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文化的巨大鸿沟，中原王朝根本不能以郡县体制消化草原势力，所以，对待游牧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武力优势，然后再通过外交手段使其永远无法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而威胁中原。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王朝就在探索与草原势力的相处模式，办法也无外乎两个，持续的武力打击加长城防御线。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始皇继续沿用了这种模式，在以蒙恬为将大败匈奴之后又将各国的长城连为一体，组合为万里长城。完了，始皇又在武力打击和修长城之外打了第三张牌，移民，用人口和经济优势来加持武力优势，这样胡人势力就能被大秦死死地压制在长城以南。 如此，游牧势力和中原势力就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一种对峙之势。不过这种模式是需要很大的成本的，大秦既得修筑长城防御线，还得在边境驻防大量的精锐，为了输送物资和兵源，始皇还修筑了秦直道，可谓下足了血本。 但这种模式依然有一个前提，大秦在武力、经济层面必须得始终保持优势，一旦中原出现内乱，游牧势力就会越过长城不断将其势力范围往南推进。而秦末之乱也给游牧势力提供了这种历史机遇，利用楚汉相争的窗口期，冒顿单于不仅统一了草原势力，还趁机侵占了河南之地，以控弦三十万的雄厚资本成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 在武力优势的加持下，冒顿就准备突破以往的模式，将游牧势力向中原推进，白登之围就是匈奴新战略的尝试。但单于阏氏却及时指出了冒顿开拓战略的弊端：“匈奴即使占领了汉地，也不会治理，还不如趁机捞点好处。” 最终，双方和谈，汉朝以和亲和大量的物质输送维持脆弱的和平。这是游牧势力和中原王朝首次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在武力和防御之外又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同时，阏氏的话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由于文化的不同，游牧和中原势力都不可能直接消化对方。 不过，汉朝的和亲政策也是比价脆弱的，因为匈奴由于物资匮乏还是会对中原王朝进行季节性掠夺，同时为了维持其在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匈奴还会不时出兵，以武力威慑汉王朝，以期获得更多的财富。 本质来说，和亲政策对汉朝就是一种屈辱性外交，汉朝迟早得扭转这种逆势，于是就有了汉武帝强势对匈奴亮剑的动作。 汉匈之战中，汉武帝的战略很明确，就是不断出拳，对匈奴主力进行打击，同时不断扩大汉朝的战略缓冲地带—— 卫青收复了河南之地；霍去病三次兵出河西将河西走廊纳入帝国版图，武帝在其地设置了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个郡；另外，武帝还大力经营西域，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 汉武帝以实际行动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制衡游牧势力的战略：不断扩大战略纵深，用中原加河西加西域的组合模式构建一个钳制草原势力的C型包围圈。  图源/网络 这样，中原王朝就能始终保持对游牧势力的战略优势。 当然，往边地移民和修筑长城这两张牌汉武帝也同时在打。 但是汉武帝还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在已经占据战略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对匈奴实施穷追猛打，极大的消耗了帝国的物资，拖垮了国力。因为，中原王朝不可能彻底兼并、消化草原势力，即使汉武帝将匈奴势力打残，还会有其他游牧势力填补匈奴出局的空白。 此后的历史会不断验证这一推断，东汉的窦宪在将北匈奴打废从历史上消失之后，鲜卑势力就及时填补了匈奴出局的空白，还是中原王朝的威胁。 所以，汉武帝在取得战略优势之后最好的方案就是，停下来，修补战争造成的经济损耗，因为，草原势力是春风吹又生，根本不可能完全将其消灭，中原王朝也不可能将其地开辟为农耕区。 但汉武帝毕竟属于探索者的角色，肯定会付出相关代价的。 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区间内，五胡南下之后就总有新的草原势力会填补其空白。比如，北魏在中原王朝落脚并汉化之后，柔然就成为了其强劲的对手。 北魏的历史也同时验证了一个理论：草原势力在南下之后要想在中原立足就必须实行全面汉化，装上汉人的系统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此后的辽、金、元都复制了这一模式。 但是，他们同样会面临新的草原势力的威胁，而他们又成了农耕势力的代表。这是一个死循环。 柔然之后，突厥又崛起，像当年的匈奴一样长期威胁、压制中原的北齐和北周王朝，突厥可汗甚至说：“北周和北齐就是他在南边的两个儿子。” 直到隋朝，突厥依然是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 隋文帝在即位之后为什么不能立即发动统一战争攻灭南陈，就是受突厥势力的牵制，无法抽身。 对于突厥，隋文帝没有一味采用武力打击，而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故意在突厥内部制造矛盾，使突厥内部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完了再联合弱势一方打击强势一方，事成之后再将其扶持为隋朝在草原的代理人，最终实现控驭突厥的目的。 隋文帝通过实践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与游牧势力相处的模式：利用游牧势力部落制的组织弱点，合纵连横，使游牧势力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达到始终制衡游牧势力的目的。  图源/剧照 这一战略的成功不仅使隋文帝佩戴上了“圣人可汗”的标签，还同时建立了对草原势力的册封体制。隋炀帝后来延续了文帝的战略并以大巡游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草原势力的控驭。 只是，大隋的二世崩塌还是使游牧势力趁势又恢复了强势地位，李世民刚即位的时候突厥甚至直接打到了渭水岸边。 唐朝本质上是对历代经验的汇总、复制，在采取武力打击的同时又施以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游牧势力，同时还经营西域以维持对草原的钳制之势，太宗出兵高昌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执行。 一套组合拳打出去之后，草原势力是服服帖帖，赶紧给太宗送去了一顶“天可汗”的帽子。 不过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帝国的领土就逐渐被动内缩，随着游牧势力对中原领土的不断蚕食，强弱之势也就逐渐发生转化，最终演变为了北宋对游牧势力的无可奈何。 读史的人总是说北宋太怂，实际上北宋的弱势是唐朝的遗留问题，是唐朝对边疆问题的无力导致了游牧势力的不断南下、崛起。 由于对幽云地区的成功经营，辽国在实力上已经与北宋处于均势，北宋既不能在武力上压制辽国，同时又没有山川之险作为缓冲，更不能打外交这张牌来对已经实行帝制的辽国进行分化瓦解，如何处理新时期和游牧势力的关系成了考验赵宋官家的一道难题。 在数次的摩擦之后，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以岁币的形式暂时解除了游牧势力的威胁，从而能专心发展经济。辽国利用北宋的岁币继续整合草原势力，将蛋糕不断做大、做强。 只是，辽国的汉化使其武力值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被崛起的女真势力所灭，这一次，游牧势力通过灭亡北宋直接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淮河长江流域。 南宋虽然还是以岁币的形式维持和金国之间的和平，但地位却已经由和辽国的兄弟关系跌到属国的身份，极其的屈辱。 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人打出的宗主身份被两宋是丢的干干净净。 但金国在入主中原之后同样被动陷入历史的死循环：其代替北宋成为中原势力的代表，但同样也面临新崛起的草原势力的威胁。 为此，金国也是采取了历代中原王朝的历史经验：维持对草原势力的宗主身份，完了又采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不断打击、分化草原势力，使其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威胁到中原王朝。 但金国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铁木真不仅强势崛起，还同时统一了草原，成了金国的巨大威胁。结果是，金国没抗住蒙古的武力优势被动出局。  图源/剧照 由此也可见，只要草原上出现了统一政权，其武力优势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成为中原王朝的灾难。 所以，明朝后期才会一再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分化东北的女真势力，使其不能形成统一的局面。 只是，和金国一样，明朝的努力也失败了，女真势力被努尔哈赤统一从此成为大明的劲敌，并最终紧抓李自成灭亡大明的窗口期成功问鼎中原。 实事求是地说，清朝对于处理和游牧势力之间的关系绝对是最高明的，早在关外的时候，清朝就已经通过联姻的方式将蒙古势力拉入了自己的阵营，在定鼎中原之后，又继续维持联姻的模式，同时配合一定的武力打击，最终将草原势力死死压制。 在联姻之外，清朝还实行木兰秋狝制度，以狩猎的方式时时敲打、统战蒙古王公，以达到死死控驭草原势力的目的。事实证明，清朝的战略是极其成功的，直到清朝末年，蒙古骑兵还在为大清冲锋陷阵。 可见，历史就是一部游牧和农耕势力的外交史，一直在探索最合适的相处模式，直到帝制结束。 读懂了游牧势力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发展史，也就读懂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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