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王婆”爆火：城市传播；过度围观；流量经济 “成都迪士尼”成为网红打卡地：模因传播；网络狂欢；文本盗猎 “县城文学”引争议：刻板印象；他者化；权力与凝视
“开封王婆”爆火
城市传播；流量经济；注意力经济；过度围观 流量虽然可以通过聚焦注意力换取财富，但个体一旦被舆论聚焦，难免不被围观、被凝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民线上、线下的围观若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过度围观”，其所隐含的约束力和破坏力也不容小觑。过度围观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过度围观酝酿对细枝末节的挑剔和评判，是激发网络暴力的关键要素；其二，过度围观不仅在网络空间中存在，而且会蔓延至线下空间，从而影响到被围观者的工作与正常生活。 王婆说媒的火爆引来众多网红伪造单身身份“蹭流量”，也招来许多没有相亲需求凑热闹的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说媒现场的正常秩序。此外，过于拥挤的人群、极度嘈杂的空间也使得王婆工作精力的消耗显著提升，影响到现场互动的整体效果。
“成都迪士尼”成为网红打卡地
近期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七巷一处居民小区楼下的健身器材场地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现象级网红打卡地“成都迪士尼”，这片再平凡不过的街区一隅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第三座迪士尼”。“成都迪士尼”作为网络热梗最初源于说唱类节目《中国新说唱》选手诺米的一首diss歌曲《谢天谢帝》。在该歌曲的MV中，诺米一边有节奏地骑着跷跷板，一边唱出“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谐音'迪士尼’）”的魔性旋律，发布后便掀起了网民的造梗势头，吸引了众多慕名打卡的“游客”，从而将网络狂欢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并不起眼的空间。 梗文化；迷因传播；网络狂欢；打卡效应；媒介朝圣；城市传播 迷因（meme）又称米姆、模因，是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迷因即“文化的基因”，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复制能力的复制子，是通过复制、变异而传播的基本文化单位，更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播、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石。 迷因主要依靠内容和形式的自我复制与传播进行繁衍，并在此过程中发生不可预知的文化变异。任何文化活动都可能成为迷因，例如曲调、概念、时装或是互联网中的表情包、动图、IP或是热梗。而“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或是“成都迪士尼”的元素，也在众多网友线上、线下的无限传唱的狂欢中，逐渐凝缩成一个较为凝固的符号，继续流淌在亚文化的河流。 参与式文化是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以Web2.0网络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以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粉丝文化样式。在参与式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举起自由旗帜的网民可以通过书写、剪辑、拼贴等多种形式，在文本间“游牧”并采撷可用的“文本颗粒”进行自我表达、自我服务式的再创作。无论是在“diss你”与“迪士尼”的谐音通假中，还是在谐音“迪士尼”和真正的迪士尼卡通元素之间，都呈现出元素拼贴的微妙趣味。 《经济学人》曾以“打卡景点”为主题的报道，展示了在各类移动短视频平台这一兴盛的文化现象。打卡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录行为，表现出“人与媒介不断交缠流动之下”的地方感和空间感。打卡行为的背后，其实是网红景点的生产过程。在新技术语境下，媒介可见性为内容所赋予的中心化地位以及体验式分享所建构的社会连结与情感认同，往往能够滋养各类网红产品的诞生和传播。 打卡行为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滚雪球式”传播，不仅可以为景点镶金，而且可以鼓动更多网民的媒介朝圣行为的发生。可以说，当网民当第一支打卡“成都迪士尼”的VLOG出现在社交媒体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具备了晋升为网红打卡地的潜在条件，而众多网民在造梗、追梗狂欢浪潮的席卷下的诸种行动，似乎只是新一轮网红生产play之中的一环。 [1]常江,田浩.迷因理论视域下的短视频文化——基于抖音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8(12):32-39. [2]王昀,徐睿.打卡景点的网红化生成：基于短视频环境下用户日常实践之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02):105-112.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1.0046.
“县城文学”引争议
县城文学最初只是一种个人化的摄影风格，其创作主旨也只是再现记忆中的县城生活，是中立的、具有审美无功利性的自我表达与共情呼唤。但是，正如任何事物在成为媒介化对象的过程中，都意味着重新被框架化，进而被“动员”为具有特定类型的实例。一种风格的流行往往面临着被模版化的宿命，一方面解构了风格作为某种个人表达的意义内核，另一方面也带动了自我复制式跟风的浪潮。而当县城文学走红并成为爆款短视频模版的时候，形式盖过了内容而成为空洞的表达，刻板印象与他者化想象也就成为了一种隐含的暴力形式。 另外，文本符号的不稳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呈现出多样化样貌。一方面，文本内容的数字化呈现往往是简化和有限的，它或许省略了繁复而隐秘的背景信息，或许是因为“言不尽意”的表达限制，使得文本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传播者的本意；另一方面，在网线另一端的接受者基于个人经验的解读也是具有多样化的。正如中国县城千千万，广大网民记忆中的县城、当下生活所在的县城也有千千万，单独一个“县城文学风”是不可穷尽概括的。 在县城文学的传播历程中，从摄影艺术的个人表达到短视频模版化的跟风发布，从个人记忆的真情流露到不明所以的刻板印象呈现，从对于摄影艺术的审美欣赏到批判作品中呈现出的刻板印象，沿着网线传播的内容很在传播与模仿的过程中变味。个人主观意愿驱动的创作、模仿跟风下奔走的羊群，理性思忖的个体和追逐流量的群氓……无数的人们共同书写着当下互联网中的点点滴滴，而网络传播中视点的失焦和脱轨，似乎也是纷繁复杂信息场中不可避免的注定消耗。 刻板印象是人们基于个人经验或群体经验而对特定对象所产生对片面、固化的认知定势。“刻板”即为“因循”，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刻板印象是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一旦形成便易陷入自我强化的闭路循环。刻板印象不仅是对过往信息的片面化解读，更会对新信息的接受与处理提供脚本的引导，直接体现为我们对某个特定社会事实“理所当然式”的盖棺定论或不明所以的倾向化解读。 一定程度上，视觉艺术的主观性使刻板印象在创作中有一定的发挥空间，“破败的巷子中充满破碎感的灵魂”作为局外人的审美化想象投掷到对于县城的描述之中，其中不免带有他者化凝视的意味。 [1]佐斌,张阳阳,赵菊,等.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假设及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6(01):138-145. [2]G Lisa. Paper Knowledge：Toward a History of Document［M］.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4：3.  “抓大鹅”小游戏风靡全网
近期，三消类小游戏“抓大鹅”爆火，成为人们日常休闲与消遣的新选择。“抓大鹅”与经典游戏“开心消消乐”以及去年的“羊了个羊”在游戏模式上存在同质性，但在游戏图像元素的多元化、游戏互动的体感模式、游戏失败时弹出的“挑衅言语”等方面则体现出独特的创新性，这也使得玩家可以在“抓大鹅”的游戏体验中获得别样的丰富趣味而不会感到无聊疲倦。 加入身边人都在玩的游戏圈子，和亲朋好友一起颠勺抓大鹅，其实就是加入了以“抓大鹅”游戏为中心的趣缘小群体。游戏中设置的“好友榜”“省份榜”“朋友圈排名”“村村抓鹅赛”以及“好友对战”都体现出明显都小群体与圈子属性。在游戏聚合而成都群体中，人们通过游戏互动加强情感连结，依托共同兴趣构建共同话题，产生了基于游戏内容的群体认同和归属感。群体认同是指个体在心理上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并有意愿采纳该群体的群体目标、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对群体产生一定的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源自成员间共享的记忆、共同的兴趣、经历以及团结协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群体共享的集体意识。通过游戏建立起的群体认同和群体归属使得生活中原子化的个人能够短暂地告别孤独，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的满足。 “抓大鹅”游戏引入体感系统，游戏会根据手机中的陀螺仪与加速传感器产生“颠锅”动作，模拟真实的物理运动规律，将埋藏在大锅底部的游戏元素颠到表层明面。在颠锅动作发生时，玩家注视着屏幕上大锅内的元素排列情况有目的地晃动手腕，渐渐忘记手机屏幕的存在，不觉间手中之物真正变成了一口大锅——忘记手机本身的物质性而陷入了媒介的具身感知之中。 南京大学的胡翼青教授指出，具身关系是指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参与人与环境的知觉关系之中，由此形成的人与技术融合体共同知觉整个世界。具身关系中，技术具有足够高的透明度，能在使用过程中融入人的知觉体验，以“抽身而去”的方式存在于人的中介化行动之中，拓展身体的知觉范围。手机的抽身与大锅的显形，使得手机中的虚拟影像与现实空间中的身体动作具有了同步的联通性和互动性。  高铁清洁袋变身暖心“漂流瓶”近日，高铁清洁袋拥有了“漂流瓶”的新功能。事件最初发生于G1835次列上，一名网友发现了前一天的乘客留下的清洁袋上写满了一位考研复试学子的心声，并在社交媒体上与其隔空对话，回应这一份“跨时空的相逢”和“共同追逐梦想的共情”。该事件走红之后，网友们纷纷开始效仿，一时间高铁清洁袋被开发出了“漂流瓶”的新功能，成为高速行驶的新时代“留言板”。 芝加哥学派的库利在其著作《社会组织》中《传播》一章中指出：“传播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的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服空间和时间的其他任何最新成果”，实现传播即媒介的使命，这是关于泛媒介观的早期表达。媒介环境学派的伊尼斯认为凡是能够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和社会思潮的介质都是媒介，麦克卢汉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并指出媒介即人的延伸，任何为人类事务引入新尺度的都是媒介。高铁清洁袋记录着人们的自我表达、暖心祝福和温情寄语，是一种陌生人话语的延伸。清洁袋在高铁的后座中静静等待，远方的行人踏上旅途与其相遇，固定的媒介和游走的人，共同成全了一份漂流在路上却最终因缘落至我们生命中的别样浪漫。 虐猫考生落榜
网络舆论审判；新闻伦理与人文关怀；实务评论 1.全景监狱下的道德审判 霸总微短剧爆火
近日，顾家保姆“王妈”成为新晋顶流，“七颗猩猩”所创作的《重生之我在霸总短剧里当保姆》播放量超12亿，占据短剧最热榜。除此以外，短剧的风终于还是吹到了深圳卫健委，其4月22日发布的视频《霸总剧里当医生，我只是他们play的一环》被热搜，通过有着“正常脑回路”的医生的视角，以幽默吐槽的形式进行医学科普，呼吁网友乳腺癌早期可以治愈等多个知识点，被网友称“医学知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入我的脑子”，形成短剧科普热。 共情传播；刻板印象；爽文化 一、互动仪式：加速社会的共情传播 与以往的霸总甜宠短剧不同的是的，该短剧将重点集中在普通人——保姆的身上，围绕保姆展现出霸总与灰姑娘式的夸张爱情故事，处理各种啼笑皆非的家庭事件。王妈成为剧中唯一有着正常头脑的人，充满戏剧性与反差感。在观看中，受众在轻松诙谐的气氛里，激发现代社会压力之下普通人的共鸣。 社会变迁与生活节奏的加快，罗萨认为“加速社会”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异化”，并成为一种状态：我们所做的事情，即使是自愿的，但并非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所认为的，一种文化兴起是根植于同时代社会的某种共同情感的产物，对应着人们的情感结构。社会转型之下，基于现实生活的共情传播越来越能够俘获受众的青睐和关注，引发身份认同，迎合草根主体的叙事表达，解构“霸总”、“发癫”的虐爱情节，在荒诞中营造亲切感。主角的白日梦想可以抚慰遗憾与幻想，而平凡的普通配角才是反映了生活的粗粝本质。 二、打破刻板印象：反差中的爽文化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间离效果”，又被称之为“陌生化效果”，将事件或人物的某些不言自明、一目了然的因素进行剥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演员与角色进行剥离，“王妈”在霸总的套路中保持清醒的态度，打破迎合人们既定的想法中“本该如此”的刻板印象，塑造“陌生感”的价值观和情感投入，帮助观众感受到现实与想象中的反差，不落入幻想的窠臼。 “穿越”、“重生”、“逆袭”等要素成为微短剧的主要剧情，在玩梗与造梗中土味审丑，反转再反转当中刺激受众的痛点、激发爽点。即使将镜头转向普通人的视角，曾经爽剧中的通俗桥段依旧成为基础，狗血的剧情和浮夸的演技在开辟的新赛道中，依旧有“爽文化”的加持。法国社会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拼贴”，认为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都贯穿文化符码的拼贴，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网络微短剧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嫁接、挪移、拼接到剧集中，然后进行放大，引发了网络用户的集体凝视和情感共鸣。由“拼贴”带来的“狂欢”满足了用户的心理空白，迎合了用户的情感爽点和痛点，实现“现象级传播”。 [1]徐曼,乔宇.纪录片“情景再现”片段中应用间离效果的研究[J].新闻传播,2023,(23):45-47. [2]占琦.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特征与情感张力[J].新闻知识,2022(10):62-67. “偷感很重”热搜
所谓“偷”，那便不是光明正大，而是紧张与局促不安。继“鼠鼠文学”的卑微人设火了之后，偷感人又登上了热搜。偷感人的各种生活方式被打开：偷感人学习、偷感人减肥……明明有认真的努力，却在被问起近况和被夸赞时，选择装作云淡风轻。“偷感很重”的人不喜欢被过度曝光在他人面前，其背后是羞耻感促使的接触避免和较强的“内在安全感”，折射出当今年轻人对“围观”的反抗，享受独处的安静与闷声做事，从i人的偷偷摸摸到衍生的娱乐化新梗，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引起年轻人的社交情绪共鸣。 自我本我；社交倦怠；网络亚文化 一、自我的守卫与他我的偷窥全景监狱时代，我们似乎时刻都在被他人注视与围观着，尽管这种审视不一定带有恶意，但仍然伴随着压力与局促。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提出“镜中之我”理论，认为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自我的行动依靠他人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如同一面“镜子”，以镜子的反应来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自我意识便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动形成的。它将自我意识分成三个阶段：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做出行为后，设想他人对自己行为评价；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行为。因此我们观察他人不止是在判断评价他人，也是在通过他人的反映来建构自己的形象。而由于传播隔阂与传播障碍的存在，人们面对误解与误读，在不被理解后，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与社交，倾向于减少社交接触面，守卫自我的隐私，即使“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也难以做到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他人的视角当中，更愿意成为“窥屏”者。“偷感”既有个人因素的存在，也是社会结构性压力之下，人们对于媒介环境的提防与自我保护意识。二、社交倦怠的信息规避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呈现出并发性生存的特点，信息接收与传播的多任务处理模式常常导致用户处于压力之下，信息爆炸，网络信息过载，这种压力越重，社交倦怠的情绪也就越强。前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更多局限于线下的强社会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工作乃至生活都出现向线上转移的趋势，社会关系中被迫连接，公私时间模糊，我们的社交圈层更多地被弱关系社会所占据：朋友圈集赞、拼多多砍一刀等等，占据了大量社会生活时间，这些情感绑架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用户的社交倦怠心理。消费社会逻辑中的用户心理也使人们“偷感”加重。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要成为消费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承载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的符号。而当社交媒体使用成为攀比炫耀的手段，表演式社交，为了营造完美的前台形象，在攀比中满足虚荣心，也让前台的表演越来越“内卷”，社交压力增大。当现实与拟态环境的繁荣产生落差，用户的自我效能感不断降低，从而产生倦怠焦虑等消极情绪。当信息环境带来的情绪成为了压力，从信息焦虑到社交倦怠，“偷感”或许是出于对信息轰炸的疲惫与逃离，抑或出于对强冲突性舆论环境的规避和冷感，逃避成为了一条重获平静的道路，但也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人与社会的脱节 ，公共性的衰退和社会共同体的消解。三、网络亚文化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文化，是由特定的群体所发明的、信奉和推行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体系。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亚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偷感”一词的流行，满足了一定群体的情感需求和身份认同。不同社会群体，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价值和情感需求。同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具有趋同性，具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给予了群体归属感，由此产生的情感联系能够满足亚文化群体的情感共识需求。如“饭圈文化”作为由粉丝群体组织的亚文化群体，其通过偶像构建身份认同，以此满足了粉丝的情感寄托和需求。“偷感人”则是对失败恐惧和对外来评价的敏感人群的自我认同。网络亚文化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其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所反映的是社会矛盾。不同于传统粗暴式的集合行为，部分亚文化通过相对温知的抵抗方式，能够使亚文化群体在社会矛盾中消解疲劳，寻求共鸣释放压力。“偷感” 通过自嘲、伪装等方式表达内心对社交的恐惧，对自我的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负面情绪的现实冲击度。但长期主张消极，拒绝展现自我的生活观念和焦虑的情绪，也会使个体在自我价值认同上过度否定，陷入自证陷阱，阻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网络梗“Strong哥姐”来自于博主小扇所创作的短视频，视频中，博主小扇一人分饰三角，每当角色一“女王”室友开始炫耀某物时，凸显自我的优越感时，另一个角色“态度姐”便评价为“strong”。“strong”并不是强壮的意思，而是以谐音“死装”，在视频中讽刺时刻扮演高调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形容身边那些爱立人设、夸大炫耀的人。不少网友晒出身边的“strong哥姐”的过于夸张和虚假的行为，一同对这些行为进行调侃。从现实生活到网络空间，被用来玩梗与吐槽，也被网友用来发自己的反差照片。 一、前台的印象整饰 “strong哥姐”在互联网前台中，选择夸大自我的优势，或对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高调浮夸的解读与宣扬，致力于营造完美人设，以个人现象为前台进行管理。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当中，前台指“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是个人在“表演”期间有意或者无意的表达性装备；而与之相对应的后台，便是属于本我的被竭力进行管理和压制的一些行为。通过印象整饰，不断地“给予”受众所要传达的信息，进行伪装，扮演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和社会化的形象。 在戈夫曼看来，“舞台”后区的活动不受规则的严格限制，更多的是自发性的“流露”，其行为是轻松自然的，前区的风格则更为正式，表演者极力体现理想中的自我特征并使观众信服，在一定情境中前区和后区也可以相互转化。但无论怎样角色定位，表演者目的是在于通过表达自己，掩盖理想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避免他人过多的看到“后区”，在互动中使对方产生一种崇拜心理，满足期待。“strong哥姐”的伪装，既有因为形象管理的包袱而不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也有在玩梗中为获得流量而夸大造假的低质内容，都反映出广大网友对于那些浮于表面，夸大自身的行为的声讨和嘲讽。 二、群体性孤独的迷失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创造了新型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群体性孤独现象：人们在互联网中聊得火热，联系看似频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越觉得孤单与焦虑。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认为社交平台会加强人们对个人形象的把控，沉溺于“完美无瑕”的理想型自我。人对媒介技术过度依赖是群体性孤独产生的重要原因，过多的网络社交促使现实人际关系弱化。社交平台的出现使人随时可以看到他人的网上晒图和生活展示，产生羡慕或者低落的情绪。然而这些赢得他人点赞和关注的人，现实生活中未必如意。如果人长期沉迷于此，可能会将这种与现实自相矛盾的虚拟形象当成真实的自己，从而失去对自身的理性认识和行为辨别能力。 人天生有自我展现、自我表达的欲望。“strong哥姐”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生活状态、美食美景，通过获得他人评价、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估，从中获得优越感或生活学习动力等，再造自我形象，但这样的伪装也让真实、真诚的交往扭曲变形，或许，秉持人对技术的理性态度，采取科学的关系重构策略，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重拾人与人的有效交流，能够帮助人们走出群体性孤独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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