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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国治关亭摩崖，全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摩崖”，东汉永寿四年（158）八月刻于龟兹国北境山崖（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黑英山乡北部卡拉塔格山麓博孜克日格沟沟口西部）上。摩崖分两段刻，南段正文，存八行，可辨识者百余字，高43厘米，宽34厘米；北段为题款，共三行十一字，高、宽均13厘米；两段皆隶书，记载东汉桓帝时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领孟伯山等六人修筑列亭和关城之事。龟兹地处西域交通枢纽，汉西域都护曾驻节于此，这通摩崖石刻的发现，揭示了汉代驻军在西域修亭隧以防备匈奴、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的史实。此碑的发现和初拓，今人多据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刘平国碑跋》记载，光绪五年（1879）夏，张曜出师新疆征讨阿古柏匪帮，在探寻路径时，军人误入山沟，无意中发现崖壁上有残字，归来告知张曜幕中的施补华，八月，张曜受施补华之请，派总兵王德魁、知县张廷楫等前往传拓，知为东汉刻石，此摩崖始得流传于世。遗憾的是因非专业拓工，这批初拓本多模糊难辨，刘鹗题跋曰：“己丑庚寅（1889-1890）之间，予在杭州张勤果公幕府，公出曩在新疆所拓各碑以贶，有此摩厓数纸，皆漫漶不清，据云地寒风燥，硾搨极难，盖硾未妥而纸已干矣，况左近无居人，驰马数十里，急搨数纸，匆匆驰回，过宴恐为猛兽所害云云。”[1]光绪八年施补华跋云“得点划完具者九十余字”，亦可知这批初拓本质量不佳。光绪九年（1883）施补华亲带拓工去往摩崖处，监拓数十纸而归，这次拓本可释读文字增加到了一百多，他分赠王懿荣、盛昱等友朋同好，《刘平国治关亭摩崖》也因此声名大增，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甲申（1884）六月二十四日日记记录了从潘祖荫获赠此碑拓本之事：“郑盦丈以刘平国石刻见赠，是碑施均甫得之赛里木，前无著录者，且闻石已毁矣。”[2]以此碑为契机，引发了关于汉代戍边制度、中外关系、古代官制、书法史和近代新疆战事等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随着此碑声名日显，拓本的需求量益增，施补华光绪十五年跋云：“唯此刻既显，拓者踵至，咸以军人充其役。”[3]而传世所谓“初拓本”中之精品，多为光绪九年施补华所拓。传世拓本中还可见徐树钧堂弟徐鼎藩手拓本，徐鼎藩，字桂丛，同治间跟随左宗棠入疆，光绪五年从军温宿时曾得张曜所赠《刘平国治关亭摩崖》拓本，光绪六年中夏在疏勒军营曾写过一则题跋。光绪十六年徐鼎藩左迁拜城知县，得以亲手传拓精本，分与同好，“余来权县事，省获之余，遂访乐石，如见故人，躬剔藓苔，残缺第二行'卑’字上、第三行'谷’字上、第四行'固’字上，有斧凿痕，校原拓无'坚’字，幸余文如故。盖当土人锥毁，时赖王总兵救止之。文字历劫，神人呵护，益信宝物不磨。爰手拓数十本，分贻赏鉴家，并鸠工垒石为屋护之，额曰'宝汉’，亦自幸清福墨缘，于兹不浅云。”[4]徐鼎藩在拜城任上，为保护此摩崖修建了亭子，新发现《徐鼎藩建残石》不知是否为此亭所刻（参本论文集《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篇）。拜城地属古姑墨，他刻了“姑墨令章”和“徐桂丛手拓本”两方印，钤盖在亲自传拓的墨本之上，我们今天称“徐桂丛手拓本”，除国家图书馆藏徐树钧题跋本、柯昌泗旧藏本外，还有两次出现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的拓本[5]，公藏博物馆和网络拍卖也时有出现，可见其当时所拓不少。为应付学者和收藏家之求索，当地驻军兵士和百姓得知摩崖珍贵，也有自行传拓的。至民国十七年（1928），黄文弼先生亲到此山手拓数纸，此时的摩崖经风沙侵袭和反复不甚科学地传拓，字迹已经受损不少。藏书有七厄，古碑亦然，尤其是摩崖石刻，地处野外，经历风吹日晒、自然灾害，加之酸雨和地面植被、流水及苔藓等侵蚀，损毁尤速。《刘平国治关亭摩崖》地处西北干旱地区，雨水侵蚀和植被破坏虽少，但摩崖位于山沟出口处，从河道吹过来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强大，黄沙漫天飞舞是此地常态，这些砂石在风的裹挟下，对摩崖表面冲击力很大，破坏力很强，即便没有人为破坏，自然状态下的泐损亦在所难免。初发现时，有记录此刻距离地面两米左右，笔者看到拜城政府已经建亭保护，摩崖前地面较山谷地面低一米左右，从光绪五年到现在，不过一百四十余年，摩崖下的砂石就积累了一米高，可见风沙之大、砂石之多，建亭可一定程度上减少风沙带来的伤害，希望现状能够多保存几年。以上是对摩崖发现以来几次大规模传拓的简单梳理，目前各公私收藏及市面经见拓本，多为以上不同时期拓本，马雍先生曾经按照不同传拓时间所产生的拓本进行过三期的分类。  图1：裱轴196
拓本版本的鉴定是一门综合学问，需要熟悉不同时期汉字的发展变化和字形特征，各种石刻形制出现的时间、变化和基本文例，历代金石家和收藏家的印鉴和笔迹特征，以及名碑丛帖的原刻、翻刻和补刻情况，甚至不同历史时期的纸张、装潢、印泥等相关知识。其中最常用也最重要的方法是考据字，古碑历时愈久，磨损愈甚，存字越少，所以同一碑帖的早拓本保存字多，晚拓本保存字少；某些字在早拓本中尚且完好，在晚拓本上已经损泐；早期拓本字口清晰可辨，晚期拓本字口模糊，或与石花勾连；据以上特定字的变化可以判断拓本的早晚和优劣，这些特定字就是考据字。马雍先生即以考据字为依据将《刘平国治关亭摩崖》拓本分为三期[6]，其中列举了国家图书馆藏品多种，国家图书馆藏《刘平国治关亭摩崖》拓本13种，含原刻12种，翻刻1种。下面按马雍先生的分类分别介绍，马先生论文中提及者按其说法命名，论文中未提及者，依马先生命名方法命名。
马先生论文中第一期拓本举例有吴昌硕旧藏的芦芒同志藏本（简称“芦本”）、王瓘旧藏的新疆博物馆藏本（简称“新博本”）、锡纶旧藏的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北图锡本”，即国图裱轴196）、谢国桢旧藏本（简称“谢本”），近年上海图书馆又发现了王懿荣旧藏施补华监拓本[7]，此本整幅装，墨心高48.8厘米，宽41.5厘米，清光绪九年拓，有盛昱录释文，徐继孺录施补华跋，樊增祥、端方、王瓘、徐郙、周大烈等人题跋，李文田题诗，潘祖荫题端，廖平、郑杲、于霖达、黄绍箕、黄国瑾等观款，202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期拓本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考据字：第二行第二个字“秦”字十分清楚，第三行倒数四个字“作列亭从”尚可辨认，第四行前三个字“□谷关”后两字完整清晰，第五行前三字“止坚固”后二字十分清楚。馆藏第一期拓本有四种：即马雍先生文中的“北图锡本”，整幅裱轴装，1轴，轴高162厘米，宽61厘米，轴径5厘米；题记墨心高50厘米，宽39厘米；题款墨心高26厘米，宽21厘米。此本为清光绪初年拓本，分拓两纸，裱为一轴，1963年6月10日登记入藏。佚名正书题外签“汉刘平国碑”，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光绪十一年（1885）题跋，讲此碑发现过程，考证了“永寿四年”和“乌累关城”事。两纸非同时所拓，题记部分浓墨精拓，第二行“秦”字、第四行“谷关”两字、第五行“坚固”二字完整清晰，第三行“作列亭从”可以辨认；题款墨淡，不甚清晰。锡纶旧藏本是馆藏此碑的最佳拓本。 光绪五年（1879）己卯夏，有军人过阿克苏塞里木东北二百里，见石壁有字，以告施均甫太守，请于张朗斋副帅，其年八月，遣总兵王德魁裹粮往搨，得点画完整者九十余字。太守云，碑称“永寿”，为后汉桓帝年号，桓帝凡改元七：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永寿凡三年，四年即改延熹，《汉书》龟兹国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后汉都洛阳，视长安较远，其时当未知改元，故碑称“永寿四年”。又《后汉书》：龟兹有左右将军、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乌累关城都护治在龟兹东三百五十里，按：温宿今阿克苏，姑墨今塞里木、拜城，龟兹今库车。塞里木去库车百余里，至石刻处二百里，已越龟兹而东，当距乌累城不远矣。又“京兆长安淳于某作此诵”，后汉虽都洛阳，长安乃旧都，故仍称京兆也。太守名补华，乌程人。 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记。整幅裱轴装，1轴，高163.5厘米，宽61厘米，轴径4.5厘米；墨心高46厘米，宽38厘米。此本仅存题记部分，无题跋，钤“广荣之印”白文方印、“桐轩”朱文方印、“盱眙吴同远公坚父审定金石书画印记”朱文方印，为乐守勋捐赠，1986年5月27日登记入藏。此本存字与锡纶旧藏本基本一致，唯传拓不精，字口内有洇染痕迹。此本为《朱博残碑》和《刘平国治关亭摩崖》的合装本，棉质花布书板。两纸托裱后折迭成册子大小，合装为一册，故外表看起来是册页装，实际皆为整幅本，两拓本皆有硬伤。《刘平国治关亭摩崖》仅存题记，高56厘米，宽50.5厘米；墨心高50.3厘米，宽39厘米。岳小琴隶书题外签，徐叔鸿、岳小琴题首，岳氏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十八日题跋，钤“叔鸿金石”朱文方印、“汇泉”白文方印、“北平安仁汇泉图书”朱文方印、“恩波”朱文方印、“恩波”朱文长方印（紫色）、“恩波氏心一珍品”朱文方印、“清白”白文椭圆形小印、“怀禔室金石字画图书珍藏之印”白文长方印（朱、紫各一）。徐叔鸿捐赠，1961年9月登记入藏。此本与锡纶旧藏本几乎完全一致，亦因传拓不精而品相略差。西汉朱㙛残石东汉刘平国碑合装。小琴珍赏秘玩。（钤“小琴金石印”朱文方印）徐叔鸿同年赠，岳小琴藏玩。（钤“小琴金石印”“小琴眼福”朱文方印两方）此拓本为徐叔鸿同年所赠，前人均无著录，想系近年新出土者。细审笔法，的真东汉无疑，但叔鸿原注“永寿四年”，按：永寿为桓帝年号，桓帝即位称建和元年，至四年庚寅而改元和平，一年改元嘉，三年改永兴，又三年改为永寿，只三年又改为延熹，十年即改永康（丁未），至次年戊申则灵帝即位，即建宁元年矣。盖永寿只三年，并无四年，缘三年为丁酉，次年戊戌乃延熹元年也。不知叔鸿同年凭何注写，然叔鸿于金石极为博洽，必有所本，决非妄注，当再详考。丙戌（1886）九秋十八日灯下，小琴记。（首钤“秋好轩金石文字”朱文长方印，尾钤“岳琪审定”朱文长方印、“秋好轩岳小琴珍藏书画金石书籍印”朱文方印。）整幅裱轴装，1轴，高178厘米，宽61厘米，轴径5厘米；题记墨心高47厘米，宽35厘米；题款墨心高18厘米，宽17厘米。此本为吴彭秋仰统楼旧藏，有其题签，两纸皆有罗振玉民国十二年（1923）冬题跋。钤“韦佩轩”朱文长方印、“亚屏”朱文方印、“韦佩轩珍藏书画之印”朱文方印、“东里逸民”朱文方印、“仰统楼”朱文方印、“堇封”白文方印、“金石长年”白文方印，1963年6月10日登记入藏。此本两纸非同时所拓，题记淡墨拓，不甚精；题款浓墨精拓，神采奕奕，罗振玉说：“此后来精拓，然与初出土本固无殊异。”此本被马雍先生评为第二期拓本，但仔细比勘，所有可辨识字与锡纶跋本并无不同，尤其是马雍先生所定考据字第二行“秦”字、第四行“谷关”两字、第五行“止坚固”之“坚”字都十分清楚，但整体视觉效果却远不如锡纶本，这是因为墨色太淡，加之传拓粗糙，很多字并没有将宣纸敲实在石头上，导致整体效果较差，所以被马雍先生下放到第二期中，今为其正名，置于第一期拓本中。汉平国刘将军治乌里关城颂残石。（下钤“仰统楼”朱文方印）汉龟兹将军刘平国治乌累关城诵，吾乡章勤果公平定关陇时始传人间。往岁吴兴施均甫太守以墨本赠，乃佐勤果戎幕时所拓，苦不精致。十余年始有精拓，而字已有残损。此初拓本之精者，惜“京兆长安淳于□作此诵”款已失去，为可惜耳！壬戌纪岁（1922）冬，彭秋尊兄出此本见示，属题识于后，以存鸿爪。商遗罗振玉书于津门寓居之贞松堂。（钤“罗振玉印”白文方印、“罗叔言”白文方印）此后来精拓，然与初出土本固无殊异，第二行“淳于伯”下一字不可识，初拓本亦然。雪翁又记于津门寓居。（钤“罗叔言”白文方印）第二期拓本第二行“秦”字已毁，第三行“作列亭从”仅存半个“作”字，第四行“□谷关”仅存大半“关”字，第五行“止坚固”仅存“固”字，第二期拓本比第一期拓本少了八九个字。第二期拓本有吴趋祝氏藏本（简称“祝本”）、郭沫若引用本（简称“郭本”）、彭秋尊藏的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北图彭本”，即国图裱轴195）、陈修孝藏本（简称“陈本”）。馆藏第二期拓本有2种：整幅裱轴装，1轴，高266.5厘米，宽57.3厘米，轴径5.5厘米；画心高135厘米，宽38.5厘米；题记墨心高46厘米，宽35厘米；题款墨心高18厘米，宽16厘米。此本为光绪十五年徐鼎藩手拓本[8]，徐树钧题跋曰：“吾宗弟桂丛，于光绪四五年从军西域，获此碑，越十年乃奉檄为姑墨令，手拓佳本。”有潘钟瑞篆书题端及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下旬题跋，刘鹗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大暑节题跋及徐树钧释文和题跋。钤“桂丛手拓”朱文方印、“姑墨令章”白文方印、“作姑墨令”朱文方印、“鼎藩手拓”白文方印、“长沙徐氏”朱文印两枚、“叔鸿鉴赏之印”朱文方印、“金石长年”白文方印。此本是第二期拓本中的精拓本，题记部分第二行“秦”字已毁，第三行“作列亭从”仅存半个“作”字，第四行“□谷关”仅存大半“关”字，第五行“止坚固”仅存“固”字；题款部分亦为精拓，徐树钧专为表扬。清理积压所得，1986年6月2日登记入藏。 图5：裱轴1078
汉永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石刻。大清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秋九月，潘钟瑞题。（钤“庆生潘钟瑞印”白文扁方印）光绪丙子（1876）官军收复回城，于新疆库车城、西域之赛里木山间得此摩厓石刻，始椎拓流传，不数年有摹刻本，而原石已为部下兵毁坏矣。案：龟兹国事具详两《汉书》，自武帝始通西域，致其国王及夫人并来朝贺，成、哀时犹不绝，东迁以后但事羁縻，迨及桓帝，汉室寝衰。此为龟兹国中平治道路记，“左将军”为龟兹官，刘平国史传无征，考永寿纪元，自乙未至丁酉，止三年，明年即改元延熹，此云“四年”者，改元在戊戌六月，而塞外奉诏迟，故尚称四年之七八月耳。乌累即乌垒， 为“关”省文，此石刻与开通褒斜道、裴岑纪功碑相类。己丑（1889）十月下旬，潘钟瑞又跋。（钤“瘦瘦”白文方印、“香禅”朱文长方印）己丑、庚寅（1889-1890）之间，予在杭州张勤果公幕府，公出曩在新 疆所拓各碑以贶，有此摹（摩）厓数纸，皆漫漶不清，据云地寒风燥，硾 搨极难，盖硾未妥而纸已干矣，况左近无居人，驰马数十里，急搨数纸，匆匆驰回。过宴恐为猛兽所害云云。张公所贶，予已分散淮上诸君，今年复得此本，硾搨极精，致可宝也。唐诗云“不历边城苦，安知恩遇深”，不见其难得，不知其可贵也。己亥（1899）六月大暑节，刘铁云记。（钤“云抟”朱文扁方印）据桂丛跋，博子克勒克山五里许磨崖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之左方，有文曰“京兆长安”十字，此搨尤精。叔鸿。此合新旧搨数本参校释文，自光绪五年张朗斋中丞部将王得魁初见，始经椎搨，绝少佳本，今桂丛为拜城令，拜城古姑墨国，博子克勒克山在其境内，爰命良工精搨，邮至京师。上方残缺，第四行“谷”字、五行“坚”字俱损。叔鸿识。（钤“尗鸿”朱文方印）《汉书》：龟兹国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力辅，无“左将军”名，当即左将，部曲尊之曰左将军也。《汉·桓帝纪》：永寿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龟兹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后汉都雒阳，视长安尤远，碑称“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盖距洛阳甚远，其时尤未奉改元之诏也。乌垒城，汉都护治所在，“累”古通“垒”，按：今库车即汉龟兹国，阿克苏，汉温宿国，赛里木、拜城，汉姑墨国，昔也异域，今也行省，教化之通塞有时，文字之显晦亦随之。吾宗弟桂丛，于光绪四五年从军西域，获此碑，越十年乃奉檄为姑墨令，手拓佳本，信与刘平国有墨缘耳。
伯澄长兄大人命弟树钧记之。（钤“叔鸿”朱文长方印。）整幅托心本，两拓合裱为一纸，题记墨心高47厘米，宽34厘米；题款墨心高18厘米，宽15厘米。此本为柯昌泗旧藏，钤“金石长年”“柯燕舲”“胶州柯氏藏金石文字”“韡华阁昆弟审定”等印。清理积压所得，1976年4月19日登记入藏。另有“姑墨令章”和“徐桂丛手拓本”两印，当与裱轴1078为同时拓本，皆徐拓本，亦是第二期拓本中之精品。题款拓本尾有柯昌泗校记曰：“伯隐或释伯隗，非。”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卷二中对此碑有详细著录[9]。第三期拓本则基本一片模糊，马雍先生以为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对碑刻鉴定和石刻保护而言，虽然文字无法辨识，至少保存了一个时间点的石刻状况，亦有版本意义。第三期拓本有黄文弼拓本（简称“黄本”）、北图各地7811、北图各地7812。馆藏第三期拓本有3种：整幅本，2张，一墨心高48厘米，宽41厘米；一高19厘米，宽17厘米。已托为画心，1981年5月22日登记入藏。此本为第三期之精拓者。整幅本，1张，墨心高48厘米，宽32厘米，仅存题记部分。1963年6月25日登记入藏。整幅本，1张，墨心高44厘米，宽32厘米。朱拓，仅存题记部分。1963年6月25日登记入藏。在比对馆藏拓本的时候，还发现了三种介于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的拓本，分别介绍如下：整幅本，1张，仅存题记，墨心高50厘米，宽39厘米。有梁启超题签、题端和一则民国十四年二月题跋，钤“边臣祥印”朱文方印、“移孝作忠效力边陲”白文长方印、“启超籀读”白文方印。此本“秦”字完好无损（二期拓本“秦”字已毁）；“作列亭从”之“作”右半已损，“列”字全泐，“亭从”尚可识（二期拓本仅存半个“作”字）；“谷关”之“谷”字已佚去，“关”字完整（二期拓本仅存大半“关”字）；第五行“坚固”之“坚”右上角略损，“固”字内部泐，尚可识（二期拓本仅存“固”字）；从以上考据字可见，这个版本处于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此本两方藏印的主人，梁启超先生以为“盖当戍边将校归装所载耶”，据朱玉麒考证[10]，是满族大臣祥麟，在他的日记稿本上皆有这两方印章。祥麟光绪九年十一月接到任命，至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始抵哈密，十一年七月卸任，回京路上即接到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命，稍事休整即赴任乌里雅苏台，累官至察哈尔都统，其于光绪十六年五月返京任吏部侍郎职。此本当是光绪十年五月至十一年七月之间所拓。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永寿四年，在新疆阿克苏属赛木里[11]。（钤“饮冰室”朱文椭圆形印）刘平国纪功摩厓。汉永寿四年。（钤“饮冰室藏”朱文长方印）厓在新疆阿克苏属之赛木里，光绪五年夏间始发见，塞外无好搨工，故墨色如此。此拓有三印，一曰“边臣祥印”，一曰“移孝作忠效力边陲”，盖当戍边将校归装所载耶。乙丑（1925）二月，启超题藏。（钤“启超”白文方印）整幅本，1张，墨心高49厘米，宽45厘米，亦仅存题记。有缪氏题外签，钤“金石癖”白文方印、“沽上缪氏珍藏”“缪”朱文方印两方。 图11：专藏1563另一整幅裱轴装，1轴，高131厘米，宽50厘米，轴径4.5厘米；墨心高48.5厘米，宽35.5厘米，仅存题记。正书外签，拓本有水渍痕迹，清理积压所得，1986年5月27日登记入藏。拓本左下角钤“小红鹅馆收藏”朱文方印，查清末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 号荐青、小红鹅馆，安徽桐城人）有此斋号，但姚元之卒于清咸丰二年，此摩崖尚未出世，不当为姚氏所藏，或为其后人沿用。国家图书馆所藏《刘平国治关亭摩崖》拓本中，翻刻本只有一种，是缪继珊旧藏整幅本（图13：专藏1564），仅有题记，1张，墨心高51厘米，宽40厘米。有缪氏隶书所题外签及庚寅（1950）重阳题跋，钤“廉生秘玩”朱文方印，是王懿荣、缪继珊递藏本。据缪继珊题签和题跋，此本为王懿荣旧藏，从题跋可见，缪氏初得此本时，以为是原拓精本，后来发现是翻刻本的时候，又在原题签和题跋前各加了“翻刻”两字，并将跋文种的“旧拓之珍品”改为“翻刻之珍品”，故此本入藏铁如意斋，当在另一本（专藏1563）之前。翻刻本从何而来，迄无记载，1951年5月，文化部文物局将天津缪继珊“铁如意斋”旧藏的石刻拓片1102余种3051件、汉魏石经残石360块拨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此本即是其中之一。潘钟瑞题跋曰：“光绪丙子官军收复回城，于新疆库车城西域之赛里木山间得此摩崖石刻，始椎拓流传，不数年有摹刻本，而原石已为部下兵毁坏矣。”虽然对原石已毁的记载是以讹传讹，但是由此可知，摩崖发现几年之后即有摹刻本出现了，遗憾的是潘氏并未说明是何人所翻、刻在何地。王懿荣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中投井自尽，此翻刻或许在光绪十年至二十六年之间产生。翻刻刘平国摩崖。永寿四年八月，曾经福山王文敏公收藏精品也。沽上缪氏铁如意斋所得。（钤“金石癖”白文方印）右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藏精拓本也。碑在新疆阿克苏属赛木里。水墨者多，精拓者少，且此本二行“秦”字未损，五行“以坚”二字未泐，翻刻之珍品，可宝也。庚寅（1950）重阳，（继珊题。钤“金石癖”白文方印。）在梳理馆藏拓本的时候，有三个小小的收获，汇报如下：关于石刻的命名，自有著录以来，已渐渐形成固定模式，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著录名称虽大体相同，细节却五花八门，从杨殿珣先生《石刻题跋索引》中可见一斑。大数据时代，规范统一的命名是最方便大众检索的方法，对石刻题名的著录，国家图书馆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中早有规定。《刘平国治关亭摩崖》自发现以来，以其为汉刻，颇受学者重视，叶昌炽《语石》、王树枏《新疆访古录》、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王国维《观堂集林》、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等书均有著录，但名称众多，一直未能统一，多数简单称为“刘平国碑”，还有的称“龟兹刻石”“乌垒碑”“乌垒刻石”或者“乌垒摩崖”；具体一点的称“刘平国斲孔记”，严谨一点的称“刘平国刻石”“东汉刘平国刻石”“刘平国将军功德碑”或者“龟兹刘平国刻石”，更详细一点的是“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或“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交代了碑文内容的有“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颂/诵”“刘平国将军治关城诵刻石”，还有更加复杂的著录为“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东乌累关城记/纪”，仔细阅读碑文，按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五章的规定，石刻的命名方式是“内容+形制”，此碑刻于自然山体之上，是摩崖无疑，碑刻内容主要讲刘平国率人修治乌累关列亭事，故从一个编目者的角度看，这通摩崖的规范题名应为“刘平国治关亭摩崖”。一般而言，新拓不如旧拓，后拓不如初拓。但是有时候囿于传拓条件和拓工的态度和技艺，后来精拓本反倒胜过旧拓本的情况也很普遍，叶昌炽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语石》卷九专设一条“近拓胜旧拓”，列举近拓胜旧拓的例子，详细说明了道理：（古碑）“或藤葛纠缠，或苔藓斑驳，又或尘堁丛积，拓工未经洗濯，草草摹拓，安有佳本。若为之刮垢磨光，则精神顿出矣。国学石鼓文，近时洗拓本，视国初拓转多字，此其明验也。”类似的例子在传世名碑拓本中也不少见，尤其是原碑石质好的古刻，短期时段内，拓工的工作态度和传拓技艺才是决定精拓与否的关键元素。内行和不怕吃苦的拓工，才能将沦陷土中的古碑下部挖出来完整传拓；精益求精的拓工，才能将长满苔藓或布满泥土灰尘的碑版洗刷干净再行传拓；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精拓本。国家图书馆藏吴彭秋旧藏本，题记部分因传拓不精，虽为初拓本，但却被马雍先生置于第二期拓本中，而其题款部分是后来精拓所补，罗振玉题跋云“与初拓无异”，不过是出于对初拓本的迷信。世人皆以初拓本为贵，殊不知初拓未必皆佳，从《刘平国治关亭摩崖》的传拓历史梳理和传世拓本分析，亦可见良工的宝贵。另“永寿”为东汉桓帝年号，有些题跋说“永寿凡三年”，容易让人误以为三年即改元为延熹元年，其实是有第四年的，朔闰表显示永寿四年“六月戊寅改元”，六月朔乙亥，戊寅即初四日，是永寿四年六月初四日改元为延熹的，此摩崖刻于八月十二日，距改元不过两月余，加之西域路途遥远，信息传递未及，故刻石中仍以永寿纪年。最后，马雍先生对三期拓本传拓时间有个大致推测，他说：“可见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划分就在光绪时代。”第二期与第三期拓本的分界线大概在民国十七年（其所著录第三期拓本中第一个黄文弼拓本是1928年所拓）。从可确定传拓时间的馆藏拓本看，光绪十六年徐鼎藩手拓本是第二期拓本中的精品，馆藏一二期之间的拓本，根据祥麟在新疆的行迹，可定为光绪十年五月至十一年七月之间所拓。综上所述，第一期拓本是光绪五年至九年之间所拓，可以称为“初拓本”；光绪十年到十六年之间的拓本，在马先生所定一二期之间；第二期拓本大概是光绪十六年到民国十七年之间，期间石刻的变化，还可排比拓本细究；第三期拓本当在民国十七年之后了。(本文选自朱玉麒、李肖主编《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ubbings of “Liu Pingguo Zhi Guanting Cliff Carving”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scription and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thirteen types of rubbings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rough sorting out several important rubbing process of “Liu Ping Inscription”, the rubbing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andardizing the descriptive title, and believ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ocument 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the standard title of this inscription should be “Liu Pingguo Zhi Guanting Cliff Carving” (The Liu Pingguo’s Cliff Carv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ting) .
[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940—941页。[3] 仲威《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作者著《善本碑帖过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13页。[4]《鲁迅手稿全集·辑校金石编·碑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三册，134—153页著录并抄录各家题跋；第九册，350页摹写碑文。[5] http://auction./collection/1401354.html[6]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作者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4—40页。[7]仲威《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王懿荣藏本），同注2。[8] 据本论集《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有光绪十六年魏光焘《奏为委令吴光熊署理于阗知县徐鼎藩署理拜城知县事》，是徐鼎藩光绪十六年才署理拜城知县，据此处徐树钧题跋及潘钟瑞光绪十五年题端与跋语，疑徐鼎藩光绪十五年已在拜城县任上。[9]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二P98，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4月第一版。[10] 朱玉麒《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392—409页。[11] 赛木里，当作“赛里木”，原文如此，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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