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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梳理泰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历程，使用文献分析法，全面搜集与泰国史前考古有关的文献资料。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19世纪中期以来泰国史前考古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系统、全面地叙述和评论。根据泰国考古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特征，将泰国史前考古学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期至二战时期的诞生与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挫折与向前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 代学术课题导向下的多维合作阶段；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最后梳理了中国对泰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学界开始在东南亚开展连续的系统考古研究，并建立了体系，近年来东南亚考古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研究中关于和平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以及东南亚青铜技术与文化的来源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1]。泰国是东南亚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分别与缅甸、老挝、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接壤，国内现有77个府，首都为曼谷（Bangkok），主要由西北部山区丛林、东北部呵叻高原（Khorat Plateau）、中部湄南河平原和南部的马来半岛构成。在发现了多种类型遗址的基础上（图一），近年来泰国史前考古学得到了较大发展，开展了多方合作研究，为系统梳理其史前考古学史奠定了基础。 图一 泰国史前遗址分布图 关于泰国考古学史，学者们曾做过梳理研究。英国考古学家伊恩·格洛弗（Ian Glover）认为泰国的史前考古学发展较晚，共划分为三个阶段[2]。泰国学者塔农·奇卡门特（Thanon Chitkament）对泰国史前考古八十多年的历史进行回顾[3]，划分了四个阶段。泰国学者拉斯米·肖康德（Rasmi Shoocongdej）将泰国考古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4]。中国学者彭南林对泰国史前考古做过简单梳理[5]，国内学者们大多是在对具体的泰国遗址进行介绍或者将泰国与中国相关遗址联系起来比较时，提到了泰国考古的发展状况，关于泰国考古学史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文梳理和总结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泰国史前考古学史，“史前”时期指公元6世纪前，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为当前和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泰国考古学是在修缮和保护佛教古迹、寻找泰国人的起源和古物爱好者的推动中产生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经过泰国国王拉玛四世、拉玛五世、拉玛六世、拉玛七世以及丹龙·拉差努帕亲王、皇家学院秘书长乔治·赛代斯（George Cœdès）等泰国皇室的推动，考古学向历史探究阶段过渡，同时泰国史前考古学诞生，考古研究机构随之产生。除了有最初的调查和发掘外，还建立了宫殿博物馆（Palace Museum）、暹罗协会（Siam Society）、考古学协会（Archaeology Society）、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曼谷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Bangkok）、瓦吉拉纳纳国家图书馆理事会（Council of the Vajiranana National Library）和泰国皇家艺术部（Royal Thai Fine Arts Department）等[6]。除泰国皇室推动外，国外学者也开始了在泰国的早期考古工作。泰国呵叻高原有一种铁器时代用壕沟和壕堤包围台地形成的遗址，后来学术界称之为环壕遗址（Moated Site），夸里奇·威尔士（H.G. Quaritch Wales）等人提出这种遗址的使用年代为公元1100年前[7]。1922年，法国远东学院的卢内·拉琼奎尔（Lunet de Lajonquière）先生在泰国南部的甲米府调查了史前岩画遗址[8]。1924年，爱尔兰植物学家阿瑟·弗朗西斯·乔治·克尔（Arthur Francis George Kerr）在那空拍侬府发现了一处岩画山洞，岩画有手型图、人像图和人眼图[9]。1924年，瑞士博物学家弗里茨·萨拉辛（Karl Fritz Sarasin）在泰国南部发现了一些磨制石锛。1927—1928年，中国北京医学院的戴维森·步达生（Davidson Black）博士来到泰国寻找类似北京周口店直立人的骨骼化石，探索史前人类通过泰国到中国北向移民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现任何证据[10]。1930年，英国考古学家艾弗·休·诺曼·埃文斯（Ivor Hugh Norman Evans）描述了泰国南部素叻他尼府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11]。1930年，阿瑟·弗朗西斯·乔治·克尔和丹麦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埃里克·塞登法登（Eric Seidenfaden）在泰国南部素叻他尼府进行洞穴遗址调查，发现了石器、青铜器和绳纹陶器[12]。1931年，艾弗·休·诺曼·埃文斯在泰国北、东、南部发现了磨制石斧，没有发现遗址。此时泰国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13]。1931年，弗里茨·萨拉辛在清迈府、清莱府、叻丕府以及华富里府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进行调查，描述了发现的石器，卡尔·海德（Karl G.Heider）认为这些石器与“早期和平文化”（Old Hoabinhians）相关[14]。1933年，弗里茨·萨拉辛在华富里府和甲米府等地区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斧和陶器全部在曼谷国家博物馆展出[15]。1934—1936年，夸里奇·威尔士在印度发表了印度物品流入印度支那的研究结果，调查泰国素叻他尼府的差也城（Chaiya District），1936—1937年他发表了在叻武里府发现人骨的文章，认为人骨属于使用铁器的公元1—6世纪，还讨论了泰人的移民问题[16]。1920—1940年，埃里克·塞登法登在暹罗社会杂志社工作，发表了很多有贡献的文章，1941年他根据收到的新石器时代石斧和石刀的照片，描述了其尺寸和岩性等[17]。总之，此阶段泰国史前考古学在泰国皇室推动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诞生，并逐渐形成。但是学术界对东南亚地区考古学的关注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考古学、艺术史、历史学以及古代文明上，对史前时期的研究较少，考古学的研究进展缓慢。二战期间，仅有零散的考古工作。荷兰考古学家范·希克伦（Van Heekeren, H. R.）是二战时日本俘虏的一名战俘，1943—1944年他在奎内河流域发现了砾石砍砸器，从战争中带出8件石器，战争结束后，1947年进行了发表，并将石器带给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的哈勒姆·莫维斯（Hallam L.Movius），莫维斯认为这些石器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之后学者将其称为芬内文化（Fingnoian Culture）[18]。1940—1950年，英国人威廉姆斯·亨特（P.D.R.Willianms-Hunt）航拍了蒙河（Mun River）流域200多个遗址[19]，他观察到大多数是用不规则的壕沟和壕堤围起来的土圈遗址（Earthworks Sites），将其描述为“小型护卫城”[20]，强调壕堤和壕沟两个术语的使用[21]，但是未对遗址进行测年，相关信息缺乏。随后的学者继续对此类遗址进行研究，逐渐采用“环壕遗址”这个术语，一直延续至今，奠定了史前晚期“环壕遗址”的研究基础。二战后，相关考古机构成立，有了相应的初步活动。1953年，远东史前协会成立，1976年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史前协会，促进了亚太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和交流。1955年，泰国艺术大学（Silpakorn University）考古学院正式成立，考古学员得到了系统的培训。1955—1956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对北碧府进行调查，在班考的东侧发现了范·希克伦描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还找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班考遗址的邦（Bang）地点，这是泰国当时发现的最大新石器遗址[22]。1957年9月17日，湄公河流域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诞生，调查期间发现了很多考古遗存[23]。1957年11月在第九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推动下，泰国国家博物馆的清·犹地（Chin You-Di）等人在泰国中部、北部做了调查[24]，对1958—1959年泰国考古活动进行回顾，认为这个阶段研究的主要是历史时期遗址[25]。1959年法国远东学院也在泰国东北部做了考古调查[26]。同年，泰国艺术部建立9个分支办公室，后来增加为11个部门、下设12个地方办事处，负责全国的考古工作。总之，此阶段初期受到二战影响，泰国史前考古受到挫折，仅有零散的工作。二战后，在原有基础上外国和泰国考古学家在泰国继续进行探索，在相关考古机构的推动下，泰国史前考古向前发展，但是此时泰国的考古还是处于调查阶段，无正式发掘[27]。三、学术课题导向下的多维合作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开始了科学田野发掘，泰国本土和国外学者以学术课题为导向，由争论引出问题，在农业起源、青铜起源和史前晚期环壕遗址等方面开展多学科、多国家合作研究。东南亚处在地理环境，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地区，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泰国在其中占据有重要地位。1960年之前泰国中西部北碧府发现了一些考古遗址，在早期学者的研究背景下，学术界有了“东南亚为农业起源地区”的设想。从1960年开始，泰国—丹麦史前考古联合队在泰国西部奎内河流域进行了调查，发掘了翁巴洞穴（Ongbah Cave）、产德（Chande）Ⅰ和Ⅱ号洞穴、赛育（Sai Yok）、旺坡（Wang Po）以及班考（Ban Kao）等一系列遗址。其中班考遗址遗物非常丰富，早期学者认为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770±140年[28]，为狩猎采集捕鱼经济模式，烧土很多是自然火的结构，可能代表着原始农业的出现[29]。相关学者针对这些遗址的年代、发掘方法和相关研究，做出了评价和讨论，学术界有多篇后续的评论文章。彼尔·索伦森（Per Sørensen）通过分析中国龙山文化和班考遗址各自遗存的特点，认为班考遗址的起源可能为龙山文化，受其影响，但是二者的传播路线不同[30]，切斯特·戈尔曼（Chester Gorman）和威廉·索尔海姆二世（Wilhelm G.Solheim II）对关于赛育遗址、班考遗址以及与龙山文化关系的以上研究存疑[31]，唐·拜耶德（Donn Bayard）等学者也进行了相关评价讨论。20世纪60年代，泰国-美国联合考察队对泰国东北部和西北部进行考古抢救项目，发掘了仙人洞（Spirit Cave）、班清（Ban Chiang）、班延洞（Banyan Valley Cave）和陡崖洞（Steep Cliff Cave）等遗址。威廉·索尔海姆二世等学者将仙人洞遗址分为距今11690±560年的“和平文化层”和距今8806±200年的“外来因素进入和平文化层”[32]，通过大量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的早期文化研究，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作物栽培是由东南亚某和平文化的居民开始的，最早的磨制石器和陶器也均来自东南亚，东南亚是人类一切重要文化因素的发源地，中国的仰韶文化是由东南亚的和平文化发展而来，东南亚文化由南向北传播的过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文化发展才转移到中国北部[33]。他们的观点不但为东南亚诸国许多学者接受，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所持的论据，有学者认为是基于不可靠的、当时尚有争议的断代材料之上，属于单纯的臆测，缺乏必要的事实根据[34]。班清遗址的遗物非常丰富，有123座墓葬，共分6个史前文化层，还发现了低地稻作农业技术，早期研究者认为遗址的青铜年代范围为公元前3600—前2500年，其中青铜矛头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铜基技术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铁器时代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000年，甚至是公元前2000年，稻农出现时间更早[35]。学者们还从班清遗址的陶器、金属、所属文化、古环境、经济方式、陶轴、植物、人口、水稻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乔伊斯·怀特（Joyce C White）建立了班清地区的人类和环境关系模型，试图解决文化进化问题[36]，查尔斯·海汉姆等人认为遗址存在湿火耕农业时期和湿水稻农业时期，人口的增多可能导致水稻的需求量增多，在陶器上发现了野生稻，但是来源没有确定[37]。此外，学术界还对泰国南部湄南河平原海岸遗址进行关注，科帕农底（Khok Phanom Di）遗址靠近海岸，有占领区、制陶工业遗存、贝丘和墓葬等，遗物丰富，早期人类在靠近河口占领，位置高于现在海平面。墓葬第三至四层，在一名女性的腹部发现了食物消化残留物，其中有驯化稻壳、淡水鱼鳞片和骨骼，不过遗址未发现一般会被早期农民引进的狗的骨骼[38]。该遗址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数据为公元前2000—前1500年，有研究者认为泰国土著狩猎采集者与从中国长江和黄河流域向南扩张的种植水稻和粟的农民群体互动，在公元前1100年，由农业社区进入青铜时代，社会发生变化，根据遗存推测在海进时沿海占领遗址是存在的，对于研究人类适应热带海岸的海洋生存适应有重要意义[39]。环境考古学家吉尔·汤普森（Jill Thompson）认为此遗址在驯化水稻前，第一产品是粟[40]。也有学者认为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在公元前3700年出现，从中国长江流域引进[41]。侬诺遗址（Nong Nor）则是一处存在海洋适应和青铜墓葬的海岸遗址，遗物丰富，有200平方米的贝丘，20~70厘米厚，遗址最初占领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78—前2333年，此阶段早于科帕农底遗址，无植物遗存发现，判断公元前2500年只是被短暂使用，遗址中存在人类种植水稻，靠海生活，烧制陶器，与其他地区存在广泛的交换网络，研究者认为遗址对觅食经济和墓葬研究有较大意义[42]。泰国-美国联合考察队还在泰国东北部开展了考古抢救项目，从1965年开始对农诺塔遗址（Non Nok Tha）进行发掘，遗址随葬品丰富，威廉·索尔海姆二世等学者推测遗址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存在金属加工，比中国商朝还要早1000年左右，稻谷和驯化猪的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遗址所属文化有着7000年的时间跨度[43]，随后，推测出农诺塔遗址青铜器的时间为公元前2700—前2500年，公元前2300年已有很好的铸铜技术，是东南亚最早的铸铜遗址，与近东地区、中国北方以及印度关系不大，属于青铜器独立的发展区域[44]。1983年，乔伊斯·怀特（Joyce C White）将班清遗址划为三个时期，其中青铜早期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900年[45]，由于早期发掘的精细程度不高，存在扰乱现象，年代学工作不够细致，学术界对泰国青铜遗址的年代长期存有争议。随后，查尔斯·海汉姆（Charles F.W. Higham）通过分析班清遗址的发掘、地层和墓葬层的混乱矛盾，反对乔伊斯·怀特以上观点[46]，同时关注到向史前晚期的过渡[47]。从1980年左右开始，泰国冶金考古项目和泰国中部考古项目对泰国东北部和中部进行调查研究，发掘了黎府的普隆（Phu Lon）采矿熔铜遗址和华富里府的考王帕占峡谷（Khao Wong Pra Chan Valley）。普隆遗址所在地能获得本地铜，矿的提炼使用了手持磨制石制工具，熔铜的温度高，有人工烧制，熔炼铜有多技术合作，遗址矿开发具有持续性，从公元前1750—前1425年，公元前1000—前420年，再到公元前790—前275年，存在几个世纪，可能为泰国铜矿原料来源地[48]。考王帕占峡谷主要有塔坎（Tha Kae）、农帕外（Non Pa Wai）、尼肯翰（Nil Kham Haeng）和会延（Huai Yai）等遗址，遗址中存在大量木炭、碎矿石、熔铜模具、熔炉和坩埚碎片等，此地区可能为加工地，出口到别处。公元前2000年在泰国中部存在交换网络，有超过40个遗址发现了此区域的产品，如普诺（Phu Noi）、农科隆（Noen Klong）和沙昌帕（Sab Champa）等遗址[49]。1988年左右，意大利在泰国开展华富里地区考古项目，主要调查发现了考赛翁（Khao Sai On）考古遗址，还比较了泰国农帕外遗址和中国广西元龙坡遗址的双面铸造模具，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与东南亚大陆尤其是泰国可能存在强有力的接触[50]。60—70年代，学术界重新关注了“环壕遗址”，那空沙旺府的产森（Khok Chansen）遗址被发掘，遗物丰富，年代为公元前200—公元1000年，此地区的“印度化”开始于公元0—450年左右[51]。查尔斯·海汉姆通过地理环境与功能的联系分析，随着铁器时代的来临，人口压力增大，人们首次进入呵叻高原更干旱的地区，环壕遗址多在较干旱的地区用于控制水源[52]。伊丽莎白·摩尔（Elizabeth Moore）对环壕遗址进行了分类和空间分布分析，将四个府的91个不规则环壕遗址分为三种类型，认为环壕遗址之间尺寸的不同代表着等级的不同，还认为遗址位置是基于梯田和水系，具有了独特的形态，是随机分布，而不是政治网络，环壕遗址有铁器技术以及湿水稻的引进[53]。为了保护披迈（Phimai）地区航拍发现的环壕遗址，这个阶段开展了呵叻盆地考古项目，记录各遗址的位置、尺寸等[54]，对农班坎（Non Ban Kham）、班淡耶（Ban Tamyae）和孟派（Muang Phet）等环壕遗址进行发掘，并划分文化序列[55]。除上面的研究，泰国还与其他国家进行考古合作，发掘相关遗址。与英国合作对塔芒（Tha Muang）遗址、科恰伦（Khok Charoen）遗址和谭光昌（Tham Nguang Chang）遗址进行发掘，在泰国中部平原西侧进行调查，英国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在东南亚设立研究学校[56]。与德国合作调查了泰国北部的矿产资源[57]。与法国合作成立泰国-法国史前研究项目[58]。其他发掘的遗址包括泰国东北部铁器时代的农猜（Non Chai）遗址和农帕科朗（Non Pa Kluang/Kluay）遗址，以及泰国马来半岛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的朗隆日（Lang Rongrien）岩厦遗址。总之，此阶段一些重要的标志性遗址得到较为科学发掘，测年方法包括碳十四测年和热释光测年，大多数遗址都开始用“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简单的遗址和器物组合描述转变为问题驱动式的研究和理论方法的争鸣，多学科、多国家进行合作，以学术课题为线索，由争论引出问题，有目的、有意识解决问题，具有学术课题导向，也尝试将其与世界考古进行对比研究[59]。有些观点被否定和抛弃，被指出研究存在失误。另外，在与国外合作的背景下，泰国研究史前考古的本土学者和相关泰语出版物增多，获得考古学训练的本土人才不断增加，强调增加本土同事，发展本国的专业教育[60]。新发掘的遗址包括泰国马来半岛甲米府更新世至全新世的莫库（Moh Khiew）岩厦遗址、泰国中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200年的沙查帕（Sab Champa）遗址、南邦府的多帕坎（Doi Pha Kan）、甲米府的考多冲（Khao Toh Chong）岩厦遗址、东北部的班鲁考（Ban Lum Khao）遗址、北碧府的班东塔碧遗址、马来半岛的考山考遗址、春武里府的班布农（Ban Bon Noen）遗址、素攀武里府的乌通遗址与班塔孟（Ban Tha Muang）遗址等。过去的研究主要是从单个遗址出发，基于重要遗址的序列进行研究，在此阶段，学者们开始将泰国的各个遗址联系起来，对泰国中西部、西部、东北部、南部以及整个大陆东南亚进行跨区域研究[61]。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对泰国史前考古学有关论著的一系列评论性文章，表明考古相关论著受关注度提高、学科反思和评估的意识增强。在各研究课题下，研究方法也有突破，除测年方法得到进步外，同位素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二）农业起源、青铜起源和环壕遗址研究课题的新突破、新进展农业起源问题方面，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2200年—前1200年）的建立受到长江流域的水稻和种植聚落的影响[62]，泰国的新石器稻农可能来自中国长江黄河流域[63]，泰国确认最早的驯化稻植物遗存见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科帕农底遗址[64]，呵叻高原出现稻的时间比海岸遗址要晚200—500年[65]。泰国马来半岛驯化稻出现的时间为距今2500—2200年[66]。通过采用同位素、古DNA、人类生物学和考古学等对稻作起源和早期农民移民进行分析，揭示水稻向南扩张到东南亚在不同时间遵循不同的路线[67]。扩张过程中，科帕农底等海岸遗址可提供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岸狩猎采集者中出现稻农后，通过交换贸易渗透到内陆，查尔斯·海汉姆等人认为泰国的稻可能起源海边，且带来了新的陶器技术[68]。泰国内陆的稻民定居点主要为班考遗址和华富里府两个地区[69]，东北部呵叻高原有三个早期稻民占领的遗址，分别为农诺塔遗址、班清遗址和班诺洼（Ban Non Wat）遗址，时间上要晚于海岸遗址[70]，学者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认为泰国北部和越南北部水稻遗存的年代都不早于公元前3600年，根据现有证据表明稻作农业正是源于东亚大陆农业中心的中国，并从中国南部传播到东南亚的[71]。青铜起源问题方面，有了新测年和新讨论。1990年至21世纪初，乔伊斯·怀特等人从社会组织与结构方面开展研究，认为泰国的青铜遗址更适应异质性（Heterarchy）管理，不是传统的等级社会[72]，泰国的青铜时代环境是和平的，越南、中国南部的青铜时代是冲突的[73]。通过测年以及相关技术分析，认为泰国的冶金传统与二里头、二里岗传统差别大，与欧亚草原更加相似[74]，是来自公元前3000年晚期的先安德罗诺沃文化（pre-Andronovo）的欧亚森林－草原冶金技术，提出有别于主流中国中心论的新观点[75]。他们反对贝叶斯分析得出的模式，提出东南亚史前考古学正处于研究“范式”（Paradigms）重大变化的时刻，需要重新审视东南亚考古学现存的考古范式[76]。查尔斯·海汉姆等人反对乔伊斯·怀特等人的观点，强调贝叶斯分析方法的可信度，通过班诺洼遗址提出青铜时代年代为公元前1100—前1000年，认为泰国青铜器生产技术源自中国商朝以及长江流域、岭南地区之间的贸易交流[77]。他们还通过对于人骨超滤滤出未污染胶原蛋白进行研究，得出班清青铜时代的开始时间约为公元前1000年[78]，农诺塔青铜时代开始时间为公元前1100年中晚期[79]，考王帕占峡谷最初的采铜和基础熔铜开始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来自中国岭南地区[80]，并迅速开采和扩张，班诺洼、班鲁考（Ban Lum Khao）等蒙河流域遗址也为考王帕占峡谷的消费遗址[81]。泰国的青铜技术应该是外来传入，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目前争论的核心是“长年代”（Long Chronology）和“短年代”（Short Chronology）。持“长年代”观点的学者以乔伊斯·怀特为代表，认为泰国青铜技术起源于公元前2000—前1800年，源头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系统，传播路线为欧亚大草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中国云南省—泰国东北部。持“短年代”观点的学者以查尔斯·海汉姆为代表，认为泰国青铜技术起源于公元前1100—前1000年，来自中国中原地区，传播路线为中国中原地区平原—长江河谷—岭南和云南东部—泰国东北部，此观点下青铜器的发展与泰国东北的社会精英发展相一致[82]。环壕遗址方面，这个阶段学者们对其基本概况有了更多讨论，认为环壕遗址是用壕沟和壕堤包围台地形成的遗址，壕堤的土从壕沟中获得[83]，海拔为130~180米[84]，外围的壕堤和壕沟一般为一层或者两层，最多达到五层[85]，一般坐落在河流和小溪旁边，水贯穿到环壕遗址中[86]。尺寸多数在4.6~29.5公顷之间，蒙河流域的在0.5~171公顷之间[87]。环壕遗址中间台地的面积一般在6.2~19.7公顷之间，大多数是15.9公顷，有的台地高度可达到5米，宽度可达到100米[88]。关于环壕遗址的功能学术界也展开过热烈讨论，主要包括防洪、灌溉、防御、干季储水、水产农业和象征意义等功能的观点[89]。泰国史前环壕遗址大多数分布于泰国东北部呵叻盆地的蒙河和栖河流域[90]。20世纪90年代的吴哥文明起源考古项目得出有规则形状的环壕遗址是有计划建造的，多与古河道有关，位于蜿蜒的古河道旁的结论。威廉·博伊德（William E. Boyd）等人分析得出环壕遗址在公元前500—前200年建立[91]。可辨认的环壕遗址数量在这个阶段增加至297个，并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农武洛遗址、班诺洼遗址、农孟考遗址（Non Muang Kao）、诺班甲遗址（Non Ban Jak）、班清汉遗址、孟派遗址和披迈地区等典型环壕遗址被发掘。泰国东北部环壕遗址的出现和使用还伴随着相应的社会背景，这个时期出现干旱气候，统治者可以通过控制水源来进行统治，并出现了等级社会结构的酋长国（Complex Chiefdom）[92]，也伴随着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如屋内葬、举办盛宴和战争冲突。一些环壕遗址发展为真腊国和吴哥王国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后来成为吴哥王国的行政区[93]。吴哥王国在公元1000年成长扩大起来，环壕遗址促进了泰国史前晚期与早期国家起源之间联系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学者们对于泰国的石器序列在此阶段进行重新认识，提到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在泰国西北部还开展了诸多旧石器时代考古项目，发掘西北部的朗卡南洞穴（Lang Kamnam Cave）遗址，在泰国高地考古项目下发掘班莱（Bai Rai）岩厦遗址和谭罗德（Tham Lod）岩厦遗址，泰国与法国合作发掘了怀欣（Huai Hin）遗址。此阶段泰国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有官方政府的考古遗产管理和社会民间的考古遗产管理，公众考古学则包括考古遗产旅游、通过社区参与管理以发展旅游业的社区公众考古、多民族社区的公众考古和考古实地学校。东南亚考古研究所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考古训练中心和泰国冶金研究等考古平台以及网站等也建立起来。总之，此阶段泰国考古学已经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在考古田野调查发掘、人员培训方面，更进一步加强了与尤其是美国、新西兰以及欧洲学者的合作[94]。泰国与国外考古研究者在田野考古程序与技术改进的同时，还在更新世向全新世转变、早期农业驯化与发展、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演化、史前环壕遗址、史前晚期的交换贸易、复杂社会发展、早期国家形成、人类学、岩相分析、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形地貌、石器、人类骨骼等各个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在农业起源、青铜起源、环壕遗址和石器研究方面有了新突破、新进展。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评论性文章。将泰国放到整个大陆东南亚进行研究，开展区域性史前考古重建，泰国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也得到提高，显示出泰国史前考古学学科整体发展的良好态势[95]。中国对泰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前期主要是由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系等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对泰国仙人洞遗址、班考遗址、农诺塔遗址、班清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址发现与研究的介绍，后期随着泰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不断引入国内，促进了中国学者将泰国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联系起来，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博物馆、武汉大学考古系、四川大学考古系等为代表，研究主要涉及百越考古文化、青铜起源、铜鼓和中国南方考古文化、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关系等几方面的探讨。泰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特征，相比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具有泰国皇室的推动、泰国本土的主导性较强、史前考古研究较系统深入和注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等特点。泰国考古学虽然逐渐发展起来，建立了文化序列，但很多地区还是不太明确，关于文化进程方面的理论问题研究较为缺乏，在世界考古学研究范围内的显示度（visibility）还是较低。有泰国学者认为考古文化进程应向着包含一系列人类社会导向行为的更全面文化系统方向前进，采用问题导向型方法，建立概念框架和跨文化比较考古的范式[96]。中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泰国，考古学主要以文化历史为主导，几代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脉络的梳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究，都以解决中国历史问题为主要目标，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方法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也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从中国视角看泰国考古学，泰国考古学的发展基于广泛的国际合作，泰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引入西方学者跨学科的、关注人类行为的理论和方法，很少使用文化历史来梳理泰国从史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国学者在泰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的身影不多，所以中国学者在与泰国的合作方面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以文化历史学派为主导的取向以及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泰国史前考古可能会有借鉴意义，未来有待进行尝试。本文通过梳理泰国史前考古学史，了解泰国史前考古学的特点、发展阶段和国际合作情况，对将来中国学者“走出去”参与泰国及东南亚、东亚整体史前考古的研究，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中国学派的视角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本文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缺乏泰语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也没有注意对特定时期研究进行深度反思，对史前考古的理论发展进程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认识不充分，希望能在将来有所突破。[1]李英华、赵春光：《新世纪背景下的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研究》，《南方文物》2020年第5期。
[2]Glover, I. C., Other Peoples' Pasts: Western Archaeologists and Thai Prehistory,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81(1), pp.45-53.1993.[3]Chitkament, T., Evolution of the Technical Behaviours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Early Holocene in North-western Thailan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ithic Industry from Tham Lod Rockshelter (District Pang Mapha, - Mae Hong Son Province), Doctor dissertation, Universitat Rovira i Virgili, 2016.[4]Shoocongdej, R.,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in Thailand. In Handbook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pp.97-109.2017.[5]彭南林：《泰国史前史研究概述》，《云南文物》1990年第27/28期合刊。[6]Shoocongdej, R.,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in Thailand. In Handbook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pp.97-109.2017.[7]Higham, C. F. W.& Kijngam, A., Irregular Earthworks in N. E. Thailand: New Insight, Antiquity, 56(217), pp.102-110.1982.[8]Kerr,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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