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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李致 12 1947年2月的一天，我乘长途汽车，从成都去重庆。那是66年以前的事了。我生在成都，时年17岁，没出过远门，远足旅行也只到过附近的新都。这次去重庆，是因为参加46年底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的校长杨立之，把我变相从学校开除了；正如一首歌词所说∶“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 李致和十妹(孙汉甫)
年初，我考上了民主进步人士主办的西南学院，地下党组织同意我去重庆。我们破晓社有四人考上西南学院：罗介夫、冷离、孙汉甫（我叫她十妹）和我。出发的那天，不少破晓社的兄妹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祝福我们踏上人生新的旅程。西南学院包了两辆长途汽车。我和十妹坐前一辆第一排，云南大学教授、民主同盟的成员潘大逵，坐在我的左边，他在民主运动很有名气，我早就知道他。罗介夫和冷离乘后面一辆车。一路上尽管颠簸，但汽车没有抛锚。第一天，上渡船过了球溪河，晚上到了内江；第二天，在靠近重庆的青木关时遇到了宪兵的严格检查，但安全过关，当晚到了重庆。重庆曾为陪都，遭过日本飞机大轰炸，国共两党在这里举行过和谈，我对重庆充满好奇。从远处看去，这座城市灯火辉煌，好像高楼林立。进城以后，才知道重庆是山城，并无几幢大厦，倒有不少的吊脚楼，无处不上坡下坎。成都没有山，想到儿时我把少城公园内的土堆当成山，爬上爬下，不觉好笑。汽车停在两路口。罗介夫和冷离是恋人，被亲戚接走了。我和十妹立即找住处，正好附近有一个旅社：一间大屋子，放着20多张双层床，收费不高；几十人住在一起，虽不方便但相对安全。我们决定住下。十妹比我稍小，我要保护她，让她睡上铺，我睡下铺，如有什么“动静”我能察觉；但两天的旅途劳累，我倒在床上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晨一打听，西南学院在南温泉的白鹤林山上，早班车已经开走了，只能坐下午的车了。新到重庆，本有许多新奇的东西，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新华书店。得知书店在七星岗。我和十妹挤上了一辆破旧的、冒着浓浓黑烟的公共汽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到了七星岗，书店（以后知道，这是《新华日报》的门市部）刚开门。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店面很小，光线也不充足。一个年轻朴实的店员，正在整理书籍。他看出我们是学生，微微一笑，像是说∶“你们来得真早。”我们也笑了，像是回答∶“同志，我们刚到重庆，就来这里。”店里没有书架，只有几张条桌。然而这里，有最珍贵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还有党机关刊物《群众》。《论联合政府》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的头像。这一切，对我们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我们并没有买什么。本来就不是为买书而来的，只是来看看党在重庆办的书店，来翻翻那些教育我们革命的书籍。翻开《新民主主义论》，想起两年前在华西大学的草坪上，贾唯英组织我们学习讨论时，那些兴奋的面孔和热烈的言词；拿起《群众》，彷佛又到春熙路游行，高呼∶“反对内战!”我忘不了这些进步书刊，对我的启迪和鼓励。正当我们沉浸在这喜悦和回忆之中，年轻的店员，突然而又迅速地塞了一张字条在我手里。我意识到发生了情况，心跳得很急，不过仍强自镇静地顺手把字条夹在书中。稍隔几分钟翻开书，几个字一下跳进眼里∶借故招呼十妹，我回头一看∶一个穿美军衬衫、头发梳得光亮的男人，背朝我们，也在“看书”。显然他不是扒手，而是监视书店的特务。刚才那种愉快的心情，被“这个人”搅乱了。年轻的店员一定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很可能有不少的人，是由于店员的提醒，才免遭特务的陷害。感谢你，店员同志。十妹问我为什么这样快就离开书店，我讲了店员递的纸条，她的眼光充满愤怒。吃过中饭，我们乘公共汽车到储奇门。面对宽阔、波涛汹涌的长江，我惊叹不已！成都最大的河是南河，过去我站在南门大桥上看南河，听见河水拍打桥墩的声音，总感到激动；但与长江相比，南河只是条小溪。长江上没有大桥，过江得乘轮渡。我们刚准备上轮渡，就被拦往了，理由是我们两人有行李：各有一个被盖卷和一个小箱子。双方争执不下，旁边一个衣着破烂的船工，一把抢过我们的行李就走，不停地说：“只能坐木船！” 船工带着我们，实际是强迫我们，沿岸朝上游方向走了一大段路，然后上了一条小木船。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听其摆布。船工撑着木船顺流而下，艰难地划向对岸。船身随波起伏摇晃旋转，浪花飞溅而入。十妹很害怕，我强作镇静地安慰她。其实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的提心吊胆：如果船翻了，我们将葬身鱼腹；要是母亲知道，不知该有多担心！我们没有手表，只知道木船在长江上漂荡甚久，终于到岸。我们两人的鞋、裤腿和被盖卷都湿透了，上岸后很久，还心有余悸。到了南温泉，―条蜿蜒的山路，不知要上多少石阶，才能到山顶白鹤林。我们从来没爬过这样高的山，上气不接下气，一路歇息；有遛马人招揽生意，但我们从没骑过马，怎敢骑马上山。终于登顶，在西南学院报了到。第二天，我进城去看我的长姐和小叔父，他们两人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地址在民国路145号。乘公共汽车去海棠溪，路程三十多里。快到海棠溪时，一声巨响，汽车突然失去平衡，从右边翻下一个小山坡。出车祸了！我坐在车尾，赶紧从后窗口翻了出去。整个车顶马上脱落。车上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大声哭叫，有的满脸是血。有人在喊：“受了伤的来登記，我们要求赔偿。”我镇静下来，似乎头脑还清楚，摸摸身上，好像也没有受伤。随即离开现场，走了一小段路，在海棠溪乘轮渡过江，终于到了出版社。长姐如母，听了我的一番讲述，颇为心疼。中午见报，公共汽车被国民党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伤者颇多。西南学院是民主同盟的一些知名人士主办的。教务长为马哲民，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人。我的小叔父认为这个学院太“红”了，坚决不给我学费上西南学院；他要我在重庆自修，第二年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我一贯喜欢文科，这次凭政治态度和作文成绩，考上西南学院新闻系，名列成都考区第一；我的数学很差，根本不可能考上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进学校，我便失去“工作”阵地，不能发挥党员的作用。罗介夫愿意资助我的我的学费，我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想来想去，决定去延安。 后左：李致、罗介夫。前左：冷离、五竹、十妹
我请李文钊教授，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延安是我向往多年的圣地。1946年，从延安回成都的杨慧琳，曾在破晓社给我们介绍“山那边呀，好地方”，当场还扭了秧歌；在学校，我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想到从此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心里充满憧憬。何其芳是诗人，我喜欢读他的诗，也朗诵过他的诗。当晚，我多次黙念他《夜歌》中的诗句，“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你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的过去的日子……”，难以入眠。第二天，我带着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进城，直奔《新华日报》报社的所在地化龙桥。不料沿街报贩高声叫卖《号外》，说是宪兵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怎么办？我当然不会自投罗网。但是，何其芳是见不着了，更无法去延安了，一切美景化为泡影。我极度失望，提着行李，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第一次出远门，初到重庆的这短短几天，惊险而意外，好像给我一种预示：人生的旅途，不会一帆风顺，将遇到各种曲折和坎坷；而我，从现在起，就得学会坚强。
李致（1929 - ）：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改革开放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中共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先后兼任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省政协第六届秘书长。连任三届四川省文联主席。从事写作“往事随笔”，出版五卷六本《李致文存》。现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现年九十五岁。 记得 分享、留言、关注，请给个"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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