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好。 本届江苏省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把纪念我的父亲吴金华先生作为会议主题之一，让我非常感动。对一位学者最好的纪念，也许就是不断重印、不断阅读他的著作，《三国志校诂》新版用“纪念”作为版别标识，也隐含了这层意思。 《三国志校诂》是父亲的第一部作品，三十三年前出版的时候，他才四十七岁，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几岁。近十年来，从事文史研究的学术条件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大量新材料涌现并在互联网得以共享，文本挖掘的新技术在反复试错中越发成熟，大型文献数据库如中华经典古籍库、尚古汇典、中华古籍资源库、CBETA电子佛典集成等都让学术探索如虎添翼。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国志校诂》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还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在整理书稿过程中常常思考的问题。现呈上几点想法，请大家指正。 首先，《三国志校诂》是一部以古籍整理为中心的学术批评著作。所谓学术批评，是依据一定的学术规范，对学术成果进行评判，不仅指明其是，更在辨析其非。学术批评在推进古籍整理的科学性、提升整理水平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手翻开《三国志校诂》，一眼就能发现，其批评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卢弼《三国志集解》，二是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集解》从1936年完稿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打出纸型，到1957年10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历时二十年之久。标点本由陈乃乾先生整理，1959年12月刊行第一版，1982年7月推出重排第二版。《陈乃乾日记》六次提到整理《三国志》，集中在1959年3月至7月，不难看出，整理出版标点本是一场速决战。《集解》出版之迟，与标点本问世之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不论迟速，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这两大《三国志》研究史上最重磅的成果，其影响力至今不衰。《集解》对标点本的影响，在校记中清晰可见。尽管《集解》线装本只印行了2100部，但其后北京中华书局、台北艺文印书馆都大量刊行缩印本。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推出了钱剑夫先生的标点本，更易于阅读。至于标点本《三国志》，已经印行了六十四年，平装五册本截止到2023年9月第38次印刷，累计发行至少439500册。为什么说“至少”？一是处于“文革”期间的1973年、1975年印刷本均不标注印数，1982年第7次印刷时累计印数也把这两年排除在外。其实这两个印次在标点本发展史上相当重要，1973年第5次印刷本是标点本第一版的真正定型，1975年第6次印刷本是第二版重排本的文字依据。二是标点本除了我们熟悉的平装五册本，还有精装四册、精装五册、线装八册、线装二十六册“文革”大字本等多种装帧形式，再加上无法确知印数的香港、台湾地区翻印本，以及从标点本转成简体的横排本，粗略估算，总发行数约50万册应不为过。如果研究《三国志》版本史，标点本无疑是陈寿定稿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版本，没有之一。标点本出版以后，除了专门从事校勘的学者，所有的旧刻本几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毫不夸张的说，标点本一字之改，都可能对以之为基础的文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为《集解》和标点本如此重要，再来审视《三国志校诂》这样一部对二者全面批评的著作，其迄今为止的唯一性与学术批评的规范性，依然可以为今后《三国志》整理提供参考。粗略统计，《校诂》明确批评《集解》605条，批评标点本《校记》51条。至于附录部分的《标点本两版校记》，更是逐字比对第一版与第二版的排印失误。作为古籍出版的从业者，我很惊讶地看到，这种全方位的批评，既无损于标点本的学术声誉，更没有把整理者和出版者推上舆情的风口浪尖，弄得灰头土脸、噤若寒蝉。相反，标点本一印再印，正说明学术界对古籍整理原创作品的宽容与认可，同时《校诂》出版后也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赞誉，中华书局更是聘请父亲作为新修订标点本《三国志》的项目主持人。从《校诂》的出版，我看到了学术批评应有的样子，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应有的样子。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其次，《三国志校诂》是一部开放的学术著作，《校诂》的结论或有可商之处，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然。父亲不仅对别人的成果不迷信，对自己的成果也不断质疑，这是现代学者应有的品格。不惑之年的父亲在《校诂》中，充满自信；到了耳顺之年，我明显看到他在《订补》及批注中所持的态度更加谨慎。这并不是因为年龄增长失去锐气，是他越来越清楚，学术研究不是定于一尊，也不是树立权威，而是给后来者提供更多的可能，展示更开放的视角。1938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说道：“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校诂》就是一部自始至终不断提出问题的著作，我真正开始阅读《三国志》，是在父亲离去之后。整理《校诂》，是我认真学习父亲著作的开始。其间，我写过几篇札记，有的已经发表，有的等待刊出，有的还在修改，札记与《校诂》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我想这也是在天堂的父亲乐于看到的，因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正是《校诂》的写作宗旨和重新再版的意义所在。可以肯定地说，进行中的标点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必定会大量吸收《校诂》的成果，但新版本推出之后，《校诂》的学术价值并不会因此而减损，因为书中提出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仍然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没有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问题。”如果让时间倒回《校诂》撰写的年代，那时候父亲能寓目的《三国志》善本极为有限。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既无财力购置善本，也没有条件全本复印。在父亲留下的十几套《三国志》标点本上，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着“南监本”“北监本”“百衲本”等字样，当年父亲每校一个本子，就买一套新的标点本进行过录，用自己的勤奋与智慧把善本“请”回来。记得父亲说过，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校勘南监本的时候，为了抓紧时间，中午只能啃烧饼充饥。当年不易查阅的南监本，今天在我的电脑里至少有七种馆藏本的高清图片。2016年7月7日，也就是父亲逝世后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公布了绍熙本《三国志》的高清照片，这就是鼎鼎有名的百衲本的祖本。曾经有多少学者，包括我的父亲在内，对百衲本就是绍熙本深信不疑。尽管后来通过精细的研究，父亲对百衲本产生怀疑，再从商务印书馆公布的《百衲本校勘记》里得到印证，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见过百衲本祖本的真面目。那天深夜，当我下载完1544张绍熙本高清图片，悲凉之情，涌上心头。如果父亲能早十年看到这个版本，或许他的研究计划会做出很大的改变。历史的局限性，对于真正的学者，都是无力摆脱的宿命。然而，《三国志校诂》内在的开放性，却容许我以狗尾续貂的方式，在增订纪念版里添加三百多条描述不同版本情况的整理者按语，希望能借此弥补父亲的遗憾。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三国志校诂》初版于1990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问世，这是我已经服务了七年并且还将继续服务下去的出版社，《〈三国志校诂〉外编》于1995年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刊行的论文集中，这是我曾经服务了十八年的出版社。我要向凤凰集团这两家出版单位致以深深的敬意。新版《三国志校诂》的增订再版，我要感谢供职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周典富学弟，典富是父亲的学生，他提出了选题计划，并且不断督促我整理完成。我还要感谢王华宝、万久富两位学长，他们为新版本能够在本届年会上与大家见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然，我更要深深感谢在整理过程中，对我请教的各种幼稚问题给予耐心解答的学界朋友们。学术研究带来的是持久的快乐，带走的是美好的年华。十年前当我接续《三国志》标点本修订任务的时候，还满头青丝；十年后的今天，刺股之锥犹利，悬梁之发已稀。 最后，谢谢各位。祝大会圆满成功。 
吴金华先生在《三国志校诂》初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上所做的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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