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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华书局局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于当年2月正式成立，从此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和专门机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其中的代表成果就是整理点校“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最系统、最权威的记载，是中国历史典籍的主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历史上，史书的修撰刊刻向来是国家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代表成果就是整理点校“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整理与研究，是古籍整理和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二十四史”整理点校的来龙去脉，也是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主流话题。“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展出点校本“二十四史”自从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修撰传统，此后的历朝历代都将“易代修史”视为国家大事，这就是伟大的“正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三个方面：正史的修撰、刊刻，以及读史传统，使得中华文明文脉不辍。印刷术出现之后，宋代有所谓“十七史”，明代有所谓“二十一史”，到清代乾隆年间形成“二十四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4000年完整、连贯历史记载的国家，这样说的依据就是“二十四史”的存在。本世纪以前，“二十四史”主要有五个代表性的版本。首先是清代乾隆武英殿本，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版刻成，乾隆亲自命名“钦定二十四史”，这是通行了两百多年的官版。武英殿本之后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五局合刻本。再后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是搜求历代善本而成，在点校本出现之前是最佳版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华书局做了聚珍仿宋排印本“二十四史”，这是第一次用现代技术，活字排印的“二十四史”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具标志性的便是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949年以后，读史的传统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这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最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概念和整理建议的，是新中国文教事业的领导者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谈印书》里首倡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他在1957年的《政协会刊》上又写了一篇提案叫《整理古书的提议》，他说：“二十四史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作，且必须立即执行。”“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郑振铎先生的这两段话，诠释了正史刊刻传统的当下意义，首先就体现在要有代表本朝本代的标准本和通行本。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世界，领导者、学者、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不应该在新世界读已经通行了近二百年的清朝官版“二十四史”，我们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属于共和国的“二十四史”。郑振铎先生是一位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学术高度的领导人，他明确提出了这个概念。不幸由于飞机失事，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没有留下他的身影，但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我们知道，1958年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召开的。那次会上第一次将“二十四史”的整理列入规划，这与郑振铎先生的首倡有非常大的关系。
郑振铎先生 1949年之后，与“二十四史”整理点校息息相关的是建国初期的古籍整理统筹工作。1949年7月1日，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召开；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建立，会长为郭沫若，副会长为吴玉章、范文澜；1953年，毛泽东指示范文澜组织标点《资治通鉴》，1956年完成；1954年，成立古籍出版社，后并入中华书局；1957年底，酝酿组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58年2月正式成立；1958年，毛主席指示标点“二十四史”。这是“二十四史”整理点校酝酿准备阶段的时间坐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57年与1958年这两个时间点。
从新中国的出版格局来说，首先是一批新的出版社应运而生，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等，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包括1954年成立了古籍出版社。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还在上海，所以按新的出版分工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是新成立的古籍出版社，《资治通鉴》就是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来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的大背景下，1958年2月9日，隶属于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成立。
关于古籍小组成立的报道 中华书局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1954年从上海迁京，也在1958年正式成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重新确定了出版方向。经过一轮调整，从上海迁到北京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重新确定各自的出版方向，商务印书馆以辞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为主，中华书局以古籍整理和文史哲著作为主，形成了一直保持到现在的出版格局。新中国的出版格局，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大背景。1958年2月9—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在古籍小组成立当天的签名页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康生。第一任组长齐燕铭等中国文、史、哲、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的顶尖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签名簿 这个时候，新的出版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概念已经提出，万事俱备，那么呼之欲出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究竟是怎样启动的呢？从当年部分参与者的书信当中，大致可以还原出“毛泽东指示点校'前四史’”这样一个开端。
1958年7月，范文澜给刘大年的信中写道：“大年同志：刚才吴晗同志来谈，说最近见到主席，主席指示应标点'前四史’，每史附杨守敬的地图，以一年为期，争取明年十一出版。初步商量：（一）请姜君辰同志、金灿然同志参加，绘杨图的在京同志，历史三个所的负责同志（三个所分担四史），在本星期内开一个会（除星期二，吴晗同志都可以）。发请帖请你办理，召集开会用吴晗、范文澜名义。地点可在我所。”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范文澜先生等开始为组织点校“二十四史”做准备。1958年9月13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纪要中记录了“前四史”的点校方案：“《史记》已有顾颉刚用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标点底稿。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负责复校。《前汉书》用王先谦《补注》本，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负责组织人力标点。《后汉书》用王先谦《集解》本，金兆梓现正进行此书的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督促完成。《三国志》的标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958年10月6日，范文澜、吴晗致信毛主席：“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毛主席批复：“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根据中华书局在1958年10月拟订的第一个“二十四史”整理计划，我们知道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划分为两个系列：标点集注本和标点普通本。集注本供专门研究者使用，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流通最广的通行本，实际上是1958年规划的标点普通本的“二十四史”。此外，我们还能看到点校“二十四史”最早的一份约稿计划。经过种种准备，至此，“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从“前四史”开始正式启动了。“二十四史”完成点校出版之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篇长文《雨雨风风二十年》。他是亲历者，能够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环节以及主要的工作成绩和缺憾。在这篇文章中赵先生根据工作的进程，将校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958—1963年是以“前四史”为主的摸索阶段；1963—1966年，外地学者到北京翠微路中华书局集中校史，虽然只有三年，但影响是最大的；1971—1978年是王府井校史阶段。在第三阶段，就是1971年重新恢复工作之初，由周恩来总理批示，明确“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以“前四史”为主的摸索阶段，因为顾颉刚、宋云彬先生日记的记载及现存档案的爬梳，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详细。
赵守俨、顾颉刚、宋云彬 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各地学者奉调进京的三次集中校史，第一次是1963年到1966年在翠微路，我们常称之为翠微校史；第二次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第三次是1971年到1978年的王府井校史。关于翠微校史起因，第一份档案材料就是赵守俨先生《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即把外地学者调进北京，这一份档案材料所讲的内容，与山东大学有很大的关系。此外还有中华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借调学者的报告。1963年的暑期，中央宣传部正式发文给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大学，召集当时承担点校工作的可以来京的学者。经过几次借调，在1963年的秋天，各地先生们陆续来到翠微路。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有：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以上教授，二级），罗继祖（副教授，五级），王永兴（教师，六级）。列名而后来没有到京的还有任铭善、赵丰田先生。目前能找到的在翠微校史期间老先生的合影，最全的一张，是陈垣先生年谱里面的图片，明确记载了1964年的7月17日，所有在翠微路参加校史的老先生到北师大去看望陈垣先生，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会议的陈垣、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王永兴、罗继祖、卢振华、张维华、陈仲安、刘迺和合影 翠微校史期间一件传为佳话的事情就是《魏书》缺叶的奇获，是文献学史上的经典案例。百衲本《魏书》1934年出版，其中《乐志》第十二叶为缺叶。陈垣先生从《册府元龟》中找出《魏书·乐志》的脱文，所补文字正合宋版一页，若合符节，学术界叹为奇获。陈垣先生给傅增湘写信是这么说的：“此叶自靖康以来沉霾千载，南宋元明清诸儒从未及见，今一旦复得之，其快慰为何如耶！稍暇拟付影印，以广流传，想凡有百衲本《魏书》者无不欲得此一叶也。”在后来的信里他又说：“公试检之，必叹其吻合之神也。”傅增湘收到信后又转给了张元济，百衲本的主持人张元济先生看到之后“为之狂喜”，并推而论之：“《通典》、《通志》、《册府元龟》为古书一大渊薮，循此推之，旧史缺文必尚可收获不少也。”这句话非常有前瞻性，后来在《魏书》的点校期间，又从《册府元龟》中发现了新的可补缺叶。翠微校史期间，新的《魏书》缺叶被发现有两叶，一叶是《礼志》，一叶是《刑罚志》。这两处因文字似乎衔接，向来无人注意，点校本据《册府》、《通典》补足。这个情况在点校本《魏书》出版说明中有交待，没有明确说由谁发现，因为点校由唐长孺先生主持，后人遂归之于唐先生。魏连科、张忱石等老编审的回忆文章以及我们出版的《唐长孺文集》前言中，都有类似表述。《魏书》点校，除了唐先生外，还有协助唐先生整理“北朝四史”的王永兴、汪绍楹先生等参与《魏书》的前期工作。接手王永兴先生工作的汪绍楹先生在《魏书校点进行计划》中提到：“王永兴先生据殿本《魏书》校《北史》《元龟》等，大体完毕，现据资料卡片来看，基本上相当仔细。尤其是卷一一一《刑罚志》（衲本十四页末“应有迟疑而”下）据《元龟》六一五校出缺页一纸，全文共三百十七字。（百衲本缺十五页，殿本衔接连下，今据《元龟》校出三百十七字，正约合一页。宋本页三百二十四字。）”在这个报告里，汪先生明确说《刑罚志》的缺页是负责通校《册府》的王永兴先生发现的。陈垣先生发现《魏书》缺叶的故事流传特别广，奇迹再一次出现，《魏书》点校期间由王永兴先生发现，最终在唐先生负责整理的《魏书》里面呈现，这样的奇获，令人惊叹。
点校本《魏书》 “文革”中的1967年，点校工作有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根据当时上级的指示，既任用1963年到1966年的旧人，也任用一些新人，在北京恢复了大概不到一年的点校工作。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的干扰和影响，1967年的点校成果基本没有在点校本里呈现。当时有人说“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在点校当中曾经有这样的提法，正文遇帝王纪事提行分段，有老先生提出，遇到农民起义也应该提行分段，这就是“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些在我们的点校本里面没有任何的呈现，1971年后王府井校史阶段是接续1963—1966年的成果和标准，没有再用1967年的任何东西。第三阶段是1971年到1978年的王府井校史，始于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从1971年3月持续到7月。据档案所存抄件，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并获得毛主席批示同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一事。周总理当天即批示“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员工还在干校下放，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正是因为这个批示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书局员工得以在1971年陆续回城。第一批回城的，就是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编辑。这期间最重要的变化，是两《唐书》、两《五代史》、《宋史》改由上海承担。“上海五史”留下了比较完整的书稿档案，《宋史》有完整的原稿，《旧唐书》有完整的校点长编。《宋史》以百衲本为底本，原稿每一卷的封面都标注了点校人是谁，审读人是谁。校点长编有固定格式，包括卷次、页码、原文校点、校勘材料和最终校勘结论，要一条一条地按顺序写下来。过去对于“上海五史”大家议论比较多，说做得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当时所做的工作，无论是版本校、他书校，还是校点长编的程度，都是非常扎实的。
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同人合影 （本文节选自《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原标题为《“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未完待续。原文根据徐俊先生2020年7月25日在山东大学文学院“新杏坛”线上学术讲座的录音及课件整理，郁秀青、郝梦雪、费诗贤整理，杜泽逊教授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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