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德日记》：一部解读18世纪中国底层社会的密码书

　　认识一部历史文献的价值，尤其是那种解读困难且非主流的文献，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1906年，巴黎一家主要出版历史文献的阿尔冯·毕迦父子出版社（Alphonse Picard et fils, éditeur），刊印了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传教士、教廷工作人员李安德神父日记，1746—1763》（Journal d’André Ly, prêtre chinois, missionnaire et notaire apostolique, 1746—1763，以下简称《李安德日记》）。这部由陆南（Adrien Launay）神父整理、长达七百余页著作的问世，最初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当时欧洲的汉学家们更关注西域考古，并没有人重视17世纪以来巴黎外方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史料。直到30年代，法国的欧立松神父才撰写了第一部有关此书的研究著作《中国教士之起源：四川传教士李安德神父（1692-1775）》（Armand Olichon, Aux origines du clergé chinois, le prêtre André Ly, missionnaire au Se-Tchoan (1692—1775), Paris : Bloud & Gay Editeur, 1933）。接着在40年代，赛德神父又编写了第二部著作《一位伟大司铎之精神：中国教士李安德（1692—1775）》（Jean-Marie Sedes, Une grande âme sacerdotale, 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 Lille : Desclée de Brouwer, 1943 ）。此后数十年间，相继有比利时、美国等国学者对这部文献撰写文章，中国的方豪神父也为李安德做过一篇小传。不过，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从传教史角度展开的，极少有人从中国史，尤其是清史角度讨论这部日记的意义。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这几位西方学者对于清史所知有限，而中国史研究者由于语言的限制，难以参与相关讨论。 

　　西方学者，尤其是天主教背景的学者，有他们的兴趣所在，且已做了许多艰苦努力。不过，中国史学者也有自己的旨趣，很自然会看重《李安德日记》对于中国史、清史研究的价值。笔者从2000年夏首次接触到这部文献，为其艰深晦涩的神秘色彩所吸引，17年来，一直不自量力，试图解读此书的意义，虽然距离破译这部“密码书”尚需时日，但也颇有一些粗浅的心得可供芹献。 

　　这位用拉丁文写作的李安德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1692年左右，他出生于陕西汉中府城固县小寨村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本来，他的生活也会跟许多当地普通教民一样平凡地度过，但是1703年，巴黎外方会神父白日昇（Jean Basset, 1662—1707）一次偶然的巡视，改变了他的命运，成就了他非同寻常的一生。从此，跟随法国神父修习天主教义，立志成为外方会的教士。在18世纪，拉丁文是教会语言，要想从事神职工作，必须熟练掌握拉丁文。李安德自幼受到系统训练，打下了坚实的拉丁文基础。青年时期，他先在澳门学习5年，后更远赴设于暹罗（今泰国）大城的外方会总修院，接受了9年的拉丁文、神学和人文教育。外方会总修院以培育东亚地区本土教士为目的，以拉丁语作为教学和日常用语。李安德是其众多修生中的佼佼者，当他33岁在暹罗晋铎的时候，无论是在神学素养还是拉丁文上，都不逊于一个法国神父。在写作上，他很有天赋，可以写出流畅、优雅且具有西塞罗之雄辩风格的文字。李安德1726年回国之时，中国的传教形势已经大变，康熙时期宽容政策已被雍正时期的“禁教政策”所取代。一个在书斋中生活近20年的教士，主要接触的是教理、修辞和文法书籍的读书人，如今必须面对底层社会各种险恶、复杂状况的考验。回国后，他有40年在四川传教，有些年全省只有他一名教士，要独自巡视跟法国领土一样广大的教区。从都市到穷乡僻壤，巴蜀的许多角落都留下了他踽踽独行的足迹。 

　　《李安德日记》的内容始于1746年10月6日，止于1764年3月10日，中缺1760年8月24日至1761年10月2日间的部分。18世纪以来，这些日记一直被保存在巴黎外方会的档案馆中，无人问津。20世纪初，外方会的文献学家陆南神父将其整理出版，才使得这份史料从历史晦暗的雾霭中得以重见天日。不过，由于此书是拉丁文著作，能够研究者甚少。2015年，巴黎的友丰书店出版了杜埃（Colette Douet）女士的法译本，并增补了陆南所遗漏之1764年1-3月的内容，为中外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清代史料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为宏富，但即使在繁多的清史文献中，《李安德日记》也算是相当独特的一种，其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一、 这是一部细节丰富的18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 

　　日记以记录教民的生活为主，教民平日也是普通民众，借助李的描述，18世纪中叶四川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以生动的面目展现出来。 

　　日记中记录当时底层民众每日两餐，上午在9点钟，下午在3、4点钟；食物以米、高粱、胡豆、菜根等为主，极少食肉，鱼、蛋也罕见，偶尔才能吃到豆腐。遇到灾害，食物短缺，每日减为一餐，甚至靠观音土度过难关。在较为富裕的成都，也常有婴儿因父母无力抚养而被遗弃街市。李安德鼓励教民捡拾婴儿，夭折的在洗礼之后予以掩埋，活着的请女教民代为抚育。因为贫穷，教民内部以及教内、教外民众经常发生财产纷争。教外民众有时会到官府首告教民谋反，一些教民会被抓捕。他们往往需要向各级官吏支付贿赂并签署背教具结，才能得到释放。日记中也有不少对于官吏的描写。李安德由于传教的缘故，一生四次被捕。有趣的是，他每一次都能获得释放，甚至较少受到刑讯。日记中记录了从总督到知县一级的官员与他的几次对话，从中能看出，虽然雍正朝以来清廷就严禁天主教，但多数官员并未将其视为邪教或者严重的违法行为，一些官员更认为教民是安静无事之良民，对天主教和李安德怀有好感。在私下支付行贿银之后，一切就平安无事了。在当时的官府中，索贿行贿的现象非常普遍。日记中对于贫穷女性所面临的婚姻、生活困境多有关注，表现了特别的同情。书中还谈到许多物价变化的细节和李安德自己的财务状况，这些对于经济史研究应颇有价值。概而言之，与乾隆朝君臣努力建构的“太平盛世”图景大异其趣，四川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既贫穷又充满纷扰，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如此，许多其他行省的状况也可推想。

 

　　二、 此书可以更新我们对于清中期中西关系处于沉寂时期的看法。 

　　对于清代中西关系史，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从雍正元年（1723年）禁教开始，中西关系进入沉寂时期，直到19世纪40年代，中西交往才又频繁起来。但日记为我们提供的一些乾隆时期中西交流的史实，可以让我们做出不同的判断。 

　　李安德每年都要向设于澳门的巴黎外方会司库寄送传教日记，这些日记当然不能经由通常的驿递渠道，而要由专门的教民信使传送。信使从成都出发，到达澳门需要两个月。信件被交给司库后，信使再从司库处领取传教经费和物资，并自己出资采办“广货”回川销售。信件再通过海舶远渡重洋，送到巴黎或罗马。这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巴黎或罗马的信件也常会在一年之后传回四川。这种信息传递每年定期进行，很少中断。以至于成都金堂县下四乡偏远山区教民有关祭祖礼的问题，半年之后，就在凡尔赛宫或梵蒂冈引起讨论，一年之后，外方会的相关指令就会传到教民中间。不只巴黎、罗马，李安德也与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意大利那不勒斯、法国图尔、北京、西安、广州、澳门等地的教士和修生保持通信联系。我们以前很难想象西南偏僻之地，竟然与世界有着这样一种交流渠道，且这种交流不限于信件传递，也传递许多其它物品。比如用于天主教仪式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及药品和咖啡。日记中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场景，李安德会邀请教外乡邻一同喝葡萄酒或品尝咖啡，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西式生活会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成都。有一次，李还用一种含有鸦片的西药治愈了一位濒死的老妇。如果能将这部日记中所有相关信息集中起来，足以编织出一幅中西关系的交流网络。四川并未因其地理位置偏远而被隔绝在网络之外，反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连接内陆、沿海、东南亚和欧洲。可以说，依靠这一中西交流网络，四川底层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与全球连接在一起的。 

　　三、 这是一部解读18世纪中国底层社会的密码书。 

　　乾隆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字狱最多、最严酷的时期，文人的思想表达受到极大限制，很难就时事发表反对的意见。尽管那个时代留下的著作众多，但几乎见不到对于清朝统治的不同声音。李安德使用拉丁文写作，当时的官员无人能理解这种西方文字，也就让他规避了文字审查，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显得尤为独特和珍贵。所以李安德的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部无法破译的密码书。 

　　1747-1749年，清廷发动“大金川之役”，在弘历晚年，将此役列入“十全武功”加以标榜。战争发生一年后，李安德根据身在成都所获取的各方信息，认为清军无法取胜，并引述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致乾隆帝的公开信，谴责后者的不公和贪婪。清朝官方所编纂的《平定金川方略》并未收录这封书信。借助李安德之笔，我们才能了解这份史料的内容。随着战争的持续，四川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扰乱，日记中记录了成都粮价飞涨、居民抛售田产，以及市民担心金川番人攻城的惊慌情绪。对于战争的结局，李安德认为是清军将领拉着番人勉强签订了一份纯形式上的和平协议，他们所宣扬的胜利，不过是为了欺骗皇帝而排演的一出戏而已。在今天看来，这出戏其实是清朝君臣合演的，比起前线将领，弘历更是主角。不过，李安德的评论在当时已经算是入木三分了。李安德对于弘历和清朝一向没有好感，多次记录有关弘历驾崩的传言，还诅咒清政府会遭受天主的惩罚，如果是用中文写作，这些文字将会引来杀身之祸，但在拉丁文这种“密码”的保护下，他却能够无所顾忌。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了解在摆脱了文字狱的束缚之后，一个中国底层文人对于清朝统治的真实态度。 

　　古代文人一向有写日记的习惯，不过，多数日记在行文上追求精简洗练，很少长篇记录。《李安德日记》用西文撰写，就与传统大为不同。日记篇幅经常较长，内容详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乾隆时期日常生活的细节。当然，清中前期也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留下他们的西文著作，不过，他们毕竟对中国底层社会了解有限，又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和隔膜，因而与李安德相比，在观察的准确和深入上未免逊色。日记以拉丁文撰写，这对于乾隆时期的官员来说，就如同一部无法破译的密码，而摆脱了文字狱恐惧的作者却得以获得写作自由，无所顾忌地表达不同意见。如果要了解乾隆时代一个中国底层文人对于清政府和弘历的真实想法，此书提供了难得的史料。《李安德日记》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中国人以拉丁文撰写的巨著，堪称独一无二。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