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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编辑：学妹 2011年1月21日，微信的第一个版本正式发布，次年4月推出的4.0版开始支持朋友圈功能。5年来，微信的版本不断迭代更新，其月活跃账户数迄 今已超过6.50亿，全国各级各类政务民生微信公众号已突破10万个。微信日益成为中国网民特别是青年群体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着用户 的即时交流、信息获取乃至电子商务、生活服务等诸多方面。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看待微信所代表的社交新媒体对当下生活方式的影响，如何评估微信所带来的赋权价值并反思过度使用、安全漏洞等问题，又如何培养和提升社交媒介素养，思想者副刊特约请谢静、王玲宁、张军芳三位学者对此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2015微信大数据”之“微信·青年” 1.2015年9月，微信用户平均日登录5.70亿人，其中，“15~29岁”的年轻人占60%。微信日活跃用户数量增长了64%，微信在一线至五线城市的渗透率分别为：93%，69%，43%，27%，28%； 2.较之于“30~60岁”的年龄段，“10~30岁”这一群体的年轻人更多愁善感； 3.微信用户每天语音通话时长累计2.80亿分钟，约相当于540年。其中，异地通话的“15~29岁”的年轻人占了58%； 4.阅读方面，60后侧重鸡汤文化，80后关心国家大事，90后则更感兴趣娱乐八卦； 5.微信用户中超过15%的玩游戏，玩游戏超过10分钟的用户超过75%，他们最爱棋牌类和休闲类游戏； 6.“15~29岁”的年轻人中，其微信朋友圈中平均有128个微信好友，大学毕业工作后的好友数增加了20%； 7.“15~29岁”的年轻人中，网购高峰是10：00和22：00，他们2015年9月最爱买的三类商品是：充电宝、秋衣秋裤、自拍杆； 8.80后是春节发红包的主力军，发红包的“土豪”用户中超过一半是80后。 （注：上述数据系2015年10月发布，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 摘录并改写自腾讯微信团队发布的《2015微信白皮书》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 与MSN等社交媒体曾被诸多企业组织禁用的命运不同，微信如今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在青年占主体的组织中尤其如此。比如，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社 团，除了全体200余成员都参加的大群，还有不同兴趣小组的小群、各种事务工作组的功能群；而为避免无关内容淹没大群的通知信息，居然另设了一个专供灌水 的“水群”。这些聊天群就像无数张大小不一、疏密各异的蜘蛛网，将社团成员连接在一起。 以往的社交媒体被视为洪水猛兽，微信却能登堂入室并被委以重任，其原因固然与微信的功能设置有关，更深层的因素则在于“可操控性”的差别。 微信被广泛用作组织的媒介，主要得益于便捷的群聊功能：组建简单，沟通成本低、效率高；与线下群组的沟通、合作可互为补充。许多组织中的群聊，与所属组织 大体同构，成为其中一个毫无违和感的部分。也正因如此，组织也更容易操控群聊的组建与内容，作为管理者的群主较易规定参与者、限定内容构成及表现方式。相 较之下，MSN等社交媒体虽然也便于个人交流，在自主性较强的专业性组织中还有利于创新，但它们毕竟受制于使用者的个人网络，组织管理者难以掌控，更容易 被视为影响组织管理的“捣乱者”。 如此说来，作为组织媒介的微信岂非与“新媒体促进组织去中心化、扁平化”的预言背道而驰？至少，微信强化控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表明，技术的 执行与技术的可能性不能完全等同，也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面临“制度滞后”的组织实际，嵌入制度中的媒介技术必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功能与效果。不 过，当我们再度审视上述功能群与“水群”并列的案例，又可发现：微信中的组织已然不同于经典的科层系统。对于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来说，组织应当像一 台精密设计的机器，非工作性的交流在机器中没有容身之地；梅奥等学者承认了人际关系在组织中的价值，其目的也无非是让“愉快的奶牛”更多地生产——人际交 往不过是机器的润滑剂。而在微信所从属的组织中，工作与交往获得了同等重要的意义。前述学生社团的大群由于曾被各种聊天信息淹没，重要信息得不到有效传 播，但是群主并没有简单粗暴地下达“封口令”，而是另辟一个“大水库”，供成员们闲聊，以保持“通知群”的纯正可控。在闲聊中社团成员所获得的认同与群体 感，远非“愉快的奶牛”所能比拟，组织原本的中心目标——完成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我的学生李静云在对上述社团进行调查时发现，“水”与“非水”的界限经常模糊难辨——大群中正式与非正式内容的区分相对严格，其他各类人数 较少的群体则大多混合在一起；有成员就认为，如果微信聊天的回合稍长，或是“将一句话分成好几句打出来”，也会变成“水”的一种。与此同时，图片、表情和 网络流行语的大量使用，也使得正式信息不那么枯燥。另外，“水群”中以专业术语进行的日常交流，又把闲聊与任务勾连起来，让工作融入生活。界限的流动与模 糊，正是新媒体给组织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然，有时，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工作对于生活的蚕食与殖民。微信可以穿越组织的围墙，把家庭变成办公室的延伸，让 业余时间被工作占用。因此，是“让生活使工作更美好”，还是“工作殖民生活”，常常成为广泛使用微信的各类组织的持久争夺战。 除了“水群”，许多组织还存在着大量跨部门、非任务型的聊天群，其内容可以与组织工作毫无关联，但也时常发布相关组织政策、行为的信息、评 论，其导向则未必与官方说法完全一致。这种在任何组织都可能出现的非正式群体，由于有了微信的帮助，组建与维系都更为便利，而组织管理者对此往往鞭长莫 及。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组织对于非正式群体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比如大办公室制度，一方面它以消弥空间距离的方式鼓励团队合作；另一方面又将个人的行动置 于众目睽睽之下，除了组织认可的合作与交流，非工作内容的沟通和关系的建构都难以开展。于是，在一些曾经允许使用MSN之类社交媒体的组织中，许多近在咫 尺的同事即使交流工作也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而非面谈，这未尝不是对于“办公室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抵制。 与以往的社交媒体一样，微信把位于不同空间的人们连接起来，其范围远远超出组织的围墙。无论是功能群还是“水群”，都只是微信通讯群聊列表 中的一个，在聊天记录中也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聊天并列。在严格规定的功能群中，交流内容和方式也许能够被有效控制，但放大到整个微信空间，组织的群聊是并 置于生活世界的各种场景之中的，不再具有独立性和优先性。对于使用微信的个体来说，越来越习惯于各种身份角色之间频繁的转换、穿梭、流动，因此组织的认同 不再以分离甚至独占为基础。恰恰相反，那些社会交往频繁、多样的人，更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组织人”意识，因为这是个人必须时刻把握、严密监控的身 份，以避免与其他身份混淆。当然，身份模糊现象也会更经常地发生，比如“不合时宜”的言说，当身份转换过于频繁、迅速时就失去了反思性监控所必需的时间。 那么，作为社交媒介的微信，到底是组织的媒介，还是个人的媒介？从根本上说，组织是人类合作的一种信息机制，借助于大众传播工具，科层组织 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了个人无从想象的目标。但是，工业时代的科层组织往往忽略了人的存在，被批评为“没有人的组织”，使那些宏大目标偏离人 的根本价值。如何平衡组织与人的关系，是组织的一大难题。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把“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渗透到组织逻辑之中， 从而给组织和个人都带来新的空间。只是，这种可能性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个体不懈地努力。青年是新媒体的天然载体，组织与人的变革希望，当然首先寄托在青年 群体身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王玲宁（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微信朋友圈只是微信所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一个维度，在微信平台所建构的多维度网络空间中，既有可以窃窃私语的卧室密谈，也有会客厅里的沙龙聚会，既有演讲厅的高谈阔论、各抒己见，也有广场上的众声喧哗，这些空间相互嵌套，人们甚至比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要多元。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50年代提出的“拟剧理论”认为，日常生活好比一个大型舞台，人们就好比舞台上的各色演员。在不同的表演中，人们在领 会舞台情景的定义下，在社会剧本的要求下、在他人与自我的期待中，利用各种各样的策略管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传统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空间的区隔，表演的舞台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在网络世界中，这种限制不复存在。相较于其他社交媒介个人内容的公 开性，微信朋友圈的大多数沟通发生在熟人之间，因此用户在其中建立的形象将更直接地影响到现实生活中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这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的高融合度 使得人们格外重视自己在朋友圈中的形象。
作为微信用户生力军的青年群体，正处于自我意识突出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他们已经认识到自身整体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他人的评价和看法非常敏感，既试图通过存异来显示自我，也希望求同与人与周围环境达到一种平衡。
那么，青年群体在朋友圈中是如何自我呈现的呢？ 戈夫曼认为，个体也许私下维护着他并不相信的行为准则，这只是出于一种真实的信念：有看不见的观众在场，他们会对背离这些准则的行为作出惩 罚。多项研究也表明，社交网络中存在着“想象中的观众”，用户会针对这部分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观众来调整和约束自己的自我呈现行为。
与其他社交网络媒体的个人主页面向大众不同，微信朋友圈是建立在熟人基础上的社交场景，用户的好友通讯录中基本上都是现实中的朋友、同学、 亲人等。因此，微信朋友圈是一个私密空间内的闭环交流，“好友验证”等设置为这种闭环交流提供了保障，保证了交流双方共同参与的同时，也限制了信息的传播 范围。在这个相对私密的场所内，微信用户对自己朋友圈的构成很清楚，其眼中“想象中的观众”就是与自己关系亲密、互动频繁的那部分人。
而在另一部分青年眼里，“想象中的观众”就是“我”自己，“我”身兼导演、演员和观众三职，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有一对重要概念即“前台”和“后台”，前者是人们表演的地方，后者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而不让观众看到的地方。
“前台”包含“舞台设置”和“个人前台”两大部分。在微信中，舞台设置就是微信这一软件的各项界面和功能的集合，为人们的表演提供了舞台布 景和表演道具。而微信中的个人前台，最主要的当属朋友圈。在朋友圈里，微信用户可以利用文字、图片、表情、视频等各种符号装备（sign- equipment）来进行前台表演。我和硕士研究生兰娟的一项针对青年群体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自己会花时间来更新朋友圈的封面照片，这些照 片大多被赋予一定的意义并被认为是一种个性的展示。
“后台”与“前台”相对，是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在后台，演员不必顾虑角色，不必去关注外表与形象上的限制， 从而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参照不同，微信中的后台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以微信的朋友圈界面作为前台，那么朋友圈的编辑页面就是与前台相对应的后台。用 户在发布某条状态之前，会在这个编辑页面组织语言、挑选图片、发起定位等，准备完毕后，才会将状态发到前台——朋友圈。如果以个人的现实生活作为前台，那 么有访问权限设置的微信朋友圈就是相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后台，日常生活中不太会展现的那一面有时在微信上可以自由展现，平时不会说的话有时在微信上也可以 畅所欲言。在这个意义上，微信朋友圈又成为青年真实情感宣泄、情绪展示的隐秘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互动背景下，若干参与者会以一个剧班的形式共同合作。如果把控制舞台设置的、在互动中更为积极主动的一方称为表演剧班，那另一个观看表演的剧班则可称为观众（剧班），两个剧班之间的互动可称为戏剧互动。
在微信朋友圈中，当个体发布某条状态时，可看作“一个人的剧班”在向观众进行表演。微信朋友圈的另一个特点是，你可以和你朋友圈中的不同人 组成不同的“圈子”，进而基于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建立起以高信任度、忠诚、团结、互惠和自利为纽带的亲密关系，如同事、密友、某种兴趣的共同爱好者等。 他们组成一个个剧班，在微信朋友圈的日常状态更新中上演一幕幕自我呈现的剧情。有时，剧班成员之间会使用一种非正式的、通常是无意识习得的姿势和表情语 言，来传达共谋的舞台提示。
表演互动中还存在着“不协调角色”，这些角色既不是表演剧班，也不是观众，却知道剧班的很多秘密和破坏性信息。在微信中，“不协调角色”们 似乎都选择三缄其口，和表演者或者剧班一起维持他们的前台形象。一般而言，“密友”都会置身事外，只是共鸣性地参加前台和后台区域的活动。偶尔的破坏行为 对于“密友”来说，更像一种亲近关系的体现。
其实，微信朋友圈只是微信所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一个维度，在微信平台所建构的多维度网络空间中，既有可以窃窃私语的卧室密谈（朋友间的私 聊），也有会客厅里的沙龙聚会（朋友圈），既有演讲厅的高谈阔论、各抒己见（微信群），也有广场上的众声喧哗（公众号），这些空间相互嵌套，人们在其间不 停地转变身份，切换角色，辗转腾挪，它甚至比日常生活中我们扮演的角色还要多元和复杂。 我到底是谁？“微世界”中有“大社会”，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张军芳（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腾讯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6.50亿，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9%。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日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信息素养”“数字媒体素养”“社交媒介素养”等概念也应运而生，“媒介素养”通常被界定为以各类形式接触、分析、评估及传播讯息的能力。
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媒介素养”应反映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及用户日常使用实践的新特征。就社交媒体而言，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区隔日益模糊，“社交媒介素养”因此更加强调媒介展示，即使用者利用媒介展示内容的能力，以及其对此能力可能具有的话语赋权意义的认识与反思；其次，用户对社交媒体新功能的认知及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交媒介参与互动、维系其社会交往的技能；此外，“信息过载”“数据迷雾”等现象的出现揭示出个人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环境所产生的“科技紧张症”，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介素养”的内涵不仅应包括在社交平台上查找、使用、处理信息的素养，还应包括适应海量信息的心理素质，比如应对过量信息、侵入感、不安全感、技术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等的能力。
笔者去年4月就上海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及其社交媒介素养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上海大学生的微信使用率极高，他们主要将微信作为人际交往的方式，也经常使用微信寻找资讯和表达自我。此问卷分三个次级维度，即社交媒介知识、使用技能与反思意识来测量社交媒介素养，使用满分为21分的量表测量受访者是否了解微信的信息发布、信息共享、社会交往、娱乐及支付等功能。数据显示，上海大学生微信知识的平均得分高达19.2分，29.3%的受访者为21分；受访者普遍不了解的微信功能是“聊天中定位对方位置”，其次为“漂流瓶”和“离线接收QQ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有11.6%的受访者不知道个人可以创建公众号并在微信中进行信息传播，而这一功能恰恰是微信赋予使用者的一项重要的讯息生产与传播能力。当然，受访者的微信知识水平并不均衡：月消费高的受访者的微信知识水平显著高于低消费者，男性略高于女性，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略高于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
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技能尚可，以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为标准的3个指标测量大学生对自己使用微信熟练程度的主观判断，结果显示被访者的平均微信使用技能为3.68。其中，“微信简单易用”一项得分高达4.35，大部分受访者均认为自己能够熟练使用微信，但他们对微信新版本、新功能的关注与使用技能则相对不高。同样，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技能也存在差异：月消费高的受访者的微信使用技能显著高于低消费者，男性略高于女性，来自中东部地区的学生略高于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
问卷使用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用6个指标测量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反思意识，其中4个指标测量其对微信传播安全性的认识与反思意识，2个指标测量对微信过度使用的认知与反思意识。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微信安全性的反思意识水平尚可。其中，“我认为不真实的信息不会在微信圈中转发”的选项均值最高（4.36），而“我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微信运营商随意使用”的均值相对较低（3.28）。可见，大学生对微信传播真实性的认知与反思意识较高，而对微信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利益诉求及微信支付可能具有的风险的反思意识相对较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发布的《2014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安全意识较弱，青少年认为“网络环境安全”与“较为安全”的比例均比总体网民高。实际上，社交媒体为了赢取交流的便利和快捷，确有暴露个人隐私的可能及风险，因此教育工作者宜特别关注对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的培养。
上述问卷调查还显示，大学生对微信过度使用的认知与反思意识略低于对微信传播安全性的认识与反思意识，其中感觉“自己使用微信时间过长”与感觉“微信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的均值均为3.65。在深度访谈中，多位受访者均为过度使用微信又缺乏自控能力而苦恼。
综上，上海大学生在微信使用中表现出的社交媒介素养具有以下特征：微信知识水平很高、微信使用技能尚可、对微信的安全性与过度使用具备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意识，但这一群体的社交媒介素养水平并不均衡：男性的微信知识水平及使用技能均略高于女性，微信使用反思意识却显著低于女性。受访者的社交媒介素养与其社会资源占有间也存在关联：月消费高的学生的微信知识水平及使用技能均显著高于低消费者。因此，教育工作者宜有差别地实施社交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呈现出通过媒介及其再现被“中介化”的特征，因此个人对媒介运作的政治经济逻辑、媒介生产偏好的理解、认知与反思意识尤显重要。只有具备与频繁使用社交媒介相匹配的社交媒介素养，个人才更有可能在中介化的社会交往中创造性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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