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悉我家的都知道，我母亲陆士嘉的舅舅是施今墨。施今墨乃民国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在西医刚传进中国时，他就主张并运用西医看病；其思想之开明、医术之高超，名震京华，政要富贾纷纷找他问诊。他是已知的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看过病的唯一一位中医。 施今墨疼爱他好学的外甥女并且资助她留学德国终成器——母亲成为我国第一代流体力学家。母亲和父亲于1946年回国后定居北平，双双执教于清华园。通过母亲，施今墨大夫及其弟子便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华本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超收部分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最早的校医是西医。 梅贻琦当年的秘书沈刚如，没有随梅去台湾，因为懂中医，便在清华校医院做了中医师。从此，清华园里便是中西医兼用。 在我记忆中，施今墨来清华给刘仙洲和李寿慈看过病，现在想来还真有意思。 我不记得当年他俩得了什么病，只记得施今墨号完脉后分别给他俩开了方子，其中给刘仙洲的方子中有一味药叫“铜绿”。方子中特别注明，此铜绿如此获得：取光绪年铜钱至少三枚，埋于云南昆明郊外一尺深地下4个月后，取出并刮下铜绿入药。 也许开方子时刘仙洲并没细看，也许他注意到了但没好意思贸然请教，反正在看清楚药方后他想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云南的铜绿？为什么一定要用光绪铜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刘仙洲执方子来家中问我父母，我父母再问施今墨，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方法，岂不是迷信？施今墨答曰，此乃他年少在云南学医时所得，所以仍沿用原法。至于是否可用其他铜钱埋在其他地方，要试过方知。但此方并非常用之方，没有机会试验。古人传下之方，当然需要在今世变通使用，但是在没搞清楚如何变通之前，如果旧方有用，必有其合理之处，还是不要轻易变更为好。 刘仙洲闻言，惊叹施大夫的科学素养之高，没想到一个中医大夫竟然有如此严谨的科学思维！这更加坚定了他对施今墨的信心。刘仙洲依方服药，结果证明疗效颇佳。 光绪铜钱的故事在清华园里被人们津津乐道。 20世纪60年代末期，落户在东北松辽平原的姐姐怀孕了，因有前两次意外流产的经历，所以这次她格外小心。舅公施今墨知道后对她说，你来，我给你保胎。喝了舅公的药后这胎儿果然安稳，一天天在姐姐肚中茁壮成长。终于要到日子了，姐姐到医院做产前检查——胎位不正，有难产风险做剖腹准备吧。姐姐一听害怕了，愁眉苦脸地回到家。 舅公一听是这情况，笑眯眯地说：“准备三根艾条，灸脚下两个穴位，每次20分钟，睡前连灸三天。” 姐姐一听这哪跟哪呀，胎儿在肚里，灸的穴位却在脚下，隔着半个人，行吗？ 但是舅公就是舅公，谁叫舅公是大夫呢！ 连着三天，临睡之前，我母亲掐着表给姐姐艾灸。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丝毫反应；第二天过去了，胎儿的头部仍朝上；到了第三天临睡前，姐姐对母亲说：“我看就算了吧，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虽说妇科是舅公的长项，为保险起见，我还是准备做剖宫产吧。” 母亲是搞科学的，做事向来认真：“既然你舅公说连灸三次,咱就把它做完,这不还不够次数吗？”在母亲的坚持下，姐姐灸完了第三次。 临睡之前，姐姐对母亲笑道，明早听我的消息。 半夜姐姐起夜，习惯性地用手摸一下肚子，这一摸不要紧，那个硬邦邦的头没了！下去了？她惊叫起来，母亲被惊醒了。什么时候头下去了？转了180度，真是神了！ 这个胎儿就是高晓松。晓松因此得意：知道我为什么聪明？打娘胎里就受到名家的调理！
▲ 1977年陆士嘉和孙辈合影，后排左一为高晓松 施今墨年岁大了，来清华的时候就少了。在他的众多弟子中，尤以其大女婿祝谌予最得其真传。祝谌予不仅传承了他的医术也继承了他的医德。 1966年，我在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读高三，每两周返家一次。该年4月，我在校内生病。校医诊断为重感冒，开了药，嘱多喝开水多休息。我老老实实在宿舍里躺了个把星期也不见好，好不容易挨到周六回家。 周日，大表姨夫妇(祝谌予夫妇)从城里来串门，父母照例留午饭。饭桌上，我病歪歪食欲全无，母亲解释说患重感冒，食欲不佳。表姨父仔细看着我，令我伸出舌头，又拨开眼皮看，一挥手：“跟我上楼！” 我跟他进了厕所，嘱撒尿。表姨父弯下腰细看马桶里的尿液，然后“嗯”了一声下楼。回到座位，表姨父郑重地告诉父母：“这不是重感冒，是肝炎！最近城里肝炎流行得厉害，他一定是传染上了。”为慎重起见，他建议父亲马上带我去验血，查肝功能。 父亲不敢怠慢，带着我去了校医院。拿回结果一看，转氨酶3900多，是急性黄疸型肝炎！表姨夫对我说：“你现在正处于传染期，得马上住院隔离！”见我有些紧张，他笑道：“不用紧张，吃我的药，包你好。记住，到了医院，他们给你开的西药，你全别吃，吃了，我的药就不灵了，还会留下后遗症——肝硬化。” 这天，表姨夫一直忙到天擦黑才离开。 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肝炎病房，校医院书记张寿昌早就耳闻施今墨、祝谌予翁婿俩的医术，对祝大夫的要求很尊重，同意我住院期间只服家里送来的中药。两周过去后，我的转氨酶降低，恢复正常。和我同屋的是两位在清华协作的工程兵军官，比我早来两星期，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看我吃中药，也要求改方案。他们服药后效果同样神奇，两周后出院。 此时肝炎悄然降临清华，校医院肝炎病房人满为患，病情大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张寿昌从我们三人身上看到中医奇效，遂与祝大夫商议，请他来清华协助治疗。祝谌予时任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长，慨然允诺，并在清华校医院开设了中医肝炎门诊。自此，祝谌予奔波于东直门与清华之间，直到“文革”，大家忙于革命，治病退居末席方罢。 经过祝大夫的一番治疗，病人纷纷痊愈，肝炎在清华园得到了抑制。为防患于未然，祝大夫又提出在各个学生食堂用大锅熬中药，组织学生早晚到食堂必喝。说来也神奇，清华再也没有人染上肝炎，躲过了当年北京的这场灾难。 1966年的清华在校生，你们还能回忆起：在火热的大字报没开始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食堂门口大铁锅里每人必喝的那碗茵陈汤吗？ 故事还未结束。当年表姨夫许诺我说不留后遗症，此言不虚。与我同时得急性黄疸型肝炎采用非中医疗法的人，不少后来转成肝硬化。而每当医生为我体检碰到我柔软的肝部时，总是疑惑于我曾经患过急性肝炎，怎么恢复得如此之好？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文革”中，清华大批教师在江西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肝脏受损，父亲的学生万锦堃就是其中之一。父亲爱惜他，将他介绍给祝谌予。万锦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迟迟没有去，父亲就到祝大夫那儿把方子抄了回来。方子分干、湿两类（一种针对大便干燥，一种针对大便溏稀），系祝谌予根据多例为清华教师治疗经验总结得来。父亲不清楚万锦堃属哪种，将两张方子都转交给他，嘱按情况斟酌使用。 30多年过去，万锦堃说他始终珍藏着这两张方子和老师的便条，每每念及，心中便涌起阵阵暖意。 “文革”期间，祝谌予遭到不公平待遇，一家6口被迫挤住在两间小屋中，但他仍用休息时间在家中给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并坚持下来。19年中，他在家中接待过的病人达5万人次，平均每天7人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分文不取而且拒收礼物！ 1966年初，祝谌予已被内定为301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首任中医科主任并负责筹建中医科。命令未及发表，“文革”来临，胎死腹中。他于1975年到北京协和医院任中医科主任，晚年又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京市主委，忙碌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在家中的义诊始终未停止，来者不拒，直至离世。 清华子弟毕可纫只要一提到祝大夫就激动不已。毕可纫的父亲是清华老图书馆长毕树棠。抗战期间，毕树棠衔校长梅贻琦之命留守清华园与日寇周旋，是梅贻琦信得过的人之一，为清华立有大功。这在日后却成了毕树棠的罪名。 1973年10月中旬，饱受冤屈的毕老先生突发脑溢血，所幸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却半身不遂。毕可纫夫妇竭尽全力将父亲接回家，定期从校医院拿点药安慰父亲那颗绝望的心。日子就这么凄惶地过着。 又是一天取药日，毕可纫遇见了张光斗夫人钱枚茵。钱听说毕树棠的病情后摇了摇头，建议她另想办法。毕可纫也摇头，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能有什么办法？能拖一天算一天吧。钱将毕拉至一边，悄悄地告诉她：“你去找陆先生！” 陆先生就是我母亲陆士嘉。  毕可纫夫妇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我家，应门的正好是母亲。 母亲态度很和蔼，听完他俩的介绍后转身上了楼。毕可纫回忆说她一看见陆先生转身就知道父亲有救了，陆先生没有嫌弃他们，她上楼安排去了！那个温暖的背影永远刻在她的心上。 果然，等了一阵，母亲从楼上下来，交给他们一封信嘱马上去找祝大夫。 两人欣喜万分地来到医院。祝大夫一边看信，一边听他俩介绍病情，最后点点头说：“事不宜迟,马上治疗。” 毕可纫夫妇连连说：“您看哪天方便?我们把父亲送来。” 祝大夫挥手拒绝：“老先生年岁已高，这种病不宜搬动。还是我去吧！” 两人惊得目瞪口呆。 转天晚上，祝谌予带着儿子祝肇刚登门，直奔病人，一眼没看家属精心准备的水果和点心。此时是11月中旬，距离毕树棠发病正好一个月。 都说中医见效慢，毕家做了长期服药的准备。谁知效果惊人，中间只调了一次方子，到1974年元且前后，老先生便能坐起来了。鼓舞人心啊，接着喝！又过了一个多月，到农历新年时，毕树棠便能架着拐杖行走了。前后不过三个月！ 此事轰动清华园，毕可纫说那段时间她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看奇迹的，有打听祝大夫的，也有直接来抄方子、照方抓药的。方子虽被抄走了，却没听说有吃好的。 辨证论治，一人一方，量身定做，中医就这么神奇！
施今墨幼子施小墨，从清华附中毕业后考上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先学西医，再随父亲研习中医，几十年下来，于治疗肿瘤、糖尿病及不孕症方面颇有心得，并带了徒弟若干。其中一个，姓吴名有朋。 吴有朋大学学的本是推拿，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拜在针灸国医大师贺普仁门下。贺的最大成就是将以前仅见于医书、失传了1000多年的火针，经多年揣摩试验，恢复应用于中医临床。该法对于一些特定病症有奇效。见吴有朋宅心仁厚，贺师遂将此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经几年修炼，吴有朋掌握了针灸的妙门。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为补自己在方剂方面的不足，又辗转投到施小墨门下学习。此时的吴有朋，已是一名远赴南洋行医数年，凭银针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诊所，日进斗金、声名远播且年仅25岁的单身贵族，他重新回到提皮包、抄方子，且没有收入的学徒生涯，一学就是三年。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几人能做到？吴有朋说“人要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如今，吴有朋已成施小墨学术传人，已在同仁堂坐堂多年，虽不敢说手到病除，但有效率能达八成，病患应接不暇；他跟着师父继承了施门和清华的关系，为不少清华人解除了病痛。 何东昌被帕金森病折磨了很多年，我从国外回来去看他时，几乎不敢相信一贯精神健旺大名鼎鼎的何部长，我所熟悉的何叔叔，竟然被病魔折磨得让人不忍卒睹。痛心之下，我去找吴有朋，问他能不能针灸治疗，他说以前没接触过,要容他想一想。 两个月后，吴告诉我，他最近跑图书馆查了不少资料，又和贺老讨论过，对帕金森病有了初步想法，如果何东及家属能够接受，他愿意试一试。 何东昌信中医，更相信施门弟子。在他的同意下，吴有朋每周一次上门诊治。真的是针过见效，每次针灸之后何东昌就觉得好受多了，连续几周下来，何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何夫人李卓宝阿姨提出既然针药有效，能不能治治他的前列腺？这是目前困扰全家的大问题。 至此我们才知道，因为前列腺问题，何东昌频繁起夜，到了厕所又尿不出来，折腾十几分钟尿出一丁点儿，躺下不久又要起来，反反复复，最多时一夜折腾达17次！两个看护阿姨加上李阿姨，三个人整夜不得休息，加上病患，四个人皆疲累不堪。吴很谨慎，说回去跟施老商量后再说。 吴回来后和师父施小墨讨论了几次，结合针灸，开出了一张可同时治疗几种疾病的药方……奇迹出现了，那几天，我每隔一两天就电话问候李阿姨，李阿姨如实相告：第一天何东昌破天荒地只起来两次，第二天和第三天4次，最长的一次是7次。电话中李阿姨很知足，不停地说谢谢。 过了几周后，何东昌的起夜稳定在两三次，帕金森病所致的肌肉、关节僵直也减轻许多，何东昌又能用筷子吃饭，拿笔写字了，甚至有一次自己穿好衣服坐在书房里看书，而在此之前他穿衣要靠家人帮助，得折腾半天。更可喜的是，大便秘结的问题也大大舒缓，以至于有一天晚饭后，何出了口长气说：“终于吃了顿饱饭！”原来他怕便秘，已经一年多没敢吃饱饭了。何东昌的底子本来就不错，经过中医这么一调理，逐渐好转，直到他搬家离开清华，没再出大毛病。 前面说过，施今墨乃民国时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其他三位，为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 1956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参加大会的几位医学界委员。席间，他笑着问坐在两侧的施今墨和张孝骞：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呀？施今墨知道主席这一问，看似玩笑，其实含有深意，是关心中西医团结，连忙回答：“主席,我们不是冤家,我们是老朋友啦！”主席闻言，欣慰地笑了。 施今墨此言，并非虚应。他与张孝骞的友谊，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48年12月，施今墨接诊一位沈姓年轻病人。其病已年余，开始只是下肢无力，继而发展成走路困难。施今墨切脉时，发现其关、尺两部沉涩无力，加之患者双腿温度异常，肌肉弹性下降，辨证为脾肺两虚，肌腠失养。他遂提笔给张孝骞教授写了一封请求会诊的信，要徒弟持此信陪该患者去协和医院，请张教授看看是否属于“进行性肌萎缩”。张孝骞接诊后，对患者仔细进行了检查，确诊为就是西医所定义的“进行性肌萎缩”。他告诉随患者同来的施今墨的徒弟：“病人尚处于疾病的初级阶段，临床体征并不明显，施先生仅凭物理诊断的细微变化，就能判断出这么严重的疑难大病……你回去转告施先生，改日我定登门拜访。” 事后方知，张孝骞早就从好友黄家驷处听说，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设有西医课程，他甚至还看过该院的西医教材。张孝骞因此对施今墨的中西医汇通主张很是钦佩。以此次沈姓患者为契机，此后施张两人便经常交往、互相会诊。张孝骞还介绍其儿媳找施今墨调理她的妇科病。施今墨则把自己的爱徒介绍到张孝骞门下，学习西医。 施今墨说：“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他本人从事中医工作，但思想开明，绝不排斥西医，与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孟继懋、姜泗长等西医名家皆是好友。 由于父母的关系，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医，了解效果，因此对中医十分信任。但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自从一百多年前西方医学传入中土以来，颇有一些国人视老祖宗传下来的这门学问为异端，把洋人洋法奉为圭臬。尤其是近些年，中医药及针灸在西方渐渐普及，却在自己的母国遭到口诛笔伐，真是咄咄怪事。难道要等到某一天，中土的黄种人先吭哧吭哧学英法德俄日文，再费力用外文跟着海外的黄人、白人、黑人，学针灸、学号脉，被老祖宗从地底下钻出来打脸么？ 或许，希望就在吴有朋辈的身上，有他们承上启下，中医将大放异彩。 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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