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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点校本《陈书》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近日获得中华书局年度双十佳图书的荣誉。至此，历时13年的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圆满完成。同时，这也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的第11部修订本。对于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来说，这次修订成为她学术生涯的浓重一笔，她希望做出古籍整理的精品，让人们更加亲近这段历史，推动相关史学研究。近日，《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景蜀慧，听她讲述“修史”那些事儿。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进行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这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2006年起，中华书局又开始着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完善点校本。2008年，我接到中华书局的邀约，担任《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主持人。由于修订工程十分庞大，需要在全国物色学者作为各史修订主持人。考虑到点校和修订的连续性，以及学术传承，一般希望由原点校者门下的学者继续修订工作，但是点校本“南朝五史”负责人王仲荦先生的学生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便另寻他人。之所以找到我，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南朝是非常重视文学和文化的时期，对于点校者有兼顾文史的考虑，而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我的老师缪钺先生一直以“文史兼长”著称，并且他与王仲荦先生交情很深。我自小喜欢文学，又受业师熏陶和训练，读书治学也一直比较偏重文学。接到这个邀约，我自然感到十分荣幸。“二十四史”在传世史部文献中非常重要，点校本“二十四史”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作为历史后学，我是读着点校本成长的。能够参与修订工作，可谓学术生涯可遇不可求的经历。虽然意识到修订工作会比较艰巨，但我还是下决心接受了这个任务。
2017年7月，《南齐书》修订组部分成员在中华书局办公室和编辑组一起，做出版前的最后修改，左二为景蜀慧最初，我设想的是，修订工作需要有一定学养、训练成熟的学者来做，所以邀请一些年轻学者组成团队，三史同时推进。但是随着修订的展开，才发现还是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需要花费的时间。加上人事上也出现一些变动，所以我们部分调整了原来的工作方案，其中《梁书》仍由暨南大学赵灿鹏教授承担主要的修订工作，我最后审核定稿。其余二史修订，则在人手上做了补充，遴选优秀的研究生参加。修订工作本身，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从已经出版的修订本“齐梁陈”三书可以知道，修订其实并不是在点校本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而是重新选择底本，调整通校本、参校本，并集合吸收学界近50年的研究成果。从段落字词到标点符号，都需要细读文献，清理复核原点校本所有校勘记，尽可能详尽地撰写修订长编，在其基础上补充修改乃至重新撰写校勘记，工作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估计。以刚出版的《陈书》为例，校勘记从原有的534条增加到960条，其中删去旧校约110条，新增校勘记542条，改写原校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记185条，沿用原校记73条，改动标点数百处。点校本《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当年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在校勘，订误方面有不少创见，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普遍好评。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三书点校本在底本、通校和参校本的选择上，尚存在较多的改善余地。比如《梁书》，点校时采用了不设底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南齐书》《陈书》则以百衲本为底本。至于通校本和参校本，三书点校本主要选择了明清以后版本，如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这些版本与早期版本存在一定差异，依据其版本异文去校勘订改底本，难免造成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影响读者对文献的阅读理解。
这次修订，我们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版本选择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比如《南齐书》修订用的底本，我们改用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这个底本刊刻精良，保存基本完整，保留了较多的宋元版刻，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品相最好的版本，也是百衲本的底本。百衲本虽以这一版本为底本，但刊印时有较多挖补描改修润，一定程度上有失宋元本旧貌，这一版本明显优于百衲本。中华再造善本丛书2004年出版了这个版本的影印本，也为我们提供了便利。除此之外，我们也调整补充了通校本和参校本。比如原来通校本没有用北监本，认为其沿袭南监本，没有太大价值。经过和南监本以及殿本的比对，我们发现，其实北监本在刊刻时对南监本的改订不在少数，而且基本被殿本沿用，有其特殊价值，因此将其纳入通校本。《梁书》没有完整的宋刻宋元递修本传世，最好的版本为南宋绍兴年间刻递修至明初的40卷残本，现藏台北故宫图书文献馆。《梁书》百衲本是用这个版本加三朝本拼配而成，可以算是《梁书》最好的完整版本。这次修订，改变了原点校本无底本校勘的做法，选用百衲本作底本，同时用台北故宫藏的40卷残本和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日本内阁文库等处所藏的6种三朝本作通校本，在版本采用和处理上比原点校本有很大提升。
比较而言，《陈书》在南北朝史书中版本情况是最好的。我们在深入版本调查基础上，选用早于百衲本的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又将存世的全部宋刻本，包括两种全本和4种残本，以及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列入通校，加上三朝本、南北监本、汲本、殿本等明清时期版本，《陈书》修订的通校参校本有13种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点校本所具有的版本条件。《陈书》中华学艺社辑印宋刻宋元递修本（上海图书馆藏）总之，得益于出版事业以及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修订组有条件搜集更多的早期版本，我们也在版本调查上倾尽全力。比如台北故宫、日本静嘉堂等处收藏的版本，我们都曾过目查阅。为了查看搜集这些版本，我们利用了各种机会，访学、开会，甚至用旅游签证方式去寻访，有时还委托同事朋友帮忙代查。一旦发现新的比较重要的版本，就想方设法将其用于修订，以此力求尽量接近和还原史书的本来面貌，不留遗憾。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南齐书》到《梁书》，再到《陈书》修订，我们对此点深有体会。由于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早期钞本，有条件和明清以后版本进行系统细致的比对校勘，不仅可以比较确切地判断二者的差异和正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其致讹之因。
《陈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比如在《陈书》卷一《高祖纪》梁敬帝在禅位给陈霸先之前，于太平二年九月辛丑诏书称颂陈霸先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重华大圣，妫满惟贤”。分析文义，这里“重华”指的是舜，那么“妫满”又是谁呢？从《史记》的记载可以得知，妫满乃陈姓始祖胡公满，为舜之后，故为妫氏，舜与胡公满一圣一贤，两句正好相对；而“妫汭”是舜为庶人时居住的地方。根据这类文体骈对的惯例和上下文义，特别是下文列举“亶甫”（后稷之后）、“羲和”（重黎之后）的情况，可判断出此处应为人名“妫满”而不应为地名“妫汭”。“妫满”二字，宋本皆同，但从“三朝本”以下，明清各版本均改为“妫汭”，原点校本亦改作“妫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诏文的原意。所以修订本将此字改回底本，并出校说明版本异文。
明人在读古书时，有些意思不太明白的，会改动文义；有些字形看不清楚，也改成别的字。比如在《南齐书·张融传》载《海赋》有“窂浪硠拉，崩山相 ”二句，“硠拉”本为双声连绵的拟声词，但宋刻本“拉”字与下面“崩”靠得很近，明人可能因为看不清笔画，所以南监本以下各版本都将宋本的“崩”字分拆，“山”字头上属，所以“拉”字改作“掊”，“崩”则改作“朋”，这两句成为“窂浪硠掊，朋山相”，由于语义难通，给后人在解读上造成很多麻烦，此次《南齐书》修订本依底本回改，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类似的情况，还有大量的例子，原点校本据明清版本所做的改补删我们都逐一核校清理，凡不宜改补之处，都从底本回改。除了充分利用早期善本，我们在修订中也充分参考和吸收采纳了近几十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发挥修订组成员的专业所长，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准确理解史文史事，将严谨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和细致扎实的文献校勘相结合，对史籍进行订讹补正。同时还尽可能改善原来处理不够规范之处，比如在引用文献书证时对不同史源材料的区分、对底本中脱衍讹误的处理方式、校勘记表述方式，乃至于标点符号使用的进一步规范等方面，都力求精准，以提升修订质量。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齐梁陈”三书修订历时13年，个人觉得最大的收获，除了能够看到的三部修订本出版之外，就是年轻学人的锻炼和成长。我们古代史专业培养学生非常强调基本功训练，最重要的史学基本功之一就是史料文献的解读能力，要求从版本目录、文字校勘入手，层层深入史源，彻底清理史料的内涵，从而做出最接近正确的解读。我们以前会开设史料文献目录课或读书课，但缺乏版本校勘训练的环节，这次三书修订的机缘，令大家获得了最好的学习和训练机会。参与修订的每一成员都有严格要求，必须逐字逐句，细心谨慎处理文献的版本及史实、制度、语词等各种具体问题，并用准确规范、逻辑清晰的语言写出修订长编，同时还要在反复讨论中接受质疑，最后才形成修订意见。其后校勘记的撰写尤其关键，因为涉及许多重要文献信息的保存记录，我们在出校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审慎，对校记撰写的文字规范也有严格要求，可能一条长编好几千字，但相关的校勘记只有十几个字，有的甚至不能体现在校记中。这对年轻学者的训练是全方位的，他们学到的不只是知识和方法，还有治学态度和学风的熏陶，懂得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浮躁。
实践证明训练卓有成效，做《南齐书》时，几乎每一位参与工作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都完成得很出色。有的学生以修订中涉及的职官品秩为基础，仔细梳理，思考拓展为博士论文的内容，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制度史的发端；也有学生从三史中引用的《夷夏论》《明道论》等佛道义理论辩之文的深入探讨入手，展开中古佛教义理的研究，写出了出色的论文。而年轻学人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解决修订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完成“齐梁陈”三书修订之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收尾工作要做，比如修订长编，希望能把它们整理出来，让读者了解校勘记之外的更多学术信息，从而对“齐梁陈”三书所反映的历史和文献有更深入的认识。回首来时路，苍茫极水波。时至今日，我们都还非常怀念从事修订工作的时光。十多年来，修订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力，对修订内容反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前后几经易稿。对我来说，从事这项工作苦乐参半，回想起来也是百感交集。一切都会成为过往，只希望通过我们的修订工作，为广大读者提供古籍整理的精品，推进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21年12月11日第5版，口述：景蜀慧，采访整理：该报记者谢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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