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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 《人类群星闪耀时》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汇集了十四篇“历史速写”，利用类似绘画快速写生的方法描述重要历史事实，其中主题设计地理发现3篇、政治战争5篇、文学艺术5篇，技术发明一篇。篇篇笔触细腻，语言优美，情节引人入胜，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当然，这也仰赖于梁锡江先生的精彩翻译。 斯蒂芬·茨威格，是世界级小说家，也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时代（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他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历史速写。《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等中短篇小说更是受到读者强烈的追捧。 莫言先生自言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就是以《一个陌生的女人来信》为蓝本而创作。 《人类群星闪耀时》以高远的视野和胸襟记叙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说历史在命运攸关的时刻充满戏剧性： “在历史中，就如同在艺术和生活中，那些难忘的崇高时刻并不多见。历史这个'上帝的神秘作坊’通常只是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又执着地把一件又一件的事实当作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纵贯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每一次链条的紧绷都需要时间准备，而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内部，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同样，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 “在艺术上，一旦有天才诞生，他必将流芳百世，而历史中，这种星光闪耀的时刻一旦出现，就会决定未来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集中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数不胜数的事件也都往往挤在最短的世间内发作。那些平时悠然缓慢地先后发生和同事时发生的事，都被压缩在某个独一无二的短暂时刻，他将决定一切，也将改变一切，在这一时刻，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某个来得太早或是太迟的决定，都让其后几百代人的生活因此变得不可逆转，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这种命运攸关的时刻充满戏剧性，这种时刻可能集中在某一天、某一刻、甚至常常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 可以看出来他特别地腔调历史事件中的戏剧性和偶然性，尤其着眼于那些关键性的节点。这使我想到如果赵高、李斯没有矫诏书赐死扶苏；鸿如果鸿门宴上项羽杀死了刘邦；如果韩信听取了蒯通的建议；如果司马炎没有传位于司马衷；如果---如果---，历史是否应该改写？可惜，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如果，非此即彼。 一 地理发现之一《不朽的逃亡者》描写的是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发现了太平洋的故事。随笔的叙事结构严谨，以小标题为线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始末。其中场景的转换众多人物集中描写生动传神，宛如眼前发生一般。表现出作者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历史、地理、气候等领域知识的广泛涉猎。 故事中的巴尔沃亚生于1475年，卒于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冒险家与地理发现者。他是第一个从美洲大陆眺望太平洋的欧洲人。 如果说发现美洲是人类完成对地球认知的最为关键的第一步，那么发现太平洋则是异常关键的第二步。因为，伴随着它的发现，美洲和亚洲被连接了起来，人类地图景最重要的一块空白也已被填补。尽管最终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一历史使命则落在麦哲伦的肩上，颇有宿命色彩的是，巴尔沃亚被处死的1519年，正是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的年份。 地理发现之二《发现黄金国》描写的是瑞士人苏特尔引发美国西部“淘金潮”的故事。故事叙事结构以苏特尔的一生为单线，描写冒险、发迹、贫穷、诉讼、胜诉、被瓜分和死亡，看起来是描写出了苏特尔引发的一场美国西部淘金热，而我们从中读出的还有苏特尔的财富经历在国家、集体层面的不堪一击和他以“淘金”中引爆美国甚至其他国家对殖民地的屠戮和征服，并掠夺其土地上财富时的贪婪残酷。 地理发现之三《壮志未酬》描述的是1909年，美国人成功到达北极点之后，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带领各自的队伍对南极点的争夺。最终，1911年12月14日，阿蒙森率先把挪威的国旗插上了南极点。而英国斯科特等5人于1912年1月16日到达，成为第二支征服南极点的队伍。不过，这严重挫伤了英国探险队员的士气，在归途中，由于供给不足，在饥寒交迫中，5名队员不幸罹难。 搜寻队最终在1912年11月12日发现了他们的遗体。他们在他们的帐篷边竖上十字架，让他们永远长眠于那块土地上。 然而，这一事件并非单纯这样结束，它留下一句金地那名言，那就是领队劳伦斯·奥兹为了不拖累其他三位同伴，主动求死，他在离开帐篷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为传奇： “我想出去走走，可能要在外面待一会儿。”说这句深具绅士精神的话时，他的脚已经冻伤，被其他三位同伴连拖带拉行进了两天。 另外，参加此次远征的另一位探险家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对此次探险做了详尽的描述，使得斯科特的信件流传了出来，特别是他讲到：“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个伟大的发现者”。“但是我们的结局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勇敢精神而后忍耐毅力还没有消失。”那一刻，他把自己作为他们民族的儿子，作为一个可以称得上儿子称号的人。 1922年，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出版了《世界最险恶之旅》，它成为极地探险文学的经典名著。 它使斯科特的悲剧从此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甚至让阿蒙森的胜利都黯然失色。 故事叙事结构严密，从领域背景、具体环境渲染、人物介绍入手，以时间为顺序，描写具体情节，最后总括故事发生后，在国家乃至整个领域内的积极反响和后世里程碑式的影响。
二 涉及政治的有《千年帝国的陷落》《决定世界的一分钟》《封闭的列车》《演讲台上的头颅》和《威尔逊的失败》五篇。 《千年帝国的陷落》叙述的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历史瞬间。 拜占庭圣索菲亚大教堂在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围攻时，它的维护者派出小船在爱琴海上迎接引导欧洲的同盟未果，发出“欧洲，救救我！”的呼喊声，但最终也没能呼唤来基督教世界的救援。被困在巨石和岩壁之内的信徒们在做完最后一次弥撒之后，作困兽斗。然而，被遗忘的边门---凯尔卡门却带给他们致命一击。他们功亏一篑，对方势如破竹。 凯尔卡门之疏就这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默罕默德的军士们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基督教的圣坛被拆除了，高高矗立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轰然跌落尘埃。 故事叙述结构紧密，场景转换频繁，将双方的战斗环境、战斗力、领导的号召力和运筹帷幄的能力，通过他们的行为都作了画龙点睛地描述。故事发生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等描写也极有特点，情节表现紧张，战斗场面的描写宏大且残酷，使人有历历在目之感。 《决定世界的一分钟》描写的是欧洲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拿破仑和他的滑铁卢战役。茨威格说：“这种命运攸关的时刻充满戏剧性，在个人的一生及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出现；这种时刻可能集中在某一天、某一刻，甚至常常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 是的，拿破仑在欧洲战争史上几乎是战神一样的人物，他的英雄人格感染了无数的欧洲人，后人都不希望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的英雄自身的错误。茨威格把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某个平庸人物在某一个瞬间的错误决定。不管怎么说，历史里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失败或许不是这一个原因造成的。或许有随笔里并没有描述到，而实际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造成了拿破仑失败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不为其利，也说不上吧。 文章叙事场面宏大，情节紧张，尤其对格鲁希元帅的踌躇、懊恼和固执的描写，从行为中可窥一斑，颇让你怒其不幸怨其不争，拿破仑的英雄形象描写也是极尽传神。尤其是滑铁卢的下午，时间、场景转换极为紧迫，让人揪心。 《封闭的列车》讲述的是1917年，列宁从流亡地瑞士用封闭列车辗转德国、瑞典和芬兰，最终得以重返俄国的故事。 故事叙述结构严密，每章以小标题引领，尤其对政治人物列宁的外形描写颇为独到，情节先抑后扬，特别政治流亡的环境氛围和军事炮弹威慑之下的政治博弈的描写，独居大家风范，格局高远，视野博大，仿佛是以政治家所为，而非一个作家。 《演讲台上的头颅》讲述的是公元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未能挽救共和政体的历史瞬间。 西塞罗堪称整个西方世界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古代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罗马共和国后期杰出的散文大家。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他是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在2000多年前，他就提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是偶然会集一处的人群，而是为数众多的人们依据公认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聚合起来的共同体。”他认为，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体都是单一政体，理想的政体应是“混合政体”，即以当时罗马元老院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国。所以他一生为了共和政体殚精竭虑，被元老院授予“祖国之父”的称号。尽管在凯撒大帝胜利之后，退隐，著书。但为了国家在凯撒被刺之后，勇于承担国家重任，然而，还是被反对者收买了他的官家，最终被杀害，罗马也最终走向了帝制。或许茨威格欣赏西塞罗的共和民主制与和平主义，追溯了创作了这篇历史史实，以表达他的政治倾向。他在文章里说了这样一句话： “军队永远比语言更强大。” 是的，拳头永远比语言更有威慑力。古代如此，现代如此，将来也如此。 故事叙述夹叙夹议，结构连贯流畅，语言客观直接，情感充沛，充满了对西塞罗的欣赏和崇拜，饱含深情。他说： “一根粗大的生锈的铁钉穿过他的额头---这额头曾思考过万千思想；苍白的双唇僵硬地紧闭着---从这双唇中讲出的铿锵有力的拉丁语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优美；发青的眼睑紧闭着，盖住了眼睛---这双眼曾守望了共和国六十年；无力的双手伸开着----这双手曾书写了这个时代最华丽的书信。” 《威尔逊的失败》讲述的是1919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未能实现一战后和平计划的历史瞬间。 威尔逊是美国第28任总统，是唯一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他的政治理念： “人性可以改造，战争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调和，建立国际组织并保卫世界和平。” 从1914年到1917年初，威尔逊一直致力于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他提议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者，但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不曾严肃考虑过他的建议。他极力主张国家之间应该通过交流和对话，和平解决争端。但是最终，虽然他本人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理想主义却败给了现实政治。在茨威格看来，这一失败是灾难性的。因为随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招致了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失败归失败，但有人挺身而出总是好的。或许是政治理念的相和，茨威格这篇历史瞬间故事作为《人类群星闪耀时》压轴之作。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和高瞻远瞩地政治格局以及对世界和平的关注，是写不出如此之力重纸背之作的。 故事的叙事结构严密，整体叙述凝重严肃紧张。读后让人肩荷重物，不能直身。
三 技术发明类，茨威格只选了《跨越大洋的第一句话》。讲述的是1858年，美国商人菲尔德成功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故事。 茨威格以一个诗人的敏感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对于人类世界的改变，尤其是通信技术活信息技术可能会给世界造成的影响。他开始就探讨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注科技发展所引起的人类时间感觉与生活提速问题。他说：“在该世纪前十年、前二十年，人与人，国与国，彼此相互联系的速度，就已经超过了过去的几个世纪。”特别是电报的发明具有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异常关键的事件就是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1837年，从电报第一次使用使相互隔绝的人类能够同时获悉信息，到1851年，第二次铺设海底电缆的实验成功，到真正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已经到了1866年。屡次失败，寂寞等待，苦苦煎熬，终于在7月13日，电缆明确而又清晰地向欧洲传递了信号。并找到了以前铺设失败而丢失的旧电缆，两条线路将新旧世界连结城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此刻起，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生活在此的人类同倾听、同观察、同理解，通过自己的创造力让神奇无处不在。 随笔叙事结构流畅，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节奏不紧不慢，情节不抑不扬，冷静客观。 四 文史艺术类的历史速记有五篇。《年老与爱情》《一夜天才》《英雄的时刻》《向上帝逃亡》《亨德尔的复活》。 相对于地理类、政治类，和技术发现类，这类随笔显得轻松了许多，情节也颇舒缓，但是文笔却是同样高超。 《年老与爱情》记述的是1823年，74岁的德语诗人歌德写下了爱情绝唱《玛丽恩巴德哀歌》。歌德在他82年的生涯里，每个阶段都有他为之激情燃烧的女性，他为每个女人都留下了关于爱情的创作。他的爱情很大程度源于对女性的倾慕与欣赏，而与肉欲关系不是很大。虽然倾慕没有界限，但是爱情总有终点，而撩动他心弦的最后一位，邂逅于诗人的暮年。七十四岁的歌德与十九岁的少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诞生的《玛丽恩巴德哀歌》乃是德国文学史上一段公案，也是歌德爱情诗歌的绝响。 《一夜天才》描写的是1792年，法军上尉鲁热在几小时内完成《马赛曲》的创作，此曲后来成为法国国歌的历史瞬间。《马赛曲》最早于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定为法国国歌，其后被拿破仑以及复辟的波旁王朝废止，直到1879年最终被第三共和国宪法确认为国歌，随后的第四与第五共和国依然将其作为国歌，堪称是法国的象征，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国歌。但是，鲜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年轻的上尉鲁热·德·利尔。鲁热是一个秉性谦逊、普普通通的人，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了不起的作曲家，他的诗作也从未刊印过，他写的歌剧也从未上演过，他只是知道自己善于写那些即兴诗。在无意中，他创作了这首军歌，广为传唱，成为马赛人的《马赛曲》，成为法国人的国歌。 全文结构紧张，热情，充满着对国家的爱和对军队的赞歌。 《英雄的时刻》叙述的是1849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前一分钟获得沙皇特赦的历史瞬间。 1849年2月，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不过参与了一些情绪比较激昂的同学的讨论，就被夸大参与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阴谋活动，遭到逮捕并被褫夺贵族身份，后又被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带到圣彼得堡的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不料就在刹那之间，一个军官骑着快马，一面挥着白布一面横穿广场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圣谕，他被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和思想的转折点，从此他的作品不再寻求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准备超越自身，进入无限。“他们要在自身中感觉到永恒和无限，把人间世界抛到一边，他们既不要学会生活，也不要征服生活，他们只需要感觉到生活是赤裸裸的，只需要感觉到生活是存在的极度兴奋。” 全文结构特殊，全文皆为诗歌。叙述了刑场上受刑人的悲愤和压迫感极强行刑氛围。 《向上帝逃亡》描写的是1910年，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时刻离家出走的历史瞬间。全文系戏剧题材自传，意在对自己有意逃离做公开辩白，同时也是对其妻子的致歉，是一部在内心极端矛盾的状态下想获得完美道德平衡的作品。 在茨威格看来，托尔斯泰是个天才的道德家，他“以残忍的狂热与无情的冷峻，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发掘。他一辈子都在努力通过自我写照达到自我完善，从不停歇，从不满足，从不让艺术流于形式。”这样一种近乎自我折磨的自我审视与描摹，从他19岁开始，一直持续到83岁为止。他在50岁左右经历精神危机之后，一直尝试将身上的小我投入到全人类中去，找寻真正的信仰，于是，奔向上帝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我想起了李叔同，他们或许为了追求理想甘愿抛弃世俗，他们殊途同归。 《亨德尔的复活》叙述的是1741年，音乐家亨德尔从偏瘫中奇迹般的康复，创作经典圣歌《弥赛亚》的历史瞬间。萧伯纳在他的名文《贝多芬百年祭》里曾提到，贝多芬最崇拜的英雄就是亨德尔，“一个和贝多芬同样倔强的老单身汉”。 茨威格在这篇文章中借亨德尔的学徒史密斯之口说：“为了挽救剧院，亨德尔在这一年里创作了四部歌剧，而那些人呢，却忙着取悦女人和宫廷。” 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音乐家，但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还无法仅靠自身的音乐创作和表演而独立生活，很多时候需要依赖于贵族与宗教对他们的赞助为生。那时候，判断一个艺术家独立人格到底有多强烈，从他是否结婚这件事判断。因为他们认为，结婚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服从社会化的既定规则，接受整个社会对你的驯化。所以，结了婚的海顿和莫扎特都举止文雅、衣着华丽，甘心做一个宫廷的侍从；而单身的亨德尔与贝多芬则狂放不羁，不修边幅，富于反抗精神。当然，这片面而主观。实际上，就独立意志而言，海顿和莫扎特这样的艺术家可能更能俯身融于生活，而亨德尔与贝多芬这样的艺术家则具有鲜明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读完了茨威格先生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最深的遗憾，他竟然没有写到我们中华大地上，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人物。比如公元89年窦宪破北匈奴，推动北方民族的多米诺骨牌，将西方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一直延续近300年，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比如铁木真可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冲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开辟洲际的通道，使世界各国军界、政界、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世界的贡献，至今都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永存。比如毛泽东主席，他领导着亿万中国工人农民，建立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挺直腰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或许，茨威格先生一个人的环顾视野终究有限，我们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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