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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吴刚老师的结识，缘于三年前我们对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文献的交流。 2013年暑期，我到巴伐利亚图书馆访书，得读该馆所藏满汉合璧《西厢记》。此为清雍正年间抄本，亦为海内外孤本，可反映金批《西厢》在清前期向满族受众传播的一个侧面。为此，我做专题研究，并撰写《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合璧西厢〉考述》一文刊在《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此文后收入同年在中国台湾出版的我的戏曲论文集《戏曲文献与理论研究》。 吴老师在研究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拙文，遂于2020年6月联系我，希望能够看到巴伐利亚图书馆所藏此文献。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很愿意将从该馆影印出来的书影发与吴老师分享。 吴老师在《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研究》一书即将问世后，嘱我作序。作为同道，我很乐意谈谈自己对该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的看法。 版本研究是文献研究的重要出发点，而目录研究又是版本研究的首要门径。该书对于金批《西厢》与满文、蒙古文、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西厢》（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西厢》不是汉文《西厢》的译本，而是达斡尔族说唱文学文本《莺莺传》）之间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清楚汉族西厢故事对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中的传播路径以及这些民族对汉族西厢题材文学的接受角度与程度，其研究的难点主要是对相关文献，特别是汉文金批《西厢》和满文、蒙古文、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西厢》现存版本的搜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该书对现存文献版本的调查做得很充分，对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很细致，能够为学界提供翔实的文献版本信息，也必将推进学界今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来更正目录文献的著录错误，是该书的又一特点。《世界满文文献目录》著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满汉合璧《西厢记》刊本。吴老师联系该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却发现该馆所藏三部满汉合璧《西厢记》文献皆为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本，并无康熙四十五年的刊本，最终证实《世界满文文献目录》的著录有误。 同样，对于《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所著录的内蒙古图书馆所藏两种蒙古文《西厢记》抄本文献的信息，吴老师通过委托学界友人查阅原书，发现这两种文献实为道光二十年（1840）转译自满文的蒙古文《西厢记》译本的一部分，据此，该馆应将馆藏目录中这两条文献信息合而为一。 做文献研究的学人，大都遇到过图书馆馆藏信息不准确的情况，而这些著录信息错误的发现都建立在研究者对馆藏文献实地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吴老师对于汉文《西厢记》的某些特定馆藏以及对满文、蒙古文、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文献的调查所反映的，正是一位学者应有的素质。 从文献出发，将文献实证与文献阐释结合起来，使得该书超越了一般性的文献研究。《西厢记》是爱情故事的戏曲。从题材上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汉族文艺中的爱情题材作品，这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 有观点认为，描写家庭生活的章回小说，尤其是侧重写爱情婚姻的章回小说在蒙古族的说唱文学领域难以找到知音，究其原因，说唱艺术讲究演出的即兴表达，需要离奇的情节以吸引观众，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的题材相较之下更易被蒙古族受众所接受。 吴老师虽然承认蒙古族说唱文学吸纳汉族俗文学中的才子佳人题材较少，却强调，我们只能说蒙古族说唱文学中家庭生活题材不够发达，但不能说没有。因为他在《蒙古族说书艺人小传》的“蒙古族说书目录”中检索到了蒙古族说书作品中有《红楼梦》，与之呼应，在蒙古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姑娘出嫁歌、媳妇苦歌以及此类叙事诗，同样地，在达斡尔族乌钦和满族子弟书中亦可找到不少家庭生活章回小说的内容。 总之，如果没有对蒙古族、达斡尔族和满族文献的细致考察，则难以提出这些令人信服的新观点。 传播与接受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从西方引进的新的学术研究方法，适用于诸多研究领域，在经典作品与文献研究中尤受古典文学学界欢迎。传播与接受，却是两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路径都有差异。 就我本人所接触的古典戏曲研究成果看，名为“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成果基本是在做传播研究而较少做接受方面的研究。相比较，吴老师对于金批《西厢》在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中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目前难得一见的将传播研究与接受研究既关联在一起又加以区别的研究模式，它不仅分别梳理了金批《西厢》在这三种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传播过程和成果，还重点研究了它们之间的传播路线，指出满汉合璧《西厢》是汉文金批《西厢》与蒙古文译本《西厢记》、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之间的传播中介。 该书对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接受金批《西厢》的研究，不限于对满族、蒙古族译本以及达斡尔族乌钦版本面貌及其形成过程的考察，还考察了不同民族对金批《西厢》的思想、形式的接受程度与接受时的角度和幅度的调整。这是该书成为目前诸多古典戏曲文本文献接受研究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从媒介研究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离不开对传播文本的考察，这也正是该书为何一开始就将研究重点放在对金批《西厢》版本系统的梳理上，并在随后对满、蒙古、达斡尔《西厢》与汉文金批《西厢》关系的研究中，重点比勘了这些文献版本之间联系的原因。通过研究满、蒙古、达斡尔《西厢》文献与金批《西厢》的关系，进而探讨这些少数民族译本文献和改编文献的版本来源，这是奠定该课题学术价值的十分重要的研究思路。 然而，居于传播链下游的再生文献的来源往往不是唯一的。由于金批《西厢》版本有清初金谷园刊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苏州博雅堂刊本、康熙四十七年（1708）振雅堂刊本、康熙五十九年（1720）怀永堂刊本、同年芥子园刊本以及雍正二年（1724）文明阁刊本等，所以，现存的满、蒙古、达斡尔《西厢》等文献到底来源于其中的哪些文献，则有必要做考察。 如巴伐利亚所藏的雍正间满文译本《西厢记》正是综合选取了雍正之前十分流行且于满文翻译时依然极为盛行的金谷园本、博雅堂本和振雅堂本等金批《西厢》版本作为汉文底本。雍正间满文《西厢记》抄本在客观上更好地保存最受汉文世界欢迎的金批《西厢》文本，体现了该抄本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独特价值。 同理，其他的满文、蒙古文译本和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改编本的媒介研究也有这样的必要性。该书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角度，虽然未能充分展开，但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文献研究如同秋风扫落叶，研究材料总会层出不穷。如满汉合璧《西厢》的现存版本，除了我在巴伐利亚图书馆所看到的雍正间抄本外，中国台湾“国家”出版社责任编辑叶秋妍女士在编辑拙著《戏曲文献与理论研究》时，曾来信提及她当时刚获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满汉西厢记》图档，并提供给我作为参考。 该藏本是乾隆三十年（1765）的抄写，虽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本为同一版本系统，但其底本和自身在清代满、蒙古、达斡尔《西厢》成书过程中是否发挥过作用，需要学界研判。 当然，这个研判的难度很大，吴老师有此积累和基础，或可作为下一阶段相关研究的发力之处。 《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研究》一书显示了吴老师在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特长。在当下充斥着较多急功近利现象的学界，这是十分难得的。 吴老师是一位学养深厚而又虚怀若谷的学者。作为达斡尔族人，对于达斡尔语《西厢》即乌钦《莺莺传》自然十分熟悉。其在读博阶段跟随中央民族大学赵志忠教授学习满语课程，后又跟随其他老师进一步学习满语，又向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教授请教蒙古语文献问题，都是确保其《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研究》能够圆满完成的重要条件。吴老师的谦逊与勤勉，将继续成为其学术精进的必要保证。 期待吴老师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2023年5月于南京大学 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批〈西厢〉与满、蒙古、达斡尔〈西厢〉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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