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中的第一次  平淡的一生中，也有许多第一次。最令我难忘的，是三回第一次。 1928年3月我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列子》，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报纸上发表学术文章， 内容是根据历史资料论证列子(列御寇)确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学术界有人认为列子是庄子的寓言，历史上并无其人，事实上不 但《庄子》书中有列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也有关于列子的记载。列子是先于庄子的道家人物，是不能否定的。我认为《列子》一书基本上是伪书，但应肯定列子确有其人。这是一篇考据短文，虽然底稿已不存，但此事仍在记忆中。  第二回第一次是1936年5月我完成了50万字的专著《中国哲学大纲》。从1935年春写起，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写了50万字，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体系。当时以全力写书，所以很快写成了。写成之后请冯友兰先生和张荫麟先生评阅，冯友兰先生和张荫麟先生都表示首肯。冯友兰先生将书稿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也接受了，但迟至1958年才正式印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来也写了几本专著，但只有一二十万字了。 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七七事变以后，天天盼胜利，年年盼胜利，经过八年，终于盼到了。当时听广播听到日本投降，我感到无比的欢欣，高兴得跳了起来，当时朋友们奔走相告，莫不感到最大的快慰。1945年8月15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后来第二次感到快乐是在1976年10月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感到一次精神的大解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流行“越有知识越反动”的口号，令人感到研究学术完全无望，对于中国文化的前途也丧失了信心。“四人帮”倒台了，感到正常的学术研究又有可能了，于是又燃起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望。  在我的平凡的经历中，也还有若干第一次，如1933年9月第一次在大学(清华大学)讲课；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工宣队”的指示，第一次离京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参加锻炼，这是第一次到南方。1978年12月第一次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被推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但是这些第一次都没有1945年8月15日第一次感到最大快乐的深切意义。 靠边站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命回校。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纸条：“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我们一回校就靠边站了。 一开始，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开会学习，不久就分为两组，一组是据说有问题的，如我和冯先生、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楠森、朱伯昆、吴天敏、桑灿南等；一组是据说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齐良骥、黄子通等。有问题的一组由黄楠森任组长，每天清晨到校园内扫地一小时，然后开会学习，写检查、抄大字报。没有问题的一组，后来黄子通也被揪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国民党，曾任区党部的委员，在外调中发现了，他冒充进步，终于被发觉了。宗白华也受到批判。  我每天早晨到校内“一院”扫地，然后学习。不久冯友兰先生病了，住进医院，两月后出院，仍参加原组学习。我向冯先生表示慰问，但也有人对冯先生冷眼相看，如不相识。当时哲学系揪出所谓“黑帮”，共十几人，以冯定及王庆淑为首。他们每天拔草，接受批斗。当时很多学生到老教师家搜查，称为抄家。9月初的一天，哲学系五年级的一帮学生由助教庄印带队到我家搜查，闹了一下午，抄走了日记及笔记卡片等，而没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冯先生被抄的次数更多了，但未动他的藏书。到1967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哲学系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张岱年、黄楠森、汤侠声、叶郎、吴天敏五人检查得较好，予以解放，从此我们五个人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我遵命参加王宪钧、任华、晏成书等的小组学习，每天看大字报，听大喇叭广播，读《毛选》。1968年8月初，哲学系“文革”小组令我换房子，从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我不敢违抗，遵命以大换小(其实原来也 不大)，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当时家具店不愿收旧沙发，必须搭上一个书桌，总算勉强安置下来。 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烈，1968年8月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那天晚上，让我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到了，人们列队欢迎，我也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接着开会，师生表示欢迎，我也说了两句欢迎的话， 一个工人立即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我就不敢再说了。天天开会，过了几天， 宣传队员又问我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为什么不发言呀?这令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王宪钧同志问我，不说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呀?这是老教师的共同感受。有一天，参加宣传队的某一工厂的领导同志魏书记找我谈话，对我说，你们老知识分子还是有前途的。这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当时我是参加群众学习的，还有不少老教师被关进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如冯友兰先生、冯定同志等都不能参加群众学习。后来，将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38楼居住，每天开三段会，每天晚上要做思想汇报。1969年9月末，宣传队号召教职工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见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1970年10月，八连领导宣布：石坚、张岱年、汤侠声等回校，于10月3日起程北归，回到北京。在鲤鱼洲整整一年，冯定、王宪钧等仍留在鲤鱼洲，次年才回京。 回到学校之后，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辅导工作。1972年，毛主席指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组成写作组，由冯友兰先生、楼宇烈、朱伯鼠和我参加。分配工作，我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此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全国人民都无比欢腾，我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深感研究学术前途无望，此时研究的夙愿又复活了。 忆旧说梦  老来多梦，常常梦见几位前辈先生和老朋友。近年老成凋谢，许多前辈先生和老朋友都去世了。尽管他们的音容笑貌就宛如昨日，却只能在梦中相见了。常常入梦的有前辈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朱谦之先生和老友张恒寿同志等。1948年年底，清华园解放，1949年至1952年，清华哲学系同仁经常开学习会，会中各人谈学习体会。每次会中，金先生的发言最为深刻，其见解的精辟常常出人意表，令人敬佩。所以我最喜听老先生的发言。可惜当时没有记录，其内容都已遗忘了。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建立了教研室，冯友兰先生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每次教研会议都由冯先生主持。冯先生态度谦和，对于别人的不同意见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朱谦之先生是由广州调到北大来的，参加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每次教研室会议，朱先生都是率先发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情印象最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哲学系老教师在一起学习，当时在“南阁” 开会。这时朱先生已调到宗教研究所，因为家住在北大，故仍在北大参加学习。有一次朱先生发言，其内容己忘记了，当时担任学习组长的一位年轻同志认为朱先生的发言内容反动，于是发动同组的老教师展开批判，但朱先生坚决不接受。朱先生和社科院领导联系， 一定要那位年轻同志承认错误，表示道歉。当时朱先生有这样坚强不屈、刚直不阿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后来朱先生迁居社科院宿舍，1970年我从江西北大干校回到北京，次年到永安南里看望朱先生，朱先生已卧病在床。必须有人扶掖才能起身，由朱夫人何绛云女士扶起来，畅谈很久。不意这是最后一次听朱先生的谈话了，但朱先生的音容相貌仍常常在梦中出现。这两年常常在梦中梦见冯先生主持会议和朱先生发言的情况，醒来徒增悲怆！哲人其萎，追忆往日晤对，感慨系之矣!
张恒寿同志系大学读书时的莫逆之交，多年来虽不在同校工作，但每年总要晤谈四五次，似乎也于前年病逝了。促膝畅谈之乐不可复得。在梦中却常常晤见，醒来益增追思。 今春二兄崇年(河北大学教授)又因病逝世，他的逝世使我忆起幼年在家乡居住时一起生活的情况以及20年代在北京西城大家庭中同住的情况。二兄平日乐于助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给我以指导和帮助。50年代以来，一直在天津、保定任教，与我分居两地了。近来梦中仍梦见在一起生活的情况，醒来益增悲怆! 也常常想，故人已逝，无由晤对了。能在梦中相见，赤足慰怀！但醒来益觉酸楚耳。 我平日习于抽象思维，不会写文艺作品，今忽然心血来潮，联系梦境，写此忆旧的短文，可谓痴人说梦。 阅读链接 ✦ END ✦ 作者简介 张岱年，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一生所撰写的著作、论文多达400万字，较著名的有《论外界的实在》《中国思想源流》等，绝大部分收录在《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和《张岱年全集》（八卷本）之中。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王昊怡 审校：王璐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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