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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史的角度说，1996年不是大年，值得知识界兴奋与回味的好书出得不多。也许，由于种种原因，该出的好书没有出来。这里只能选几本已经出了的谈一谈感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称得上是好书，在社会上影响又大的，首推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十几年来，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日益受到关注，先是相关的史学界，进而思想界，这本书又推向了范围更大的知识界。陈寅恪本人的著作，属于很专的学术领域，不可能拥有很多的知音；此前有关陈寅恪的几本传记，不管是国内学者所著，还是海外学者所著，因其学术色彩较重，读者基本上囿于专业的圈子。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引起了一般读书人的兴趣，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两位学术前辈的独特追求和人格力量。真正使整个中国知识界感到陈寅恪无法回避的，则是陆键东这本书。 此书以陈寅恪的晚年命运为主线，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历史命运。作者把传主放在宏大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展开，让我们重温了当年一幕又一幕人间的悲喜剧。它引起读者对陈寅恪的关注，重点不在学术成就，而在人格风范。在中国知识界在整体上被改造的大潮流中，像陈寅恪这样保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者，只剩凤毛麟角。陈寅恪在1932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写《审查报告》时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到60年代，吴宓日记载：“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变，致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陈自己也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人的一生当中，前后思想有所变化不足为怪。不是说有变化一定就不好，无变化一定就好。陈寅恪的不变并不是唯一值得称道的选择。问题在于怎么变？为什么变？变成什么？知识分子改造之所以形成悲剧，因为整体趋势是由独立者改造成了附庸者，由思考者改造成了盲从者，由批判者改造成了检讨者和阿谀者。陈寅恪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于坚持自我，保持尊严；他抵制改造，实际上是抵制堕落。自然，从五十年代，一直到文革以前，陈先生能够保持内心的精神独立，一方面依赖于内心世界的自足性，他的价值观才不会轻易动摇；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他前半生奠定的成就和声望，掌权人只要还想保留礼贤下士的形象，首先就要对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保持某种尊重。陈寅恪可以不到北京就职，可以在批判胡适等运动中回避表态，甚至可以对前来拜访的胡乔木等领导人提出批评和质问，与他的崇高文化声望不无关系。然而，可与陈寅恪比肩的文化名人，同时代也不是没有。但保持独立精神的却实在少见。到了文革，对陈的特殊礼遇也不复存在了。“涕泣对牛衣， 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陈寅恪最终惨死于文革。他晚年的恶运，是文化坚守者的悲剧，是不肯出让独立精神的悲剧。历史就是这样有趣，真正现代的价值观，不属亦步亦趋的趋时者，倒是自甘顽固，自认为文化遗民的陈先生，反而更具有现代的光彩了。 三本沪版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文库》，1996年推出了新的一批。我觉得，张中哓的《无梦楼随笔》称得上值得载入出版史的著作。
读张中晓的书，不能不被他的遭遇所触动，接着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起来，那就是：他为什么而写作？说到写作，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但与张中晓相比，现在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显出或多或少的媚俗，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下笔时往往不能完全自然地流露内心的思想和感情，而多多少少要考虑怎样表达才能为社会所接受。这样的心态里表达的思想，便不能说是纯静的思想。张中晓写这些文字，不是为着发表。他明知这些文字当时不可能发表。甚至连公开都会带来杀身之祸。也不是为着出名。他当时已经出名，不过出的是罪名。更不是为着稿费，为着职称。当一个人的思考与功名利禄都已绝缘的时候，思想才是纯净的。在现今的环境中，人们也许很难再写出这样纯静的文字。但张中晓遗著的出版，给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面反观自身，净化心灵的镜子。 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一套“智者心语”丛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谢泳的《旧人旧事》。许多人读者欲求购而不得，竟有人发出洛阳纸贵之叹。谢泳没有机会目睹几十年前的历史场面，只能从尘封的史料中窥探当年。本书议论的对象多是成名于本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比如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和《观察》杂志的撰稿者。走近旧人旧事，使作者不禁发出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的知识分子，不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做人上，怎么反而不如半个世纪以前？作者的期盼，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对公道进步社会正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王瑶文集》 好书不一定等于好文章的集合。比如，知识分子在高压下作的检讨，通常意义上不在好文章之列。但编辑把先贤的此类文字编入书中，恰恰表现了一种历史的眼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常君实编的廖沫沙遗著《瓮中杂俎》，收入廖先生文革中检讨几十份，读后让人感慨万端。《王瑶文集》七卷本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先生五六十年代的几份检查编入其中，也极为耐人寻味。从中不难看出，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断升级的一种逻辑，是怎样把为师之道的灵魂一步一步阉割掉的。比如王先生在文革中的一份检查说：“解放以后，我从讲师升到了教授，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从生活贫困到积存了许多钱，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一切就给某些意志不坚定的青年树立了一个走“白专道路”的活标本。他们眼看着我所走的道路和我所过的资产阶级的生活，耳听着我所说的一些充满资产阶级观点的谈话和所谓学术研究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实际上就是一条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的描述，耳濡目染危害特别严重。而且我曾把他们的文章加工修改、介绍到《新建设》等刊物上发表，使他们出了名，拿了稿费，这无疑是促使他们向着资产阶级方向滑下去的重要因素。我当时不但一点也没有考虑这会在他们思想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反而以为这是自己对青年人的一种培养和帮助，可见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严重了。” 五六十年代，普遍实行低工资，大学教授的收入相对高一点，也是诚实劳动所得，不知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其实他们的消费水平，不要说与今日的大款，就是与今日某些高级白领，也不能相比。但就这一点应有的待遇，到了文革，也成了必须检讨的罪过。按常理，教授教学生，能够把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门径，让他们成名成家，才够得上为人师表，问心无愧。现在，怕是许多学生想找王瑶式的教授，而苦恼于求师无门。我当过许多年的学术编辑，深知不少高等院校的教师，虽有教授之类的头衔，也有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但自己都写不出象样的学术论文，又如何能把学生引入学术的门径？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越是合格的教授，越要以合格的行为自辱。如此摧残师道尊严，在人类几千年文明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一页历史固然荒谬，却实在不该忘记。 《性格 命运 我的故事》 戴厚英这本书，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但我1996年才读到。作者自述了1938年到1978年的经历，也就是从出生写到50岁。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很近，但却留下了许多空白点和薄弱环节。我所感慨的，正是她这本自传填补空白点和薄弱环节的意义。什么叫反右，什么叫文艺界的大批判，什么叫四清，什么叫老保和造反派，什么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叫工宣队，什么叫写作组，什么叫思想解放，都可以得到一种活生生的感受。她虽然讲的是个人的心路历程，但从中分明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看到他们如何在荒谬的时代失落自我，又如何走向觉醒，找回自我。这样的书，对于我们反思20世纪十分有益。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更具吸引力的可能是她和闻捷的恋爱过程。闻捷曾自嘲：“我是一个诗歌上的匠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他15岁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16岁被国民党逮捕，得到上级指示，集体“悔过”出来。延安整风时，因说“不清楚”，丢掉了党籍。这段牢狱生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伴随着他，查来查去，一直查到文化大革命。当年，闻捷是觉得自己政治前途充满荆棘，才转行投入文艺的。闻捷的诗是很有名的，但他的诗人气质，在爱情中体现得更充分。戴厚英详细地记录了她与闻捷恋爱经过。今天看来是多么自然、真诚、美好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受到粗暴的阻挠、践踏和摧残。工宣队故意不让闻捷与戴厚英从干校一块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汽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闻捷在受批判的大会上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都令人心碎。正如戴厚英所说：闻捷死于对政治的不满和绝望。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真诚不为所信；在创作上才华不能御俗；在感情上也没有一处自由空间；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刚读完此书，就听到了戴厚英遇害的恶噩。 三毛中年辞世，被媒体爆炒了一番；张爱玲寿终正寝，舆论界也是沸沸扬扬。相比之下，戴厚英不幸被歹徒杀害，社会却表现得如此平静。这种反差，不能引起我的思索。戴厚英、三毛、张爱玲当然不是同一类女作家，互相比较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比如说，论作品的畅销，也许戴厚英不及三毛和张爱玲；但如果作为知识分子，三毛和张爱玲却不能和戴厚英相比了。这主要倒不在于戴厚英于作家之外还有一重教授的身份，而在于她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关怀。即便是一般读者感兴趣的婚恋方面，不论是三毛与荷西，张爱玲与胡兰成，大抵都是私人性的传奇，而戴厚英和闻捷的爱情悲剧，却不止属于个人，同时属于社会，属于历史，属于我们民族最不该遗忘的特殊的年代。罗卜青菜，各有所爱。从具体的读者来说，谁偏好三毛，或者偏好张爱玲，都无不可。但从社会来说，对前两位女作家如此爆炒，而对后一位女作家如此冷落，却集中地表现了当今社会文化取向的急功近利和媚俗浮燥。亲近金钱，而疏远良知，很难说是文化成熟的标志。而今天的风气就是，前一种事有人抢着去干，大家也跟着一拥而上；而后一种事很少有人去想，或想到了你也没法去做。这就是导致戴厚英身后寂寞的原因吧。 这本书只是自传的上卷。作者在序中写道，“看手相的人说，我可能活到八十五岁，那么以后还有四十年好写了。但人有旦夕祸福，我怕我活不到那年纪。”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还很多很多。不料，一语成谶，连我们所期待的自传下卷，竟也读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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