霜。放在锅里炒的时间要添上水稍微煮久一点，熟透出锅时变成淡墨色，汤也像放了染料。塞进嘴里，不如早豆角那般碧绿，生脆，软绵绵，香喷喷的却有肉感。挟到盛满黄灿灿的玉米糊的碗里，食物就有了色彩。 种迟豆角时，没有多余的地盘打宕，施基肥，甚至浇一瓢水。靠近早豆角的老根边，或者渐枯的玉米杆旁，用锹在地上拨开一条小口子，扔下两粒种子，合上点碎土就算完成了。用母亲的话叫望天收，没什么指望。种下它的时候已是仲夏，作物疯狂生长的劲头已过。越来越力不从心时，大部分作物已开始走向成熟。 迟豆角一出土便遭烈日爆晒，这让我想起早豆角的待遇。清明过后，母亲将准备栽豆角的土地梳理得平平整整，稍大一点的土块也用锄头拍碎，那架式恨不得用用手去捏，用筛子筛过一遍一样。然后打宕，施基肥，再覆上青灰，肥力沤上几天才移栽秧苗，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苗活棵后便经常给它们松土除草，浇肥，再为它们搭好向上攀登的架子，像服侍一个新娶到家的娘子，生怕有一点的招待不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迟豆角哪有这样的福利，它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得自己争气。一出土便撒着欢般向上拓展，细细的嫩茎紧密缠绕着陈旧的架子，或是已枯黄了的玉米秸秆。秋风将它的叶子变得深绿，也将它的花骨冻得发白，但豆角依旧伸展出来，圆滚滚，肉嘟嘟，夜凉寒露将它冻成通体深红色，在风中一根根虽然孤独却任性自豪地摇曳着。 母亲不仅仅在菜地，屋后的几分玉米地里也都种上迟豆角，在她不经意的劳作中，那片掰完了玉米的枯黄秸秆又重披上绿色，换发出生机，豆花点点如蝴蝶般的闪烁其中，似乎让人忘记了这是在萧瑟的秋天里。 每天黄昏时分，母亲便提着竹篮没入菜地，一根一根地采摘着豆角。晚上煤油灯下，母亲披着昏黄的灯光，仔细挑出有虫眼的，外观打了褶皱的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是我们餐桌上的佳肴。饱满、顺眼、看起来光洁的用闪着黄色光泽的稻草将豆角扎成斤把重的，一把把整齐摆放在门前的大青石上，让它们最后一次享受星辰雨露。天亮时它就陪着母亲站在露水街的边沿上，接受那些拿工资人的目光检阅。 卖完豆角回家，母亲的竹篮里会有几斤食盐，几根油条，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了滋味，多了色彩。 如果忙或者农活耽误，两天不去采摘，迟豆角就等不及了。再去摘的时候，豆角已渐苍老。母亲摘回来放在大锅里，清水烀煮，经过几个太阳的照晒，晾干时就成为干豆角。四五月份来了客人没菜时，加点五花肉闷烧，那味道像笋干，却又比笋干糯、面，吃足了猪油的干豆角，尝一尝有说不出来的美味。可惜那时我很难品尝到这种美味，家里有干豆角没有钱买肉；就像现在还难吃到一样，肉随时可以买到，想弄点干豆角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马无夜膘不肥”是老家一句俗语，说的是意外所获，后面本来还有一句话的，更俗，也就当一个留白。生活中有许多机遇就在身边，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也不要麻目错过一丝微弱的亮光。 一粒种子没有两次生命，但成熟时可以结出数颗生命的种子。勤劳人的眼里，土地没有空白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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