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视道德教育是中华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上古五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对此就十分重视，之后逐渐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因此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早在尧、舜时期，司徒之官负责社会道德品质教育，契为司徒，凭其仁德、智慧、敬职创造了不凡的成就，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据《大戴礼记·帝系》等多种史籍记载，契是帝喾的儿子，是尧帝的异母兄弟。西汉刘向《列女传·契母简狄》载：“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及契长，而教之理顺之序。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今商丘）。及尧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理顺之序”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各部门的关系协调顺畅。《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被封于商，建立商国，被称为商的始祖。 据刘向《说苑》记载，尧时，舜与契是同事，因此舜了解契做司徒时功业卓著。舜继尧位后，仍命契为司徒，对人们进行广泛的教育，百姓和谐，社会安定。舜为什么赐契“子”字为姓而不赐其他的字为姓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玄鸟生商”的缘故：玄鸟是燕子，赐契为“子”姓就是燕子的子。其实，“玄鸟生商”的典故源自《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诗经·商颂》产生的年代最早不过商朝，还有的说产生于春秋时期，因此，舜帝是无法根据在他之后上千年才有的典故赐契“子”姓的。“子”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舜知道契是有学问、有道德、在教育方面很有功劳、堪称人师的人，因此“赐姓子氏”，说明帝舜对契的敬重。而燕子的“子”只是附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或个别量词后边的轻声字，没有实际意义。帝舜怎能会以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字赐给契作氏呢？ 帝舜命契“敬敷五教”。《孟子·滕文公上》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古代圣贤相信，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会和谐，百姓就会安定。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才算学会了做人，才能实现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在中国历史上，最初从事这五种人际关系教育的就是契。 《孟子·滕文公上》还记载，远古时期，国家就“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商）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由此可见，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从事的“五伦教育”的推行和延续。 但到了春秋时期却发生了变化。当时群雄并起，天子势衰，诸侯国的君主权力下移，各国征伐出现了由卿大夫作主的局面，诸侯国之间兵戎纷乱，违礼、僭礼之事层出不穷，“礼崩乐坏”，“五品”不兴，原来的典章制度被废弃。二百多年中，诸侯父子、兄弟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仅弑君事件就发生109次，其他违于伦理的事情不胜枚举，传统文化的约束力受到摇撼，社会矛盾激化。诸侯争霸，混战不止，生灵涂炭，几无宁日，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世的良方。这时候，孔子对如何救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对能找到的先人留下的文献认真学习，汲取营养。《孔子家语·本姓解》说：“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虽然孔子思想的来源是复杂的，但因其受到古代文献和古圣贤行为的影响，想根据尧舜治世的经验，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社会秩序，于是结合当时的现实，在祖宗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将尧舜时期的“五品”教育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仲尼曰：古也有志（记载）：'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于是便呼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经过艰苦努力，孔子创立了儒学。《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源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契。 作为契之后裔，孔子能讲述夏代的礼，更能讲述商代的礼。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说：孔子主张“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 109次。孔子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人”就是“仁”……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孔子对其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理论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是对契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深悟到儒家理论不被接受的危险，于是便打消了做官的念头，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办私塾从事教育，效法祖宗契的精神，向弟子们教授伦理道德，诲人不倦。他的学生子贡评价他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孔子对契“聪明而仁”的效法，引来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求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孔门七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敬敷者。在孔子的学生眼中，孔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仁且智”，与契的“聪明而仁”一脉相承。“仁且智”成了古代中国对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后来，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从史书记载来看，儒家思想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契的思想基础上的丰富和创造。 契的风范经过孔子的弘扬和发展，一直被后世继承。但到了北宋时期，教学的宗旨呈现出了不好的现象：读书为了做官，为了荣华富贵。以此来主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天下为己任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中慨叹：“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北宋后来导致有知识和才干的人努力追求功名利禄，把国家安危放在次要位置，腐败盛行，虽然范仲淹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能彻底改变当时的情况。以致后来外敌侵略时忠心报国的人很少，屈服求安的人居多，最后北宋失国，与读书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思想主导不无关系。读书价值观的偏斜一直持续到南宋。 南宋时，大教育家朱熹对当时的这种坏风气极其厌恶。淳熙六年（1179年），朝廷对金兵南下惊惶始定，朱熹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便决定兴复早已无存、仅余瓦砾榛荆、茂草荒丘的庐山东麓的白鹿洞书院，自兼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并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主张恢复尧舜时的“五教”。教条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朱熹这段话的意思是：父子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间要挚爱又要有内外之别，老少间要有长幼之序，朋友间要有诚信之德。这就是“五教”的纲目。圣人尧舜令契为司徒，教化百姓的就是这“五教”，学子要学的也就是这“五教”。广博地学习，审慎地发问，谨慎地思考，明晰地分辨，诚实地践行，这就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是为了探究道理。要诚实地践行，就要知道修身处事接物的原则。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惩戒忿愤，抑止情欲；见善便学，有过则改。这是修身的原则。以礼义端正自己，不去追求物质利益；努力弘扬明天下之大道，不去计较个人得失，这是处事的原则。自己所不愿做的事，不要让别人做；自己做事未达到目的，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接物的原则。我朱熹私下里关注古代圣哲教人读书学习，无非是为了使人明白礼义道理，修养身心，然后推己及人，并不是为了记览词章，沽名钓誉，追求利禄。今天的一些学子，违背了圣者的教导。圣哲教育人的法则，在经典中都有记载，有志向的人当熟读精思，审问明辨。如果知道这是自然之理，必须以此约束自己，那就何必要等他人立下规矩才依此去做呢？近世学堂虽有规则，但很不够，并未符合圣哲的意图。所以，本书院另立学规，将圣哲教人读书求学的根本原则分条列出贴在门楣上，请诸位学子共同研读，遵守执行，并约束自身。只有严格要求，才会有所戒惧。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朱熹认为，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首先明确以历史上第一个伟大教育家契从事的，后来孔子倡导、孟子又强调指出的“五教”为教育的宗旨，指出“学者学此而已”。其次系统梳理古代先贤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将契的继承者孔子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途径。朱熹认为“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但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有人认为这是朱熹发展契的风范，对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白鹿洞教条》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扭转了教育价值观的偏斜，体现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自此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这一教条成了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遵循，后来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奉持不渝。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明朝时期商丘柘城人窦克勤办朱阳书院，便仿照《白鹿洞教条》制定条规。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胡适感慨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他在《庐山游记》中说，由于朱熹制定了《白鹿洞教条》，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而且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 明清两代，沿袭白鹿洞书院讲学风气选聘师长的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好的道德操守。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综上所述，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开了教育史上以德育人的先河。他的风范一直影响着中国教育，对几千年来的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商丘对中华教育的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
刘秀森，商丘人，中共党员，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民间文艺家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故事学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民俗学会理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学会理事，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商丘日报》主任编辑。作家、学者。从事商丘历史研究40多年，积累了大量有关商丘历史的文字、考古、口述资料，曾出版以商丘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花木兰全传》《李香君外传》《乱世丹心谱》等12部，出版研究商丘历史的学术著作《商丘古城》《商丘德文化》《商丘成语典故》和与人合作的《阏伯台庙会》等书，并出版《廉洁修身》和《廉洁齐家》两部历史故事，在全国各地报刊和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里发表研究商丘历史的文章多篇。河南省民间文艺最高奖金鼎奖、河南省民间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被中国民间艺术家联合会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作品'最具收藏价值’终身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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