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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时候，杨博士从英国来伊拉克探望我，是从埃尔比勒入境再到苏莱曼尼亚，在中间的一个城市，有一所大学，本地司机带我们去参观。杨博士特别问到这所大学有没有心理学系，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一个他们大学的老师，居然也是学心理学的，我们三个人就饶有兴致的探讨起心理学在伊拉克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近代心理学还是从美国兴起的，美英占主导权和话语权，结果那个大学的老师说他们是从俄罗斯学的心理学，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讲的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杨博士问他们有没有开始在研究脑神经和功能磁共振，他们说没有这些设备没开始研究。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临床咨询心理学，他们也说没有。那老师说在伊斯兰世界里，很少有需要心理咨询的，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他们每天要做五次功课，每周要去做礼拜，其它时间都要陪伴家人，也没有那些不健康的生活像是喝酒和乱谈朋友的，所以有心理问题的很少。
当那个老师那样说的时候，倒真是勾起了我最早见识心理咨询的经历。我最早接触心理咨询，是在05年香港大学行为健康中心的，当时被香港的导师拖过去实习，跟着他们对一些来访的人进行治疗。中心里很多人，有我的导师何教授，在这个临床治疗领域的名教授，还有很多其它的医生出身的，做音乐治疗的，舞蹈治疗的，做身心灵研究的。
导师存心让我进入这个领域，就在半教学半治疗的时候都带着我在旁边，然而那个时候我是见识了，可是越见识越困惑，比如一个40岁的香港女性突然再也不敢坐公交车上街，一旦有人坐在她旁边就开始紧张，然后就不能出去，严重的时候他老公就辞职在家专门陪着她；另外一个7岁的小男孩父母都在，但从5岁开始一碰到密闭环境就会口吐白沫，母亲只能辞职在家专门照看；再有就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师姐本身也有问题，研究做得很好，舞也跳得很好，就是不能毕业，因为一做报告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为了扩大我的见识，导师还把我送到香港理工大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女教授那里，让她给我讲讲她跟香港政府做的1500万的三年大项目，研究Non Engaged Youth（隐逸青年）。那女教授告诉我，当年在香港700万人中，有20万隐逸青年在家呆着，不去上学，不去工作，甚至不出家门不跟人交流，更不谈恋爱，就仿佛从社会上隐藏起来了。政府和父母都很着急，如果这些人一直这样，不但对个人有害，对社会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怎么会有人不上学不工作连玩都不干，这真是个奇怪的社会。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内陆也有同样的，叫啃老族。
更特别的是港大里面有一个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自杀的，是香港赛马会资助的，当时导师也让我去见识，那里面的香港老师倒是和蔼可亲，谈起他们的研究很是自豪，说他们对香港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很有意义。我问是什么研究成果，他们说香港社会自杀最多的方式是烧炭自杀，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是这种，他们说香港人的房子特别小，而且密封性比较好，之前香港中产喜欢搞一些户外烧烤，后来发现把房门关起来把碳烧好后就很容易死亡，而且比跳楼痛苦少一点。他们研究出来后，就向港府报告，后面在香港买烧烤的木炭就会被关注。我问自杀的都是什么人居多，说是中产，中产因为楼花突然破产，中产因为股票突然负债的。
可是当时是2005年，当年的研究生补贴一个月才180块，一个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在深圳也就2000，似乎内陆并没有这么多奇怪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我那些同学每个月怎么吃饱，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心理问题，怕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贫穷而导致的问题，很难想像普通个人和政府在大多数人贫困都没解决的情况下，会注意到个体的这些问题，个人怕也没心思让别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大会有钱去找那些心理医生的。
当我在伊拉克听到当地的大学老师讲起伊斯兰国家，很少有人去找心理咨询的时候，倒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当年香港是比内陆要富裕繁华的，但当我2006年第一次去过迪拜后，我就知道了什么叫奢华，香港跟迪拜和阿布扎比相比，真的就是一个弟弟，我在中东北非那么多国家的本地员工，没有谁去读心理学学位和拿心理学证书的，也没听说过谁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当我2011年去巴西的时候，那魔幻的国家，几乎是个白领就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做职能的员工几乎都拿了一些心理咨询的证。
或许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收入低的人没有时间有心理问题，生存是第一位的。收入高一些，才有可能跳脱生存压力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情感的缺失。
结合伊拉克和巴西的情况，最本质的怕还是有完整的家庭，稳定的关系，坚定的信仰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治疗，心理问题不应该后天来治疗，而是前期来预防。最近这两年国内的心理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趋向西方化，抑郁症也有向低龄化加重的趋势，那种隐逸青年好像也越来越多，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记得有人说过，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幸福的人多是童年的完整从而有了一生的幸福。
（微信公众号：渡卡洪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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