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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冯东书（1933-2018），江苏金坛市人，1950年2月进新华社参加工作，1956年6月至1995年7月先后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和总社农村记者，是最早报道山西大寨典型事迹和陈永贵的记者之一。
隔了八年以后，在1986年夏天，我又去了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他们过去在县里、公社里是领导学大寨的，而我过去是参加报道大寨的。这次见面，聊起往事，虽有点苦涩之感，但仔细想去，却都觉得其中不无发人深思之处。1978年夏，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当时县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兼）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到美国考察了一个多月。这一年的10月，我去大寨拿我丢下的最后一点东西，见到李喜慎，他和我聊起美国之行。他笑着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能随便提意见，州长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工作。”他的话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话翻过来讲，不就是做大官的讲话，下面只有听的份儿，不能提意见？不就是谁升了官，谁的老婆、孩子、亲戚就应该安排好的工作，就应该提拔？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昔阳有一个有名的大寨式先进大队，叫南垴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我们现在也都承认他是一个实干家。后来，能被提拔到昔阳的邻县——山西省平定县当县委书记。他在那里搞了不少建设工程，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把他深处的思想暴落在了我的面前。那个县有一个姓岳的干部对陈永贵有看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谈了陈永贵的一些问题（信不是写给“四人帮”的）。当时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位姓岳的自然就被当“反革命”抓了起来，并被判了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了）。李锁寿有一次对我说：“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个劳动模范。”这话的意思很明白，陈永贵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谁还把他当一个普通劳动模范，随便谈他的问题，那怕是向党中央谈他的问题，那也是犯罪。什么罪呢？无非就是“犯上”的罪。李喜慎李锁寿当时是以领导当地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而名闻全国的人物，经常到外省做报告，去北京开会。但是从以上两件事看，他们脑子里的深处究竟装的是什么“主义”呢？好像是封建主义。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讲的那些话是封建主义的话，还把那些思想当成是社会主义思想呢。现在想来实在悲哀，他们连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陈永贵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能再接受群众的监督了呢？为什么领导人做报告，下面就不能随便提意见呢？为什么升了官就应该鸡犬升天呢？1978年10月我那一次去，是彻底地脱离大寨了，所以不怕了，就对李喜慎说：“你们昔阳是谁的官大谁的理就大，陈永贵官最大，所以他讲的做的都是正确的，你们昔阳要反封建。”他拿眼睛瞪着我，愣了。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向他点到这个问题，特别当时陈永贵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哩。平心而论，他们都领导昔阳、平定搞了不少建设工程，做过一些好事。但从他们追求的社会结构和向人们灌输的思想来说，他们搞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实在是个问号。不能说做了一些好事就是搞了社会主义，秦始皇也搞过不少建设工程么？回想起来，羞哉！过去我是把那个地方当成社会主义的典范来报道的。1978年李喜慎、郭凤莲从美国考察回来，向干部们做了访美报告。当时我不在，后来我听人说，从那次报告以后，昔阳县原来批资本主义的战线就全线崩溃。因为美国的现实已经使李喜慎、郭凤莲不再相信我们过去的宣传。他们过去是生活在封闭式的农村，天天接受的是我们报纸、电台灌输的那一套。时间长了，他们一直以为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失业、饥饿、杀人、抢劫、强奸的地方。因此他们到处做报告，总是向人们讲要多打粮支援世界革命。这次到美国一看，全对不上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物质文明的国家，那里也好像不是一个充满了失业、杀人、抢劫、强奸的地方。他们回来一说，自然就使原来批资本主义的堤坝崩溃。昔阳县出过国的人还不少。大寨边边上的武家坪有一个青年人在北京给陈永贵做过饭，后来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当过三年厨师。还有一个生产队长，“文革”期间到坦桑尼亚去传播过种玉米的技术。他们带回来的见闻，在昔阳简直是炸弹。那个到坦桑尼亚去的叫郭小荣，1986年对我说：“我们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下头招招手，广播里就说毛主席和大家心连心，人家尼雷尔总统常到群众中去，那算什么呢？”他还告诉我，坦桑尼亚有一次选举，他问一起干活的坦桑尼亚人选谁，那个人回答说，要听听竞选人的演说才能决定。他对我说：“你看人家的选举，咱们的是啥选举？”这些事使我和我的朋友回想起来，都觉得我们过去那种不尊重事实的宣传实在太脆弱了，一时看上去好像很起作用，一旦开放，人们看到了实际，就不攻自破，反而把我们自己卖掉了。起什么作用呢？起让人不相信我们的作用！1986年，我在昔阳和朋友们议论起陈永贵，大家还都认为，他在农民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大家觉得他当个劳动模范足矣，当20世纪70年代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副总理，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永贵1954年才扫盲，他不知道什么是电，也不知道水是H2O。我有一次请他在我的稿子上写“同意”两个字，那个“意”字，写了两次都没写对。他当副总理那阵，办公室的长条几上放满了文件，他指着那些文件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是我这号人干的活吗？”那时，他曾想解放一下自己，提出来去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开会时再叫他回来。但是保卫部门不好办，终于没有去成。对他这么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农民，大家认为要客观一点，他创造不出一条“左”的路线，路线问题不能怪他。他后来的毛病，县里干部和我们这些人比较有意见的，是他自己搞得谁都怕他，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的红旗，后来变成了谁对陈永贵有意见就是对大寨红旗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谁要敢对陈永贵发表不同意见，马上就可以飞过一顶“反大寨”的帽子来。他自己就常以维护大寨红旗的名义，说别人“反大寨”。后来。陈永贵自己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对他有意见就更是“犯上”了。于是搞来搞去，陈永贵耳朵里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有一种说他做得对，说他水平高的声音。没有人敢对他提意见。专家说，杂交高粱种籽只能种一年，他在一次小的会议上说：“谁试过？我们大寨有的谷种了几十年了，还在用。”这是个常识问题，但当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驳。1971年大寨在虎头山上第一次种水稻，中国农科院在那里帮他们种水稻的专家说，那块地有一亩多。陈永贵听说了，生气地说：“谁说的，把他叫来，还不够一亩哩。”于是大队长贾承让第二天一早就拉上中国农科院、省农科院的专家去丈量土地。那一亩多地分成二十多小块，第一次用皮尺丈量，是一亩一分，贾承让第二次用他自己的脚步量了一下，是一亩零六，都超过一亩，他不好向陈永贵交差，下午，贾承让又拿上老式木弓叫大家一起去丈量，第一次又是一亩多，还是不行。第二次在丈量每一小块地时，把木弓缩进去一点，量成了九分，这才交了差。这种事还不少。这么个搞法，陈永贵后来就什么逆耳之言都听不见了。他也就再感觉不出自己还有错，于是错误的东西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身上迅速发展，说话、做事胆子越来越大，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平时没有人和他算小账，到最后一垮台，就算总账，原来对的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一到算总账时，在许多人的脑子里一翻个，对的也会说成了错的了。从这件事上，我和我的朋友，都感到陈永贵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主要是他自己造成的。只有一种赞扬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很称心，也是得自己很正确，但这种只有一种声音恰恰是预亮着灾难的声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陈永贵很聪明，他下台以后成了一个老百姓，他又重新听到各种声音了，他觉悟了，所以后几年表现比较好。但是悔之晚矣。1986年3月24日，他临终前的两天我去医院看饱，他喘得说不出话来，40分钟只说了三句话，其中一句是：“这都是那罪过！”可见，他是很悔恨的。他的事也说明，人要在有权有势的时候有这种自知之明，实在不容易。昔阳有的朋友说，要是能像有的国家那样，老百姓向州官、总统提意见成为正常的事情，陈永贵就不会有最后的悔恨了。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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