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 量 衡 器 度量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设五量”的说法。商代牙尺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344年，商鞅变法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制，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中国境内出土的度量衡器及记有容积、重量的铜器，时代多在春秋、战国以后。 度量衡可以分为三个概念来解读：度是计量长短的器具，如寸、尺、丈、仞等；量是计量容量的器具，如升、斗、斛、豆、区、釜、钟、溢、掬等；衡是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如铢、两、斤、钧、石、权等。这些度量衡单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但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进行物物交换和贸易而产生的。
尺：量长度的工具，即尺子。 古代早期测量长度主要采用木杆或绳子，或用“迈步”“布手”的手法，待有了长度的单位制以后，就出现了刻线直尺。这种刻线直尺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在公元前2000年的我国夏商时代都已有使用，当时主要是用象牙和玉石制成，直到青铜刻线直尺的出现，这种“先进”的测量工具较多的应用于生产和天文测量中。  商 鸟首龙首尺形铜器这算不算是最早的青铜尺雏形呢？目前考古研究还无法定性。河南安阳殷墟墓出土共19件完整此类器，11件为龙头，8件为鸟头，现藏于国家考古博物馆。
此铜卡尺由固定尺和活动尺等部件构成，固定尺通长13.3厘米，固定卡爪长5.2厘米、宽0.9厘米、厚0.5厘米。固定尺上端有鱼形柄，长13厘米，中间开一导槽，槽内置一能旋转调节的导销，循着导槽左右移动。在活动尺和活动卡爪间接一环形拉手，便于系绳或抓握。两个爪相并时，固定尺与活动尺等长。使用时，将左手握住鱼形柄，右手牵动环形拉手，左右拉动，以测工件。用此量具既可测器物的直径，又可测其深度以及长、宽、厚，均较直尺方便和精确。惜因年代久远，其固定尺和活动尺上的计量刻度和纪年铭文，已锈蚀难以辨认，称为是“现代游标卡尺的鼻祖”，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2年5月在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乡东汉早期的砖室墓出土，现藏扬州市博物馆。   王莽新朝 卡尺此铜卡尺是世界上最早的滑动卡尺，铸造于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卡尺上刻有“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始建国元年即公元九年。“王莽卡尺”的出现，有力地推翻西方学者一直宣称1631年法国数学家约尼尔·皮尔发明了游标卡尺的错误论断。近年山左出土，藏潍县故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北朝 青铜尺长30.9厘米，此尺正面刻10寸，每寸格内线刻山峦、屋宇、禽鸟，为北魏绘画风格。此尺久经使用，磨损较严重，当为日常用尺。北魏官员为了多向国家交纳赋税取得政绩，也为了增加自己的粮食布帛等实物俸禄收入，收取租赋时采用“大斗”、“长尺”、“重称”。汉代一尺的长度是23-24厘米，东晋的一尺增加了一厘米，南朝的一尺也是25厘米，然而与南朝同时代的北魏一尺将近31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 几何纹铜尺尺面等分十寸，中间八寸铸有菱形几何纹图案，保存完整，仪饰清晰，与汉代尺度相符，是研究我国古代度制的重要实物资料。东汉尺形制以几何纹、鸟兽纹为代表，也有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竹尺、木尺等。出土于长沙雷家嘴2号墓，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汉 铜矩尺矩尺是古代绘图测量使用的工具。常言道：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就是圆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方或直角的工具，两边直角呈“L”形，一边长，一边短，上面刻画测量刻度。陕西 延安市子长县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汉代 铜尺这把尺子全长约30厘米，共分五寸，每寸又分五等分，主要用于测量长度。尺子上面刻有铭文，标明了尺子的长度和分度。现藏于四川博物馆。  东汉 鸟兽纹铜尺此铜尺长度约合东汉一尺（标准值为23.5厘米），正反面各为十寸，每寸格子里绘有鸟兽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唐 鎏金铜尺尺长30厘米左右，材质以铜质为主，多饰以花卉纹。正面分为十等分，花、草和动物间隔出现，每朵花形态各异，精美绝伦。迄今发现最早的铜尺属东周时期，汉代得到广泛发展。该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量：计算物体容积的器具，量器。 铜量，是一种古代计算体积的量器，多用于计算农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换和农业赋税的重要参照物。战国以前主要以陶或木制量器，以青铜制量器主要是战国时期开始，战国量器多为官定量器，以圆形者居多，腹侧有双耳，也有椭圆和长方形，是古代社会计量农产品多少的主要器具。 《汉书·律历志》中记载：“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王莽新朝 嘉量高25.6厘米。王莽篡汉后，改国号为“新”，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铸造了该量器，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因此以青铜铸造，以示传之久远，永垂典范，并且定名为“嘉量”。而铸于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中央之圆形主体，上部为斛，下部较浅者为斗，右耳为升，左耳上部为合，下部为龠，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战国 燕客铜量通高13、口径15厘米，圆筒形，素而无纹，平底有鋬，外壁一方框内有篆体铭文6行约59字，记录燕客问王于菽郢之岁的事件史书失载，绝对年代不明。楚国铜量发现多件，无论文字的多少及所记载的内容，都以此量最为珍贵。1984年长沙市收集而来，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秦 两诏铜椭量高7.3厘米，口长20.8厘米，口宽12.5厘米，柄长5.7厘米，体呈椭圆形。容器左右外壁上分别刻两个内容相同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容器外底刻秦二世诏。实测容水980毫克，正合秦制半斗，与自铭相符。此铜质半斗量极为少见，不仅是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珍贵资料，属国家一级甲等文物。1982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汉代 青铜量具一组这套汉代青铜量具，总共八件，每件的尺寸都略有不同，外形为广口长柄，柄端有环，可以悬挂。最大的一件长11.3cm，表面直径3.2cm，底部直径1.8cm，高1.5cm；最小的一件全长仅6.6cm，表面直径1.2cm，底部直径0.7cm，高0.7cm。它们分别能够测量圭、撮、龠、合等多种古代容量单位。 汉代 青铜量具中最小的两件说到我国古代容量单位，其中“升”、“斗”、“斛（hu二声）”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而“升”以下的小容量单位如“圭（gui平声）”、“撮（cuo平声）”、“龠（yue四声）”、“合（ge三声）”等，由于其使用并没有像大容量器具那样广泛，所以也就不太为人们所知了。而实际上，根据文献考证得知，“圭、撮、龠、合”以与“升、斗”的进位关系在汉代早已确立，分别为：1斗=10升，1升=10合，1合=2龠，1龠=5撮，1撮=4圭，1圭=64粒秬黍（jù shǔ）的体积。 秦代 秦铜诏量长23.1，宽10.8，高5.2 厘米。棕黑色,柄下有二圆孔,铭文刻于腹外,短柄、中空,一侧有铭文,40余字。这些铭文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内容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臣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长17.7厘米、宽6.4厘米、高4.7厘米。量身刻有铭文:“五年都水车府锡平氏丘”，铭文大意是某王五年，都水车府的锡平氏丘做了这件量器。1999年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出土，现藏济南市章丘区博物馆。
高4.36厘米，口径10.2×7厘米，柄长7.3厘米，重0.267千克。椭圆形量，单柄，量杯口微敞，外壁口沿有凸棱一周，平底，单柄中空可以装柄。外壁口沿下铭文2行36字，从字体与年号看，为两次琢刻。现藏天津博物馆。 战国 王字铜量通高11.7厘米，口径11.8厘米，重1850克。战国楚国官用量器，实测容积为1125毫升。鋬的左侧上方有一阴刻“王”字，粗犷有力，是铸造后为彰显使用者权威在特殊状况下所刻。另在腹壁上也有铭文，但线条浅细，手法稚嫩，疑为后代伪刻铭。现藏淮南市博物馆。 汉 昌邑青铜量该器平底圆筒形，器物上部两侧分别有一圆柱状提手，便于拿放，器表有“昌邑”铭文。2011年3月至2015年10月底海昏侯墓出土，现藏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 清乾隆 铜嘉量乾隆初年，清廷得到东汉时期的圆形新莽嘉量（上图有介绍），又考核了唐太宗时所造方形嘉量的图式，于乾隆九年（1744年），制造出两个方形和两个圆形“嘉量”。乾隆皇帝把其中两圆一方3只“嘉量”，分别置放在北京故宫午门、太和殿、乾清宫，将余下的那只方形“嘉量”，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派人送到盛京，陈设在沈阳故宫崇政殿前，象征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现藏故宫博物院。 升：容量是斗的十分之一，古代量器具。 量粮食等物用的器皿，最早见于战国后期刻有铭文的量器和记容器物上。从甲骨文字形来看，“升”最初之义就是指像勺一样的容器，后来引申为容量单位。 秦国量制：一斗等于十升，这一进位关系为后世沿用。 战国 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长18.7厘米，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器壁铭文为商鞅变法时期所刻，底部则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加刻，铭文前后相隔123年，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是秦统一六国后造量器的标准器具。此器商鞅方升是国宝级文物，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晚清时期，陕西省蒲城县平路庙乡寺坡冶炼遗址出土，光绪29年龚心钊从清晖阁买来，1981年8月18日上海博物馆从龚旭仁手中收购，现藏上海博物馆。 秦代 始皇二十六年铜方升长方形，平底，一边有柄。出土时残破，后部分修复。外壁一侧竖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三行，秦代铭文。现藏于中国文字博物馆。 秦朝 两诏铜方升高5.5厘米，通长27厘米。升体呈梯形，直口内折沿，圆柱形长柄。两侧刻有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诏文。是秦朝颁行的标准量器。1952年陕西咸阳市窑店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汉 上林共府铜升全长16厘米，高4.5 厘米，口径9.2厘米，容积为200毫升。器形为圆口、平底，有柄，外壁刻铭文 4行；“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琅玡。容一升，重斤二两，工师骏造。”铭文大意是“上林”是指铸造于秦汉时期长安近郊的上林苑，“共府”是供应谷物的府仓，“初元三年”是说铸造于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三年，“琅琊”是指这个铜升是由琅琊（今山东）贡献的。此器容积与秦代保持一致。自1982年起《文物保护法》的成立和各个文物保护机构组织的成立，文物专家花8元从一农户家中收购，据说农民拿该铜升当水瓢用了十余年，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西汉 弘农青铜升高8.6厘米，长23.2厘米。此件器物带有两个年号铭文，一段为“弘农铜升，容半斗，元鼎四年十月，上官建造”另一段铭文：“弘农铜升，容半斗，重四斤三两，甘露元年五月计，掾章平，上官府“。记录了其容积重量，朝廷和地方官署内设办事机构的官职，隶属上官府，与秦代两诏量异曲同工，极具历史与文物价值。2014年西泠印社拍卖，成交价：1,150，000（含佣金）。 汉 铜升一组汉文帝霸陵陵区出土，文帝霸陵陵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东南部的白鹿原上，以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江村大墓为核心，陵区还包括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及多座陪葬墓与外藏坑。江村大墓前不久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藏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斛：古时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 铜斛，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斛与斗同义，皆粮食量器名，斛子为粮食量具，而斛槛亦为粮食量具。一斛本为十斗，宋朝改为五斗。 铜斛有方形和桶形，在新莽时就已出现桶形，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汉代仍沿用桶形斛。
新莽 始建国元年方斗通长23.92厘米，高11厘米，口长 14.75厘米，宽14.77厘米，新莽时容量为1斗的容器。前外壁铸凸起凤纹，左壁有禾、麻，右壁有麦、豆，后壁柄下有黍等图形。上口横刻篆书铭文“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1950年于省吾先生在北京从古董商人处购买收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莽 铜斛高26.1厘米，口径32.8厘米，器身刻篆书81宇铭文，记载王莽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标准度量衡器的史实。传河南省中牟县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 大司农平斛器作圆桶形，高 24.4 厘米，口径 34.5 厘米，腹左右有对称短柄，外壁刻铭文 1 行，为“大司農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由此可见该斛当是由大司农监制、校量的斛，属国家级标准量器。实测容积为 19600 毫升，与王莽之制基本一致。1953年甘肃省古浪县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 青铜斗 一组同上面一组铜升一起出土与汉文帝霸陵陵区，汉文帝刘恒的陵墓群，现藏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建武二十一年斛通高41厘米，高33厘米，口径33.5厘米，盘径57.5厘米。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原为宫廷御用量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釜：春秋战国时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标准不一。 东周到春秋时期，列国争霸时局混乱，各国都有自己的量器，计量标准不统一。据记载：春秋晚期的齐国，“公量”与“家量”并存，公量小、家量大。说到青铜量器中的釜，有着举足轻重的“齐国三量”分别为：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和𨨛最为著名。三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有“左关”“丘关”字样。左关与丘关，均是齐长城近海处一带关隘的名称。 “齐国三量”又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齐国量器，齐国三量為戰國田齊時期所鑄，是齊國中央政權在左關安陵地區（即靈山衛一帶）征收税賦的專用標準量器範具。 战国 齐国陈纯釜亦称“左关釜”。器高39厘米，深38.1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32.6厘米，底径18厘米，实测容量20580毫升。器腹外近耳旁铸铭文七行三十四字，文意是：陈犹莅事之年月戊寅日，命令左关工师名发者勤力完成左关所用之釜，要以官府廪仓之釜为标准，冶制此器者为陈纯。此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量器之一，系了解战国时田齐量器制造与管理制度之重要资料。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古城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
又名“丘关釜”。高38.5、口径22.3、腹径31.8、底径19厘米、容20460毫升。腹壁刻铭文九行，有些字锈蚀不清，无法通读。大意是说，子禾子命某某往告陈得：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刑罚。“子禾子”是战国初年齐国国君田和做大夫时的称呼。这篇铭文，是中国至今所见最早有关度量衡管理的法规条例，具体反映了当时量器标准的校订和违规者处罚规则。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古城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 战国 左关和𨨛高10.8厘米，口径19.4厘米，实测容量为2070毫升。。器呈半圓形，口沿連短流，直腹下斂，小平底。腹外壁刻銘文二行四字：“左关之(𨨛)和”。此和的容量，相當於陳純釜的十分之一，大約接近於秦一斗的容量。此和是现存有铭文、能说明年代和量值的最早的量器，是研究战国时期容量、进位和度量衡管理制度的珍贵的实物资料，现藏上海博物馆。 东汉 大司农平合及斗检封通长15.7，口4-4.5，底2.9，深2.2 厘米。由合和封两部分组成。合呈匙勺形，柄面背有铭文:“大司农平合永平三年三月造”,永平为东汉明帝年号，永平三年即公元60年。端有一穿，近合处有一方穴,方穴内嵌有检封。检封是度量衡器具经官方检定后的封印，呈方斗状，底内外各铸阳文四字，正面印文“官律所平”，背面铸“鼓铸为职”。合为汉代的计量单位，《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合仑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嘉量矣。”汉代一升约合今天 200毫升，这沿袭了秦代的容量标准，但也依据黄钟发展了新的测量基点，并确立了进位关系。现藏南京博物院。 诏版：古时帝王下诏书，将诏书内容刻在金属版上称为“诏版”。可以存垂久远。 在青铜度量衡器中有一类特殊的品类，虽然不是度量衡中具体的计量器，但它反映的内容无论在史学还是书法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把诏文刻在铜板上的形式在全国极为稀少。 秦量诏版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诏版上阴文书刻40字，其大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这对进一步研究秦时统一度量衡并加以实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属国家一级文物。1976年镇原县文化馆干部张明华在县农副公司收购门市部以0.8元购得，现藏甘肃镇原县博物馆。
长9.5厘米，宽7.8厘米。此青铜诏版同样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而所颁铸诏书40字。诏版整体呈长方形，青铜质地，四角有带孔的突起边耳，方便用钉子镶嵌于木质量器之上。铭文为小篆，字体横平竖直十分工整，笔划粗细如一，且磨损极少，也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二世铜诏版长12.2厘米，宽10.5厘米。诏版上共铭文60 字，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该诏版的出土，证明了秦二世贯彻落实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物证。1982 年咸阳渭城区长陵车站金属窖藏，现藏陕西考古博物馆。 新莽铜诏版长25厘米，宽25厘米，重950克，诏书以紫铜铸造，呈正方形。正面阴刻篆字9行，每行9字，共81字，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自右至左依次为：“黄帝初祖德沛于虞 虞帝始祖得沛于新 岁在大梁龙集戊辰 戌辰直定天命有民 据土德受正号即真 改正建丑长寿隆崇 同律度量衡稽当前 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沉（约公历5月6日至6月5日） 初班天下万国永尊 子子孙孙享传亿年”。对于研究王莽篡位的史实和统一度量衡的托古改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依据。1982年甘肃合水县定详西庄出土，现藏庆城博物馆。 权 ：古代称重量用的标准器物。 “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相佐。权的材质有多种有铁、铜、瓷、石、木等，形状则有方形、馒头形、梯形、圆形、环形、长方形等。铜权最早出现于东周，衡器在战国时期已经普遍使用。但量值不统一，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也不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统一度量衡，铸造了很多大小不同的标准权。 秦权，是秦朝为统一全国衡制而由官府颁发的标准衡器。 铜权考古出土数量较多，一直到元明清都有考古发掘。 秦 两诏文铜权高 7 厘米，底径 5.2 厘米，重 250.2 克。整体呈钟形，中空。顶部微弧，上有鼻钮。器身呈多棱面，棱面间阴刻小篆一周共100字，铭文字体工整遒劲，布局疏朗开阔，又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内容为秦始皇与秦二世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文二则。这枚铜权保存完好，表明它是秦代法定的标准器，是确定秦斤重的重要依据，国家一级文物。1967 年秦安上袁家墓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秦 两诏文铜权高7.2、底径5.4厘米，重247.5克。棱柱体，上部略收，平顶上有鼻钮，体有瓜棱九道。铜权表面刻廿六年始皇诏书40字和二世诏书59字，另刻符号1字。分别记录秦朝推行度量衡制度的事件。西安秦始皇陵墓出土，现藏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 嵌铜诏版铜权底径24.7厘米，高20.5厘米，重32.5公斤，这是目前出土最重的秦权（另山西出土一件重量基本相同）。铁铸，半球形，平底，顶部为半环形鼻，权侧嵌铜诏版。铜诏版为长方形，长11.08厘米，最宽处8.5厘米。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文字。竖行，九行，计40字。1973年5月13日出土于文登县蔄山公社新权村，现藏烟台博物馆。 战国楚 铜环权战国时楚国标准度量衡器，两个铜盘和九个铜环权，铜环权重量依次递增，自小而大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最大的第九枚(八两)为125克。由此推断楚国的一斤(十六两)为250克。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公山，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秦 二十六年诏八斤铜权高5.7厘米，重1.86公斤，。此权身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并铸有阳文“八斤”2字，现藏泉屋博古馆。国博另有一件同款，高5.5厘米，底径9.8厘米，重2053.5克。 秦 大騩两诏九斤铜权高6，宽9.1 厘米，重2.27千克，八方柱形中空,上端较小而微凸,并有铭刻“大騩”二字，两字间有横梁为系绳处，下端略大而平，器身八面有铭文，共二十行约计百字，字体均为篆书，铭文大意是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大騩“是山名，今河南新郑县西南，现藏南京博物馆。 战国 高奴禾石铜权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平底，鼻钮。正面铸凸起铭文：“三年漆工口、丞诎造，工隶臣牟，高奴禾石”。另一面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和“高奴石”三字，并加刻秦二世六年诏书。此权自始铸至秦二世六年，三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反映了自战国秦至秦朝一直保持着统一的衡制。1964年西安市阿房宫故地出土，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秦 瓜棱形单诏铜权高8.5厘米、底径12厘米，重4995克。呈圆台形，壁钮。身有14道凸棱，棱间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14行40字。字体规矩，是典型的秦时小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 ”官家平“青铜权重1285.8 克，整体造型为扁圆形，铜制，外髹黑漆。顶部微有弧度，鼻纽，器表用隶书铸阳文 ：“官家平”平底。是研究西汉衡制的重要实物。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现藏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金 大定十五年造典字号铜则铜则是由官方政府颁发的标准衡器，相当于砝码。该铜则呈鼓形，正面点刻一周缠枝花卉纹，中间以牡丹纹为装饰，并有“大定十五年造典字号”和“尚方署”铭文。器身刻缠枝花卉纹，背面刻荷叶纹，中央有铭文“壹百两”。北京市丰区南苑出土， 现藏北京首都博物馆。 辽元 铜权此两件铜权均刻有铭文。小者时代为辽代，铸有“太平七年” 、扬州府” 字样；大者为元朝，刻有“至元□年”字样。现藏吴文化博物馆。 元代 铜权元代铜权，出土数量多，材质、形制较为统一，元代在统一全国后，曾大规模、大范围地制作和发行了数量众多且形制统一的权衡器。宁波博物馆藏。 衡：即衡杆，是计量器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测量物体重量。 我国最早的衡器也属等臂式天平。据目前所搜集到的历代权衡器，时代在西汉以前的，许多都有自重刻铭，从半两至一石不等，执秤者根据权的自重，即可以直接读出被称物的重量。在天平的基础上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步认识到若把衡杆提纽移向某一端，再将斤、两标线用秤星的方式，錾刻在衡杆力臂上，这样用同一枚权就可以称不同重量的被称物了，这种经过改进后的权衡器，即后来的杆秤。杆秤大约在西汉以后才得到普及，由于它使用、携带方便，很快在民间广泛使用。直到今天，在中小城市的集市上还会出现杆秤。 战国楚 天衡与权 一套标准衡器展示藏品。一根衡杆以中心为支撑点，两边各悬一个铜称盘，九枚环形铜权。秤盘一边放实物，一边放置大小不同铜权，当两边保持平衡便能测量出实物重量。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馆。 战国 天秤木杆长27厘米，铜盘径4厘米，这是用来称量黄金货币的衡器。1954年湖南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楚 “王“字青铜衡 一件长23.1厘米，宽1厘米，厚0.35厘米；一件长23.15厘米，宽1.3厘米，厚0.35厘米。这两件青铜衡杆为窄长条形，中部上方有圆形突起，中有一圆形孔，系拴提绳的鼻钮。横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两件横杆正面均刻线，一件刻十等分，每等分一寸；另一件中间两寸有寸刻线，其余每半寸刻一线。两件横杆背面均刻一个“王”字。安徽寿县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王莽新朝 度量衡器 2017年3月至7月，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二次考古发掘中共出土8件度量衡器，即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均带有铭文。衡杆，长条形，两端有下悬孔及上悬孔各1个。残长约1.2米（推测残失部分约有1.1米，应合汉丈一丈），上有篆书铭文，内容释读为：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铭文应是王莽建立新政权并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与诏版内容一致。这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现藏山东大学博物馆。 唐 衡权 隋唐恢复古制，对衡重实行双重标准，一种仍依古制，另一种虽然也是以黍记重，累百黍为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但是却规定以三两为一大两，十六大两为一斤。大唐西市博物馆藏 王莽新朝 同律度量衡杆和诏版青铜衡杆，杆身作扁长方体，上面正中铸一扁平状鼻钮；左右两端底面铸有悬钮，与杆身成垂直设置，宽与杆身厚相等，中有圆形小穿孔，横杆杆身一侧的中部刻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共20行81字。青铜诏版，近正方形，正面刻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81字，分9行，每行9字。铭文章法整齐，字大而凝秀端庄，字长约2厘米，多数宽1.2-1.4厘米。衡杆出土于甘肃定西，诏版出土甘肃合水，现藏上海博物馆。 明代 铁力木天平秤 尺寸：长61，高80厘米。悬挂式铜衡，搭配九个龙龟型铜权，天平秤存世量很少，现藏观复博物馆。 ——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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