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改变中国历史的地图——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

《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

姚鹏著  中西书局  2021年出版

姚鹏   撰文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经武律，以立其身。”天文与地理不仅对中国人是经世之才所必备，对西洋人也是格物致知的襟连之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向万历皇帝呈送的礼物中，后宫和太监稀罕的或许是自鸣钟之类的把弄器物，吸引神宗朱翊钧和朝臣眼球的当是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现存《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有六幅，分别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美国贝尔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宫城县图书馆、日本内阁图书馆和巴黎某私人，中国只是南京博物院有一摹本。弥足珍贵。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J.

《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意大利文

【意大利】德礼贤译注

三卷  三册 

铅印本+影印本  纸本  毛边装

MCMXXXVIII（1938）

Cittadel Vaticano，Bibloteca Apostlica Vaticana（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出版  

565cm╳450cm╳40cm  274页  插图1幅  地图47幅 

著名天主教史学家德礼贤[1]用意大利文整理《坤舆万国全图》 ，1938年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出版名为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eo Ricci S.J.（《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这是目前可见最权威、最完整的版本。德礼贤使用的底本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万历三十年（1602）北京刻本。1947年方豪先生曾写过《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讲述《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居然一本难求的尴尬。1940年梵蒂冈赠送一部《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精装本给日本昭和天皇，作为日本开国两千六百年纪念贺品。方豪先生和雷永明神父闻风跑遍半个北京城，才侥幸在意大利驻北平领事馆与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谋面。

梵蒂冈藏本《坤舆万国全图》

《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这部意大利文著作分为三卷：第一卷“来龙去脉”。第一章“《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利玛窦”，介绍利玛窦进京之前在广东、南昌、南京的经历。第二章“传教士科学工作”，讲述了中国人对“天”的原本认识，利玛窦与中国文人最初的交往。第三章“初绘地图（1584—1596）”，介绍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京、苏州、南昌、建安等地，期间他阅读了一些中国舆地和方志书籍，如《大明一统志》《山海舆地图》等，得到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帮助，绘制《山海舆地全图》。第四章“第二次绘制地图（1600）”，介绍利玛窦在南京重新绘制《山海舆地全图》。第五章“第三次（1602年）和第四次（1603）绘制地图”，利玛窦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京觐见皇帝，随身携带欧洲绘制的地图，中国文人为地图作序，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第三稿；后赴杭州，在李之藻等人帮助下完成第四稿；以及地图的栞印。第六章“利玛窦地图1604年贵州刻本”，郭青螺在贵阳栞刻利玛窦地图，有郭青螺写的序，以及“四千载后 太西国利生特山海舆地全图 入中国”标题。第七章“殿本地图（1608）”，李应试在北京负责完成的宫廷摩绘本。第八章“利玛窦地图基础资料”。第九章“梵蒂冈图书馆藏利玛窦地图，一些细节与其他版本差异”，德礼贤考证其为万历三十年（1602）与李之藻合作的刻本。第十章“利玛窦地图的圆锥投影绘制方法对中国地图的影响”，主要介绍中国古代测绘地图的方式以及后来的进步，篇幅最大，引据大量中国古代文献。第十一章“利玛窦地图的开创性”。第十二章“《坤舆万国全图》与利玛窦的传教理念”。

伦敦藏本《坤舆万国全图》

第二卷“地图收藏”。德礼贤列举其编纂时所知世界各地收藏的利玛窦地图[2]：一、梵蒂冈图书馆；二、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三、伦敦地理学会；四、北平历史博物馆；五、北平私人（Sig. Nicolas）收藏。梵蒂冈图书馆所藏利玛窦地图没有设色，德礼贤在书中提供藏图有两种：历史遗留的原件和重新整修图，后者套印了意大利语译文。他还把梵蒂冈的藏图按经纬分成二十四个局部，美洲东部、东北部、东南部、中部、北部，亚洲中部、东南部，欧洲中部、东部，非洲东北部、南部等区块，大比例尺局部区块。

第三卷“题记疏解”。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虽然是刻本，但原图的四周有大量手写文字，如有几篇序跋，利玛窦的自序，李之藻、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的题跋等。地图上还有图解，利玛窦署名的两篇，全图说明和“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还有一些知识性说明，“九重天说”“天地仪”“四行论”“昼夜”“量天尺”“日月食”“中气”“南北两半球”“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横度里数表”等。德礼贤的做了二十四个局部放大图，目的是要读者看清楚地图上的文字。然后他逐行逐字疏解这些文字。德礼贤在这卷里力求解释写在序跋上那些中国士大夫阐发宇宙观在其文化传统的思想脉络，同时也找来一些欧洲古地图，佐证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西方人世界观之关联。

方杰人先生认为“本书优点，在将前人研究成绩，全部采入；中国、日本、伦敦、巴黎所藏利玛窦《世界地图》，亦都有摄影，颇便稽考”，也还指出了德礼贤著作之不足。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依据参考的世界地图是奥代理[3]的Theatrum Orbis Terrarum（《寰宇大观》），北堂藏书楼藏有明季传教士们使用过的《寰宇大观》1570年和1595年两种版本，二者有所不同。德礼贤有条件进到北堂藏书楼，自称在未加整理的故纸堆里拣阅了两种版本的《寰宇大观》，却在自己著作里却将二者混淆，把后者当作前者加以引用、评论。[4]

Imperii Sinarvm Nova Descriptio

《中国新地图志》

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之后，其他传教士也留下几幅著名地图。比如卫匡国[5]的Novus Atlas Sinensis（《中国新地图志》）。1947年惠泽霖神父曾撰写A German Editionof Fr. Martini’s “Novus Atlas Sinensis”（《德文版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惠泽霖神父职为北堂藏书楼主任，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羡慕的职位，他熟悉许多其他学者无法了解的文献。惠泽霖神父参与福华德、裴化行等人关于康熙年间出版的多种版本地图的讨论，他提及自己见过一幅16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标题是拉丁文的。这幅德文地图与1655年拉丁文版、1656年法文版、1658年西班牙文版大致相同，而从来没有人见过或提起过。惠泽霖把几个版本做了对比分析，并提供给拉丁文版和德文版《中国新地图志》图样。

康熙四十七年（1708）法国传教士雷孝思、白晋绘等人奉康熙之命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五十六年（1717）完成，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初为木刻，后用铜版。1943年辅仁大学德籍教授福华德[6]撰写《康熙皇舆全览图》，为权威之作。福华德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我国历史地理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用西方实证历史学方法，归类分解康熙地图上诸多文化符号，透视平面经纬，以期描绘一个民族形成的故事。福华德对《皇舆全览图》地名历史变迁的考证，不仅展现中华各民族生存之沿革，也为解决当下国际纷争提供了权威的学术依据。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那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7]为乾隆皇帝完成修建圆明园大水法后，又领旨为《大清一统志》绘制地图。乾隆“令在朝修士，将大清一统地舆及沿革之疆域，加工绘成图册，令蒋友仁镌为铜板。友仁遵旨刊刻。刊成铜板一百零四片，每片刷印百张，共计一万零四百张，装潢成套，奏呈御览。上悦”[8]。这些地图，后来蒋友仁又寄回法国，路易十五拨库银刊印。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给中国人带来新的“世界大观”，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

---

[1]德礼贤（Pasquale d'Elia, 1890—1963），生于意大利皮耶特拉卡泰拉（Pietracatella），1904年加入耶稣会，1913年来华在上海徐家汇学习哲学，1917年后在美国伍德斯托克大学（Woodstock）和英国黑斯廷斯大学（Hastings,）完成神学课程，1923年返回中国，在震旦大学担任英文和哲学教授；1930年开始在徐家汇专致研究和写作；1933年执教罗马格里高利大学（GregorianUniversity），逝于罗马；主要学术成就在传教史和利玛窦的研究，著作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华本国主教》、《<坤舆万国全图>译注》等，编纂《利玛窦全集》（三卷本）。

[2]这与当今收藏状况不同。

[3]奥代理（AbrahamOrtelius,1527—1598），比利时人，1564年绘制地图册TheatrumOrbis Terrarum（《寰宇大观》），被认为是现代地图开创者。

[4]参见方豪：《梵蒂冈出版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读后记》，载《方豪文录》，上智编译馆1948年，第255—258页。

[5]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字济泰，意大利人，1631年入耶稣会，1640年卫匡国偕伴二十一名耶稣会士赴远东，崇祯十六年（1643）到中国。卫匡国入华之初，正值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一方面是关内的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京师指日可夺。另一方面是关外的满洲大军重兵压城，待机长躯直入。据说，卫匡国为取悦明廷和士大夫，将原来的西名改为卫匡国，以袒露自己匡扶、保卫大明国的心意。顺治七年（1650）卫匡国受托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顺治十四年（1657）卫匡国返回中国，曾觐见皇帝。此后在杭州传教。顺治十八年（1661）卫匡国病逝于杭州，葬于杭州留下老东岳大方井。

[6]福华德（Walter Fuchs, 1902—1979），德国人，汉学家，满蒙学家，民国二十年代来华，出任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和北平中德学会会长，还著有《柳如是别传》《惠超往五天竺国传》《满文标注地图考》、《满洲书目文献》、《〈广舆图〉版本考》等。

[7]蒋友仁（Michel Benoit, 1715—1774），字德翊，又称蒋弥格尔，法国人，1737年入耶稣会，乾隆九年（1744）来华，供事乾隆朝廷，制造大水法、望远镜等；刻铜板舆图和《西师战功图》。

[8]樊国梁：《燕京开教略》，北京救世堂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版，中篇，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