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归纳法 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使用归纳推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不断地遇到不熟悉的情境，这时就需要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推断。 比如，你想为孩子选择一家托儿所，三个朋友分别向你推荐了同一家，他们的孩子都在这家托儿所上学，感觉很不错，那么就可以推断自己的孩子可能也会喜欢这家托儿所。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候选人根据对大学新生的调查结果得出结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参与2008年大选投票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她调整了自己的竞选计划，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吸引年龄较大的选民上。 因为归纳逻辑的基础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所以总有出现错误的可能。你的孩子可能不喜欢朋友推荐的那家托儿所，参与投票的大学生数量也许会大大超出预期。此外，由于人类的思维很容易出现天生的认知错误，谁也不能保证人们的思维或行动能够始终保持前后一致或逻辑连贯。而掌握归纳逻辑的原则能够帮助你少犯思维错误。  不断寻求智慧的智慧 批判性思维者对知识充满好奇心。他们密切关注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周围发生的一切。佛教中的“初心”与西方的批判性心智开放或专注具有密切的关联。禅宗大师铃木俊隆把初心定义为“不断寻求智慧的智慧”。他写道：
像初心那样，优秀的批判性思维者在缺乏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不会随意排斥与自己相左的观点。相反，他们尊重差异，愿意思考各种观点。最近，神经科学有一项重大突破，研究发现，佛教僧侣经常冥想，他们的大脑神经较一般人更加活跃，更具可塑性。 冥想是人们练习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专注、开放和注意。许多大公司，包括500强企业，目前正在鼓励高管们在工间休息时做冥想练习，因为事实证明，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业绩。  判断何谓真理，倾听反对观点 在民主国家，批判性思维是不可或缺的。托马斯·杰斐逊曾写道： “在一个运用理性和说服而不是武力来领导公民的共和国，推理的艺术便变得尤为重要。”民主制度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意测验或多数投票使人们的意见达成一致，而是为了推动自由讨论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辩论。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 )指出，真理既不是支持现状者的观点，也不是非国教者的观点，而是不同观点的融合。因此，言论自由以及无论攻击性多强的反对观点都要倾听，这在民主国家的批判性思维中是非常必要的。 心智开放的怀疑态度 批判性思维者乐于克服个人偏见。他们的心智开放，拥有反思性的怀疑态度。关键在于，他们不会武断地对某个问题直接得出结论，比如，什么职业最适合我？堕胎不道德吗？上帝是否存在？妇女在家庭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相反，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他们会批判性地考察支持不同观点的证据和假设。如此一来，高效的批判性思维者能够很好地权衡自己的观点和怀疑。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 )最先提出了怀疑方法（method of doubts,也译作怀疑论）来悬置信念。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方法自古以来就受到科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偏爱，它起源于怀疑主义立场，即把先入之见置于一旁。笛卡尔写下了运用怀疑方法的有关规则：
掌握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男性的沟通：控制与抽象 · 自信的交流方式，有时带有攻击性，倾向于给出这样的建议，比如：'这就是你处理这个问题应该采用的办法'或者'别让他找到你”。 · 男性往往以非常直接或武断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的语言比女性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 沟通更加抽象化、概念化，反应性不够强。 · 男性经常使用以下非言语交流方式，比如身体向前倾、两手摊开，主要是为了强调他们的言语信息。 女性的沟通：平等与包容 · 包容性的交流方式：'再给我说说”或者“给我说说你的想法”。 · 试探性的交流方式常常使谈话保持开放，得以继续。 · 交流更加个体化、具体化，对他人的反应也更加敏感。 ·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表达个人感情和与他人建立关系时，会更多地使用以下非言语方式，比如眼神交流、微笑、专注的身体姿势。  不要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有几种自我服务偏差和错误会阻碍人们思考和了解真相，包括： · 错误地认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 与别人比较时，高估自己的倾向 · 夸大自身优势和低估自身弱点的倾向 人们总倾向于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实际上事件本身已远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自我服务偏差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多数人在成功时将功劳归因于个人，但失败时将贵任归咎于外部因素。大学生通常将好成绩归功于个人因素——聪明、快速理解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技巧。相反，成绩不好时他们常常归因于不受控制的外部因素，例如老师判分不公平，考试那天有点感冒。 与此类似的是，当涉及减肥这个问题时，很多人都认为减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新陈代谢的速度太慢，而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其他自己能够控制的因素。然而，当体重超标的人减肥成功时，很少人会将成功归因于活跃的新陈代谢，而是归功于自己坚强的意志和明智的选择。 不要有“非我即他”的想法 人类的大脑似乎已经被设定好将人们分为“我们中的一个”或“他们中的一个”。人们总是倾向于尊重与自己相似的人，而猜疑与自己存在差异的人，不论这些差异是来自种族、性别和宗教，还是政党、年龄和国籍。 虽然大多数人都声称信奉众生平等，然而在美国的文化中，诸如同性恋法官、女性医生、拉美裔参议员以及唐氏症儿童等一些修饰词的使用已经暴露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看法，那便是任何与标准有差异的事物都应加以特殊化。为什么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下列措词呢？异性恋法官、男性医生、欧裔参议员、健全儿童…… 偏见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这种影响我们自身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哈佛大学的—项研究中，研究对象被要求快速地将一些褒义或贬义的形容词与一些白人或黑人的面孔联系到一起。虽然参与者都声称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但是十分之七的白种人“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白人的偏爱”。 适时运用修辞术或论证 修辞术或修辞学（rhetoric)也被称为“说服的艺术”，用于宣传某种态度或世界观。在英语课程中，该术语的含义更加狭隘，它专指说服性的写作技巧。修辞术有己独特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议题中的某种立场以及如何阐释该立场。 修辞术的最终目的是说服他人相信自己认定的事实，而论证的目的则是发现真理。修辞术的目标是“获胜”——使其他人相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而不是批判 性地分析某一立场。相反，一个论证的目标是为某一立场或行动方案提供充分的理由，为评估这些理由的正当性进行公开讨论。 2024 年高考适应性考试(三十) 语 文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2009年12月7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经过近2周的激烈争吵,各方最终未能对下一步温室气体减排达成共识。以下是记者对本次会议中方科技顾问丁仲礼院士的采访。 记者:这次哥本哈根的峰会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丁: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记者:这个排放多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丁:简单讲,就是一个国家以后还能使用多少能源。对普通国民来说,它意味着生活能否继续改善,福利能否进一步增加,甚至有没有工作。 记者:基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相对于1750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对此,您怎么看? 丁: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一个科学结论，其实这个2摄氏度只是英国某研究机构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随着这个结论的迅速流行,它慢慢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 记者:如果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不算一个依据吗? 丁:你怎么知道它可信?它并非科学实验的结果,它只是计算机的模拟。 记者: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IPCC作为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一个组织,它拿出的报告,不应该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吗? 丁:科学家有主流?科学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在IPCC报告原文中,并没有确认气侯变暖就是由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变暖有多大的影响。按照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控制升温2摄氏度的共识,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量约为8000亿吨。这个总量非常非常小。打个比方,假如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4吨碳,那么到2050年人均排放量就只有0.8吨碳。这还是建立在人口总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之下。 记者:哥本哈根会议前,一些国际组织提出了多个减排方案,特别是IPCC、G8方案,只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的具体目标,却未对发展中国家做具体要求,难道他们只给自已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当然不行。他给自己定指标，目的就是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姑且不论历史上他们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即便按照他们的方案,今后他们的…… 丁:就是一个陷阱。如果今后国际上严格限制排放,那么二氧化叭 种非常稀缺的商品,你不够排就得买。所以这个8000亿吨排放量,分配到多少。事大一，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假如真要定指标,那么我们要求今后40年的排放跟你一样多,甚至只需要你人均排放的80%,行不行? 记者:那他可能会说,你是个人口大国,这么一乘总量太大了。 丁:那我就要问了，中国人还是不是人?同样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们就可以多排? 记者:也可能他会认为现在都是以国别计算,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贫富,现在中国只能按碳排大国的标准来算。 丁:我承认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究竟能排多少?根据G8的方案，8 000亿吨的一个蛋糕,他27个发达国家11亿人取走44%,余下的55亿人分56%,你说公平不公平? 记者:您是在指责IPCC? 丁:为什么不能指责?科学本来就应该经受得住人家的批评。我在中科院写的文章,就是直接批评IPCC工作组的。 记者: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词很激烈，有这么严重吗? 丁:假如告诉你,中国从2020年以后,每年得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记者:一个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是否合适? 丁:我们需要的是公平,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否则他们不会理你。记者: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 丁: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我理解的公平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记者:您原来是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但这次谈判,您一直在做政治解读,别人也许会对你提出各种疑问,您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 丁:你是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记者: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更应该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去制定方案。 丁:那我问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吗? 记者:假如如您所说,但是发达国家又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方案,而任其拖延下去,地球会不会变得更糟? 丁: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了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地球气温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10倍的时候也有的是，地球不还是好好的?因此,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高三语文试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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