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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本“二十四史”能否超越点校本？ 首批成果之一《史记》修订本8月17日上海书展接受读者检阅 2013年08月05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5日第484期 作者：本报记者 孙妙凝 http://www./xueshuzixun/guoneixinwen/83429.html 【核心提示】2007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启动，是其问世以来的第一次“大修”。日前，修订工程的首批成果之一《史记》修订本定稿付梓，并将于8月17日在上海书展首发，项目其他成果也将于未来几年相继面世。 在新中国的古籍整理成果中，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整理工作举全国之力，是海内外使用最广泛的“二十四史”现代通行本。 2007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启动，是其问世以来的第一次“大修”。日前，修订工程的首批成果之一《史记》修订本定稿付梓，并将于8月17日在上海书展首发，项目其他成果也将于未来几年相继面世。 此次修订工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新特点？修订成果能否超越点校本？近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史记》、《旧唐书》、《旧五代史》、《元史》等修订小组的相关负责人。 新版本、新技术为修订提供便利 《史记》点校本出自顾颉刚等大家之手，自1959年出版以来成为“二十四史”中印数最多、受众最广的一部。“修订‘二十四史’，并不是说我们的学养如何领先前人，而是时代的进步让我们有条件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完善上一次的整理成果。”《史记》修订小组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告诉记者。 《史记》点校本有哪些待完善之处？赵生群表示，首先，《史记》点校本没有校勘记，只用方圆括号标出增删的文字，这在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是一个特例；其次，《史记》这本书情况特殊，它不仅有正文，还包含三家注。上次整理工作因时间仓促，对正文关注较多，但对三家注关注不够，因而存留了一些遗憾。 此次修订如何超越前人？赵生群介绍，这首先体现在版本的运用上。此次修订沿用清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兼用多种前人未使用的版本进行通校和参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景祐本和黄善夫本。景祐本是现存最重要的宋刻《史记集解》本，现藏于台湾‘中研院’的傅斯年图书馆，而黄善夫本是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也是公认的善本，其足本现藏于日本。另外我们还收集了很多宋以前的古写本，这些版本是从前的点校者无法看到的，为我们今天的整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如，张文虎在整理金陵书局本时，吸收增补了《史记索隐》的一些内容，但并不全面，缺乏系统性。此次修订全面利用了《史记索隐》本的资料。”赵生群说。 其次，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特别是古籍数据库也为《史记》点校带来便利。《史记》校勘仅查访不同版本远远不够，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都可为点校提供帮助。例如，在古籍数据库的帮助下，修订组对《史记》三家注的引文做了全面查核，发现了许多前人难以发现的问题，这对校勘和标点都大有裨益。 赵生群告诉记者，《史记》点校之繁难为学界所公认。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书本身而言，它是史料的汇总和熔铸；就成书时间而言，这段历史距今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修订小组的每个参与者，都通校过至少一个版本，然后做成校勘长编，由修订小组负责人逐条取舍判断，最后形成的校勘长编达3000多页，校勘记也有800多页。 严格区分校史与考史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在成书、内容及流传上差异很大，因而此次修订时，不同史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史记》着力于版本，《旧唐书》更换了底本，《元史》则专注于史实考订。 “《元史》点校本出版仅30多年，校勘精详，水平很高。”《元史》修订小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高华告诉记者，想要在点校本基础上有所进步，就要认真总结30多年来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用新发现的史料来校订原本。 陈高华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元史》点校本卷九中“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以“怜真加加瓦”为一人，但近来的研究证明怜真加、加瓦为两个人，怜真加即是杨琏真加，他是元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因而此处应将二者点断。 然而，校勘“二十四史”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考证史实。学者普遍认为，应当尊重正史的权威性，以还原文本真相为基本目的。 “修订《元史》的很多工作都是在校史实，而点校本中有一个问题没有统一，那就是校文本还是校史实，文本校勘和史实考订很难严格区分，这给今天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陈高华说，校文本还是校史实，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分寸，在今后的点校工作中，应当以还原文本原貌为主，尽量吸收史实的研究成果。不过对于史实也要注意选择和取舍，有的文本即使讹误也不能轻易改动，而要采取注解的方式以备一说，尽可能还原底本真相。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他认为，应当严格区分校史和考史，学者考史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都能用到校勘工作中。古籍整理中可以有考史的成分在，但不能把考证当成校勘。他表示，此次修订的《旧五代史》以清辑本为基础展开，有关清人改动的文字，一般都不作回改。 赵生群对校史与考史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利用对校、本校、他校的方法，发现考订异文，属于校史的范畴，不以版本异文为基础的史实考证属于考史。校史与考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史实如有不同，在有了新版本依据的情况下，考史就转化为校史。“例如《史记?秦本纪》讲到‘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认为‘五’当为‘立’字讹误，秦王政二十六年始称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为帝十一年。这仅是考史，后来我们发现日本藏《秦本纪》古抄本‘五’即作‘立’，出校改正，考史就变成了校史。”赵生群说。 古籍校勘整理也是研究 为了此次修订工程的顺利展开，修订工程组织单位中华书局倾注大量精力，召集了当前全国史学界最具声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修纂工作中来。修订工程总修纂由著名学者任继愈（2009年逝世）担任，著名学者冯其庸、何兹全（2011年逝世）、饶宗颐、戴逸等任学术顾问。此外，中华书局在程序设计和操作规范上也严格把关，制定了《修订工作总则》、《修订工作流程》、《修订本〈前言〉与〈凡例〉的撰写要求》、《标点分段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细则举例》等相关规定，要求各史书做好版本对校记录、撰写校勘长编和校勘记等，保证每一步都具有可回溯性。 为什么古籍校勘整理需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学者表示，高水准的古籍校勘整理更为考验学者的素养，校勘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研究。 “古籍整理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专门的研究。”赵生群说，无论是本校、对校、他校还是理校，每一种校勘实际都是综合校勘，都有主观判断在里面。每一条小的校勘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篇小论文，不仅需要对比文本发现差异，也需搜寻其他材料进行论证。有人认为古籍校勘不是研究，这是误解。高水准的古籍整理对学者的学养和素质要求很高。 “最难不过点古书。”陈高华告诉记者，“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古籍整理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我个人体会而言，真正体现水平的就是古籍整理。用句号还是逗号，能不能把人名点对，正是高下之所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记录了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是国家命运之所系，它的点校非常有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面升级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8-14/content_9844554.html?bsh_bid=273292846 2013-08-14 01:45:15 来源：北京日报本报记者 路艳霞 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了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工程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问世以来的首次“大修”，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六年时间过去了，作为这一修订工程的首批成果，《史记》修订本将于近日在上海书展上亮相。 大修工程预计耗时10年 中华书局从1958年开始实施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全部出版工作于1978年完成，经历了整整20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这样评价这套书目的意义：“点校本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 徐俊认为，尽管点校本“二十四史”有着非常高的学术标准，但因为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最明显的是形式上的差异。”徐俊以前四史为例，《史记》没有校勘记，以张文虎《札记》代之；《三国志》校勘记集中在全书之末，仅标注页码卷数；《汉书》、《后汉书》校勘记则放在了每卷之末。 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二十四史”的校订、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学者和读者也提出不少可参考的修订意见。徐俊表示，此次修订，将使得点校本“二十四史”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升级版本。” 为完成此次修订，中华书局组织了国内古文献整理、断代史研究、专史研究等方面的200余位专家，组成17个修订小组，同时展开修订工作。截至目前，除《史记》之外，《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也已交稿；其余各史修订稿也大多进入后期撰写校勘记阶段，并开始陆续分批交稿；篇幅比较大的《明史》等已经提交了大约50%的初稿。按照计划，全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将于2015年完成修订，并将于2017年全部完成出版。 《史记》新增三千校勘记 此次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之精细，从最先出炉的《史记》中便可体会到。《史记》修订组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介绍说，根据初步统计，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新增了校勘记3000多条，约30万字，并改动标点6000余处。 此次《史记》修订过程中，全面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较为重要的版本包括“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等。 在修订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不少原有点校本漏校的情况，大多涉及到史实、典章制度、名物、语言、训诂等方面的内容。赵生群举例说，原有的点校本《史记》中有一些名字错误，比如人名误用、地名误作人名、书名误作人名、官名误作人名等。地名方面还有用字颠倒的情况，如“昌平”误作“平昌”、“如安”误作“安如”等。另外，书中的一些书名也有错误，如《左传例》误作《左传释例》、《晋纪》误作《三日纪》、《瑞应图》误作《应瑞图》等。 标点错误的例子也有不少。赵生群以《曹相国世家》举例，文中说，“（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如此标点，‘败’的主语是‘项羽’，曹参还荥阳的时间是项羽败亡之后。而实际上，原文意思是说曹参跟随刘邦击诸侯及项羽，被项羽击败，因而还至荥阳，其事远在项羽败亡之前。”他认为，正确的标点应为“（曹参）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 六种史书确定修订底本 “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不同史书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着力于版本，有的着力于本校，有的重点在史源追溯，有的延续了点校本底本，有的则更换了底本。徐俊特别强调，“底本的选择是古书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点校本的底本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 原有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明确使用底本或工作本的史书有18种，其余6种史书为“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而在此次修订中，学者们在尽量保持延续性的原则基础上，有11种史书沿用了原点校本的底本，还有7种史书通过版本调查，更换成更为合适的底本。以《后汉书》为例，该书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绍兴本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绍兴本之旧，今改以国家图书馆藏绍兴本为底本，所缺五卷则以国图藏北宋刻递修本配补。 另外6种原先无底本的史书，此次也确定了修订底本。比如《三国志》，原点校本用百衲本、清武英殿刻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刻本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此次修订时则考察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地所藏版本的情况，最终确定以国家图书馆藏绍熙本为底本。 新闻延伸 中学课文要改错吗？ 《史记》中有很多文章曾入选语文课本中，此次点校本《史记》修订的过程中，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篇目也被挑出了错儿，不过语文课本是否有必要随之修订，学者认为还是应慎重对待。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对此赵生群认为，其中“不肯出租”的“租”字，景祐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都作“赵”，考虑到古书中“租”与“赵”字形相似，应为误用，因此此次修订根据版本和其他旁证材料，将其改为“不肯出赵”。 不过，徐俊指出，《史记》的正文早已逐渐定型，即使在今天利用多种珍贵版本校勘的情况下，对于《史记》正文部分的文字变动也相对较少，可以说变动主要集中在三家注文字和标点上，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史记》名篇，像这样涉及正文方面的问题应该不多。另外，《史记》不同版本异文的成因很复杂。至于语文课本是否有必要依照此次修订进行改动，徐俊认为还是应当根据教学需要慎重决定。 《東方早報》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昨首次亮相 http://www./html/150/2013/8/18/1055099.shtml 早报记者 郑依菁 发表于2013-08-18 07:12 备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首批成果——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昨日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 ■ 投入8年时间 ■ 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 ■ 改动标点6000余处 备受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首批成果——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昨日在上海书展首次亮相。尽管此次付梓印刷的只是300部“征求意见本”，但第一次见到此书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赵生群仍然激动不已。作为《史记》修订工作的主持人，他已经带领一支教授团队在这部书上投入了8年时间，主要成果是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约30万字，并改动标点6000余处，为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工程“大修”开了一个漂亮的头。 为完成此次修订，中华书局组织了国内古文献整理、断代史研究、专史研究等方面的200余位专家，组成17个修订小组，同时展开修订工作。除《史记》之外，《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也已交稿，负责两部五代史修订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也来到发布会现场介绍了相关情况。全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将于2015年完成修订，并将于2017年全部完成出版。 史记修订“八年抗战” 《史记》之难，一是在于它版本复杂，由于读者多，就印得多，甚至同一版本印制出来也不同。“《史记》的点校工作，即使我们组织一个团队，用50年的时间来点校，也不能算是很充分。” 赵生群昨天说，“贺次君（点校本《史记》点校者）曾对《史记》64种版本做过介绍。比如我们这次用的底本是金陵书局本，当年顾颉刚（点校本《史记》点校者）用的也是，但不完全一样，和张文虎（清代学者，著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用的《索隐》本也有很大不同。”《史记》的史料也很复杂，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有2000多年的跨度，相当于《史记》写成至今的跨度，而且这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古籍都亡佚了。“司马迁号称自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把汉以前的史料清点了一遍融入到《史记》里。” 另外，《史记》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赵生群说，据社科院历史所统计，《史记》相关研究论著大约与其他二十几部史书的研究总和相当，甚至更多，这也为《史记》的修订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从2005年开始，赵生群便与5位教授、3位副教授一起开始了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全程参与“二十四史”修订本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八年抗战”。 一字一标点均有来历 赵生群告诉早报记者，他们最先做的工作，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工作就是版本的核对与通校，“我们一共通校了10个版本，就是每个字每个标点校下来。通校本有景祐本、南宋绍兴本、黄善夫本、《索隐》本和殿本，还有5个参校本，本来是想发现有问题了再参考的，但实际上也都通校了一遍，所以光是通校就做了大量工作。” 景祐本是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被称为“世间乙部第一善本”。此外他们还参校了包括日本藏六朝钞本等在内的9种古钞本和众多参考文献，规模之大超出此前各家。“那个工作是极其辛苦的，《史记》本来只有60万字左右，但三家注加起来就有300多万字，需要校整整一年。每一个版本校完都有一个校勘长编，光是记录就有几百页，标点就有几十万字，然后汇总到我这里一条条过，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校勘价值的。核对《史记》三家注的引文也花了一年多时间，那些重要文献，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我们都尽可能多地参考。比如张文虎的札记有9000多条，每条几乎都涉及了好几个问题，判断有没有价值、是否吸收也花了1年多时间。很多问题还请教了天文、地理专家等。”即使交稿后，修订组也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审稿、讨论、修改、校对等工作。最后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标点无来历。 弥补遗憾之作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海内外学界公认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二十四史”现代通行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早在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就首次提出了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从1959年出版第一本点校本《史记》以后，直到1978年，“二十四史”的最后一本《宋史》方才完成。 然而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之成书时间跨度太长，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也间有失误，给读者带来不便。2005年，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 而“二十四史”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史记》。1959年版的点校本《史记》是由顾颉刚、贺次君标点的，宋云彬参考标点本重新标点并编辑加工，最后由聂崇岐覆校。尽管这几位已经是当时断代史的顶级学者，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真正用于点校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而且体例未定，连校勘记也没有留下，用清代学者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代替，校勘成果仅用方圆括号表示；在没有科技手段的帮助下，几乎就凭顾、宋等几位老先生的一己之力完成，留下诸多遗憾。 于是，从2005年准备工作一开始，由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的团队担任《史记》修订工作便最早确定下来了。赵生群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在校一直开设与《史记》相关的课程，研究《史记》已有几十年，由他主持修订《史记》再合适不过了。 多处讹误改正 此次《史记》修订沿用了顾颉刚等人点校时采用的金陵书局本，之所以采用这个版本作为底本，是因为这是由清代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王大昕等人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清末以来最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也有学者提出用日本的黄善夫本，这是最早的三家注版本，有许多优点，但是作为翻刻本，它有很多字形相近产生讹误的低级错误，而且数量非常之多，以此为底本需要写很多意思不大的校勘记。也有人提出用百衲本，问题在于百衲本号称以黄善夫本为底本，但却参考殿本等对它做了大量挖改，大概有2000处，都没有清人精校的金陵书局本好。” 在修订过程中，赵生群等人采用的是包括本校、点校、他校、理校在内的综合校勘方法。遇到难以解决的情况，则用异文校，即“把相关情况摆上去，不做判断，更不改字”。 发现的错误主要有讹脱衍倒，即讹误、漏字、多字、颠倒，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多种错误。“情况非常复杂，有两个人合成一个人的，一个人分成两个人的，甚至是地名变成人名，祖父能误成孙子，一个人能自己成为自己的父亲或儿子的。”赵生群举例说，如“昌平”误作“平昌”、“如安”误作“安如”、《左传例》误作《左传释例》、《晋纪》误作《三日纪》、《瑞应图》误作《应瑞图》等。 赵生群说，“尽管张文虎校勘很精，但也有错误，比如《史记?三代世表》他改错了十处，从学术角度来讲是很严重的。原来的点校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律书》有一篇，在八处做了校勘改了字，都改错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纠正过来。”再比如，《秦本纪》中，“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钱大昕曾经指出，秦始皇没有活到51岁，“五”应该为“立”，但是没有找到相关证据，而这次在一个日本钞本里发现“五”就是读“立”，也在这次校勘中得到了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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