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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资治通鉴》与《史记》乃中国史学巨著，璀璨夺目。两部巨制同为史家经典，誉满华夏。但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分别呢？据闻，伟人毛泽东曾对二书区别做过精辟评点。究竟是何高见，令人极为向往。 要之，《资治通鉴》宏大磅礴，团队执笔，官方支持，着眼时间脉络；《史记》则个人创作，实地考察，描写人物传记。前者帝王读物，立场鲜明；后者赤胆忠言，未避尘世。两部文化瑰宝之间又有何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不同点又在哪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何深入见解？让我们一探二书的分野。  一、《资治通鉴》与《史记》编撰过程迥然不同谈到《资治通鉴》与《史记》的区别，不得不从二书的编撰过程说起。《资治通鉴》可谓群策群力的伟大杰作，乃是司马光、司马康等人历时19载耗尽心血所铸就。当年，宋真宗欲有一部浩大编年体史书，好将前朝沿革一一铭记，以昭示后人。遂下旨召集宰相、学者群贤，组建编修馆，动员天下英才，着手这一宏伟工程。 首当其冲的便是宰相司马光，此人学贯古今，儒雅沉稳，可谓宋朝鸿儒。及至得命，他虽喜出望外，却也深知艰巨。是以他先拜访范祖禹等老辈先生，征求意见，请教经验。得着点拨，司马光遂选拔一批学有专精的助手，广设门路，四处征聘。最终选定人马，除了司马光的哥哥司马康，还有刘恕、刘攽等青年学子，上下几代，人才荟萃。  可谓如此陆陆续续，历经数年，编修馆终于组建完成。众人于是鼓足干劲、分工合作。有的人负责撰文，有的负责搜集史料，有的则专司校对，一级级把关，层层作业，众志成城。可以说，《资治通鉴》付诸纸墨的每一个字，都凝结着这些学者的心血和汗水。 相比之下，《史记》的创作过程就完全不同了。司马迁乃个人独立著述，没有他人插手，全靠自己的毅力和才学。从年轻时代起，司马迁就游学四方，实地考察，广泛搜集史料和材料。后来他被任命为太史令，就更有了方便的官方渠道搜罗资料。于是他放开了手脚，四处访问，直抵会稽，远赴昆仑山，寻访当年英雄豪杰的足迹，就连一些陵墓也都实地考察。据说司马迁曾开口向汉武帝讨取阅读藏书阁藏书的权利，但被汉武帝拒绝了。 可见，相较于《资治通鉴》的团队作业模式，《史记》则更多凭借一人的孤勇和执著，靠独力完成。司马迁在创作中，不仅要跋涉穷究资料，还要独自完成后期的编撰工作。可想而知，其间的艰辛是何等难以想象。但正因如此，《史记》才更显出它的独一无二，也更彰显出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无上风骨。 二、立场观点有显著区别立场和观点，是历史记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由于撰写者的身份地位有别，《资治通鉴》和《史记》在这一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资治通鉴》群修之作，呈现出鲜明的官方色彩。其主笔司马光，乃宋朝重臣，身负宰辽重任。他不仅出身名门，且曾仕宦多年，官运亨通。撰写之时，无疑代表了统治阶层的立场和利益。  从具体书写可见一斑。如对后周世宗的评述，司马光对其大加褒扬，竭力夸耀其＂仁孝纯谨＂，才智出众。及至记叙其失利被杀一事，亦着墨不多，相当婉转。 又如描写赵匡胤创建辽朝的过程，极尽赞美之词，生怕得罪了这位开国大主宰。可见书中无不带有严重的阶级偏见和等级观念。 反观司马迁的《史记》，则大有不同。虽亦身为太史令，却非权臣宦籍。其人平民出身，不谄上也不侮下，对统治阶级从无顾忌。著书多有直言不讳之处，敢于揭露历史的阴暗面。 比如对汉武帝，司马迁就未加粉饰。明确书写其＂无道＂与＂昏暴＂，罪行纷陈。对汉高祖的评价，更是一言以蔽之:＂无赖＂二字。由此可见，《史记》笔锋所指，是直击权贵的黑暗与污点。 不仅如此，司马迁对待历代英雄人物，也有惺惺作态，不离人情。在创作时曾亲自实地考察，以求还原真相。因而在描述时，对被统治者的不平遭际多有同情，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 其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别具慧眼，道出了他身陷囹圄的处境，却仍未失一股英雄气概。  对比两书的立场，《资治通鉴》无疑昭示了统治阶级的观点。而《史记》则更多代表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心声。前者基于国君视角，后者则追求客观真相。这一区别，不啻是两书最大的分野所在。 三、描写手法各有特色回顾《资治通鉴》与《史记》，除了编撰过程和立场观点的区别外，两书在描写手法上也各具风格。 《资治通鉴》自有其独到之处。作为编年体史书，它着眼于时间的脉络，注重对事件的系年梳理。全书循序渲染，自三家分晋之后，按年号详细描述朝代更迭、王公兴衰。 细审其文，可见作者擅长用精练的语句，概括历史大势。如对武则天一朝，只用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周朝由此以哀矣。＂读者看后便豁然省悟，领会到了当朝的没落之由。 此外，《资治通鉴》还有一妙处，就是能在恰当的地方穿插评论，点出事件的教训。如在记述宋真宗退位时，作者慨叹＂上下易位，其迁徙如此＂。字字鞭辟入里，令人对朝代的无常更有深刻体认。可谓寓意深远，发人深省。  相较而言，《史记》的描写手法则更多着眼于人物形象。作为纪传体的典范，它着重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生平事迹。其中对英雄人物如项羽、陈涉的塑造，细节入微、生动传神。 举例来说，司马迁在记述项羽起义时，就写到他＂发陉且惨，气踞牛斗＂。只简单几个字，便将这英雄人物的威武凛然、英勇无畏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几可想见火攻中原的那一幕幕。 另一处对刘邦的描写也是出神入化，令人过目难忘。作者写到刘邦身怀绝技，善于指挥作战。遇敌则＂目眭缭髯，气逆鼻钤＂。形象逼真，令人百思不解这番本领何来。细究才知，原来是早年＂操刀割凿＂积淀所致。于是对其一生艰辛便了然于胸，引人由衷好感。 对照两书，可见《资治通鉴》注重宏观历史，《史记》则更关注微观人物。二者各具特色，展现了中国古代史书描写的两大主要范式。《资治通鉴》循序渲染、发人深思；《史记》细节入微、活灵活现。正是这种手法上的差异，使二书互为表里，各具独特风采。 四、对革命事业的影响不同《资治通鉴》与《史记》不仅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差异，对于后世的影响亦是大相径庭。二书虽同为史学巨制，却在近现代激荡革命年代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就拿《资治通鉴》来说，它自始至终都被视为一部官修正史，深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和阐扬。作为编年体的典范，这部开国巨著被列为帝王读物，成为执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参考。但正由于官方色彩太过浓厚，其在革命年代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斥。 传统的封建王朝大都奉为圭臬，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资治通鉴》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推崇。据载清高宗曾下旨，勒令该书要彩印珍藏。到了晚清，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康有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该书，希望帝王能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可见其在统治阶级中的份量。 但相较而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封建运动中，《资治通鉴》的地位则大不如前。作为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更多认同的是后一部《史记》。他们认为《资治通鉴》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存在严重的阶级偏见和等级观念，是旧制度的代言人。因此便有意无意地将其边缘化了。 与之相反，《史记》此时却成为了革命阵营的精神宝库。正如前文所述，司马迁作品中直言不讳、不避尘世的笔锋，深得革命者的推崇。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中称赞《史记》＂发凌自由之呐＂，是＂开人权之锋＂。可见已将其视为启蒙之作，颇有革命性格。 更重要的是，《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细致刻画和生动描写，也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比如项羽被塑造成一个始终不低头的英雄形象，他临死前＂举硎自刺＂的场景令人热血沸腾。这种拼搏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让无数仁人志士无不油然而生崇高的革命情操。 由此可见，在激荡的革命年代，两部巨著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资治通鉴》被边缘化，《史记》则成为革命者的宝典。前者被视为旧时代的精神守望，后者则为新生力量所推崇。这种鲜明对比，正彰显了两书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五、两书缺陷与影响至今犹存虽然《资治通鉴》与《史记》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事过境迁，时代变迁，两书也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这些遗憾直至今日，仍在持续发酵着。 先说《资治通鉴》。作为官修正史，它的最大缺陷便是立场狭隘、存在明显的阶级色彩。全书多从统治阶层的视角出发，对于旧时代的朝代更迭、王公更叠都着墨甚多。而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则很少涉及，甚至有意无意地将他们的遭遇抹去了。 因此，这部大作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完整性。仅仅关注上层建筑，却忽视了下层的百姓疾苦。很多底层反抗的历史也因此无从记载，让人遗憾不已。正由于这一局限性，《资治通鉴》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 至于《史记》，则更多存在着史料的缺失和材料的片面性。由于个人力量有限，司马迁在当年搜集资料时难免有所疏漏。再加上其对时人的审视往往带有个人色彩，很多东西或许只是一面之词。 比如对项羽的描写，虽写尽其勇武英姿，却也未免美化失实。同时对他起兵的原因，以及最终自杀的动机，都显得语焉不详。这种描写方式容易导致历史的曲解。  再如对汉文帝的刻画，司马迁更是一味贬低，称其＂二虚＂。而史实上汉文帝作为一代明君，却留下了＂孝武＂的美名。由此可见，司马迁的个人立场也给记录带来了一些偏差。 此外，一些地方也存在错误和疏漏。如洞庭湖被误作江，秦昭襄王被误写为昭文王等。虽小失大旨，但终究影响了史实的传递。 总的来说，两书虽有不同的侧重，但都难免存在一些缺陷。《资治通鉴》带有官方色彩，割裂了下层民众；《史记》则因个人能力有限，存在失实、遗漏。这些历史遗恨延续至今，让后人对两书都存有一些保留。当代学人纷纷呼吁，要以更加客观公正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两位史学大家的卓越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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