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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的经学研究，无论吴皖，大体皆持尊古的取向。沈钦韩推崇其乡前辈惠栋之学，间亦有染于惠氏尊汉泥古的偏弊，其治《礼》与《春秋》，即有排抵杜《注》孔《疏》过当、轻蔑六朝隋唐经说之嫌。[3]至其史学，则绝少治经的偏颇，更合清儒实事求是的学术宗尚，所撰《汉书疏证》、[4]《后汉书疏证》、《三国志补注》、《水经注疏证》，皆其选也。集部之学，撰《韩昌黎集补注》、《王荆公诗文集注》、《范石湖集注》、《苏诗查注补正》，大抵详于人物史实、典章制度之笺释，在他看来，非此不足以得作者用心之所在。[5]另有《幼学堂诗文稿》（《诗稿》十七卷，《文稿》八卷）行世。包世臣称钦韩所著“无虑四五百万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于实，无一语任意矜眩、罣误来学者。虽云注释，实可单行”，[6]虽或不免徇私夸饰，基本尚属公允之论。可惜的是，钦韩毕生穷蹇，生平撰著，太半未予椠行，殁后书稿多归上海郁松年，后遭兵燹战乱，散佚者夥。 与乾嘉考据学者埋首坟籍者不同，沈钦韩素持用世之志，对汉末三国史事的神往，溢于言表，但对陈寿所撰《三国志》，却深致不满，语带讥贬。其持论所以如是者，不仅缘于陈寿“统魏闰蜀”的著史立场，更因“是六十年中，将相名臣、智谋勇功之人，相望络绎”，“使人低徊俯仰而叹息不能已”，而陈寿叙事既“不能发微阐幽，表彰懿烈”，行文亦“览之闇然”、“诵之呓然”，较诸司马迁、班固等良史之才，实乃以“无文”、“无才而作史”者。评骘经典，进退学人，自可见仁见智，不必人人尽同，但似沈钦韩这般从史学、文学两方面，对陈寿及其《三国志》予以贬斥甚至彻底的否定，殊属罕觌。[7]案沈钦韩《幼学堂文稿》卷六《三国志补注序》云： 包世臣《行状》称沈钦韩“以裴氏注《三国志》意在补其褫脱，光耀沈落，而郡县镇戍之仅见一时、名物训诂之不类后世者皆阙，故为《补训诂》八卷、《释地理》八卷”一节，即据上引《三国志补注序》而作。案“意在补其褫脱，光耀沈落”，原序作“意在补其褫脱断烂，士之沈落光耀、饮恨终身”云云，剪裁实未允当；“《补训诂》八卷”，以己意增一“补”字，更与沈氏原书例名致歧，后来史传多袭其讹，滋误弥甚。[11] 沈撰《三国志补注》已无完帙传世。道光中，梁章钜撰《三国志旁证》，对沈氏《补注》时加援引，所引条目俱见于“《训诂》八卷”，因之笔者素疑梁氏所见《补注》已然佚去《释地理》，而独存《训诂》，或可为考察沈撰《补注》的流传添一佐证。盖钦韩身殁未久，《三国志补注》即趋散佚。《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艺文志二》著录沈钦韩撰“《三国志补注》十六卷”，当系合《训诂》八卷、《释地理》八卷而为一，但《清史稿·艺文志》的著录不经目验，殊不足以证明民国初沈撰《三国志补注》尚存完帙。今海内所存《补注》惟有两种，即分别藏庋于上海图书馆的稿本（索书号“线善756307”）与国家图书馆的钞本（索书号“04308”），皆属稀世之珍。 如前所揭，沈钦韩撰著，于其生前十九未能刊行，身后乏人董理，颇遭散佚。其能流存于今日者，固宜归诸善本之列。上图、国图所藏两种稿钞本俱属罕觌，有鉴于二者珍善的文献价值，聊依通行体式，试撰书录二篇于下，继以考论。 其一： 上海图书馆藏《三国志补注》四卷，清沈钦韩撰。稿本。二册。全书计九十九叶，每半叶十行，行廿一至廿四字不等。格纸由雕版印制，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手题“织帘选著”，并著叶次。正文卷端首行顶格题“三国志补注”，题下署“吴沈钦韩撰”。卷帙依次为《训诂二之一》、《训诂二之二》、《训故二之三》、《训故二之四》。全书无序跋，无钤印。案此本四卷，仅居《三国志补注》“《训诂》八卷”之半。仅据诸卷目次，似为残帙，然以诸卷条目比勘陈《志》，《训诂二之一》、《二之二》属《魏书》，《训故二之三》兼有《蜀书》全部与《吴书》之前半，《训故二之四》属吴书之后半。诸卷次序井然，首尾完具，当属全帙无疑。诸叶勾画增删，痕迹昭然。察验墨迹，全书当出沈氏手录，殆无可疑。 其二： 国家图书馆藏《三国志补注》四卷，清沈钦韩撰。钞本。二册。计一百三十六叶，每半叶十行，行廿四字。版心手题“魏一”、“魏二”、“蜀”，下著叶次。全书工楷抄录。正文卷端首行顶格题“三国志补注”，题下署“吴沈钦韩撰”。卷帙依次为《训诂二之一》、《训诂二之二》、《训故二之三》、《训故二之四》。无序跋。卷首钤“霜厓秘籍”（朱文圆印）、“瞿安眼福”（白文方印）。案此本四卷，恰当《三国志补注》“《训诂》八卷”之半。然细绎诸卷条目，首尾全备，绝非残帙。《训诂二之一》、《二之二》属《魏志》；《训故二之三》属《蜀汉志》，不循陈寿“蜀书”旧题；《训故二之四》属《吴志》，书口无“吴”字，与馀卷有异。《补注》正文之下，间附案语，双行小字，偶署“浩案”，不识其人为谁。 案近代曲学巨子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厓，江苏长洲人，与钦韩同籍。国图藏钞本既钤有“霜厓秘籍”、“瞿安眼福”二印，自经吴氏宝藏。检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此书，有曰： 知此书入藏国图之前，尝一度置于王氏学礼斋邺架。 今南京图书馆藏有沈钦韩著《水经注疏证》稿本，钤有“织帘藏书”、“织帘勘书之室”白文方印各一，“织帘”为钦韩别号，自可无疑。检沈氏铭状传记，俱无述及此号者。案王鎏《墓志铭》称述沈钦韩著书习惯有谓： 据此，沈钦韩所撰诸书，由起草至于刊定，中经数次增删，始由初稿勒为定稿。上图藏稿本，写录潦草，钩乙订补之迹宛然，至于究竟是移录原书批识而写成的初稿，抑或在撰写过程中反复增删而形成的“再稿”甚至“三四易稿”，殊难判断。持国图藏钞本与稿本勘较，文本内容相当（参见下表），训释诸条目前后一致。凡稿本增补之处，钞本已予补入；稿本芟刈之处，不复见于钞本；稿本改订之讹误，钞本遵而正之；稿本次序倒置之条目，钞本亦间为理顺。就此而言，钞本渊源于稿本，自可论定。  国图藏钞本《补注》正文之下，间附考案，以双行小字出之，偶署“浩案”。笔者寡昧，穷力考索，不能证实其人。[13]案语对沈注疏误颇能予以补正。如《训诂二之二》“《刘馥传》'以苫蓑覆之’”条，沈钦韩《补注》引《尔雅·释器》：“白盖谓之苫。”《注》：“白茅苫也。”又引《公羊传·定公元年》：“不衰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也。”此条下附双行小注曰：
沈钦韩之学，本以训诂、地理之学见优，《清儒学案》称其“尤长于训诂地理”，[14]即是对其学术专长的准确把握。所撰史部诸书疏证，并以二事称誉于世。沈撰《三国志补注》专意于训诂、地理二端，除了针对裴注的阙弊，并借此一展其学所长外，其书体例当有取于胡三省《通鉴注》。胡注向以精擅训诂、地理考证著称学林，沈钦韩对《通鉴》及胡注备加推崇，一再表示过衷心的爱佩之情。如《幼学堂文稿》卷四《答王勤甫殳积堂书》： “《训诂》八卷”的撰著，因裴注在语言层面上，“而今不可晓者甚夥”，专意于“疏通发明”《三国志》及裴注中“理绝于旁通”的“名物训诂之类”。故而对词句的解释、文本的校勘、语源的爬梳、名物制度的考证，以至于史实的廓清，均是沈钦韩措意努力的方面，固不仅限于解明字词的意义。为此，他旁征博引，期与裴注互相发明，所用典籍多至138种，计经部31种，史部43种，子部60种，集部4种。魏晋以前古籍征引殆遍，唐宋以下亦尽力钩稽，旁及释、道二部，对同时人惠栋、王鸣盛所著亦时有参考，间下己意，务求其是，毕见沈氏学问渊雅，识见广博。稍不如意者，乃在其引书不甚规范，往往存在书名未克统一（如“《吕氏春秋》”与“《吕览》”、“《吕氏》”常相混用）、常具篇名而不及书名（如征引《史记》《汉书》《后汉书》传记率皆如此，又如称“《南中志》”而不称“《华阳国志·南中志》”亦是）、引书篇名时具时阙、引述内容与原文出入较大等问题，但此为古人著述惯例通病，似亦不必苛责，何况此书终属稿钞本，尚未刊定。兹就《补注》所引典籍，绘表如下，以便观览。   关于沈钦韩为“疏通发明”陈志裴注而措意的方面，兹以训诂、校勘及史实考订略为区分，并拈举事例数则于后，以见《三国志补注》的内容及著述旨趣。 （一）训诂与名物考证 对于《志》文及裴注化用之典故，首先援引古书，揭示语源，如： 1.《魏书·董卓传》注“六国蚩蚩，为嬴弱姬。” 《训诂二之一》：“见《法言·重黎篇》。” 2.《蜀书·诸葛亮传》“不能穿鲁缟者也”。 《训诂二之五》：“《汉书·韩安国传》语。” 对于难解的语词，征引他书以为阐释，如： 1.释《魏书·后妃传》“得名珰数具”之“珰”字。 《训诂二之一》：“《一切经音义》'珰，穿耳施珠也。’” 2.释《魏书·司马朗传》“遭阳九之会”。 《训诂二之二》：“《盐铁论·水旱篇》：'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张世南《游宦纪闻》：'王湜跋《肘后备检》论云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十。’阳九，奇数也，为阳数之穷；百六，偶数也，为阴数之穷。太乙数中，专考阳九、百六之数，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大抵岁运值之，终有厄会。”（案《游宦纪闻》“得阳九之数十”，“十”当作“九”。） 相关名物制度的考证，亦钩稽文献，梳理原本，得其确证，如： 1.释《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之“五色棒”。 《训诂二之一》：“《注》：'造五色棒。’《古今注》：'车辐棒也。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末，谓为金吾。御史、校尉、郡守、都尉、县长之类，皆以木为吾焉，用以夹车，故谓之车辐。一曰形似辐，故谓之车辐也。’按《钟会传》有'白棓’，《通典·御史中尉》有'赤棒卒’，则车辐棒固有五色也。《宋史·仪卫志》：'柯舒，漆黑棒也，制如车辐。’” 2.释《吴书·孙皓传》之“鬼目菜”。 《训诂二之五》：“《释草》注云：'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子如耳珰也，赤色丛生。’《政和本草》：'鬼目味酸平，无毒，主明目。一名来甘，实赤如五味，十月采之。’” 3.释《魏书·公孙瓒传》注引《典略》之“皂囊施检”。 《训诂二之一》：“尚书所下制书及臣吏上封密事，皆皂囊盛之。灵帝特诏问蔡邕灾异，以皂囊封上。《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东观汉记》'建武七年。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不中式，不得上。’则常行封书，不以皂囊也。《续汉·祭祀志》'封禅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周礼·司市注》'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然则囊外用木札检括之，复施印，如今夹板文书也。” （二）校勘 沈撰《三国志补注》多涉校勘，所得结论颇有功于陈《志》，如 1.《魏书·文帝纪》：“置百户吏卒。” 《训诂二之一》：“此'百石卒史’之误。《隶释》：'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空赵戒言：“鲁相乙瑛书：孔子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掌领礼器。”’则此亦当为'百石卒史’也。魏修孔子庙碑，事在黄初元年，志作'二年’，误。洪氏于此碑，仍作'百石吏卒’，盖惑于史之讹文耳。” 2.《魏书·王朗传》注引《魏略》“折秔米饭也。” 《训诂二之一》：“'折’当为'淅’。曹操意谓朗当军兴饥俭之时，犹食精粲。” 3.《魏书·卢毓传》“黄门李丰。” 《训诂二之二》：“'黄门’下脱一'郎’字。” （三）史实考订 《志》文及裴注所陈史事，或时代甚远，尚需诠释，或违背真相，有待辨证，则贯穿故籍，考镜源流，如 1.释《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之“给廪日五升”。 《训诂二之一》：“盖汉法，贫老不能自存者，所给口分之数。《后汉·安帝纪》'元初六年，诏赐民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 2.辨《魏书·杨俊传》注引《世语》之“汉明帝杀几二千石”之讹传。 《训诂二之二》：“按明帝无巡幸杀二千石事。《汉书·食货志》'天子始出巡郡国，天子始出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辩，自杀。西踰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盖讹写'武’为'明’也。” 《补注》取证稠叠，立论谨确，大致有如上述。近代大史学家陈垣撰《日知录校注》，自述其书旨在“溯其史源”、“校其异同”、“正其偶误”，表彰者奉为注史佳构，[17]窃谓沈撰《三国志补注》亦有以当之。 清儒董理文献之绩，远迈前人，作为史部文献中的要籍，前四史的研究更是蔚为大观。仅以《清史稿·艺文志》为据，所著录的清人《三国志》研究著述即包括陈景云《三国志举正》四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六卷、钱大昭《三国志辨疑》三卷、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沈钦韩《三国志补注》十六卷、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等十五种，这还没有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札记体著述论列在内。据今人梳理，“总计有关专著五十馀种”。[18]若依体裁分类，这五十馀种《三国志》研究著述大致可分作专著与札记两类，而专著又有注释与补撰两种形式。就注释一体而言，杭世骏《三国志补注》、赵一清《三国志注补》、钱大昭《三国志辨疑》、潘眉《三国志考证》最属名著，持沈钦韩《补注》与诸书相较，殊无愧色。 盖沈撰《补注》之长，首在谨守论学尺度，摒弃意气之争。《四库提要》称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因而造成了“细大不捐，瑕瑜互见”的偏蔽，[19]所评至当。清儒考古之业，虽然口称尊古信古，察其著述持论，却常意在“胜古”，非独杭氏为然。由顾炎武提出的“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日知录》卷十九），最足以体现清儒著书立说的标准，但考辨过当，便生意气，所论即难免偏颇。试就沈撰《补注》而言，对于裴注多所辨正，大异于此前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疏不破注”的做法，足见其意实欲“胜古”，非仅在“补”耳。但若无确证，绝不轻易否定裴注；即使裴注有所失误，亦点到辄止，极具分寸，不事过分批判，诋斥前修。其次，沈氏《补注》不斤斤于字句的校勘训释，而重在名物制度的考证、古今地理的沿革及相关史实掌故的诠解，较之钱大昭《三国志辨疑》、潘眉《三国志考证》等以治经之法治史、重在考订文本的著述风格，[20]多有出入。所可惜者，其书持说谨严，胜义纷披，但旨在集成的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对《补注》采撷麤疏；近人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又无缘获睹原书，仅从沈钦韩《后汉书疏证》采录其说，其书之功用实未获充分展现。[21] 在清代学术史上，沈钦韩一向被划归为吴派学人，《清儒学案》置之于惠栋与陈奂之间，许为吴派承先启后之人，称“吴中学派，定宇（惠栋）前茅，南园（陈奂）后劲，先生其中权矣”[22]，根据的正是他经史考证上的卓越成就。考绎沈氏著述，其学深具乾嘉朴学风范，但揆诸其生平议论，钦韩对当身考据学风，每每致以不满之辞。如言“古之人穷经史百氏，循精深远大之旨，亦不遗名物度数之细。然后道和性灵，模写物象，托为文词，不急于炫耀，而大名随之。今人之意向，于编摩研削时，大都为荣利耳，不（否）则以是博名高耳。”[23]与同时包世臣、李兆洛、沈垚等有志经济之士的见解，真不啻异喉同曲。时异势易，催逼着知识人社群游离于学问与世务之间，相较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等前辈学人，沈钦韩已表现出对考证学旧轨的疏离。值汉宋争衡之日，桐城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专向汉学发难，语多偏激，而钦韩为《商兑》题词称： 盖其著述风格博雅笃实，固近汉学质朴一面，而精神实不囿于经典考订，对宋学同情甚深。寄意经世，尤非龂龂以考据为务者比。[25]晚清史学经世思潮，钦韩实有力焉。今人于沈氏经史考订、诗文注释著述多有研究，对其学术整体尚乏裁断，余因考论沈撰《三国志补注》，旁涉及此，因发其覆，顺终吾篇。 附识：小文脱稿之后，曾呈请漆永祥师指教，诲我良多；后又经匿名审稿专家是正，谨致谢忱。文中疏误，责在作者。 [5]钱钟书先生在选注宋诗时，即将《王荆公诗文集注》、《苏诗查注补正》视为历代整理研究王安石、苏轼诗文作品的重要注本。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页49、71。 [6]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四《皇清敕授修职郎安徽宁国县学训导沈君行状》，页70。 [7]详参[清]沈钦韩《幼学堂文稿》卷六《三国志补注序》，页二十二A。一向以轻易臧否著称的李慈铭论陈寿《三国志》，云“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馀,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闇然无华”。但较诸沈钦韩这段偏激的评语，也显得平和甚多。语见[清]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页244。 [8] [清]沈钦韩《幼学堂文稿》卷六《三国志补注序》，页二十二B。 [9]案《四库提要》称“（裴）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议”，可以徵见时论趋向。[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补注》”提要，中华书局，2003年，页404。 [10]《清儒学案》述及《三国志补注》的撰作缘起曰“以裴氏《三国志注》专补事迹，而典章名物阙焉，故为《三国志补注》十六卷。”徐世昌等编，沈芝盈等点校《清儒学案》卷一三五《小宛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页5294。 [11]匿名审阅专家指出，“观世臣文意，焉知此处非'为补’连读，而未必为书名也”，自足成理。但即便如是，后此面世的如王鎏《宁国县训导沈君墓志铭》、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十一“沈小宛学博钦韩”条、《清史列传》本传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文献俱误称“《补训诂》八卷”，追溯根源，则不得不推之于包世臣的记述。 [12]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页867。 [13]案王欣夫据案语中所云“映江钱夫子”，指出其人“为钱映江绮弟子，亦吾乡人之学有本源者，惜已无考”。《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页867。 [14]徐世昌等编，沈芝盈等点校《清儒学案》卷一三五《小宛学案》，页5293。案友人王鎏尝述及相识中“沈君小宛、徐君星伯、沈君子敦，虽古贾耽、刘敞之徒，未之或先也”，以钦韩与徐松、沈垚并举，又况以贾耽、刘敞，同样是对沈钦韩精擅地理之学的肯定。王鎏《<海录>序》，引录自陈润成等编《张荫麟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747。 [15]精熟《资治通鉴》，引为撰著新史的标准，成为晚清史学的新潮，如著名学者丁晏（1794-1875）即以“熟于《通鉴》”而“经世优裕”称名。与丁晏论学绝似的沈垚（1798-1840）也极为重视《通鉴》，推为著史楷模。撰有《晋略》的周济（1781-1839），在该书《自序》中称“事即前史，言成一家。将以喻志适用，匪侈博闻。什七折衷，依于涑水。庶几无悖于资治之意云尔。”（《四部备要》本《晋略》卷首）就此论之，沈钦韩对《通鉴》的推崇，并引为史学著述的典范，实启晚清风气之先。 [16] [元]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冠于《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页23。检《幼学堂文稿》卷六《水经注疏证序》：“余少读此书，罔有津涯，长年综览群籍，稍通地理。其山川郡县，得陵谷变迁之繇，历代割度之制，证以专门名家之书，（中略）取信于本朝《一统志》。四十卷中，以今之地望，准向之水道，支流入大川，大川又为支流，古通今塞，昔在今徙，散碎华离，皆可提挈。郦氏博物洽闻，单辞微吐，皆中书掌故，亦略究所出。”《水经注疏证》是沈钦韩地理考证之学的代表著述，此节所述，或可与亡佚的“《释地理》八卷”相印证，供吾辈揣摩原书撰著旨趣与方法。 [17]关于此书内容旨要，参见陈智超为之撰写的前言。[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9。 [18]杨耀坤《清人的<三国志>研究》，《文献》1989年第4期。杨先生将清人《三国志》研究著作分为两类，“一类为专著札记，另一类为补志”。关于清代研究《三国志》的代表著述，杨文已作详述，堪称允当，故小文不复就诸书再作赘论。 [1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补注》”提要，页404。同参拙文《继往开来的急就章：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平议》，《书目季刊》五十五卷第四期。 [20]王鸣盛主张的“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代表了考据学家治史的共同认识和研究态度。说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页1。 [21]这里顺带一提，沈钦韩对三国史的研究并不尽见于《三国志补注》，平生所撰如《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水经注疏证》等著述中涉及的对三国史事、制度、地理、语言方面的考论颇多，这些内容不妨视作对沈撰《补注》的补注。 [22]徐世昌等编，沈芝盈等点校《清儒学案》，页5293。 [23] [清]沈钦韩《幼学堂文稿》卷四《赠殳三庆序》，页二十三A-B。王国维论清代学术，以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沈钦韩精擅地理沿革、史实制度的考证，务求其“精深远大”，而“不遗名物度数之细”，兼具清初“学大”、乾嘉“学精”的特征。前揭包世臣《行状》称沈氏之学“博闻兼综，同符顾、钱”，无愧解人。 [24] [清]方东树纂，漆永祥师点校《汉学商兑》，凤凰出版社，2016年，页13。需要指出的是，这段题词，貌似雅重其书，实际上或许更着眼于《商兑》一书对汉学弊端的针砭。沈钦韩对当身考证学风，每每致以不满之辞，批判汉学家务于琐碎、蔑弃词章而趋利赴势，这恰是方东树攻讦汉学的主要方面。二人立场固异，用意亦别，但指摘汉学的弊端却差相仿佛。 [25]参见[清]沈钦韩《幼学堂文稿》卷七《与刘孟瞻书》，页二十七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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