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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以字育人，以字正身。 用语言传递力量，从声音感受美好！ 知愠课堂和大家一起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化繁为简，领略汉字之美！ 这一节我们学习“约”字。  约yuē形声，从糸(mì),勺（sháo）声。糸是细丝,有缠束作用。本义:绳索。《说文》约,缠束也。本质意义对事物的限制。在使用中的具体意义有：缠束/环束、束缚/约束、达成共识的行为准则（盟约/约定）、邀请、限制数量或范围（省减、简约、简要、估量）、贫困（受经济能力约束）等。又作副词表范围：大概。
“约”字始见于战国文字，从“糸”，从“勺”。篆文、隶书、楷书均从此形。《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约”依据类推简化规则，将繁体楷书的“糹”简化成“纟”。从“糸”，指丝可用以缠束；从“勺”表示音读。《说文解字》：“约，缠束也。从糸、勺声”。如：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道德经第二十七章》）在后来的使用中“约”的意义被抽象为“对事物限制”。如：拘束，限制、束缚等。 又引申表示“达成共识的行为准则（盟约/约定）”等约束、限制行为的共识。进而被普遍用于表示“限制行为”的条件。例如：约定、约见、约会、节约、俭约等。又表示限制或约束的结果：返约、简约等。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随着技术和文化发展越来频繁，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为了避免矛盾冲突，维持社会和谐，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相互妥协形成并且发展出兼顾集体和个人，最大化整体效率的行为共识。这些行为共识便是“约”。《论语》里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第四》）“约”是人们的行为共识，其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约束减少对他人的负面影响，在兼顾整体利益的同时最大化每个人的权利。本质就是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所以，守“约”既是对行为的限制，也是对文明的追求。只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建立了高级文化思想的人才会自觉地守“约”。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第四）孔子说：“没有对全面人生价值追求的人不能长期理性地限制自己的行为，也不可以长期保持融洽和谐的状态。追求全面人生价值的人安心于内心的追求，有智慧的人能促进全面人生价值的实现。” 《论语》有6处“约”。孔子之“约”是以认知为基础，理性自觉地限制自身言行。惧而不行是懦，不是约。君子量力行事。力不逮，则少一事，少一言而不罔为；不合道义，则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这是中国人的君子之约。仁是生命的追求，人生的境界。如果之有核，核之有仁。有仁，则有生命力，能生长。人也一样，人有心，心有仁——生活的追求。有仁则有生命力，故能长久。不仁者，没有长远的人生追求，常常被眼前事利困惑。心志易为外物改变。穷困不能守，苟且之事无所不为；富贵不能安，骄奢淫逸。既不能长处约，亦不能长处乐。孔子以“约”、“乐”两端相较，说明没有追求之人的不安与其生活状况并无因果关系。而仁者之所以“安”亦与生活状态无关，仅因为有“仁”的追求。可见，在孔子儒家思想里，“仁（文明的最高形态）”是“约”的根本，而“礼”则是实现“约”的最优方式。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六/颜渊第十二》）孔子说：“君子广泛学习各种文化典籍提高思想，用促进和谐的措施引导言行。这样思想和行为都不会超出正确的范围了！”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第九》）颜渊感叹：“（老师的学问）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不可攀；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难以参透；看着好象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引导学生，用各种典籍丰富我们的思想文化，用各种和谐的规范引导我们的言行。想停也停不下来，使我们竭尽全力学习，好像要发展到超乎寻常一样。尽管我们想跟随他继续向前，但已无路可寻。” 博文，即增长文化修养，使之具有深厚之文化底蕴，下学而上达。“亦可以弗畔矣夫”正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孔子七十高寿时博学多才，经历丰富，心灵强大，虽随心所欲，却不违道义。随着儒家思想在华夏广泛，“守约”成为炎黄子孙的普遍追求。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关中，占领咸阳。仅留少数士卒守护王宫和库房，随即还军霸上。召集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宣布与民众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军队因为坚决执行约法三章，而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最后一统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东汉明帝年间，汝南秀才张劭在赶赴东都洛阳应举途中，与山东金乡范庄人（今鸡黍人）范式同宿一店。范式急病，张劭虽初次遇见仍尽力照顾。病愈后，二人结拜为生死兄弟，同游太学。毕业分别之日，恰逢重阳佳节，二人约定“鸡黍之约”：隔年互拜尊亲。此后，彼此的交往多少年，一直坚守，至死不渝。 从东汉至今，“鸡黍之约”的故事就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故事有许多个版本。除《后汉书·范式传》有正统的记载，《古今小说》、《元杂剧》、《喻世明言》等许多典籍也将这个故事演绎得十分传神。范张二贤信守约定，虽远隔千里，却能心神相应，千古以来，一直为后人所敬仰。李白在《送戴十五归衡岳序》写下：“鸡黍之期，当速赴也。”高适《赠别王十七管记》也说：“款曲鸡黍期，酸心别离袂。” 苏轼《送沈逵赴广南》：“君归趁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除了国家和个人，中国古代的社会基层集体也发展出独特的“乡约”文化。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蓝田吕氏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制定了以道德教化为主的《吕氏乡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吕氏乡约》的纲要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德业相劝”把培养乡民的道德意识（思想文化）放在首位。“过失相规”要求约束行为，少犯错误，并且还要帮助他人改正错误。“以礼化俗”，通过“礼”构建乡村和谐秩序，提高乡村文明水平。《吕氏乡约》的制订和实施是中华文化思想在乡村基层的重要实践推广，它的出现标致着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了更高的阶段：文化自上而下普惠社会基层。 《吕氏乡约》颁行后很快就流传天下。南宋朱熹编写《增损吕氏乡约》为教材，全国推广。明代王阳明依照《吕氏乡约》在江西推行《南赣乡约》。近代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推广“乡村教育”时，仍以《吕氏乡约》为范本。在当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贪渎腐化、假货泛滥、诚信大面积缺失的社会大背景下，传统的“守约”文化对重塑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尤为重要。现代的中国人更需要认识、学习和吸收“约法三章”、“鸡黍之约”和《吕氏乡约》等传统的“约”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好中华民族的“守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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