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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最主要工作是啥？就是决策。 有句话说，决策是管理的心脏，也就是说决策决定着组织发展的盛衰，关系到组织的生死存亡，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决策这件事，看似就是一个点头，一个签字，往往考验着领导分析力、判断力、预测力、魄力等等。 即使掌握了很多信息，依然不能保证做好决策。因为很多人在抉择时依旧会跟着感觉走，时常做出与客观规律相悖或者是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最终做出错误的决策。有些大的决策一旦失误，领导与组织往往都要承担相当重的代价。 这不，秦惠文王就面临了一个决策难题。 巴国和蜀国都在秦国的西南方，两个国家打仗陷入僵持，都喊话秦国帮助自己。 秦惠文王想趁此机会顺手把蜀国拿下，但考虑到交通成本，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但凡蜀道好走一点，也不至于这么难下决策；还有第二个问题，出兵伐蜀一定会导致国力空虚，此时如果蠢蠢欲动的韩国打过来咋办？ 秦惠文王在伐蜀与伐韩两个方案面前摇摆不定。  这个时候辩论双方上场了： 正方是战国时代数一数二的名嘴张仪，反方上场的是秦国名将司马错。 司马错和张仪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辩论。名嘴对武将，盲猜一下谁会赢？ 正方张仪说：伐蜀不如伐韩。 反方司马错说：要伐蜀。 秦惠文王说：愿闻其详。 张仪开辩： 秦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国策，应该是拉拢魏国和楚国，把它们稳住，然后攻打韩国，突破韩国的三川、新城、宜阳，这样就能打到周王畿的近郊，我们就可以拿下九鼎。这时，天下的户口图籍也归我们了，我们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帝王大业了。 张仪还打了一个比方：所谓“争名逐利”，争名要在朝廷里争，逐利要在市场上逐。现在韩国的三川之地和周王室的地盘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 在张仪提出的战略里，要想实现霸业，首先就得打韩国，突破韩国的西部疆域，抵达“二周”。周王室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名头还是不能小觑。如果不争这些，反而去跟蛮夷相争，这就是和帝王大业背道而驰。  司马错反驳到： 要想让国家变富裕，就必须扩大疆域；要想提高军队战斗力，就必须让人民变富裕；要想成就王业，就必须广施恩德。以上三大要素具备，改朝换代也就水到渠成了。当下的秦国，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标。秦国的版图还很狭小，人民还很贫困，所以咱们不能好高骛远，必须脚踏实地，从小的地方做起，所以南下攻打蜀国很有必要。 首先，蜀国是一个蛮夷国家，国君暴虐无道，我们轻松就能把蜀国灭了。 其次，灭掉蜀国，从成本来看，既不会过于劳民伤财，也不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从收益来看，蜀国的土地都会归我们，财富也会归我们，成本很低而收益大。 相比之下，攻打韩国，劫持天子就很冒进，会把秦国带入人人喊打的困境，促使天下列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还是要伐蜀。  作为领导，秦惠文王遇到问题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先找大臣，让大家把意见都摊开，分析两个方案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每个人的方案是否有偏差与需要纠正的地方。分析完了，剩下就靠领导去决策了。 张仪认为目前的关键打韩国，挟天子以令诸侯，拿到核心资产九鼎，马上就能完成称王称霸的大业。果然是名嘴，这番说辞把前景吹的天花乱坠，但却高估了此时秦国的实力，有些操之过急。 司马错从现实出发，认为干啥事儿都得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秦国现在还不够强，只能悄悄地先拿增量，然后再徐徐图之，伺机而动。 从结果看，此番辩论司马错胜。 秦惠文王并不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国君。一统天下，成就千秋帝业是他的愿望。但他也清楚的知道，相对于其他六国来说，秦国是占据优势的，可也仅仅是优势。如果现在就要一统天下，还为时尚早。 张仪以帝王霸业来说服，秦惠文王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知道什么时候要。秦惠文王客观地评估了秦国的现状，选择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最后，他听从了司马错的意见，发兵攻蜀。 决策过后就是执行，而且要坚定的执行。南下伐蜀差不多耗时一年。秦惠文王对司马错是要人给人，要粮给粮，没有出幺蛾子。 果然，司马错不负众望，很快就占领了蜀地，把蜀王贬号为侯，派陈庄担任蜀相。 司马错伐蜀过程中，看到巴国富饶，于是搂草打兔子，把巴国也给灭了。至此，川渝一带正式进入中国版图，不再是化外之地、蛮夷之邦了。  什么叫理性决策，不好高骛远，不妄自菲薄，从当下实际出发，用冷静、中正、客观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决策。秦惠文王做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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