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秦篇 第十一 南举巴蜀
继位之初，秦惠文王重用张仪为相，施行“连横”策略，分化三晋诸国，经过与“合纵”阵营的几番争夺后，终于在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一举粉碎五国合纵，重创魏、赵、韩三国联军，取得了对六国作战的阶段性胜利，奠定了秦国在七雄中的优势地位。
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之间爆发激战，两国均派使者到秦国告急求助。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惠文王欲趁机出兵灭蜀，却又因受到韩国的挑衅而举棋不定；倘若出兵伐韩，又怕楚国趁蜀乱入蜀。秦国大将司马错力主先伐蜀国，却遭到相国张仪的反对，张仪认为应首先联合楚、魏两国，攻打韩国，随后出兵三川，攻打新城、宜阳，兵临两周之郊，得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臣服，这才是霸王之业。而蜀国地处偏远，其民久在化外，即使劳民伤财发兵前往攻打，也不足以此建立功勋。司马错则认为：要想使国家富强，务必先扩张领土；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使人民富足；要想得到天下，一定要先广施仁政。这三件事都做到以后，那么天下自然可以获得。秦国虽然强大，但与天下相比仍然弱小，故初期的兼并战争仍应从容易的地方着手，胜于易胜才是上策。蜀国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戎狄之邦，国家政治混乱，如果用秦国的兵力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派狼群去驱逐羊群一样容易成功。如此一来，秦国既可以扩大版图，获得财富和百姓，又不会招致天下诸侯的非议与抗争，在外部条件相对平和的前提下，使得自身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日后更为惨烈的兼并战争打下基础。相反，如果秦国发兵攻打韩国，进而要挟周天子，一定会激怒天下人，刚刚击破的合纵阵线又将再次形成，这一切均是无法掌控的，此举确实相当危险。故而，时下伐蜀才是万全之策。
秦惠王听从司马错的分析，遂令司马错与张仪等人起兵伐蜀，蜀王败绩，秦军杀死蜀王，攻克蜀国。张仪又趁胜攻取了巴国，巴蜀之地尽归秦国所有。随后，秦国中央政府通过设郡、任守、移民、修城等一系列措施经营巴蜀之地，其间司马错又两次亲临蜀地平叛，直至最终完全征服巴蜀之地。如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所讲：“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惠文王在位之时，秉承秦国的“耕战”国策，不断东进，引起了山东六国的不满，曾形成“合纵”阵营，秦国虽然凭借其实力与策略，于惠文王七年击败联军，但其若想继续东进势必激起山东各国更为猛烈地反抗，可以说秦国即使能够侥幸再取得一些的胜利，也必将付出血的代价。另外，在此次合纵攻秦的行动中东方的老牌强国楚国只是名为合纵长，并未真正出兵。战国时期的楚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绝非三晋诸国所能比拟，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军事家孙武就曾发出“楚军天下劲旅”的感叹。最重要的是，楚国地处长江汉水中下游沿岸地区，国土被山带河，地势上占有优势，晋国名将先轸曾于城濮大破楚军，最终也未能伤楚国分毫。而秦军的东进势必将触及到楚国的固有利益，楚王必然出兵，这对于秦军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与之硬拼，风险极大。如果秦国要打破楚国这一优势，首先就是要占领地势险隘的巴蜀之地。如此秦军便可以借江河之便，凭地势之险，通过水路，浮江而下，不费牛马人力，十日之内便可到达楚国的腹心区域，直接威胁楚都郢的安全。这也是与“凭高临下，以逸待劳”的用兵原则相符的。试想如果楚国抢先一步控制巴蜀，便可东经韩国，西途蜀地，对秦国形成夹攻之势，进可出兵攻秦，退可凭险守隘。秦国不要说是对外兼并天下，就是坐稳关中都并非易事。形势在此，不进便退，故而“先行伐蜀，控制巴蜀之地，占领长江汉水上游，借以扼制楚国咽喉”的军事决策，也是符合当时环境形势的唯一选择。历史证实了司马错的判断，秦国控制巴蜀也为日后秦军屡挫楚兵埋下了伏笔。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司马错以自己的深谋远虑为秦国选择了最为有利且影响深远的军事进攻目标，伐蜀一举真可谓刚柔兼济，意味深长，既缓解了同山东六国紧张的局势，又为秦国扩大了版图，充实了国力，更是借巴蜀地利扼制楚国咽喉，体现了司马将军独到的战略眼光和开阔的作战思路。司马错伐蜀是秦统一中国之前最为重大的军事举措之一，从此秦国有了坚实的后方，列国兵马再难踏入关中。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是秦国在其“耕战”国策的指导下所迈出的最为坚实的一步，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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