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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灿鹏老师授权发布！ 摘 要：论文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修订工作的具体实践，就修订底本百衲本的选择、配补三朝本的版刻特徵、罗振玉旧藏三朝本的文献意义、清人薄自崐残宋本的篇卷存佚，以及未见于张元济《梁书校勘记》的百衲本修补条目等五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述，藉此深化有关《梁书》百衲本的版刻结构、文字特徵、版本谱系、校勘方式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学术价值等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梁书》 百衲本 张元济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中华书局原点校本《梁书》采用“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修订本是底本校勘。这两种古籍整理方式，在文献学的历史上都渊源有自[1]，但在古籍文本基本定型的情况下，采用底本校勘是比较审慎的做法。《梁书》修订工作选择百衲本作为底本，前后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十余年间，修订组成员反复研读《梁书》百衲本及张元济《梁书校勘记》，偶或有些粗浅的感想，每随手记于卷端。《梁书》修订本于2020年6月出版之后，我们重温这些不成熟的笔记，尝试进行整理，今将其中主题较为集中的部分内容汇为一编，敬请方家教正。一 《梁书》修订工作起初的方案，是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下文省称“三朝本”）为底本。该本时代较早，文字错误较少，内容基本完整，是现存《梁书》古本中比较完善的一种。但是这个版本的缺陷在于，文字残阙与漫漶不清的情形比较多见。三朝本还有“邋遢本”的俗称[2]，不为无因。我们用两卷修订样稿（卷一《武帝纪》上、卷五四《诸夷传》）进行统计，卷一阙字6处，漫漶11处，小计17处；卷五四阙字4处，漫漶21处，小计25处；两卷共计阙字10处，漫漶32处，总计42处；平均每卷大约有20处。《梁书》全书五十六卷，三朝本文字残阙与漫漶的数目很可观。根据修订工作例则，关于文字残阙与漫漶之处的校补，需要出校说明。如果采用三朝本作为底本，势必增加大量不必要的校勘记，无助于学者的阅读研究工作。 
（图1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 在三朝本以下的古本中，首先考虑的是明万历三年南京国子监刊本（下文省称“南监本”），但南监本不容易找到完整的初刻本[3]。此外《梁书》有明万历三十三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下文省称“北监本”），明崇祯六年汲古阁刊本（下文省称“汲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下文省称“殿本”），清同治十三年金陵书局刊本（下文省称“局本”）。北监本、殿本有多处根据《南史》改字的问题；汲本号称依据宋本刊刻，但文字较多讹误；局本以汲本作为底本，吸收其他版本的部分校订成果，但时代较晚，古书面貌已发生较大变动。综而言之，这些版本都不是理想的选择。 修订组与审定专家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改用《梁书》百衲本作为修订底本。百衲本所据以影印的，是北平图书馆藏宋大字本（阙卷以上海涵芬楼藏三朝本配补）。此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作宋绍兴间刊明初修补本，刻印甚精，在《梁书》存世古本中，是时代较早的一个善本。百衲本经张元济等文献学者仔细校勘修正，可视作集宋元明旧本、清武英殿本及其他参校版本之长于一身的整理本，文字讹误较少，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4]。 
（图2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 应该指出的是，《梁书》百衲本也存在一些墨钉、阙字及文字漫漶的情形。我们作了统计，全书有墨钉40处，阙字16处，漫漶5处，共计61处[5]。如果除去其中4处阙字为各种古本共同的情形，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共有墨钉、阙字、漫漶57处，平均约每卷1处，数量不算太大。修订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百衲本与其母本进行通校，我们使用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原北平图书馆宋大字本缩微胶片影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师并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原书作了比对核校，藉此弥补百衲本因描润校改造成错误有失古本原貌的缺陷。修订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由此凸显出《梁书》百衲本的版本价值。
（图3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 在评价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价值时，如果我们能够秉持“循名责实”的严谨态度，立足于百衲本在各史版本系统内的地位进行讨论，就比较容易达成恰当而不偏颇的认识。可以说，百衲本是在一个特殊的文献时代，通过一种特殊的整理方式，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版本形态。在最优情况下，百衲本的性质是一种集宋元明旧本及其他参校版本之长的整理本[6]。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衡量，百衲本《梁书》集中体现了这种特殊版本的正面性质。二 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六卷，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12月出版的百衲本，影印的底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北平图书馆藏宋大字本（残，存四十卷），一为配补的上海涵芬楼藏三朝本。实际上，北平图书馆藏残宋本，四十卷之数有少许不足，卷二九缺一叶（第十四叶，即该卷末叶），卷三〇缺六叶（第一至六叶，第六叶有部分残存），故前人有云残宋本“缺十六卷半”[7]。上海涵芬楼藏三朝本《梁书》，见载于《涵芬楼烬余书录》： 可知此本未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疑尚存于天壤之间。现今存世的《梁书》三朝本约有10部（以及约4部残本）。修订中使用了6部三朝本，即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2部）、台北“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等藏本；上海图书馆藏三朝本是《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的底本。在版本调查时发现，上海图书馆另外藏有一部三朝本（残），存五十五卷（阙卷二六），10册。经过比对，我们发现这7部三朝本的版刻特征，与百衲本配补使用的三朝本都有不同。 目前百衲本配补本还不能确认，有待继续寻求。海内外公共藏书机构所藏三朝本《梁书》，我们未曾寓目的，有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等3部，以及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存四十四卷）、武汉大学图书馆藏等3部残本。 但是，百衲本配补本的版刻完善程度，与修订中使用的几种三朝本相比，似有逊色之处。试举几例： （一）卷一〇《邓元起传》（10:17a），百衲本配补本缺上半，上海图书馆（下文省称“上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文省称“国图”）藏三朝本之一不缺字。 （二）卷二二《太祖五王·安成康王秀传》（22:4b），百衲本配补本缺末三行，国图藏三朝本之一版面完整无缺，上图、日本静嘉堂文库（下文省称“静嘉堂”）藏三朝本只缺每行上部三字。 （三）卷二二《太祖五王·始兴忠武王憺传》（22:21b），“寻迁中军将军、中书令”句，百衲本配补本“中军”二字残缺，乃据北监本、汲本、殿本补[9]；国图藏三朝本之一不缺字，作“中卫”。根据《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南史》卷五二《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憺传》、《汉魏六朝碑刻校注》〇三一六徐勉《萧憺碑》，此处以作“中卫将军”为是。 （四）卷四五《王僧辩传》（45:13b），“宠章既隆”句，百衲本配补本“既”字漫漶不清，上图、静嘉堂、国图藏三朝本之一作“既”[10]。 在这些例证中，百衲本补字时发生的错误，修订组做了必要的订正。 三 在未能寓目的《梁书》三朝本中，有一种可能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罗振玉“大云书库”旧藏本。
（图4 罗继祖著《枫窗脞语》） 罗氏后人罗继祖先生于1984年出版著作《枫窗脞语》，其中《书板》一篇，将此书版本情况作了简要的揭示：……故七史世称三朝本，以经宋元明三朝递修，而后印者字极漫漶，又称邋遢本。吾家有《梁书》一部，费西蠡念慈故物，有其签识。全书补板极多，能辨为原板者十不二三，末卷尾题下有墨书“无脱误”三小字，下钤“礼部员外郎吴郡杨仪校”十字楷书木戳，盖嘉靖中（公元1522－1566年）重加补缉校订之本，司其事者杨五川仪也。[11] 据罗氏记述，此书原为清人费念慈所藏。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工书画，以金石目录之学著称于世[12]。 书后有校语，以及明嘉靖年间礼部官员杨仪的木刻印记，说明该书为南京国子监补修版叶时使用的工作本，颇为珍贵[13]。杨仪（1488－1564），江苏常熟人，字梦羽，号五川，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任工部主事，转兵、礼二部，升郎中，官至山东按察副使。撰辑有《格物通考》、《南宫集》、《高坡异纂》等著作，今存《骊珠随录》、《古虞文录》、《明良记》等数种。家有“七桧山房”、“万卷楼”，多聚宋元旧本，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14]。罗继祖先生云“能辨为原板者十不二三”，此语意义模糊，难知究竟。据统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宋本，共有刻版703叶，其中南宋绍兴年间刊刻原版70余叶，南宋中期补版130余叶，合计宋版约有210叶，比例达到全部书版的三成。而修订中使用的6部三朝本，其中俱未见南宋绍兴年间原版，南宋中期补版只有约20叶之数。二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15]。罗氏所藏《梁书》三朝本，既然有明人校语及礼部官员木刻印记，则其中宋版书叶数目如何，是否比较这6部三朝本为优？是我们关心的一个事情。 罗继祖先生于2002年去世，此后罗氏“大云书库”旧藏古籍流散，进入古籍拍卖市场。《梁书》三朝本于2007年由上海嘉泰公司拍卖成交（拍卖时间：2007年7月1日星期日14:30 拍卖地点：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五楼宴会厅）。拍品介绍：《梁书》，南宋蜀刻大字本元明递修，一函十册，后有罗继祖先生长跋[16]，眉山七史三朝递修本。以35万元起拍，56万元落搥[17]。这部《梁书》的买主不知是私人，或是公共图书收藏机构，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看到。 四 今存世《梁书》宋刊本（版叶未经明嘉靖初年大规模补修者），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宋本一部，计十四册[18]。
（图5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本） 据南监本《梁书》目录后载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子义的识语，明万历初年校刊《梁书》时，曾以礼部宋本参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汲古阁刊清叶万等批校本《梁书》目录后，录有清人何煌题跋，记清雍正四年（1726）吴门薄自崐于南京购得礼部官书宋本《梁书》残本七册，为明代严嵩（1480－1567，字惟中）钤山堂旧藏。又清人莫友芝记载，嘉庆年间汪士钟（1786－？，字阆源）藏有《梁书》宋本，“每册有礼部官印，旧藏张氏石鼓亭，面页有元时阅借官书云云五行木印，隶书。板式极宽大，半页九行，行十八字。”[19]检汪士钟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宋板书目史部有《梁书》一部[20]。明清时人所见几种明代礼部官书宋本《梁书》，未见近今书目著录，疑佚。但是，国图藏明汲古阁刊清叶万等批校本，录有宋代以来多位学者的札记及批校，值得学者重视。其目录第二叶上粘有浮签一，文曰：硃笔临钱宗伯批阅本。/墨笔临熊蘖庵本。评语杂录/宋元明名人。又临何小山校宋本。 按钱宗伯指钱谦益（1582－1664），字牧斋，为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蘖庵是熊开元（1599－1676），字鱼山，湖北嘉鱼人，明亡弃家为僧，隐于苏州之灵岩，名正志，号蘖庵，《明史》卷二五八有传。小山是何煌（1668－？）的字号，为清初著名学者何焯（1661－1722，称义门先生）之弟。所谓“临”，当是原样迻录，弥足珍贵。 雍正丙午秋试日，薄秀才自崐于故都买得残官本七册。明年丁未元旦，荷其雨雪泥途，慨以假我。/别去即开较此一卷。其书为礼部官书，严维中秩宗日窃出，盖以钤山堂藏书印，而吏（鹏按：疑当作礼）部官书印/尚可辨识也。予往得毗陵藏书家庄氏京都所收《隋书》亦尔。《隋书》无缺，惜此失其半矣。六十衰/朽何煌记。 薄自崐元修本七册。纪失二之六。/传失一至三，七之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 此亦当为过录何煌识语。所谓“元修本”意即宋刻元修本，依照学界讨论正史宋元古本的通例，简称为“薄自崐残宋本”。 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宋本（下文简称“台北残宋本”）与薄自崐残宋本进行比较，二者在篇卷存佚方面互有参差，详细情形列表如次：表一：《梁书》台北残宋本及薄自崐残宋本篇卷存佚一览 
通过比对可以看出，卷七至九（传一至三）、卷二二至二五（传一六至一九），计有7卷，为台北残宋本及薄自崐残宋本共同缺失的部分；而卷一〇（传四）、卷四二至四五（传三六至三九）、卷四九至五〇（传四三至四四）、卷五五至五六（传四九至五〇），以及卷三〇（传二四）缺失的第一至六叶，计9卷有余，为台北残宋本缺失，而薄自崐残宋本特有的部分。如果这些特有部分的版本异文记录存留至今，无疑可以弥补台北残宋本的缺陷，有助于百衲本疑难问题的重新审视与再研究。 这里试举一例。《梁书》卷一〇《夏侯详传》“并督光成、弋阳、汝邓五郡众赴之”句（修订本第215页）。“汝邓”二字，三朝本以下无异文。原点校本改作“并督光城、弋阳、汝阴三郡众赴之”，原校勘记：“按《南齐书·州郡志》豫州下有'光城郡’，无'光成郡’，有'汝阴郡’，无'汝邓郡’，'五’亦为'三’之讹，今并改正。”按：此处疑有脱讹，但原点校本改字似乎证据不足。按《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豫州有南汝阴郡、西汝阴郡、汝阳郡、汝南郡等，“汝邓”似难断定为“汝阴”之讹[21]。据清叶万等《梁书》批校本过录标示，“汝邓”之“邓”字，薄自崐残宋本为墨钉。可知三朝本“邓”字，是明嘉靖初年补修版叶时所增，疑误。但是我们经过细致的阅览，发现在薄自崐残宋本特有的部分，有关版本异文的校语及标示较少，具有显著学术价值者似仅此一见。叶万等批校本卷一二末（第八叶下，第一行下部）录有识语一行，当亦出何煌之手，文曰：“雍正丁未王正二日，假钤山堂残本，校传四、六、五卷。”[22]书中其他卷末，未见类似题识。或许何煌并未完成薄自崐残宋本的通校工作，没有充分留下宝贵的异文记录，至为可惜。五 张元济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工作，可能始于民国十四年（1925）校勘《梁书》。今存《梁书校勘记》包括《梁书校勘记（定本）》1册；以及参考本2册，其中1册题《梁书传真举疑》，另1册题《梁书校勘记（参考本）》[23]。《梁书校勘记（参考本）》为张元济手校原稿，封面题“十四年九月九日”，可证[24]。从一定意义上说，《梁书校勘记》是《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开端。
（图6 《梁书校勘记》定本及参考本） 关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下文省称“衲史校勘记”）的学术价值问题，过去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些学者持负面的观点，认为衲史校勘记价值有限[25]。根据我们统计，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原点校本，有14种引用衲史校勘记，其中南北朝九史征引条目较多（《周书》达77条），这是衲史校勘记价值体现的明证[26]。在很大程度上，读者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对校勘记价值认识的差异。随着古籍出版、学术研究的环境机缘与观念认识的变化，今人的看法比较前人有进一步的深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了16种衲史校勘记[27]；特别是21世纪初期，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展开，使得衲史校勘记的功用得以充分发挥。
（图7 张元济先生像） 
（图8 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王绍曾先生等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时，各史校勘记皆与百衲本对勘，凡批修补而未修补、未批修补而已修补者，皆于备注栏内注明。其中《梁书校勘记》一种，未批修而修者18条；未批补而已补者16条[28]。当时限于文献条件，未能与百衲本之母本对勘，故各史校勘记未出校说明而百衲本已经修补者，皆未列出，备注统计仍有漏略。在点校本《梁书》修订过程中，通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残宋本时，凡百衲本已作修补，而未见于《梁书校勘记》者，皆逐一记录。今依据《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体例，制作表格列举如次，供学者研究参考：表二：未见于《梁书校勘记》之百衲本修补条目
以上共计28条，为《梁书校勘记》未见而百衲本已作修补，即通常所谓“暗改”者。 另外，还有一些百衲本版刻修补情形及相关问题，难以列表展示，顺带略作说明：（一）残宋本卷三〇（传二四），第七叶右半叶上部有坏版，右下角有阙字及漫漶，左半叶亦有漫漶；百衲本进行修补描润，从而使版面焕然一新，而《梁书校勘记》未作说明。（二）残宋本卷四一（传三五），第三叶版心页码误作“五”，第五叶版心页码误作“二”，故编次错乱；百衲本均已作修改，而《梁书校勘记》未出校说明。（三）《梁书》卷一二《韦叡传》“倐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句，残宋本阙“之间桥栅尽坏而”七字，百衲本已作修补，《梁书校勘记》（第40页，传卷六，叶九，后九行）备注栏：“修。按此条《传真举疑》仅云空'间桥栅尽坏’五字，不知孰是。”此处残宋本“之”字尚存上部少许笔画，“而”字上部残阙严重，故有阙七字、五字之异说。以上就《梁书》修订底本百衲本的选择、配补三朝本的版刻特徵、罗振玉旧藏三朝本的文献意义、清人薄自崐残宋本的篇卷存佚，以及未见于张元济《梁书校勘记》的百衲本修补条目等五个方面内容，进行简要的叙述和讨论，希望藉此可以深化我们对《梁书》百衲本的版刻结构、文字特徵、版本谱系、校勘方式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学术价值等问题的认识。限于时间与学力的不足，目前的文稿只是一个初步的讨论。本文部分内容报告于“衲史今昔：张元济校勘手稿与'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的百衲本”讲座（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第20讲，2021年10月9日），承蒙徐俊、史睿、苏芃、聂溦萌、苗润博先生等师长朋友赐教，谨致谢忱！[1] 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刘永翔师赐教，西汉刘向歆父子整理先秦文献，采用的就是“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参见笔者2019年6月18日访谈笔记）。[2]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宋蜀刻七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147页。[3] 明南监本“二十一史”，为明清时期读书人常用的正史版本，将近三百年间，大批量刷印的结果，致使书版经过频繁的补修及抽换。目今海内外藏书机构所藏南监本《梁书》，属于明万历年间原版者，实在是屈指可数（参见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上海书评》，2020年12月17日）。修订工作中主要使用的日本内阁文库藏南监本，卷叶也有少许残缺。[4] 参见王绍曾：《试论敢为天下先的张元济先生――从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重新认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2－271页。[5] 详细情形为：卷一墨钉1处（25b）；卷二漫漶1处（24a）；卷三阙字1处（6b，此处各本皆阙）；卷四漫漶1处（4b），墨钉1处（9b）；卷五墨钉4处（14a、b）；卷十阙字1处（6b）；卷十二阙字1处（10b）；卷十三墨钉1处（11b）；卷十四墨钉1处（15a）；卷十六墨钉1处（7b）；卷十七漫漶1处（6b），墨钉1处（8a）；卷十八墨钉1处（7a），阙字1处（8b）；卷二十墨钉2处（11a）；卷二十一阙字1处（19b）；卷三十二阙字2处（1b，此处各本皆阙；11a）；卷三十四阙字2处（9b，13b，此二处各本皆阙），墨钉1处（12a）；卷三十八阙字3处（12a、b），墨钉2处（14b）；卷三十九墨钉2处（12b）；卷四十墨钉1处（7a）；卷四十一墨钉1处（11a）；卷四十七阙字1处（12a）；卷四十八墨钉1处（17a），阙字1处（24a）；卷五十一漫漶1处（13b），墨钉3处（25a、b，26b）；卷五十三墨钉1处（1b）；卷五十四墨钉13处（1a、b，5a、b，17a），漫漶1处（14b），阙字1处（24a）；卷五十六阙字1处（8a），墨钉2处（15a，31a）。张元济《百衲本跋》云：“是本前后有墨丁三十六，空格九，凡阙七十六字。”统计数字略异。[6] 参见王绍曾：《试论敢为天下先的张元济先生――从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重新认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辑，第262－271页；此处并参考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于“衲史今昔”讲座中的报告。当然，学者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批评意见，有些在学理上也能成立。如《新唐书》、《宋史》百衲本在配补时，为求版面一致，改动配补本行款，这种做法与当时的文献需求、印刷条件等因素有关，似乎不必苛责前贤，但显然不合乎现当代古籍整理影印出版保持古书原貌的基本理念。[7] 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附录二《〈百衲本二十四史〉拟用版本一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54页。[8]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陈先行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册，第271页。[9] 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梁书校勘记》，王绍曾等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7页。[10] 此处百衲本据北监本、殿本补字作“所”，误（参见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上海书评》，2020年12月17日）。[11] 罗继祖：《枫窗脞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12] 关于费氏生平，参见张维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上海：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卷九，第24页。[13] 关于明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补修二十一史版刻的情况，参见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乔秀岩等编译，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1－175页。[14] 关于杨氏生平，参见（万历）《常熟县私志》，民国二十三年抄本，卷15，第17叶上、下；（康熙）《常熟县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卷20，第27叶上、下；罗继祖：《三助堂书跋·三朝本〈梁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第10页；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虞山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年，第206页。[15] 参见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上海书评》，2020年12月17日。[16] 拍品介绍中所谓罗继祖先生长跋，当即曾经刊布之题跋（罗继祖：《三助堂书跋·三朝本〈梁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1期）。[17] 参见韦力：《中国古籍拍卖述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18] 根据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488－527页）关于南北朝七史版本的调查研究，《宋书》存世宋刊本有5部，《南齐书》有2部，《梁书》1部，《陈书》5部，《魏书》13部，《北齐书》1部，《周书》2部。在笔者浅见，古籍存佚的原由，除了战争、动乱等极端因素，主要是出版印刷供应与阅读需求（包括流行状况、阅读频率及损耗程度等方面）之间的动态关系所致。这方面值得做深入的书籍史研究。[19] （清）莫友芝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4，《莫友芝全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65页。[20] （清）汪士钟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据《滂喜斋丛书》本排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页。按：与《百宋一廛赋》等二种合刊。[21] 此处参考原中华书局编辑王芳军先生的审稿意见。[22] 按：前揭目录卷端过录何煌题识云：“纪失二之六。传失一至三，七之二十三，……”此处“传四、六、五卷”文字疑有倒错，当指薄自崐残宋本第二册，为传四、五、六，计三卷。卷一二即传六，正合。[23] 《〈梁书校勘记〉整理说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梁书校勘记》，第1－2页。按《梁书》百衲本于1933年12月出版。《梁书校勘记（定本）》出于蒋仲茀之手，在1937－1938年间完成，但颇多删汰，似不符合全校的意义。[24] 参见张人凤等：《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8页。[25] 比如据顾廷龙先生引述，“有人认为有用的已入《校史随笔》，余下的都没有用了”（顾廷龙：《我与商务印书馆》，《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486页）。又如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程的主要负责人蒋仲茀，20世纪40年代遇见顾廷龙先生，说校勘记已无用。80年代商务印书馆有关方面负责人提出的意见，尤其具有代表性，云：“校勘记只是各本互校，只记字互异，并无成段文字。上偶有菊老用红笔在某一条加圈或打问号，或书一查字，绝无按语性质之说明。……照现有形式不大可能成版，对读者说用处也有限。”（王绍曾：《〈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后序》，《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3、820页）[26]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原点校本，引用张元济衲史校勘记的具体情形为：（1）《旧五代史》1条；（2）《辽史》1条；（3）《宋史》2条；（4）《北齐书》4条；（5）《后汉书》5条；（6）《魏书》5条；（7）《梁书》5条；（8）《晋书》6条；（9）《南史》11条（其中1条为引《陈书校勘记》）；（10）《陈书》13条；（11）《北史》15条；（12）《宋书》25条；（13）《南齐书》33条（其中1条为引张元济《百衲本南齐书跋》）；（14）《周书》77条。徐俊先生于“衲史今昔”讲座报告中指出，南北朝诸史引用张元济校勘记的条目较多，是因为其点校工作完成于中华书局“翠微校史”的典型规范时期。[27]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实有23种（其中《明史》无校勘记），未公开出版。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从商务印书馆借阅校勘记稿本，点校工作历经数十年，几经动荡，校勘记稿本后来不知去向。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清理库房，发现16种校勘记稿本，归还商务印书馆之后，已经整理出版。2017年，中华书局于档案库中新发现校勘记稿本4种，为《晋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计24册，实为幸事（参见聂溦萌：《重新发现的百衲本〈北齐书〉〈周书〉〈北史〉校勘记述论》，《文史》2021年第2辑，第103－104页）。[28] 《〈梁书校勘记〉整理说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梁书校勘记》，第2页。[29] 参见赵灿鹏：《流动的〈梁书〉：书影背后的版本线索》，《上海书评》，2020年12月17日。【作者简介】 赵灿鹏，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 相关链接： 赵灿鹏丨“吴六奇书札”正名：清初名臣傅弘烈书札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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