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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面向社会开放。案例库收录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案例。 一、违反监管政策的合同效力的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3460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13370号 一般情况下，合同违反规章不影响其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在考察规章的规范对象、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后，合同存在违反国家监管政策且破坏公共秩序的，应当认定无效。 二、金融机构持股主体资格与监管规章所涉公序良俗间牵连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4595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2446号 1.代持金融机构股权的行为是否为监管所允，需得充分结合相应规章上下文规定及同时期施行的其他部门规章内容进行判断。就金融租赁公司而言，根据2000年颁布的管理办法以及2007年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可得推知自然人不具备金融租赁公司持股主体资格系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 2.金融机构持股主体资格与公序良俗牵连明显，在股权代持的情境下，标的股权实际权益主体的情况并不明确，放任此种不透明的股权关系存在，会将代持双方的投资风险转嫁给金融机构及与机构相关的不特定多数人。规章涉及持股主体资格的规范，系维护金融机构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系保障不特定多数人身、财产利益等的必要手段，与金融秩序的安全稳定密切相关，代持合同与规章中涉及特定公共利益的规定相悖，应属无效。 3.认定股权代持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应区分情况，当事人达成委托购买及委托代持合意的，无效后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认购款项，并不再为委托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委托人能否成为金融机构持股主体，需结合委托人是否具有显名资格等具体判断。当事人达成股权转让及委托代持合意的，无效后果为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股权转让款，标的股份权利人仍为受托人。无论何种代持模式，对代持期间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均应依照公平原则合理分配或承担。 三、优先级受益人与劣后级受益人之间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及效力分析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初815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1307号 在涉及结构化信托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要充分考虑结构化信托的特点，即结构化信托通过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层设计，使具有不同风险承担能力和意愿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受益权来获取不同的收益，并承担不同的风险。劣后级受益人以受托人变现信托计划持有的非现金资产为代价，放弃投资机会后，信托计划约定的投资目的已不能实现，优先级受益人依据劣后级受益人在信托合同之外另行作出差额补足承诺，要求劣后级受益人向信托计划账户承担补足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四、信托公司是否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信托债务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5）四中民（商）初字第0012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601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7号 1.在员工持股信托计划中，信托受托人为委托人持有公司的股权。从公司法的角度，信托受托人和委托人分别属于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信托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通过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此种约定属于双方之间内部约定。内部法律关系中，实际出资人对名义股东享有权利，外部法律关系中，应当坚持以商法之外观主义原则处理各方当事人责任的承担，债权人对工商登记内容的信赖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区域性信托登记机构并非全国统一正式的信托登记机关，不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难以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从公示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判断股权归属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五、伞形信托合同无效及后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20411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终10655号 伞形信托合同无效。用资人投资决策导致的投资亏损应当由用资人承担，配资方无须返还投资本金。 六、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的责任承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终29号 通道类信托业务中，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信托业务中虽仅负责事务性管理，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信托公司存在明知委托人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未采取必要警示防控措施、对信托项目情况出具内容虚假的调查文件等行为，造成外部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七、《差额补足承诺函》的性质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6603号 差额补足承诺并无明确的法律性质，通常作为资管计划、私募基金、交易所挂牌产品、委托理财等商事交易的增信措施，为金融产品提供信用保障。认定此类差额补足承诺的性质需要结合合同全文，以还原当事人的本意为基础，坚持约定优先原则，如通过条款文义可以判断差额补足承诺为保证或债务加入的，按照约定处理。如差额补足承诺的性质约定不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名称表述，通过差额补足承诺的文件名称、是否含有保证、债务加入字眼、追偿约定等予以判断。二是是否具有独立性，补充性、或然性承诺可能推定为保证，独立性、确定性承诺可能推定为债务加入。三是是否约定追偿权，如约定了追偿权，则为保证。四是是否约定了保证期间，若是，则为保证。五是若约定不明，难以确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时，按照法律举轻以明重的原则，认定为保证。六是若既不符合保证又不符合债务加入性质，则构成独立的合同责任。 八、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法院需依职权主动审查是否构成越权担保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7664号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债权人负有对公司章程、公司权力机关作出的担保决议等与担保相关文件的合理审查义务，否则担保合同对公司不产生效力。在担保人未对担保合同效力提出异议的场合，法院仍需要主动依职权审查债权人对公司对外担保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主要理由为： 1.无论担保人公司是否到庭参加诉讼，公司作为组织机构的属性并未变化，在诉讼中未提出异议，并不能当然视为公司整体及公司的所有股东在签署担保合同时同意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法院仍然需要主动审查公司组织机构的意思表示。 2.法院主动审查担保合同签订时债权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系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因为查明案件基本事实是法院的职责，即使担保人未提出抗辩，法院也需依职权主动审查。 3.法院主动审查担保合同效力有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担保的无偿性特点决定了担保权人在获得担保债务清偿时无需支付任何对价，而公司其他债权人在获得债务清偿时系基于对待给付义务。因此，即使担保人未对担保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也应对债权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进行主动审查，以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公司、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性质和效力认定 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601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567号 1.私募资管案件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是案件审理中的焦点和难点，学理上存在保证担保、债的加入以及独立合同等不同学说，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法律定性不同，将导致法律效果的不同。如果差额补足协议被定性为担保合同和债务加入，则可能因未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而导致无效；如果差额补足协议被定性为独立合同，则无需受制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差额补足义务人需按照承诺文件履行义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1条规定，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对于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是何种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确定符合保证规定的，理应按照保证担保处理。如果属于其他法律性质的，则应当按照差额补足的实际性质认定法律关系确定法律责任。 2.案涉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某资本投资公司提供的《差额补足函》的性质和效力的认定。生效裁判在对《差额补足函》是否真实并合法有效、某银行股份公司是否系《差额补足函》的权利主体、《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差额补足义务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差额补足义务范围如何确定等方面，进行全面严谨分析的基础上，认定某资本投资公司出具《差额补足函》的目的确系为某银行股份公司投资资金的退出提供增信服务，但不能认为凡是增信性质的文件均属于保证。增信文件是否构成保证，仍需根据保证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因《差额补足函》中并无明确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意思，也没有担保对象，故《差额补足函》并非担保，而是某银行股份公司和某资本投资公司之间独立的合同关系。《差额补足函》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十、根据私募基金不同形式，区分认定被挪用单位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刑初255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刑终477号 私募基金有合伙制、公司制、契约制等多种形式，挪用资金罪的认定要区分不同的被挪用单位的资金性质，全面把握挪用私募基金资金犯罪的特点和证明标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十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方式改变公司资金保管状态用于个人营利行为的认定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刑初62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刑终340号 1.利用担任期货公司管理、运营基金产品的职务便利，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与其他基金公司联系发行私募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投资通道，由其本人实际控制基金资金，用于营利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2.行为人明知其他行为人通过私募基金产品开展通道业务的目的是为他人配资谋取个人利益，并非资金募集公司正当的业务方式和经营行为，仍积极联系、对接私募基金公司，并提供银行账户用于收取配资利息，配合开展场外期权业务等事宜；或者与其他行为人共同组织团队、经营管理公司，参与相关事宜的，系对挪用资金行为的实施和完成起帮助作用，成立共同犯罪。 十二、股东以不动产实物出资时，因客观原因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已实际交付使用的视为出资到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初503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冀民终33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出资的，应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对于实物出资到位并投入使用且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条“虽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已实际交付使用的财产，其已为公司发挥资产效用，实质上也就达到了出资的目的”所规定的情形，应予认定完成了权属转移手续。 十三、债务人以不良债权涉及政策性财务挂账为由，起诉请求确认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初719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437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1号 1.本案系因金融不良资产转让引发的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纠纷案，虽然案涉债权涉及政策性财务挂账的认定问题，但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的有关规定，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特定行业基于政策原因产生的债权债务采取的一种特殊处置措施，由中央、地方政府给予一定时期的停息、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但“不调整债权和债务关系”。当事人以案涉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条“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在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故国有企业债务人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十四、第三人承诺在借款未获清偿时收购案涉抵押物和质押物成立“非典型保证”及其责任的认定 青岛海事法院（2020）鲁72民初2175号 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中，借款人以其海域使用权设定抵押，借款人的股东以其所持借款人的股权设定质押，担保人向银行出具的关于借款人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时，其对已设定的抵押和质押，将以不低于未获清偿借款本息的价格收购的承诺，实系提高抵押物和质押物变现能力的增信措施，具有担保案涉债权实现的作用，其性质应认定为“非典型保证”，可依据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判令该担保人对主债务人、抵押人、出质人、保证人均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十五、债务到期后的承诺不影响保证责任的认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4308号 债务加入并不能使原债务人脱离债务关系，而是增加了一个新债务人，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在缺乏明确债务人的前提下，判断第三人承诺的性质构成保证、债务加入还是新的合同义务，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结合保证合同的定义，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第三人的承诺是否具有从属性、附条件性及可追偿性。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举重以明轻，认定为保证。 十六、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对外提供担保行为能否撤销的标准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商外初字第24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51号 债权人撤销权作为债权的保全制度，旨在合理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债务人负债超过资产，仍对外提供大额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在债务人和其相对人不能说明担保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亦不能说明担保决策过程和交易过程合理性的情况下，债权人要求撤销上述担保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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