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而去》，目前热映，豆瓣评分8.3分
上映前，90后导演陈小雨写下这段话：“我的原生家庭变故太多，家族生意大起大落，四年级从富二代变成负二代，世态炎凉尽收眼底，父母也离婚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我像个拖油瓶，在父、母、亲戚间的家庭场所中被拉去推来，格格不入。至今还能听见记忆中，十一岁的自己轻声在角落中说：我没有家了。”多年漂泊，每一次出发和回去，让陈小雨对家的理解，都更进一步，最终落到了电影里。以下是他的自述——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农村人怀揣阶级跃迁的梦想，自学经商，我的父母也在其中。他们跑遍行业，打听学习，逐渐在杭州开起一家小的纺织配件作坊，后来摸爬滚打，在镇上开办了两间纺织厂，有了自己的企业。村子里的人，很感激我父母。因为父母的纺织厂，为大家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让更多人看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对我也很呵护。每次去厂里，常常会有百来号员工围着我，叫我“小老板”，带我去各个车间玩。我当时年纪虽然小，但对于父母的成功，以及家里有钱这件事，却能很直观的感受，毕竟有几百人在为我家工作。只是赚钱这件事对于父母来说，没有尽头。就像人一旦攀上过顶峰，很难再向往山底。他们从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我的母亲会直接在语言上表达，“要做人上人”，并要求我也应该如此。小学一年级，我被父母安排在杭州的寄宿学校，他们觉得省城的教育更好，而我的家却远在镇上。事实上，学校和家的距离，和亲人的距离，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如噩梦般遥远。我只有在周末，或者寒暑假才能回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就算回来，基本上也看不见父母。家里面通常只有我，外婆和比我大8岁的姐姐，三个人。父母则是不停地在外面跑生意，偶尔回来。我们家，也不像一个正常的家，而是住在厂里面，其中一块是我们睡觉的地方。父母在杭州也买了房，平时空荡荡的，后来还被他们用来做更多投资和生意。相对母亲而言，父亲会略多一点，他会和我下五子棋，教我怎么吃面不会烫到自己，教我做饭等等。不过这样的相处，也仅限于生意好、心情不错的时候。和母亲的相处，又是另外的状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生活上的交流。母亲每次回来，都会把她个人或者在公司里极高的要求和标准，直接延续在我和我姐的学习上。我们也并没有让她和父亲操过心，我从小就是学霸，常常保持在年级前三。我父亲会觉得，保持这个水准就挺好。母亲不会，她认为拿了年级第三，应该继续拿第二、第一，第一还不够，还可以去市里，甚至省里比赛。母亲从来不会跟我说“你已经很不错了”，她只会告诉我，“你应该更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和母亲相处压力很大，透不过气。
陈小雨与妈妈、姐姐的合影
前后，一大批工厂倒闭，无数工人面临失业。实业，如同一头被征服又重新苏醒的野兽，将无数人的梦想和家庭撕咬得支离破碎。我们家也未能幸免。当时，我们的纺织厂主要依赖外贸订单。一夜之间，几乎所有订单全没了。大概11岁前后，我在上四年级，两间工厂的运营已是苟延残喘。起初，父母关闭了一家工厂，另一家勉强维持。不久，管理的混乱，资金的紧缺，最终难以为继。我目睹了父母一手建立的事业一点一点瓦解。家庭氛围变得越发紧张，父母的争吵日渐频繁和激烈，他们的脸上很久没有出现过笑容了。尽管我试图表现得足够好，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努力学习，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希望通过这些行为给父母带来一些慰藉，很快我意识到，这些并不能改变什么，也起不到一点作用。这场危机暴露出父母在好景时没有妥善保留后手的短视，还有那瞻前不顾后的“赌徒”心态。他们把所有资产紧紧攥在手里，扔进一个更大的漩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负债累累。家庭的接连变故如同暴风雨后的连锁反应。外公去世，家庭破产，父母离婚并各自重组家庭，所有这一切都在我11岁那年集中爆发。实际上，对于父母离婚，我并不感到意外。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继续一起生活只会更加痛苦。我只是希望，他们至少可以争取我，跟我商量一下。原本我要跟父亲和姐姐一起去阿联酋生活，那里我们还有一家可以维系生计的小店。不过父亲那边的经营出现了问题，他和我姐就先过去了。母亲已经重组家庭，又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招了几个员工，为了偿还债务，试图东山再起。对我来说，那根本不能算作是一个家，两室一厅的空间，被改造成格子间一样的办公区，还有会客厅，次卧用来堆放外贸的一些货物，比如布类样品等。母亲和我继父住在主卧，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房间，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直接睡在会客厅的沙发上面。每天早上8点，我必须在员工上班前整理好我的床铺，以免影响他们工作。一旦有客人过来谈事情，我母亲就会让我下楼。她觉得一个小孩在公司里面晃来晃去，不太好。很多时候我下楼转悠，看完地，又望天空，是一个真正无家可归的人。我心情非常糟糕，特别没有安全感。虽然我理性地认为父母应该分开，各自重新生活，但当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和我一起生活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很难适应。有一年寒假，是我跟他们相处的尾声。那一年，债主直接到家楼下堵人，恐吓并威胁我们。我母亲非常害怕，急忙带着我，在杭州单独租了一间房。她在房间里，把窗帘拉得死死的，甚至连灯也不敢打开。继父会在固定时间给我们带吃的，等我们吃完后又离开。来来去去，像探监一样。在房间里，我不是做作业就是看电视。一边看《武林外传》，看见搞笑的片段也不敢笑出声。因为我母亲就在旁边来回踱步，痛苦地回忆。她始终认为她非常委屈，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我父亲的错。母亲一边埋怨，一边哭诉，一遍又一遍。有一天，是大年三十。我母亲和我继父觉得，一家人还是要一起吃个年饭。担心被债主找到，他们就近在楼下找了一家饭店，选了中午人比较少的时间，一家人吃“年中饭”。吃饭的时候，继父说：“今天开开心心的，不去想过去的事情。”一开始，氛围很好，可惜维持的时间极短，母亲又像鬼打墙一样，回忆、哭诉，而我则突然陷入到一种极其厌烦的情绪里面，因为这些话，我在黑暗里，听过太多太多了。我觉得窒息、绝望，生活从此没有任何出路。踢开凳子，我离开了饭店，在街上一直走，一直走，想要逃离一切，甚至包括我的生命。后来，母亲杭州的公司也开不下去了，她又去深圳华强北拾金。我去了阿联酋。经历这一切，我一度对金钱这个东西，深恶痛绝。我觉得所有痛苦都是金钱造成的。父母在追求更多金钱的过程当中，蒙蔽了双眼。“因为你爸分到更多家产，你跟着他可以继承一些，这里面有我一起打拼的部分。但是无论判给谁，妈妈始终是你的妈妈。”最后那句话，我信了。但也不妨碍，很久以来，我都是父母的一个附属品，甚至在离婚这件事上也成为母亲一个很现实经济的理由。小时候，我和姐姐在外婆的呵护下长大，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村子里，简简单单的日子，却幸福和开心。外婆从来不会像家长一样管教我们，不会强调“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她无条件地包容我们，任由我们自由成长，她甚至会陪我们通宵看《流星花园》。外婆的存在教会了我一种生活哲学——无须执着于是非对错，平淡才是真正的快乐。外婆常说：“不管爸爸妈妈好还是不好，有钱还是没钱，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要去惦记他们的东西，你想要什么，要靠自己去创造。”
在电影里的“外婆”，充满阳光
我相信姐姐也被外婆的精神所感染。她很早便明确了自己的梦想——当一名设计师。
可是现实的残酷以及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让她不得不放弃。她跟随父亲去阿联酋做生意，赚钱还债，放弃了读大学。她在传统的期待与现代女性意识中，反复来回。而这个过程中，还要负担家庭以及我的一些生活、学业费用的支出。当我想要逃离母亲和继父的时候，当我不顾一切想要辍学，想要自由的时候，也是姐姐站出来，全方位支持我。姐姐，一直是为我兜底的人。也从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家里人对我叛逆的注意力。我很感激姐姐，心疼姐姐。同时也在姐姐身上，读到了女性在这个社会的无奈，看到母亲那一代人想要出人头地，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母亲也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两个妹妹。同样肩负着比普通女孩更重的责任。读书时候，她的成绩一直优秀，但这些成绩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母亲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就应该遭到轻视和嘲笑。所以她从小就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想要什么。她绝不愿意成为男人或者任何人的附属。在她看来，那个年代唯一能让女性获得尊重和自主权的方式，就是成为人上人，拥有足够多的财富。母亲好不容易拿到了结果，赚到了钱，社会对母亲的尊重仍然不及对父亲。记得父母事业的巅峰期，常有媒体采访，大多数时候，他们聚焦于父亲，将母亲简单归纳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在工厂里，大家也会本能地叫她“老板娘”。母亲表面微笑，内心深感不公，质疑所有人：“明明我和我丈夫一样，投入了同等的努力，甚至我比他付出更多。我也是老板，为什么我就是老板娘？”后来，我遇见爱人卡卡，一起工作12年，从纪录片到电影，我们一直是肩并肩的伙伴。我发现，在卡卡身上，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依然存在。每当别人开玩笑说卡卡是“男人背后的女人”，我会立马纠正：“我们是并肩创作的，没有谁在谁后面这件事情。”同时，我也会痛心：为什么她的应对方式，是一定成功，是必须成功，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不理解母亲的还有外婆。外婆常常劝告我的父母，过度追求会让人活得很累。外婆说：“你们已经赚到那么多钱了，节俭一点，这辈子都用不完，为什么还要更多，要更多，就会产生更多风险。”只有外公一直非常坚定地支持母亲：“你想要做到的一切，你都能做到，你是我最棒的孩子。”后来外公的去世，对母亲造成巨大的打击，仿佛她人生中最坚强的支柱崩塌了。以前，我会想，我要不要长大后挑起这份生意传承的重担，帮助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至少，我现在认为，母亲生下了我，在她人生当中一些很关键的抉择里面，她选择首先实现她自己，把母亲这个角色放在了次要。父亲也一样，他们都没有把我放在优先级，那父母自然也就不会成为我生命中的优先级。
电影中的阿涛说：“你现在长大了，爸爸妈妈的家，都不是你的家。”
家庭破碎以后，我开始沉浸文学世界，尝试写小说。内心感到郁闷时，我通过写作、网文，甚至是恋爱来寻求心情的疏解或者安慰。我把爱情视作伟大的亲情，相信这世上只有爱人是我能够自主选择的亲人。同时，在创作上，我梦想能成为一名作家。2008年左右，我去了阿联酋生活。成绩好，不再成为我的优势。我面临一种全新的困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语言不通。于是我遭受到很多歧视，甚至是霸凌。为缓解孤独，我学习建网站，和阿联酋的朋友一起创建了当时最为活跃的华人论坛，与其他人分享交流。随后，我尝试将自己的写作技能转化为视频制作，记录那些在阿联酋，在迪拜奋斗的人们的生活。这里并不是外界传说的黄金遍地，反而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迪拜，就像是为我父亲这样的老板量身打造，是这群试图谋求东山再起之路的人，逃去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创作野心开始膨胀，越来越想尝试更多元化，或者更深刻的题材。这与之前和我一起建网站的朋友，想做娱乐属性更高的内容，背道而驰。我们分道扬镳，我也计划辍学回国，开启新的事业与人生，也顺便逃离重组家庭。我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打工，攒下五千元，鼓足勇气与父母摊牌，换来的却是更激烈的争吵，关系近乎决裂。母亲直接撂下一句狠话：“你不是我的儿子。”父亲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威胁我。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反对，从生意的角度，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人脉更没有资源，还不了解整个行业。这件事就是我想当然的冲动，注定失败。另外则是，对他们这样有过身份地位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一个未完成学业的儿子。后来，在僵持不下的时间里，我继续拍摄，父亲也看到了我拍纪录片的一些成果，甚至邀请我为他的店拍摄宣传片，帮忙操持一些事情，这一切换来父亲对我态度的改观。2011年，我回到国内。我开始四处游学，长途旅行，拍纪录片，把看到的感动的喜欢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在这个期间，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卡卡。我们互相扶持，几年时间里，我们完成了《走起！》《傍海村民》《浪》等好几部纪录片，也入围了一些影展。
卡卡，我最亲密的创作伙伴，也是我的爱人
自己出钱，写脚本，拍摄了两部剧情短片，但几乎无人问津，钱也快花光了。我回望曾经辍学出走时勇敢的我，再对比当时一事无成的我，相当挫败。我以为不再在乎父母的认可，但仍然希望他们看到我有所成就的漩涡，也再度将我裹挟。好在姐姐一直支持我，爱人卡卡也与我相互陪伴，让我相信前方总会有路。我回到学院重新学习，期间，我尝试以“外婆”作角色练习，开始创作剧本。最终因为一次和外婆关于生死的谈话，以及对于原生家庭的反思，写下《乘船而去》。外婆是我的救赎，电影里的姐姐也成为核心的人物角色。2024年，4月12日，我的第一部电影《乘船而去》，排除万难在院线上映。这是一部排片极少，题材小众，甚至没有投资，仅靠亲人朋友凑起来不到200万完成的电影。我甚至惊喜于这过程中，父母留给我的，还有很多正向积极的东西。比如，我应该是在我认识的青年导演里面，最有经营思维的。曾经讨厌金钱的我，突然觉醒了经营思维，我把这种讨厌进行换化，辅助于梦想。一开始，我会觉得，我和父母在一个层面，很相似，叛逆，想做点事情，不顾一切。后来，我发现，比起他们我更幸运，更克制，更懂得金钱以外的精神力量。我之所以可以去看电影，享受电影，想要做电影，进行文学创作，因为我从小有这样的机会去感受文学与艺术的魅力，而得到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那一代人，大量牺牲了他们的时间和生活换来的。电影上映后，我带外婆和姐姐去看。外婆的笑容从始至终都那么乐观。
电影里有一个关于葬礼的戏，外婆让我给她在这里拍照：“弄得好看，以后我走了也给我这样弄。”我想告诉她，“如果不是这一切，也不会有这部电影。你们的儿子终于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