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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2卷第4期，01-23页。作者龚刚(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蔡昱（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 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吗? 摘 要 “有效配置论”在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个公理。这样一个公理被认为源自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早期思想，后经瓦尔拉斯拍卖市场理论的培育，最后在阿罗－德布罗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得到了“严格”的论证和强化。然而，“有效配置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才能实现。当代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既不存在，也不可能通过外力而参照构建。因此，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然而，市场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更是一种欲望释放机制。由于这种欲望的释放同时伴随着恐惧和压力的制造，因此，它使得人们不得不兢兢业业，极尽所能，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社会利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意正是指向市场的这种欲望释放机制，而非经济学界所公论的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 关键词 市场 看不见的手 资源配置机制 欲望释放机制 在经济学中，市场与计划一起被定义为资源的配置机制;与此同时，市场也被公认能有效(优化)配置资源。这样一种认识通过经济学的长期发展和研究(特别是近期新古典框架下阿罗－德布罗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被“严格”地论证和强化。 本文将论证以下几点。首先，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市场的这种非有效性或失灵体现在市场的各个方面和现实中各种类型的市场上。其次，这样一种认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市场:与计划相比，市场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通常可以通过政府合理的行为而予以弥补。  一 “有效配置论”的前世今生 二 对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 阿罗和德布罗的一般均衡理论无疑是对“有效配置论”最为强劲的支持和守护，它是如此的漂亮，如此的“高大上”⑤。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真的能够解释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吗?或者说阿罗－德布罗经济真的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真实写照吗? (一)阿罗－德布罗经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 阿罗－德布罗经济是一个静态经济。这里，生产要素等是给定的。如同现有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模型中既没有考虑投资，也没有引入技术。从而模型并不能体现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等的动态演变。也正因为如此，阿罗－德布罗经济并不能反映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一经济学中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命题。 需要说明的是，阿罗和德布罗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致命的缺陷。他们也曾尝试去弥补这一缺陷。例如，德布罗(Debreu，1959)在其名著《价值理论》的最后一章中，特地构建了一个类似期货市场的经济体。这里，市场所交易的产品不仅包括当前0时的产品，而且包括未来t时的产品(t=1，2，…，T)，而市场则被假定为在0时一次性开放(once-and-for-all market)。在市场关闭之后，经济人未来在t时只是简单地按交易合同约定的数量发送或接受要素和产品。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期货市场在现实经济中确实存在，然而，以这样一种一次性开放的市场来描述现实中的市场，并使之动态化，无疑又是一次“讨厌和无法令人相信的动态”。 (二)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吗? 尽管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完全竞争市场看成一种市场类型，并对它大加赞誉和论证，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存在吗?或存在过吗?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完全竞争市场有过昙花一现，那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工匠时代(Nell，1980)。⑥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社会早已进入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制造业时代。在当今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千千万万个生产同质商品的厂商，即使在同一竞争性行业，各个不同的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在质量、规格、颜色和品牌上也存在千差万别。 事实上，完全竞争市场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厂商(生产者)无权决定自己所生产产品的价格。于是，我们不得不问:当生产者无权决定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价格时，价格到底由谁决定?可能的答案只有两种:拍卖市场中的管理者，或“看不见的手”。然而，现实中拍卖市场已经非常少见，而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无疑只是一种无奈的搪塞(尽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根本无法回答(或解决不了)价格是如何决定的问题，即使就所谓的农贸市场而言。⑦ 事实上，非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等)市场绝对是市场的一般状态。价格绝不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它是由那些生产不同品牌、质量和规格的厂商自行决定的。厂商绝不会在给定的(即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价格下提供自己的商品。 (三)参照系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阿罗自己就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钱颖一，2002)。然而，为了使一般均衡理论这一“有效配置论”最为强劲的支持者能够冠冕堂皇地保留并占据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经济学家们又搬出了所谓的“参照系”理论。如钱颖一教授(2002)所述: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 所谓参照系无疑是指比较的对象。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确实为我们描绘了资源分配的一幅最完美的景象，因此，以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基准和比较的对象，研究现实经济与最优状态的背离，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利用参照系原理对“有效配置论”进行守护有可能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第一，参照系原理无疑会加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向引以为豪的价值观。在许多不明真相、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人看来，“有效配置论”通过严格的数学推演，已经得到“科学”的论证。 第二，鉴于“参照”一词本身的含义，实践中，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各项政策时，很容易会把它看成一种参照。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确实意味着不需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这样一种参照在实践中就会演变成“去除一切产业政策”“打倒凯恩斯”和“反对有为政府”等口号。 第三，在参照系的作用下，现有大量的研究(如对房地产市场的研究、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研究以及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等)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其基本的市场环境之假设。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在于完全竞争市场通常更便于构建数理模型。事实上，当经济学开辟对某一领域的研究时，如当下中国兴起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等，通常会首先选择以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其基本的市场类型之假设。 然而，参照系能参照吗? (四)参照系能参照吗? 在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构建一个实验室来论证之前的某种猜想，由此得出一定条件下物质变化的某种规律。由于这些实验室通常可以扩大重建，并形成生产产品的工厂，因此，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许多成果最后甚至都可以产业化，进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阿罗和德布罗的研究方法非常类似于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家们首先信奉某种理念(或价值观)，如“有效配置论”。为了论证这一理念的科学性，他们借用了科学研究中构建实验室的方法，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经济环境———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通过严格的数学推演，论证了“有效配置”。 于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既然在自然科学界，实验环境可以扩大重建，从而使研究的成果可以产业化，那么经济环境是否也能像实验室那样可以构建呢?如果经济环境能够像实验室那样可以构建，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为我们的经济社会构建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呢? 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环境)确实能够通过外力而得以构建。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使中国放弃了之前的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我们能够构建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人类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样一种规律来自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自身的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和持续存在的。而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又决定着生产关系(如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等)的不断演变。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尽管生产关系有时会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通常体现为当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时所形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由此可见，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不可违背的真理。 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自身的演变规律所体现出的客观性，使得完全竞争市场在当代经济社会根本无法构建，即使是使用最为强劲的外在力量。例如，完全竞争市场首先要求各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极小，从而无法形成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只能接受所谓外在给定的市场价格。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规模经济。由此可见，新古典所设想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三 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 已经知道，在当代经济社会，完全竞争市场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参照构建，非完全竞争市场是市场的一般状态。非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等。现实中的竞争型行业一般都表现为垄断竞争。这是凯恩斯主义(包括传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对市场的主要背景假设。然而，当市场为非完全竞争的时，市场还能有效配置资源吗? 为了论述这一问题，我们将首先讨论非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行为。 (一)厂商行为 厂商行为包括价格行为、产量行为和投资行为。 首先，就价格行为而言，厂商会根据自己对市场需求的预期自行决定价格，并通过广告、菜单和标签等形式向社会公布。厂商也会根据销售和库存等情况自行调整价格。然而，价格的调整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包括“菜单成本”(menu cost)，如重新制定产品价目单(菜单)所需的印刷费和广告费等(Mankiw，1985)，同时也包括因不断更改价目而给客户造成的形象损失(Rotemberg，1982)。显然，从形象损失来看，调整成本与调整的幅度和调整的频率有关。调整幅度越大，形象损失就越多。例如消费者也许能够接受5%的价格上调，但很难忍受100%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调整的频率越高，形象损失也就会越大。偶尔的调价一般能被客户所包涵，一个价格多变的企业则最终会被客户所抛弃。有理由相信当这种调整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对价格进行调整，即使它知道目前的价格不为最优。正因为如此，企业在面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对价格的调整会呈现某种程度的滞后。而所做的调整通常也不会一步到位，即不是一下子调到最优价格——如果一步到位所需的调整幅度过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价格变化模式称为价格黏性。⑧显然，这样一种价格行为与拍卖市场上管理者无摩擦的、及时和高效的价格调整具有本质的区别。 其次，在企业制定好价格并将之向社会公布之后，企业将接收到市场的需求信息(如订单和实际的购买等)，由此，企业将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现实中，这具体表现为企业按订单生产、按库存生产等。⑨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按需求决定产量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此同时，它也符合优化的理性原则。⑩这与新古典按所谓的“最优”产量生产有本质的区别。显然，如图1所示，新古典的这种“最优”产量并不一定是市场需求的产量，而当“最优”产量大于市场需求的产量时，企业还会按所谓的“最优”产量生产吗?⑪
最后，就投资行为而言，新古典对投资的处理是极为失败的。例如，阿罗－德布罗经济没有引入投资，新古典增长模型⑫则让投资简单地等于储蓄。投资是为了积累资本，创造产能。因此，企业的投资取决于产能利用率:当产能利用率很高(或经济很热)时，投资就会增加。尽管投资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如利率等金融因素等)，但投资取决于产能利用率，并与之正相关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由哈罗德(Harrod，1939)早在1939年就已经提出，与此同时，它也有坚实的微观基础。⑬然而，投资的这样一种顺周期行为必然意味着投资是一种非稳定机制。有关讨论将随后展开。 (二)一般均衡存在吗? 给定前述关于企业的价格行为、产量行为和投资行为，我们现在考察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这一问题。首先，一般均衡存在吗? 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所谓的一般均衡根本不可能存在，即不可能存在某组价格，使市场可以出清。相反，产能过剩则是常态。 在图2中，假定企业j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为D，从而企业所制定的价格为Pjt。如果我们按传统把市场的供给定义为给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所愿意出售的所谓“最优”产量，则当价格为Pjt时，供给为Yjt*，于是，只要企业j所预期的市场需求曲线不会太过偏离实际的市场需求曲线，那么，不仅企业会按实际的需求进行生产，同时，供过于求(或产能过剩)也将成为经济的一般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一般均衡的第一个命题，即存在性命题不可论证。
(三)经济会内生稳定吗? 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证一般均衡的第二个命题，即稳定性(或收敛性)命题时，依赖的是价格调整。由于这种调整被假定在拍卖市场上完成，从而必然是直接、及时和高效的。然而，当我们进入真实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时，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价格的调整(尽管仍然存在)必然是缓慢和具有黏性的，其功效将大打折扣。正因为如此，价格调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弱稳定机制。 然而，经济体内除了价格调整这一弱稳定机制之外，还存在多项非稳定机制可以破坏经济的稳定。最为明显的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如前所述，企业投资是一种顺周期行为。例如，当经济有某种程度的过热时，产能利用率会增加，此时，企业看好市场前景，因而加大投资。然而，企业投资不仅会增加自己本身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总需求。由于投资对整个社会的总需求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因此，从宏观角度讲，由投资增加所创造的总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它所增加的产能，这样，经济的过热会扩大。而过热的经济将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大投资，使得经济离供需平衡越来越远。相反的，如果经济出现供过于求，则投资会减少。而投资的减少也同样会减少总需求，且总需求的减少将大于产能的减少。于是，供过于求的非均衡将进一步扩大。 哈罗德早在1939年就发现了这一非稳定机制，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刀刃问题”(knife edge problem)。⑭ 经济社会的非稳定机制还同样包括明斯基的债务不稳定机制:经济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债务的累积，而当债务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如明斯基时刻时，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由此爆发危机。⑮例如，2008年所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债务危机。 此外，尽管就一般商品而言，市场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由此带来价格调整的弱稳定机制，但是，大量具有金融属性的产品(如股票和房地产等)的需求曲线则完全有可能是向上倾斜的。由于人们购买这些产品的目的是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当这些产品的价格具有上涨趋势时，人们会蜂拥而上去购买它们，即所谓追涨杀跌。追涨杀跌不仅意味着相应的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同时，泡沫和价格的大起大落现象也更为普遍和严重。⑯ 需要说明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从来不承认非稳定机制的存在:在他们眼里，只有价格调整这一稳定机制，从而经济体本身必然是内生稳定的，这也意味着经济的任何波动都只能来自外生冲击。然而，当我们认识到市场中还存在如此多的非稳定机制时，我们会发现经济的波动完全可以理解为稳定和非稳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的，当非稳定机制的功效大于稳定机制时，经济将是内生不稳定的。由于价格调整具有黏性，从而仅仅是一种弱稳定机制，其功效完全有可能不足以克服非稳定机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体本身是内生不稳定的。⑰而当经济体本身是内生不稳定的时，唯有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即一种额外的稳定机制，才能稳定经济。 (四)计量检验 很有意思的是，非稳定机制不仅在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同时，在统计数据中似乎也消失了。现实中，经济体通常不会出现所谓的刀刃现象。相反的，有关的经济变量通常表现为围绕稳定状态波动。而利用统计方法所构建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也通常表现为:系统面对背离稳定状态冲击产生的脉冲响应最终会趋于0，经济系统最终会回归稳定状态。 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本身就包含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经济体是否仍然稳定?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透过统计数据的可能遮蔽，考察经济体是否内生非稳定。接下来，我们将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检验来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使用中国的年度统计数据来进行这一检验。⑱我们考察四个宏观经济变量，即实际GDP、实际投资、CPI和货币供给量，分别将它们标记为Yt、It、Pt和Mt。这里，货币供给量可以看成当前中国最为主要的宏观政策变量。所有变量都经过了HP滤波。 作为一个实验，我们首先估计一个简单的SVAR模型:
这里，Xt可以看成变量Xt(Xt为Yt、It、Pt或Mt)去趋势后的转换，随机变量εit(i=1，2，3，4)则假定为独立同分布(i.i.d)。针对投资冲击(偏离投资稳定状态的5%)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3所示。可以看到，所有变量最后都回归稳定状态。由此，由统计数据所揭示的经济体看上去是稳定的。
然而，由统计数据所揭示的经济体的稳定完全有可能归功于宏观稳定政策Mt。为了考察在没有宏观稳定政策的条件下经济体是否仍然稳定，我们需要将模型(1)中的M^t和M^t－1设定为稳定状态(即0)。于是，模型(1)将转换为:
这里， 可以看到，此种情况下脉冲响应不再回归稳定状态，相反，呈单边发散状态。
由此我们发现，至少在中国，经济体本身是内在不稳定的。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的稳定机制，如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经济必会趋于崩溃。从而，一般均衡的第二个命题，即收敛性或稳定性命题也不可论证。 (五)非竞争性领域及其他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均是竞争性领域。那么，在非竞争性领域，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吗? 非竞争性领域通常包括提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如基础设施、教育、国防、科技等，它们明显的特征是具有所谓正的外部性。当一项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时，它的成本和收益不完全由参与该活动的相关当事人承受。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负外部性通常包括环境污染等，正外部性意味着参与者的行为对他人或公众利益有溢出效应，即社会效益大于个人效益。正因为如此，在非竞争性领域，资源也是不能有效配置的。例如，市场本身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而完整和充足的公共产品是市场的骨架(文一，2018)。 此外，市场也有可能引发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风险。例如，许多竞争性领域还存在污染和损害环境的负外部性，需要管制和约束;在市场中我们有可能购买到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和“有毒”的次债;市场只偏爱拥有资本的特权阶层，对大多数的劳动者无视和冷漠;市场也会使许多人没有安全感，因为有可能突然之间变得一贫如洗。  四 再论“看不见的手” 新古典将竞争性领域看成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此通过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资源在竞争性领域的有效配置。然而，完全竞争市场毕竟是虚构的。当我们回到更为现实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时，我们发现即使在竞争性领域，资源也不能有效地配置，一般均衡的两大命题，即存在性命题和稳定性(或收敛性)命题均不能得以论证。而在非竞争性领域，经济学界则早有共识: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此外，市场也有可能引发巨大的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的风险。 然而，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市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就难道不就是因为面向市场化的改革开放而取得的吗?市场的魅力到底何在? (一)正确理解“看不见的手” 让我们再次回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去寻找答案。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曾使用过“看不见的手”: 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在意他们自身的便利，尽管他们从他们所有雇用的数千人的劳动中所图谋的唯一目的，只在于满足他们本身那些无聊和无厌的欲望，但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的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这么做，本没有打算要有这种效果，也不知道有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的利益，提供了人类繁衍所需的资源。 ——亚当·斯密(1759/2008，第227页) 仔细考察斯密的两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我们发现，斯密无非在告诉我们:一个自私和贪婪的人，为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参与经济活动，却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他本不想追逐的社会利益。 这样一种“原本并非出于善意，但结成善果”的思想实际上并非斯密的首创。在整个中世纪，西方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普遍认为任何以金钱为目的活动都是邪恶的，不会被上帝接受。耶稣就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⑲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意味着打破这一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在17世纪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关于此，以下引文可很好地进行解释: 十八世纪初，维柯更全面阐述了这种想法并且以一种令人兴奋的发现使它别具一格:“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恶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了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生活中。” ——阿尔伯特·赫希曼(2013，第14页) 斯密将这样一种思想引入经济领域，并创造性地用上了“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斯密全面地阐述了这种追逐私利的个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他本不想追逐的社会利益。 在斯密看来，所谓追逐社会利益，就是追逐国民财富的积累，而国民财富积累的基础，就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具体而言，积累国民财富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必然会产生交换和货币等;二是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使更多的劳动力与资本结合，由此增加从事“有用劳动”⑳的人数。斯密认为这两条积累国民财富的途径均可以在放任追逐个人私利的经济体中得以实现。例如，斯密强调，利润增加时，资本家会将所增加的利润用于再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 由此可见，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所谓的资源优化配置、市场出清和供给等于需求等概念。但斯密无疑继承了前人关于“原本并非出于善意，但结成善果”的哲学思想，因此，所谓“看不见的手”必然仅仅是指向放任追逐私利的体制和机制，而绝不是指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㉑ (二)传统计划经济无有效激励机制 计划无疑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并且以高度集权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作为制订和执行计划的保证。这样一种体制与经济人本身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相矛盾，从而使整个经济缺乏有效激励。 就个人而言，由于就业和收入完全由国家分配，个人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工作，也无法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更多的回报。这使得他(她)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已无追求可言，只能沦为完成计划的工具。而一旦沦为工具而无追求目标，人就失去了活力，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当然，也必须看到，在传统计划体经济制下，对个人的激励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主要表现为一些精神奖励等弱激励。 就企业而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严重制约着企业通过技术发明而进行不断的创新。而按照熊彼特(Schumpeter，1934)的观点，创新是技术进步、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因不断地创新而对旧产品和旧技术的淘汰，即所谓“创造性的毁灭”。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创新并不是纯技术的概念。它是将已有的知识(或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因此，它是企业家的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预算的软约束，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动用国家资源推出一些特殊领域(如军事领域)内的高精尖技术，然而，就整个社会而言，新技术的转化则明显过于缓慢。设备陈旧、技术老化在一般生产性企业中随处可见。有关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10%，而在同时期的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60%左右(马凯和曹玉书，2002)。 (三)市场经济下的高能激励 毫无疑问，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释放了人们的欲望，从而存在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机制。市场为经济人提供了机会，调动了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市场让人们更加勤奋，让人们更加富有创造力。它使个人更具有活力，而不是沦为工具;它使企业更勇于创新，而不是完成计划的单位;它使技术更容易进步，社会生产力更容易提高。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市场，离不开市场给予我们的激励。 必须说明的是，市场经济的这种高能激励不仅体现为极大地释放了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更在于它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性恐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积累无疑是生存性竞争的结果。竞争不仅表现为资本与资本之间的搏斗，同时也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由于这些竞争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唯有胜者才能生存)，人彻底丧失了安全感，产生了生存性的恐惧。正是此种恐惧，胁迫劳动者不得不屈从于被剥削和被奴役，而资本家则不得不穷尽所能去进行经营、创新和资本的积累，即人的全副身心都被扭曲到财富的积累上。这才是那只真正的“看不见的手”。 由此可见，市场在释放欲望的同时也伴随着制造恐惧。它使得人们不得不极尽所能，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遗憾的是，经济学对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却很少进行研究。也许是出于一种不言自明的默认，从而无须进行讨论;但更有可能是无法用漂亮的数学模型对它进行描述。因此，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研究就不得不集中在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是否有效上。出于对市场的赞美和崇拜，经济学家们创造出了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出清、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等描述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最优之理论。 五 结 论 “有效配置论”在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一个公理。这样一个公理被认为源自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早期思想，后经瓦尔拉斯拍卖市场理论的培育，最后在阿罗－德布罗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得到了“严格”的论证和强化。然而，“有效配置论”只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才能实现。当代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既不存在，也不可能通过外力而参照构建;当代市场无疑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正因为如此，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然而，市场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更是一种欲望释放机制。由于这种欲望的释放同时伴随有恐惧的制造，因此，人们不得不兢兢业业，极尽所能，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与传统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无疑存在一种更为高能的激励。 由于市场一方面提供着高能激励，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失灵和错配着资源，因此，市场在激励着人们更加勤奋地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因各自活动的无序、不协调，预期的不准确和不顾及社会利益等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浪费，并引发了大量的道德风险。正因为如此，市场通常需要政府的合理介入。政府介入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失灵。尽管现实中政府介入并不一定会合理，政府通常也会犯错，如介入过度等，但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经济一定不会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自由竞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注释 ①尽管有时，它又特指市场中的价格。 ②按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理解 ③所谓计数方程是指根据方程数得出能求解出的变量数。 ④参见Arrow和Debreu(1954)、Debreu(1959)以及Arrow和Hahn(1971)等。 ⑤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⑥那个时候，也许拍卖市场确实大量存在。 ⑦农贸市场通常被经济学家们用来类比完全竞争市场。 ⑧有关新凯恩斯主义黏性价格理论的讨论，请参见Calvo(1983)，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Taylor(1999)和Woodford(2003)等。 ⑨实际的购买将减少库存。 ⑩关于这样一种产量的决定方式符合优化的理性原则，请参见龚刚(2012，第11章)的讨论。 ⑪在龚刚(2007)中，我们用“充分信心的预期”来描述按新古典最优产量生产的厂商所拥有的预期特征，并对此进行了批判。 ⑫如Solow(1956)等。 ⑬即能够通过最优化过程导出，有关文献请参见龚刚和林毅夫(2007)以及Gong和Lin(2008)。 ⑭有关刀刃问题的数学模型，请参见龚刚(2009)。 ⑮有关债务危机的文献，请参见Minsky(1971，1986)及龚刚、徐文舸和杨光(2016)等。 ⑯关于房地产市场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请参见龚刚、张路和魏熙晔(2018)。 ⑰关于从稳定与非稳定机制角度理解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龚刚和高阳(2013)等。 ⑱季度数据只是最近才有。 ⑲来自《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 斯密的这一“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区分显然是近代刘易斯(Lewis，1954)二元经济和剩余劳动力理论的雏形。 ㉑关于“看不见的手”愿意之解释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蔡昱、龚刚(2019)。 参考文献 [1] 蔡昱、龚刚:《“看不见的手”是恐惧和欲望之手———四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在启蒙》，工作论文，2019。 [2] ]龚刚:《回归凯恩斯:写于〈通论〉发表70周年》，《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1期。 [3] 龚刚:《回归哈罗德———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波动》，《世界经济》2009年第4期。 [4] 龚刚:《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5] 龚刚、高阳:《理解商业周期:基于稳定和非稳定机制的视角》，《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6] 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7] 龚刚、徐文舸、杨光:《债务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8] 龚刚、张路、魏熙晔:《非理性的房地产需求———基于房地产的商品和金融属性的研究》，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1289，2018。 [9] 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冯克利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0] 马凯、曹玉书:《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人民出版社，2002。 [11]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12]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 [14] 文一:《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工作论文，2018。 [15] Arrow，K.J.and G.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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