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拉康与场域理论：经济场域中的新自由主义信念

摘要：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经济场域，又在其中隐形，这使得经济场域能够宣称，主流话语不过是左派的偏执妄想。本文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前提条件。为此，本文通过引入拉康精神分析，扩展布迪厄场域理论。这种结构有助于使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例子来提出更广泛的场域功能原则。本文认为，场域的主要目的不是产生新知识，而是保存其信念（doxa），而信念受到一系列自我合法化策略的保护。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例，这些系统的力量使得该场域对其知识的灾难性失败视而不见。

作者简介：

Tim Scot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文献来源：

Scott, T. (2023). Bourdieu, Lacan and Field Theory: Neoliberal Doxa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0(0). https:///10.1177/02632764231178646

新自由主义在正统经济学场域中隐去了自己的存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经济与政府之间存在特殊联系，经济场域缺乏自我意识会降低更广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诸学术场域内部被自然化，使得该场域成为政治计划的同谋。本文研究上述问题出现在话语层面的条件。通过结合拉康精神分析的元素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本文论证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更广泛意义上场域运作的写照。任何场域的目的与其说是产生知识，不如说是保存早于该知识的信念（doxa）。场域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度取决于其自我合法化机制的强度。这种机制包括消除异端思想合法性、隐藏自身的非理性欲望、标榜自己优于其他场域，以及吸纳受众。本文以经济学为例，论证这些系统的力量使该场域把自身与它所造成的危害剥离开来。

布迪厄与拉康的兼容性

布迪厄和拉康都采用了结构主义常用的术语“场域”，在社会科学中，它被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各自按照某种逻辑行动的场域”。拉康思想的核心由三个要素组成：文化和意义的象征场域；主观投射的想象场域；真实，它超越了完整的意指（full signification），但作为一种结构效应持续存在于其中。两位思想家都不认为结构决定一切：布迪厄指出，场域是“可能性的场域”，而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的强制规则是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前提条件。

拉康和布迪厄都拒绝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建构是获得“真实”的先决条件，都通过将科学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转移到拉康所说的“科学的超越”来重新定义科学。布迪厄一方面坚持科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却采用了一种较弱的事实定义：“事实是在边界域（strongly bounded field）内产生的集体建构。”就科学场域而言，数学化使它从业余经验主义转向需要专门培训的抽象符号化。然后，所产生的知识受到同行“审查制度”的认可，审查的基础是场域传统，即“一种集体超我”的严格设置。这个超我的目的是控制源自个人性格和场域立场的多重意义。二者的理论都解释了公认的权威对不受约束的意指（unfettered signification）的控制。

并且，布迪厄与拉康同样不认为象征的另一端可以通过“直接反思”来表示，也不能先于它自己在该场域中的“出现（advent）”。相反，他提出了一种不稳定的、由很多种类组成的“真实”，这种真实其中也包含了构成它的“正当化策略”的“现实”。

新自由主义如何隐藏自己

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往往更愿意称自己为“新古典主义”思想家，或者完全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因为他们认为它指向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因为这种普遍的回避，加上反对集体认同、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流行，新自由主义可以假装自己不是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行事方式”。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在经济学界很少被提到，这一点令人惊讶，因为 1970 年至 1992 年间获得诺贝尔奖的 9 名经济学家中有 5 名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然而，这个词以惊人的频率在其他地方出现。它在公共场域的成功并没有导致大众关注其意识形态共性。相反，我们陷入了沉默，而沉默助长了诸如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最喜欢的阴谋论”并且它缺乏“现实世界参照物的坚实基础”之类的言论。

场域理论

对于布迪厄来说，场域是“一种偶然的社会建构”，其中的“理性制度”启动了一种社会博弈，主体在其中竞争和合作，追求更广泛的场域目标（例如创造知识）的同时获得或保持地位。场域地位取决于个人积累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数量加上他们在该场域内获得的认可程度。因此，场域地位与其说是你所知道的，不如说是你所知道的乘以你认识的人、你拥有多少以及你受到多少尊重。强调怎样的“变体”或资本的象征形式依场域而不同，这些场域也可能重叠并形成等级制度。最终，所有场域都被定位在更广泛的权力场域内，拥有或多或少的自主权。然而，布迪厄也指出，场域的功能不仅是象征性市场或认可的来源，还是“灌输的来源”，对此解释的切入点是信念、惯习（habitus）和幻象（illusio）。

布迪厄的“信念”是一个场域内博弈的不言而喻的规则手册，只有在该场域陷入危机时才会进入人们的意识，此时它就成为反对异端的正统。

惯习“结构化结构……它产生并组织实践和表达……而不预设有意识地达到目的”。因此，在为个人留下能动性的同时，惯习通过灌输以预定方式行动的倾向，在战略层面上塑造思想和实践。不幸的是，这些仪式的目的并不容易被主体所了解，通过这种方式，惯习可以使场域活动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变得神秘。行动者通过沉浸在场景中而培养出“博弈感觉”，使他们能够即兴制定战术行动，从而带来预期的结果。“感觉”暗示着自发的、具体的实践，这些实践早于有意识的决策，并且只有在它们被付诸行动时或之后才让自己为人所知。

幻象与信念和惯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阐明了个体为何参与这些结构。主体利用场域提供的可能性来表达和满足他们的驱动力和欲望，另一方面，场域通过“迫使主体服从或升华自己以适应其结构”来调动主体的心理动力。以这种方式升华的能量随后被引导到场域的结构中，有助于验证场域的价值并保持其凝聚力。上述心理层面的奉献是基于对场域结构的再生产本质的错误认识。也就是说，行动者的博弈被引导到了同大多数参与者的利益不相容的方向。

经济场域的信念结构

Zuidhof观察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已经从主张国家减少干预发展到将市场作为认识论模板，导致市场从“监管对象转变为政府模式”。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内容上的改变伴随着市场失灵的不干预主义观念被市场不完善的概念所取代，这种语言上的微妙变化消除了市场完全不充分（wholly inadequate）的可能性，同时证明了旨在将市场重新导向完美的技术官僚干预的合理性。这种从说服到保证的转变即是从正统到信念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修辞起源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剩下的是关于什么构成适当和合法行动的一组假设。随着“为什么”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的问题，信念会转化为惯习倾向，从而按照其形象塑造实践世界。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这种对场域关系的吸收将学术上的冷漠注入了一种信念层面的确认偏见，使得探索性思维仅能“发现”先验倾向所注定的结果。

布迪厄的理论可以解释与新自由主义信念同时兴起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它试图“证明”新自由主义教条，并且认为经济人的认知已经变得与算法市场模型的运作无关。随着该场域通过吸收新的信念而降低了其行动者的自我反思能力，它产生的知识开始通过将经济人重铸为无知者（homo ignoramus），并预设他人的社会活动在信念上是无知的。不幸的是，这一点似乎已被新自由主义所吸收，Sugden指责新自由主义将心理学简化为“运行数字”，Gane和 McMaho将其解释为技术官僚试图将经济人模型强加于非理性、无知的公众，以创造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市场。布迪厄补充说，场域生产的知识也很容易受到欲望的扭曲影响，这些欲望助长了幻象和自利，进一步加剧了争夺场域地位的斗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正统经济学开始将自己视为一门数学化且与价值无关的“准科学学科”。秩序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评价体系，借由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其科学标准强加于整个学科，给不符合者贴上“非科学”或“非经济学”、近乎“胡说八道”的标签。此外，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该场域内的异端思想，它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新自由主义观念回归正统的需要，以及暴露其不合理性的风险。

由上可见，经济场域是围绕一个反馈循环构建的：信念决定实践，实践形成研究对象以产生知识，知识强化信念。该反馈循环通过不断地复制和重新验证信念来保持场域的完整性。其中的信念包含了未经彻底反思的科学客观性主张，它拒绝承认循环之外产生的任何内容为有效知识，从而保持了自我合法化信息的顺利流动。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掌握的权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种技巧，即通过将信念转化为数值，将其假冒为客观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成功到了主流经济学已经被重组为新自由主义者所鄙视的那种垄断性的“封闭式商店”的地步。当然，这并不是说该场域不存在非正统的声音。正如布迪厄指出的，完美的再生产是不可能的。最终，经济学难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新自由主义用来传播信念的场域。

保护场域信念的机制：科学现实主义

经济学认识论存在两个缺乏：首先，历史知识的缺乏使人不能认识到信念本质上是建构的，不加反思地将其看作无可争议的真理；其次，当代经济学家往往要么是避免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要么以将问题从场域转移到研究对象，重新构建它们。这样知识的争议性既在场域内受到压抑，又被排除在外，作为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重新出现。矛盾在于，由上述观念看来，知识所描述的对象既是完全可知，最终又是不可知的。用布迪厄和拉康术语的融合来表达，这是由于保存场域信念的压力而造成的象征场域的扭曲。最终的结果是，逻辑提出了一个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既已知又不可知的对象，它构成了象征场，同时又威胁着要撤销它。

从内部看，信念的功能看起来就像是它的象征实践代表了现实。这不允许能指（符号）和所指对象（符号所暗示的对象）之间插入所指（解释的意义）产生不断改变的意义（shifting meaning），因此，自我反省思维的需要就消失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思考不言而喻的意义。新自由主义场域中被压抑的所指就是所指本身的观念。重新引入被压抑的所指能够重现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打破科学实在论所创造的权威幻象。

拉康指出，尽管现代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是显而易见的，但通常没有人质疑阐明这些对象的主体有何欲望。这同时也意味着，主观地解释科学理论的人也没有受到质疑。科学的话语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就不会有任何场域可以识别它的声音。可以看出，场域的结构不仅烙印在它生成的知识上，而且烙印在它如何获取、传播知识的模型上，模型的核心是该场域的信念，它被层层非逻辑（illogic）包裹着，不受非正统意见的影响。就正统经济场域而言，语言形成的思想压制了话语主体及其所依赖的所指，保护和隐藏起经济场域的新自由主义信念。

拉康提出，隐喻模式使得能指显得好像能以一种等价替代的行为来代表所指，似乎它就是“真实”。而转喻（metonymy）必须用部分来代表整体，它能够区别能指和所指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承认语言本质上是建构的，是一个场域，依附于、而不是展现了所指对象。拉康所说的能指链即能指通过转喻调用了一系列相关的能指，这条链中的每个能指也充当了与其他链的链接，意义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指不断向外移动。这与隐喻不同，隐喻的意义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在推崇转喻的同时，拉康也坚持认为，意指和主体化的场域只有在受到隐喻保护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为了限制所指的流动，容许相互理解和身份形成，符号场、意指链及其伴随主体有必要将自己固定在隐喻符号或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上，为所指提供定位的参考点。这种主宰关系用“替代”关系取代了“邻近关系”，而维持这些替代的并不是与真实的固有关系，而是人类欲望将能指和所指粘合在一起的结果——我们希望它如此，所以我们就表现得好像它是这样。这对任何现实主义场域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将这种信念重新配置为一种必要的幻象，即所有场域都建立在其上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场域创造的客观性表象可能比他们愿意承认的更依赖于连续性。

保护场域信念的机制：场域竞争

拉康和布迪厄的共同立场经常体现于布迪厄对典型结构主义修辞的使用，例如二元对立或强调差异在意义创造中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普遍化机制”的超然严谨性通过将自身定义为反对“普通利益，特别是那些权力和金钱利益”而获得其身份。在这里，客观性机制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在该场域内，提供衡量行动者贡献的标准，充当地位斗争的仲裁者，并根据这些标准对行动者的贡献进行判断和分级；并且，产生客观和主观知识的二元论，将自己置于一极的极端，同时使另一极失去合法性。这种二元对立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即建立从场域外部可见的认识论等级制度，掩盖了它的场内功能，即调节场域地位的斗争。这种基于幻象的斗争如果暴露，有可能让欲望的主体也暴露出来，重新激活所指，动摇该场域的二元对立，以及其上建构的身份和权威。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之争既发生在场域之间，也发生在场域内部，同时发生通过抢夺真实而追求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非法化和自我合法化类似于上文讨论的经济学场域内，也就是说，关乎下述要素：一个场域从其话语中提取所指的程度；它在其信念的缝合点周围设置的保护级别；其使非正统观点合法化的机制的效率；以及它隐藏居住在其中的欲望主体的能力。不同符号表征模式对这场斗争的作用不同。

部署保护场域信念的机制：通过解释吸纳受众

布迪厄描述了场域中的主导惯习如何阻止行动者的进入，拉康可能会将此理解为，场域对个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可以激发幻象中的驱动力，使得人倾向于认同信念的确定性，例如“你应该知道……”。在基于现实主义认识论和强大合法化过程的场域中，确定性的质询力可能非常强。这可以确保阻拦那些倾向于异端的人，而那些愿意屈服于正统的人则受到欢迎。

本文认为，一个场域的主要功能是保存其信念；只有那些不威胁它的人才被允许接近它的源头。新知识的产生可能会被视为次要功能，因为该知识可能是异端。第二个更切合实际的结论是，经济场域如果充斥着信念层面的追随者，那么就既不太可能意识到其缝合点，也不太可能想要解开它们。因为它拥有压制异端的机制，它可能缺乏反思能力。

最后，回到为什么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视而不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经济学主体的保守倾向和其非法化策略的力量，还因为构成经济学的表征模式是隐喻，因此，这样塑造出的信念缝合点或主能指，根本无法反思新自由主义。

看不见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在于错误认识意义链

前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标签在经济学之外的大量使用表明，在被其他专业所采用之后，这个术语上往往会被附加大量新的所指，每个场域都增加了植根于自己的信念和正统观念的新的意义链。因此，“新自由主义”这个词获得了大量不同含义，这既可能表明添加到描述中的细节水平有所增加，也可能表明该术语的瓦解。更糟糕的是，一些跨场域的交流似乎进一步限制了思想交流。

声称“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表明“现实世界所指对象”的缺失，就是试图将其他场域产生的意指链锚定到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这是由该场域自己的主能指之一，即对真实测量的信念，产生的范畴错误。经济学在客体-主观二元论中的自我定位也有助于这样的说法：其他场域对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是基于“模糊”的分析。这种说法体现了数学实在论在经济学中产生的优越感，并且可能源自数学化所创造的强大场域自主性，它容易被误认为是学术贵族的固有权力。布迪厄指出，基于数学的经济学家未能理解“其他历史科学”的复杂性。拉康在这里可能会说的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的多样化本质意味着它只能以与其自身的转喻关系存在，与任何其他能指没有什么不同。

结论

要应对认识论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一种自我反省的方法，将知识看作本质上是流动的。过去70 年来，其他学术场域发生了巨大改变，包括吸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正统观念，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处于布迪厄的滞后状态：更广泛的学术场域已经改变了它的理论土壤，但经济学家的惯习并没有改变，结果是其理论越发贫瘠。

本文认为，改变的最大障碍是该场域的主要功能：保存其信念。为了挖掘和质疑这一点，它需要改变其非法化机制，吸纳更多的非正统意见。

编译 | nonsense

审核 | 张涵

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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