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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对网络应用的反感日益增强。“80后”“90后”上大学的时候，排大队办理短信套餐，以便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在打电话双向付费的年代，短信套餐是恋爱得以可能的前提。现在短信已被微信取代，又因为筛窦炎很少长途旅行，我也就很少有东西分享。近来发现自己的表达欲下降得也很厉害。以前经常察觉社会不公、人心不古，很想针砭时弊，是一名愤怒的青年。现在年纪大了，对世界以理解为主。朋友圈偶尔发发大江大河，微信变得意义不大。 有段时间，微信让人痛苦，我巨大的理解能力都差点不够安慰自己。疫情期间，每天要向学校报到，要通过微信打卡，提供地址。微信成了电子镣铐，24小时拴着你。疫情过去之后，情况并未好转，大家都在拼命花钱办会，通过微信大肆张罗。这对我这种居家型男人来说特别难。家里养了两个孩子、两缸热带鱼、一缸水晶虾，还有一墙植物景观，每次出差都要交代大半天。四五月份天气好，会议多，正赶上金鱼追尾季，雄鱼日夜追着雌鱼屁股跑，缸里水花四溅。开高端思想研讨会中间特别担心雌鱼憋卵，在会场会突然陷入沉思，被不了解的人认为是具有显著的哲学气质。  哲学圈有人特别热衷在周末开会，据观察，张罗开会的通常是五十岁左右的中老年油腻男人。他们夫妻关系紧张，子女在外念书，孑然一身，借着开会来寻求膜拜，以补充稀薄的睾酮，为人生助力。“80后”“90后”一般不凑这个热闹，但也有少数极富理论自信的青年学人，大摆道场表演智力杂技。如果不是为了求偶或完成任务，这种表演凸显心灵深处的空虚和无聊，以及显而易见的自恋。在自然界中，孔雀只有发情的时候开屏，而有些人的头脑持续处于发情状态，到处呼朋引伴，渴望在别人的心灵中繁殖思想。相比之下，倒是医生们做得不错，他们从不在周末开会，周末不是陪家人，就是飞出去挣钱。 02 “微信加剧了我们的恐音症。”
微信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还在改变个性。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大家都患上了一种奇怪的恐音症。和狂犬病类似，患者们都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一听到语音就感觉焦虑，就要搓手。在不久以前，人和人见面通常还要打个招呼，通过声音传达信息，交流基本上是以声音为媒介的。在我小的时候，公厕里的交流声是此起彼伏的。人们面对窘迫和肮脏的环境也从未放弃用语音交流思想，排便的声音不曾让人畏怯。那时候中国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一边排泄，一边聊天，但没有像有些网友那样搞不清它们的区别。 “80后”“90后”上大学的时候，短信逐渐崛起取代了电话。通话变得越来越正式，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会打电话，不重要的事情则通过短信解决。结果导致人们逐渐开始避免交谈。发短信不期待对方立刻回复，收到短信后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回复。打电话要求双方在同一时间点做出回应，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和准备措辞，对话会更加真诚。大量使用短信沟通，大概是从2003年左右开始出现的一种新情况，现在的人明显对语音的畏怯更严重了，在微信上给别人发一段语音，对方可能会受到冒犯。  恐音症是一种典型的神经衰弱，按理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容易患，现在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都有这毛病。我自感这种神经过敏并没有让人变得更有礼貌，微信的可触达性让人们变得十分粗鲁。传递声音本身是一件庄重的事情，打电话的时候，你通常会先问一下对方是否方便接听。在微信中就没这么客气了，可以随时随地给对方丢一条消息。在物理世界里，想和别人说几句话，你需要主动走过去，看看他/她的情况。如果对方正忙着，通常不便打扰。但微信完全不用考虑对方所处的情况。你经常在开会的时候、讲演的时候、集中精力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收到微信，还会突然被拉入群里，被无数条信息轰炸。 微信一推过去，对方就得看。虽然说是不需要及时回复，但实际上，每个人发信之后，都期望对方能立即回复。如果对方延迟了10分钟、20分钟或者更久才回复，这基本上都是一种无声的拒绝。对方表现出了明显的冷感，不太愿意参与你张罗的这件事，不想与你互动。每个人都这么看，收到微信的人也会感到自己有一种义务，势必要立即回复，否则就会显得自己很不礼貌。这样一来，问询者就掌握了更高的权力，而收信者、阅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主动权，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 03 “微信不仅放大了愚蠢，还把一切都变得有迹可循，变成了罪证。”
微信和短信有很大的区别。短信是一对一的沟通方式，不能同时与多人进行沟通，也不会让其他人看到。微信的沟通总是在被目睹的情况下发生。微信的点赞、朋友圈评论以及群聊中的所有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公开的。换句话说，微信的沟通经常发生在众人目光之下，它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创造了一个平行于物理世界的虚拟世界。很多人似乎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互相联系。在物理时空中，我们通常在一个场所里聚在一起，这个场所里发生的事情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人也因为有共同的任务才会走到一块儿去。  微信不同，微信是展示给很多人看的，哪怕与对话毫无关系的人也可能加入围观。这使得微信沟通变得像景观一样。例如在一个有500人的大群里，突然冒出来某个学术圈的八卦，说某位知名青年罗尔斯学者完全不懂罗尔斯。很多人都在旁边围观，你一言我一语，就跟自己特别懂罗尔斯似的。那些谨慎的人则一言不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正躲在后面暗笑，甚至搬好了小板凳，准备看好戏。 纯粹的学术辩论并不适合在朋友圈或群里发表，只适合发表在杂志上。群里的人不可能都是专家，迅捷的沟通也不可能引经据典，过于深入。就好比在街头表演昆剧不如表演耍猴一样。在群里讨论谁究竟懂不懂罗尔斯，在我看来就是一场学术耍猴。人们想要争吵、污蔑、狡黠和快人快语，没有一点和学术有关。微信所带来的观望文化让人显得非常卑劣。我发现，一个群里只要人足够多，就一定会有妖怪，要有人把屁股当脑袋用，处处讲立场不讲道理。 讲到这儿我插播一则新闻。近来杭州动物园的马来熊站起来跟人交流，屁股上出现了几条褶皱，远看像人套了公仔服，不像是真熊，搞得沸沸扬扬。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年纪大了，不要把屁股当脑袋用。皱纹长在脑门上是恰当的，长到屁股上就没个熊样！ 微信不仅放大了愚蠢，还把一切都变得有迹可循，变成了罪证。在日常交谈中，对话很容易损失。对话开始，对话结束，然后在记忆中存留一小会儿，很快就会消失。微信不同，它记录下你写的所有东西。因为文字、图片都只能占据有限的空间，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有迹可循，都变成了一种证据，存在那里。  当问题发生时，这些记录随时可以作为证据呈堂。这就造成了一种信息胁迫，微信沟通需要深思熟虑。与自然交流相比，每个人在微信上说话都要非常谨慎，这导致有人放弃了微信沟通。对有一定保密性要求的工作来说，微信是不能用的。在疫情期间，不少大学的管理层完全放弃了使用微信群沟通，用回了对讲机。学校领导们不管有多大的官威，也要拿着个对讲机“哇啦哇啦”地讲话，整个学校就有了警匪片的气氛，教师觉得自己像个线人。 04 “微信对生活最大的破坏，是对分享本身的解构。”
以上提及的，还不算微信对生活的最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是对分享本身的解构。对微信的赞美，最常见的话术是称其可以促进分享。微信被称为“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s），社交网络当然就是为了分享存在的。典型的分享情境就是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然后在网上晒出来，大家纷纷给点赞，这就被称为分享。打卡、点赞、宣传、炫耀，这些都成了分享。 这些活动并不是过去所说的真正的分享，它和分享是不是有关都是可疑的。这种“分享”并没有使人更加友爱，社会更加和谐。当我在网上晒吃了什么，晒孩子获得了什么奖时，很多时候就是为了邀请别人点赞，为了宣传自己，为了炫耀。在学术圈树敌的最快方式就是频繁转发自己的文章。可见，在朋友圈上发布美食、美酒和自我成就，通常容易引发嫉妒。卖惨也不行，会被人认为是“凡尔赛”。总之，分析朋友圈中的交互，健康的心态是少见的。 微信分享并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人的连接，就连“相亲相爱一家人”也难以幸免。我常想炫耀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按理说，真正的分享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你，但我这份并不会变少，相反还会变得更多的情况。据说萧伯纳讲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是增加，不是减少。 分享的本义是切割、舍弃。它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东西分享给你，从而在分享中获得，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和社群感，继而获得更多。换句话说，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希伯来大学传播系学者尼古拉斯·约翰（Nicholas John）写了一本关于分享的书叫《分享时代》（The Age of Sharing），在书中追溯了分享的历史。据他所述，早在1922年，牛津就有一个福音派小团契，成员们在团契中互相分享，后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小组。比如我有酗酒问题，在普通的人群中无法与别人分享，他们没有我这样的问题，他们只喝酒，不酗酒，很难理解我的苦闷。但我可以在社会上找到一群酒鬼，我们在一起分享体验，获取理解并互相支持。 我曾参加过这样的团契。荷兰某城有个专门的华人教会，最早由一群香港人发起，他们主要做餐馆起家，文化不高，品味不低，讲话穿衣都看着挺体面的。刚到荷兰，我经常跑去这个教会吃饭，那个地方有点类似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而且味道很好。我在那儿头一次吃到潮汕盆菜。鲍鱼大虾，鸡鸭猪肉，香菇萝卜，一层叠一层，吃一层露一层，层层惊喜，食材众多而滋味不窜，互相映衬烘托出醇厚的口感。这种东西和东北乱炖以及胡适一品锅原则上一样，但滋味上差距很大，盆菜的味道还是要高出不少。北京吃盆菜的地方也不太多，还没有推广开来，需要过年特地去酒楼里定。一想起国外，我最惦记的就是荷兰的潮汕味道。 除了吃饭，我加入了一个名为“小羊牧场”的团契。里面各色人都有，东北人、上海人，还有一些西北人。大家都在“上帝”面前分享自己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得了重病，但她不愿意说具体是什么病，我能感觉到她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看来她可能患有中重度的抑郁症，头脑时常下线。海外生活常被巨大的孤独笼罩，心理问题十分常见。大家都是因为各种问题来到小羊牧场的，纯为了吃的人是绝对少数。这位女生和我们分享了不少她的心理世界。实话讲，头几次分享我觉得非常尴尬，我乐意听别人的苦恼，并且善于宽慰别人，但要我说出自己的问题和挣扎，就和当众大小便一样难以执行。 从小羊牧场的经验看，分享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人与人必须找到一个更崇高的对象，在这个对象下联系起来。例如男女在父母面前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婚姻，人民在国王面前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国家，这都是分享的结果。在基督教团契中，分享并不是为了自我吹嘘和满足虚荣心，而是在上帝面前，真诚接纳自己作为罪人的身份，并在罪性和救赎的双重变奏中，建立一个伦理社群。有很多东西可以把人联系起来，例如同情可能造成施舍，暴力可能造成臣服，德行可能带来尊重，但是这些联系都不是分享。分享不仅是给予和支配，分享是在一个超越性的对象和背景中，从根本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纯粹连接性。 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教会，因为后来他们就不订盆菜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读书进入特别关键时期，我开始变得更有批判性，看谁都有点不顺眼。直接导致我离开的是一次辩论。小羊牧场组织了一次事关安乐死的辩论赛，我跃跃欲试，觉得胜券在握。从小到大，我向来以口齿伶俐而著称，并且因此没结交什么好朋友。牧师本人是终极大裁判，在我方具有明显理智优势的情况下，他引用《圣经》谈到了生命主权在神，并宣布反方获胜。从那开始，我对这种新华字典式的信仰活动就不再抱有兴趣。一切标准已经写在书里了，查一查就知道，何苦要用论辩来羞辱自己呢？ 根据以上对分享的理解，可知真正的分享活动在社交媒体时代并不存在。微信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真正的分享，它没有涉及超越性的对象，更没有在这种对象下的连接。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一个仍具分享意义的活动可能是春节。春节作为一家人团聚的时刻，具有超越性和公共性。它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聚集，而且指向整个家族的延续。春节作为一种聚集与祭祀紧密相关。大家会去祭祖，全家人在一起分享食物、故事、辛酸和喜悦，这一切都在祖先之灵的照看下展开。因此，这里有真正的分享，它指向了神圣的连接。不过这些年情况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年俗逐渐淡了。人们见面只聊车房和结婚生娃的情况，话题集中在挣了多少钱。所有的谈论都挤在此岸，彼岸的话语是零星的。人和人之间没有连接，亲戚之间都成了竞争对手，人人都需要确保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 工作中的情况更是如此，聪明人将所有的公共事务和超越性的聚集私人化，将其当成个人成就问题来谋划。例如，一个野心勃勃的新任领导，是怎么理解公司/单位的事情呢？他/她不太在乎单位和公司的宏大理想，不认为大家在单位里聚在一起有什么超越性维度。神圣的使命感（天职）对他来说是一种修辞。之所以要搞公司文化，是因为要提升凝聚力，提升凝聚力是为了公司取得更好的成绩，从而使个人获利。他/她从不分享，只搞分配。在这样的组织里，微信带来一种虚假的分享感。人们通过呼朋引伴、互相点赞和彼此吹捧来组织各种活动，让人觉得好像并不缺乏真诚的连接。然而，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带来的社交负担，而不是分享的愉快。微信并没有让我们“在一起”。它对真正分享的替换，就像杜鹃在喜鹊窝里下了蛋一样，一直在到处，并且可耻地发生着。 ▲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伦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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