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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二年（1912）至民国四年（1914）期间的四份买契。买契见证了当年税契（又称验契）运动在泰安掀起的轩然大波。买契上的文字约略为： 山东国税厅筹备处为给契纸事按照 民国肇造，庶政变更，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受中华民国之地产，自应执民国国家之契据，始能得民国国家之保护。其理至明。其法至当。本处遵照财政部电令，制定民国新契纸。即自民国二年八月初一为始，无论军屯卫灶一律行用。凡民间执有前清买契者，无论已完税未完税，红契、白契均须呈验注册，给予新契纸，概免收税，契价在三十元以上者，收契纸价洋一元，注册费洋一角。其不及三十元者，不收纸纸价，但收注册费洋一角。一律发给新契纸以为各该业户等永远执据。此项验 以六个月为限，即截止民国三年一月底。限满过期不验者重罚并遇诉讼等事无效。该业户等具有国家思想，应尽国民义务，必一体遵用，上以裕国课，下以息民争也。兹据泰安县业户方X珠，报称住居（乡城集）□□庄，名下坐落□□□ 一处…… 买契加盖“（民国）山东省财政厅印”。
《民国泰安县志》及其他资料记载，当时的泰安县知事冯汝骥，“河南人。贪污好利，无所不至。冯利用验契机会……搜刮四五十万金。民国三年，境内遭严重雹灾，上级拨来赈款，被冯贪污……冯去官后蛰居天津租界，贪囊用尽，落拓不堪，见山东人即畏避。1928年病死，尸骨暴露，无人收敛。” 《冯汝骥铁像记碑》称：“民初三、四年间，河南冯汝骥为泰安县长，贪酷无所不至。及去后，由王衡斋倡议，人出钱一文为铸铁像，六年夏立于遥参亭前。适曹光楷莅任，怒捕王，王愤死，督吏埋铁像。十二年，邑人搜出立之，后冯汝骥又贿人埋之，十七年邑人又觅得立原处。二十年秋，韩主席（按，即韩复榘）以奖廉惩贪，倡导群僚重修包公祠，袝祀清官傅、张二公，一仍旧贯，乃公议移置铁像于祠门外，流芳遗臭，后之来者视此。”
冯汝骥真的如此无良、如此贪鄙吗？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对此，还有别解，大致有四： 其一，清末奉天将军赵尔巽，彼时在北京任清史馆馆长；其三弟赵尔丰曾是四川都督（“保路事件”中被民众杀死）；其做过知县的七弟赵尔粹赋闲泰安；城南关赵公馆，显赫一时。故而，冯来泰安即投靠赵公馆，不买泰安士绅的账。这样，顾此失彼，违背官场潜规则，先自得罪了地头蛇。 其二，满清逊位应运而生共和，帝制改替总统制，各级政府相应成立了上下议会，议员大多绅士、名流及地方势力。后，袁世凯欲恢复帝制，下令解散各级议会，并追回所有办公费用。冯汝骥作为奉令执行者，惹恼了泰安县的众议员们（多为地方士绅），他们迁怒于冯并深为嫉恨。为其贪官铸像埋下了祸根。 其三，北洋政府以整顿土地为名，下令“税契”（又称验契）。职事之故，冯号令全县，张贴告示，并限期缴纳契税。这一行动又触怒了泰安的富豪们，他们长此以往隐瞒土地财产，偷税漏税，或利用权势，把应缴税银摊派给民众。这次重新丈量土地，核实产业，使他们的作弊大白于天下，利益受损。不仅泰安如此，当时抵触不满情绪遍及全国。更有甚者，山东广饶杀死县长，莱芜县长捷足先溜，幸免一死。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既然北洋政府统一命令，就不再是冯一人在泰安随便“验契”，进而再把此项政令当作冯肆意在泰安刮地皮，更为不妥。要害是“验契”直接损害了地方豪绅利益，他们土地财产多，相应就要多缴纳契税。另外，还查出他们隐瞒官府已久的许多黑地、黑产。当时泰山西麓樱桃园鲁家是大地主，尽管与官府交厚，“验契”查出山场黑地千余亩后，仍被课以罚款。 其四，冯汝骥用人失察。首先把行政司法权利交给“三班警目”，此人有“二县长”之称，包揽词讼，贪赃枉法；其次把财权交给了“库吏经承”（相当于金库主人），此人大烟鬼，借“验契”之际，巧立名目，专事盘剥，强取豪夺，中饱私囊。而冯则任其二人所为，每天只在赵公馆搓麻为乐，不理政务。 冯在泰安任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如重修县衙，改马场为花园供民众游玩，重修泰安文庙，拓修青帝宫，扩建岱麓小学，重视农村教育及学校建设等。这些，仅仅用“职是之故”一笔带过，是不客观的。 另，袁寒云《辛丙秘苑》之三十四《青岛泰山济南之游》载：“（寒云）东至泰安县，县令冯汝骥，予乡人，先公旧属，导予登山。”不仅“先公旧属”，冯的母亲还做过袁克定的奶妈，因了这样的关系，在泰安谋一个县知事的肥缺，自在情理之中。
尽管“民国肇造，庶政变更，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受中华民国之地产，自应执民国国家之契据，始能得民国国家之保护”是当初的“基本国策”，但在利益分配的格局中，谁又情愿让出到口的奶酪呢？四份买契冷眼洞观了这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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