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自第三辑开始，本刊被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 读者可在期刊网上检索以获得全文。 链接地址：https://navi.cnki.net/knavi/jjournals/BDZP/detail 专题导语：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现代国家则被认为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责任。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对国家的研究，和对诸如权力和权威、民主与威权政体的研究等，都成为了政治学的核心研究话题。国家理论有多个理论源流，韦伯从组织和支配的角度对国家的定义在比较政治学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的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理论也影响深远，斯密的守夜人国家理论则被发展形成了基于理性选择的新古典国家理论，霍布斯把国家视为提供秩序的利维坦的观点也不可忽视。本次专题围绕“国家理论研究”展开，选取了庞亮、张长东、欧阳火亮、夏尔凡、郭小雨、孙琇等老师的文章，与读者分享。 专题目录： 谁是执行权的主体:霍布斯与卢梭论主权与政府的分离/庞亮
孙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全面呈现了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对国家概念的基本理解，并细致梳理、剖析了他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的系统解释。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从七个方面对蒂利的国家观做出多方面的评析。认为蒂利“资本与强制”的解释逻辑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实现了政治、军事和管理视角的综合并结合了内、外因论的双重解释。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联盟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对现代国家和民众抗争的互动的精彩阐释是具有原创性的。在国家形成理论的学术史中蒂利处于结构主义的立场，并受到第三波文化转向的冲击。最后，本文对其理论中文化维度缺失的问题做出了一种尝试性的解读。 引文参考：孙琇：《论查尔斯·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论》，《北大政治学评论》2013年第1期（总第1辑），第223-246页。
一、蒂利对国家的基本认识国家(state)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分析工具。国家具有实体和观念的双重表征。”在西方政治学文献中国家既用作实然概念描述现存政治关系，也作为规范概念反映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欲求的目标。这种“实然性”和”规范性”的区分，分别对应诺伯特·埃利亚斯所说的历史社会学家的“超然”和＂介入＂的价值选择，也对应了”制度”和“思想＂的研究分野。前者侧重研究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起源、发展和外部表征；后者侧重研究国家作为一种理想诉求和价值观念的内在合法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反馈。查尔斯·蒂利的国家理论主要讨论的是西欧现代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形成的实际轨迹，属于前者，是一种基于对历史现象的实然描述而做出的解释。蒂利从三个方面对国家做了界定。首先，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组织，“五千多年来，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有力的组织”。其次，国家是＂掌控强制”(coercion-wielding)的组织，也由此将它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如家庭(households)和亲缘团体(kinship groups)区分开来。最后，国家在确定的领土范围内(substantial territories)较其他的所有组织具有明确的优先权(exercise
clear priority)。这种实然性的定义，作为一种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性概括，不包含主观的价值理想，由此也就淡化了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的色彩。这种定义同时也是一种“程度定义＂，突出了国家作为一种组织的显著优势，强调规模效应。此外，这种定义是以“强制”为核心的，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出发的，国家相对其他组织的优势，暗含了一种动态竞争的意味，从而使得蒂利对国家的定义避免了一种静态的决绝的划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蒂利关注的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而非“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就是说蒂利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而非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1975年蒂利主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in Western Europe)》一书，其标题就明确点明了他所讨论的对象，在第一章中他更是指出这本书“坚持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在分析上的分离”，并认为＂＇民族一国家＇只是国家建设诸多可能后果中的一种“。撇开“民族”的维度，那么“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又该如何划定呢？蒂利有时会混用这两个词语，因为在他看来后一个词是从前一个词中分化出来的。蒂利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的一种形态，并且是相当晚近才偶然出现的一种形态，它是“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强化到一定程度后才得以确立的。“国家性”在蒂利眼中包括如下的几个特征：＂巩固对领土的控制”,“政府从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具有自主性”，实际运作中实现“中央集权”和“内部协调一致＂，并实现对“暴利手段的垄断＂。可以说是这五个特征的凸显最终将“民族国家“从“国家”中界定出来。同时，蒂利还指出：尽管1500年以后，整个欧洲都在向提高“国家性”的道路奔跑，但是各国的脚步是非常不同的。整体而言，17世纪是国家建设的疯狂时期，18世纪是巩固时期，19和20世纪初，国家形态趋于一致，但是又与18世纪的模样形成差异。蒂利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通过“对集中的暴力手段的垄断“(monopolize
the concentrated means of violence)实现对民众的“保护勒索“(protection
racket），并且这一过程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渐进展开的。蒂利认为国家权威的来源在于对暴力的垄断，他没有使用“合法性”(legitimacy)这个词，因为在他看来合法性和非合法性的区分“基于事实无异”(makes
no difference to the fact)。他赞同阿瑟·斯廷奇康比(Arthur Stinchcombe)的嘲讽论调，认为合法性概念只是在服务于政治分析的目的时才更具效用。后者认为：合法性很少依据抽象的原则或对统治的赞同，合法性只是一种可能性，是其他的权威行动起来以此来确定某一给定权威的决策。然而控制实质性力量的权威可以对既有权威构成挑战，只有那些垄断了暴力手段并能提供保护的政府才具有可靠的不受抵抗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蒂利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基于现实的强制力量，特别是对强制力量的垄断，而非抽象的概念或主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合法性“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耗时漫长。＂区分合法和非法使用暴力”的观念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日渐明确”(came clear only very slowly)的，它是伴随着国家军事力量相对统一和常规化的过程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蒂利认为合法性这个概念是个事后诸葛的理念，而非先在的事实，必须以历史的态度思考它。由此，蒂利甚至以一种近似乎冷酷的态度指出国家与其他“有组织的犯罪”(organized crime)在本质上没有差异，甚至是一个最大的犯罪组织。所谓＂勒索者”(racketeer)指的是某些人首先创造一些威胁，然后再向受害者开价来降低那种威胁。国家的“保护勒索”指的是发动战争，引发国家建设，制造社会不安，然后再以向国民提供保护的名义获取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掠夺，强制，海盗活动，路匪打劫和持续的勒索都是直系亲属，他们共同安家于负有责任的(responsible)政府”。历史上，税吏、地方当权者和专业的士兵，路匪、海盗和国王其实处于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中,从事着相同的勾当。由国家的本质出发，国家的成长就是垄断暴力手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战争、榨取、资本积累三个变量相互关联，使得国家的成长成为一种动态的循环。第一，“强制性的剥削”(coercive exploitation)是国家自我维持的最基本要求。国家一方面从民众中吸取资源，另一方面组建更大规模的、更常规的军队，来与外部竞争者展开征战，进一步扩张领土，进而实现对更多入口的榨取。第二，发动战争本身又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接受“保护勒索”，使榨取具有合理性。第三，拥有暴力手段的组织间的竞争，使得民众有更多的选择，从而降低了可资榨取的资源的数量，进而提升提供保护的成本，所以国家必须垄断暴力手段：对外，明确疆域，巩固对所拥有领土的控制；对内，从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出售保护换取支持。第四，国家为了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国内资源，必须促进国内的资本积累：短期看就是通过战争确保本国商业利益；长期看，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税收财政体制。这就需要向国内的资本所有者作出让步和妥协，以便获得他们的信贷和纳税支持。在这些要素的运转中，战争和税收的关系是关键。发动战争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在历史上，军事力量的发展（从海战到陆战，从雇佣军到常备军，武器装备上的更新），显著提高了国家的税收水平。发动战争与税收水平之间有一种＂棘齿效应”(ratcheteffect），即“当公共预算和开支在战争中突然提高时，也就设定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底线，即使是在和平时期，预算和开支也不能低于这一新的底线”。也就是说在蒂利看来，国家成长的核心是国家财政能力的成长，即有效榨取的成长。蒂利将国家的主要活动概括为：发动战争(warmaking)、国家建设(statemaking),保护(protection)、榨取（extraction)这四项。其中发动战争是国家建设的源头和动力，榨取则是连接四项活动的核心。这四项活动的实现都依赖于国家对集中的暴力手段的垄断。四种活动的平衡和相互制约影响了国家的组织化。例如西班牙偏重发动战争的活动，形成海上强国；威尼斯和荷兰则偏重保护活动，从而形成寡头政治。每一项活动对暴力的运用都会产生特色化的组织形式，进而构成了欧洲各国不同的国家结构。发动战争是激发国家成长的起点，但战争过后，征服者又必须面对如何处置被征服地区的问题，重建行政秩序是不容回避的一种战争后果。蒂利认为，990年以来，欧洲不同地区有三种类型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显著增殖并扩散，它们分别是“接受贡赋的帝国”(tribute taking empire)、“主权碎化的系统，如城市国家，城市联盟”(systems of fragmented sovereignty such as cities states and urban federations)、“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笔者根据蒂利的描述将三者的特点列表1如下：蒂利的这种国家类型学划分是以“国家机构自身的组织结构”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真正从国家的“种类”(in kind)而非“程度”(in degree)上区分，如果仅依据强国或弱国这些含糊的概念来区分，其实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区分，往往重新陷入一种具有进化意味的“单线”(unilinear)理论。蒂利其实是用国家的＂榨取能力”即“强制能力”来衡量整体的“国家能力”，并从国家机构实质性的建构结果上进行区分（所以管理手段是重要的区分标准），这就为“多线性”(multilinear)的解释开辟了道路。他认为：三种国家类型在18世纪之前，也就是民族国家成为欧洲主导的国家形态之前，长期并存并相互竞争，民族国家形成的真实历史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进程，相反它是多条道路经过历史筛选后，模仿并趋同的偶然结果。他认为，这些国家类型构成了一个国家体系，而这一体系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对国家形态的区分，进一步明确了蒂利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其他国家类型衰落甚至消失，而唯独民族国家会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国家形态？二、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理论蒂利在20世纪70年代对民族国家形成的思考还并不成熟。他尝试性地提出：“动员”“国家性”和“政治权力”这三个变量决定了欧洲国家的胜出(survival)或失败。在这里“政治权力”特指民众的诉求，它介于“动员”和“国家性”之间。这三个变量反映了抗争政治的基本逻辑，即民众诉求通过动员的影响被传达给国家，国家通过做出反应来加强自身的制度型构。这是后来成熟理论中的内因（国家与国民关系）解释的雏形。同时，在这一时期，蒂利已经明确提出要在国家体系(state system)中研究国家形成，他区分了内外两个进程：对内巩固统治和对外应对战争。并指出外因——战争的作用具有根本性。他说：战争和战争的解决(warset tlements)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国家体系的伟大塑造者,“战争塑造并改变了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态”。他的这一观点来源于挪威政治学家斯泰因·罗坎（Stein Rokkan)的地缘政治理论，也显著地受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并隐含地受到了布罗代尔对16世纪世界经济联系的分析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国家建设与公民权》(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Order)一书的批判，以及对依附论的反思得以进一步的确认。事实上，蒂利的很多理论要素都是通过与其他学者展开对话而得以发掘并结晶的。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和思考，蒂利完善并系统化了他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理论，并最终体现在《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一书中。这种提炼笔者认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蒂利对既有的民族国家起源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明确了他的理论起点。蒂利认为是“强调经济决定论还是尊重政治自主性”，是＂侧重外部因素还是探寻内部因素”，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既有的理论大致区分为四种取向：“国家主义者(statist)的分析＂（内因政治决定论）；“地缘政治(geopolitical)分析＂（外因政治决定论）；“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分析＂（内因经济决定论）；“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外因经济决定论）。但是这些理论有三点不足：第一，对历史事实不够尊重，没有注意到在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许多不同国家类型都是存活的且可行的(viable）；第二，只是从一国到另一国中寻找解释变量，并没有足够充分地考虑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即使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来呈现决定国家在国家体系中位置的实际机制(actual mechanisms)；第三，他们假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而为的努力(adeliberate
effort)。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retrospective)思考方式，即把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后果，然后回顾历史，去拣选构建它的诸多要素。相反，蒂利坚持认为三种国家形态一一帝国，城市国家和民族国家——在历史上都有其充满生机的时刻，之所以民族国家最终胜出是因为在国家体系中，一个“资本与强制的逻辑机制”在运转，使得另外两种国家形式失去优势，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胜出是一种历史过滤和选择的结果，而非一种预先存在的计划。其次，蒂利对1975年的论文集也做出了进一步的继承和修正。一方面，他认为1975年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跟它所反对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相似的毛病，他说：”事实上，我们无疑用了一种新的直线(unilinear)发展的故事－一－从战争，到榨取和镇压，再到国家形成——取代了旧的＂。通过反思，蒂利加入了更多的变量，进一步抽象出“资本与强制的互动逻辑＂，并呈现了多种国家演进的轨迹。另一方面，蒂利后期的修正最显著的一点就在于他把早年城市化研究的成果吸纳进来。城市维度，以及城市背后所代表的资本的力量，得到重要的强调和补充。如果说1975年的著作还基本上是强调国家的强制面向，而1990年的著作则把强制和资本并重，或者说是政治与经济并重。最后，对比两个时期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蒂利有意放弃了很多在1975年提出的解释变量，文化同质性的维度本来就不被重视，而曾经提及的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的问题，在后期著作中也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罗坎所强制的地缘政治，国家体系的观点得到显著的强化。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蒂利其实将他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抽象，并建立了一种层级式的解释模型。在这个模型最顶端的是“资本与强制的逻辑＂，它落实到历史中就是“城市和国家的关系”，然后再向下，才会出现战争事件，资本主义，城市化，民众抗争，国家政治结构的实际建设这些议题，只有这些议题才更接近于其他学者讨论的具体问题。所以说，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学界主要讨论的议题背后，抽离出了一个“资本与强制互动＂的概念，来统摄诸多的议题，它就像一个容器，把诸多的议题涵括了进去。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把这些议题放到了次级解释的位置上，甚至为了突显“资本与强制”的逻辑，牺牲了一些文化、法律方面的变量，变量缺失成了蒂利备受攻击的原因。“资本”与“强制”是蒂利最核心、最抽象的两个概念，两者的互动以及由此牵动的更多变量的互动构成了蒂利所说的“国家形成的机制”(mechanisms of
state formation)。“资本”与“强制”这两个词是一种通过“借代／转喻”(metonymy)手法而进行的概念化抽象。“资本“借代所有战争所需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人力和财力，牵涉出国家军队的组织形式和国家税收机构的设置。“强制“借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或者说是实现资源榨取的手段和能力，牵涉出中央集权、军警分离、对民众的保护性协商等行政职能。社会资源和强制手段分别与两个更“具体化”(reification)的历史现象相亲和，即“城市”和“国家”的成长。这四个概念的关系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资本，一般包括任何有形的流动的资源，以及可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资本家是专门“积累、购买和出售资本的一群人＂，“当资本在某一领土内积累和集中时，城市也趋向于从相同的领土内成长”，城市成长中的等级形态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密切相关。“强制包括一切协同一致的行动，这些行动对个人、个人财产或团体构成威胁或实际引发损失或造成伤害，并且这种实际伤害或潜在威胁是可以被受强制对象意识到的。”在欧洲有两个相互重叠的团体代表了强制的专家：士兵和大地主。“当强制手段的积累和集中共同成长时，他们生产出国家。”在蒂利眼中，过去的八千到一万年间，城市和国家的历史相互纠结，它们的关系”在爱恨交织中摇摆＂，但从长远看，两者又是“不离不弃的'(indispensable)。蒂利认为“城市——国家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cities and states)决定了国家的具体形态。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在990年以后的几百年间发展起来的',“密集而又不均衡的城市网络”与“划界清晰而又相对独立的国家“这两者的＂偶然性的并存(coincidence)”。换句话说是欧洲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决定了国家形态，因为“资本定义的是剥削领域，强制定义的是统治领域(where capital defines a realm of exploitation, coercion defines a realm
of domination.)'。从这个角度上看，蒂利的观点似乎称不上新颖，只是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笼统的解释替换了术语，但是蒂利理论的真正价值就是他通过替换术语让这个干瘪的“什么也没说”的解释具体化了。他通过引入更多的变量，构建了一种多变量的机制互动，并辅之以经验研究的例证，使得这个具体化的解释变得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蒂利是“旧瓶装了新酒”，而且酿造了一种非常醉人的美酒，其逻辑的谨严，思考的精致令学界为之倾倒。资本与强制从积累到集中，映射到历史现象上就是城市和国家的互动性成长。再进一步的细化，城市和国家互动的关键在于榨取“资源的活动。榨取的外部动力来源是战争，榨取的意外后果是为了应对民众抵抗而形成的国家非军事性的机构设置。所以民众抗争构成了国家形成的内部驱动力。正是内外两重动因触发并推动了“资本与强制这组核心概念＂的互动，进而在时间之流中筛选出了民族国家。 按照蒂利的逻辑，990年以后，欧洲国家处于国家系统中，每个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能获得强制收益的安全区(maintain a secure area)，由此会在本能上试图在安全区外构筑一个巩固的缓冲区(a fortified buffer zone)。随着国家对强制手段运用的加强，安全区扩大，缓冲区必然要外延，由此各个国家间发生冲突，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激发战争(war-provoking)的逻辑,又由于欧洲多“小国”（缺乏中亚和东亚大陆那种不容挑战的大帝国），这种国家冲突在欧洲异常的频繁。过去一千年内欧陆战事频仍，这是蒂利以战争解释国家形成的一个理据。在第二个千年前半期的欧洲，发动战争与准备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活动。国家必须有效地调动国内的各种资源来加强军事力量，而只有那些能够持续并高效地实现榨取的国家才有可能在战争频发的国际体系中维持优势，这就要求一种常规化的国家结构来保证对国内资源的有效控制，这种保证又需要对国内人口进行有效的强制来确保。换言之，这个逻辑是：战争——国家有效控制资本与强制（有效的榨取）——国家组织结构战争要求榨取，榨取意味着国家必须有效地对内控制资本和强制，其中“以税收为核心的财政机构”和“与军事力量分离的警察机构”的建制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前者使得榨取资本更有效率，后者使反榨取受到抑制。相应的，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民众和社会主要阶级的激烈反抗。为了应付“反榨取“，国家与国民间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讨价还价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建立并完善了一些行政性的机构，国家便成了“多目的(multiple-purpose)的组织”,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形态得以出现。990年以后，这个逻辑在欧洲的演进，可以大致以军事力量发展的四阶段作为参照，国家对资本与强制的控制呈两条并行的弧线(parallel
arcs)前行，笔者结合蒂利的论述，制表如下：蒂利将“资本”和“强制”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作为决定国家成长道路的变量，区分出了三种欧洲国家的成长道路：强制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
path),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 path)和资本化强制型(capitalized coercion path)。随着战争规模和强度的增大，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常规军淘汰了雇佣军。军事需求的变化，直接考验了各个国家的应对能力。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和统治者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联盟，榨取效率的差异也导致了国家机构设置上的巨大分疏。笔者归纳蒂利的论述，制表3如下。
俄国的经历代表了强制密集型国家的发展轨迹。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在缺乏资本的环境下成长，严重依赖农业。帝国的统治者通过贵族和教会实行间接统治，榨取资源多依靠中间代理人。国家缺乏资本就只好以土地为交换来收买官员，造成官员和地主在剥削农民上达成合作，采用高压手段，虽然形成了庞杂的国家暴力机关，榨取效率仍然很低。威尼斯是资本密集型的典型。在海战时代，威尼斯严重依赖商业资本家的资助来聘用雇佣军作战，国家机构高度精简，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是随着陆战时代的来临，以及商业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城市商业寡头的衰落以及常规军优势的显现使得城市国家无法继续维持优势。历史上的英国是资本化强制的典范。在英国，地主与商人的联盟限制了皇室的权利，特别是大宪章传统，以及民众持久的抗争，塑造了独特的议会制度，使得国家财政收入获得了一种常规化的调集渠道，非军事化的国家机构更加成熟、分化，从而能够源源不断地为战争提供资源，具有坚实的后劲，进而成为后起的强国，其国家形态被争相效仿。 蒂利认为公元990年以后的一千年中，最主要的政治现象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和对外扩张。1490年左右，欧洲内部通过条约、外交使节、联姻以及广泛的经济交流等方式紧密地联为了一个整体，即欧洲内部的同质化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此之后，战争的节奏和规模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结束，《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和平处理战争问题成为一种趋势，显著增进了欧洲民族国家间的联系。特别是后五百年的晚期，战争的目的(the stakes of war)开始发生转移：从纯粹争夺实质性的领土转向关注”由谁来统治某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将会控制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国家间的资源、人口和商品如何转移＂。可以说后半个千年是欧洲国家体系向世界国家体系扩展的时段。欧洲国家向外殖民、征服和渗透的过程，使得非欧国家在国家建设上不得不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这种干扰要比纯粹的战争压力更为复杂。先是欧洲内部三种主要国家发展道路的竞争，胜出和模仿，然后才是欧洲“模板“向外部的移植。蒂利认为这种民族国家的模仿和移植应当基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利益要求，自然的、历史的发生，而非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或人为的主观推行而实现。因为即使是欧洲经验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蒂利一再指出：直到第二个千年的中后期，民族国家的优势才逐渐显现，在那之前，帝国和城市国家都曾经有辉煌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曾经有意地计划一种精确的国家模式，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去“生产”这种国家。民族国家的很多构成要素，通常是作为一种应付眼前任务(immediate tasks)——特别是军事压力——而意外出现的副产品(by-products)。民族国家是在国家体系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日渐获得自我认同的。总之，蒂利试图说明的是在990年以后的一千年里，欧洲内部的国家类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资本与强制的积累和集中在时间上的累加决定的。也正是由于资本与强制的时空变迁以及国家间的相互牵制使得不同类型的国家最终汇聚到了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在欧洲本身就是个历史现象，它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三、对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评析蒂利指出有一种主导的理论传统－区分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两个群集，关注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政府的变迁简单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样一个预设，孵化出了工具论的国家观，进而为人为调试国家的实际进程开辟道路。战后政治发展理论家对国家政策制定的”指点江山”就是这一思路的表征。蒂利对国家的看法是”更少一些工具论的，更多一些自然主义的（somewhat less instrumental and somewhat more natural istic)”。所谓自然主义就是依历史的实际发生，做一种实证性的呈现和基于事实的分析，这也就是加布里埃尔·阿登特(Gabriel Ardent)所谓的国家“生理学”(physiology)。蒂利认为这一视角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一书最具创新的地方。以“生理学”视角来探究国家就是要探究“国家建设者的实际的表现或意欲的表现”探究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国家获得并分配了实施其主要活动的手段,具体而言就是研究国家强制和协调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强制，它是国家贯彻其主要活动的关键手段。蒂利的这种立场在于他抱持了一种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采用了“实然性”的国家概念，其对立面是价值介入的“规范性”的哲学化的理念寻求。正因为如此，蒂利才会得出民族国家的胜出是一种偶然而非必然的判断。他的探讨是开放的、过程化的、多轨迹的。这样一种立场在方法论上又必然是“可能性的”而非“决定论的“分析，是超越”事件”和＂序列＂的“关系性的”分析，是“顺流而下的”而非“逆流而上的”分析。“顺流而下的”(prospective),“关系性的“(relationships),“可能性的”(probabilistic)分析是蒂利最基本的方法论。顺流而下的分析降低了以论带史的风险；关系性的分析可以容纳更多变量的互动，避免单一解释，扩宽解释范围；可能性的分析避免了绝然的封闭的判断。贾恩弗兰科·波奇(Gianfranco Poggi)将国家形成学说区分为：管理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三大视角。“管理视角“强调国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特征，讨论代表统治者利益的职业管理人如何在扩张的领土上建立有效的管理模式，这一派其实采取了一种内因论。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在他那本名著《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中认为：现代国家发展的过程等同于某些手段的创制、采用或修正过程，这些手段可以有效地聚集和保护资源，控制雇员，为地方共同体服务（特别是司法和警政服务）。所以他说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永久性机构是应对内部，而非外部问题产生的，“高等法院和财政部在外交部和国防部成立之前早已存在'。“军事视角”认为战争意识及其迫切性和危机感产生并维持了中央集权化的趋势，进而推动了成熟的国家形态的形成。这一派内部有两个支流：一个是强调战争的财政设置，这与管理视角有融合；一个是强调战争的技术设置（这又包括物质的军事硬件水平和人员的招募培训等两个面向）。这一派以韦伯、奥托·欣茨、兰德尔·科林斯、贝特朗·德·儒弗内尔(Bertrandde Jouvenel)、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ing)等人为代表。“经济视角”主要是追随马克思将现代国家视为生产者和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斗争的结果的论断，广义的马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和巴林顿·摩尔都属于这一类。蒂利在1975年和1985年著述4]中的立场属于军事视角中的财政设置派，1986年在《法国人民抗争史》(The Contentious French)一书中提高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视程度，1990年在《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中提出“资本与强制”的逻辑，完成了对军事和经济视角的综合，并通过讨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照应到了管理视角的某些内容。在蒂利看来，这三个视角的关系是：军事视角是原初动力，经济视角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条件，管理视角是意外的后果。蒂利认为990年后西欧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点在于其多“小国”的国家体系造成战争频仍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考验了各国榨取资源的能力，并进而推动了各国内部的国家建设，使得民族国家的优势得以凸显。这种国家间的竞争是一种典型的外因论。但是在国家掠取资源的实际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国内主导阶级，特别是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全体民众的反抗，在这一过程中，“讨价还价创造或确认了个体和集体诉求之于国家的权利，以及国家对公民的义务”,国家的职能也不再限于军事活动，而是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的功能，如独立的警察体系，国家对粮食供应的规制，这是一种抗争政治驱动的内因论。外因论启动了国家建设的进程一一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的转型，在此进程中，内因具体地刻画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所以内因是对外因的回应，两者的联动共同决定了国家最终的面貌。但两者不仅有先后之分，蒂利还隐含地认为两者有主次之分，战争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抗争则在一定程度上是衍生出的原因。他曾说“对战争异乎寻常地支持必须依赖大规模的征兵，充公式的收税，以及将生产转向以战争为目的，而这一切都会使得国家面对广泛的抵抗脆弱不堪，从而对广泛的诉求(popular claim)作出从未有过的回应”。[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战争紧迫的情势，民众的很多诉求未必会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战争压力使得很多原来不被关注的民众诉求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回应。外因论的来源是基于他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国家体系作为国家成长的重要历史背景的判断，内因论则来自他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英法民众抗争历史的研究。内外因论的结合，避免了单一解释，毕竟战争间歇和战争过后，国家形态的维持也需要通过“动态机制”的解释来支撑。战争引发的国内抗争，填补了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动力来源。内因的解释也说明了为什么不同国家面对同样的战争，最终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形态，特别是民族国家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各国独特的民众抗争塑造了各国独特的机构设置。内外因的结合，一方面回答了更多的问题，巩固并扩大了解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蒂利试图整合国家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的努力。他把20世纪70年代末对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理论思考和80年代中对英法民众抗争(popular
contention)的经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运用到了对国家形成的思考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不同时期的研究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笔者认为，他在写作实践上，对“国家和国民关系”的讨论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抗争事件或戏码(repertoire)变迁中去，所以他的整合意图并没有获得实践上的充分落实。他对民众抗争的论述依然是从构建非军事性的国家机构角度着眼，并没有细致分析现代国家对民众集体行动和抗争政治的反馈作用。赵鼎新曾指出”所有现代社会运动都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三个近代历史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或多或少都可以被看做是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蒂利也认为民众的集体行动是对国家权力扩张（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转变）的一种反应。他认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民众进行“同质化整合”，这一过程一旦威胁到了百姓基于日常社会联系所建立的认同时，将会激起大规模的反抗。国家为了应对民众的反抗，必须作出妥协和让步，因为国家要榨取的资源”最终来源于劳动力和普通民众的积累“示范性惩罚”(exemplary punishment)看上去是一种镇压手段，其实隐含着统治者要与广大民众谈判的意图，双方多种形式的＂讨价还价”(bargain），日渐明确了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蒂利说”事实上，公民权(citizenship)的核心就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反复地讨价还价锤炼(hammer edout)出来的，而他们的斗争主要围绕国家行动特别是发动战争的行动展开的。”在蒂利的国家形成理论中，战争与民众抗争的关系，重点不在于战争引发的榨取激起了广泛的抗争，因为即使没有战争的外在压力，和平时期民众多种形式的抗争从未间断。重点在于战争迫切要求有效榨取的形势，使得统治者对民众的抗争不得不作出积极的回应和恰切的妥协。这种妥协使得国家不得不肩负”意外的负担”(unintended burden)国家职能的重点从军事领域日渐转向非军事的社会服务领域。国家干预粮食供给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国家对粮乱(food riot)的应对回应了民众要求国家维护公正的公共秩序（民众所定义的地方优先原则）的要求，警察、市场监管人员以及仲裁争议的机构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中，丰富了国家的组织结构，官僚机构的成长日益发展出他们自身的利益（含有国家自主性的意味），促进了国家职能向非军事领域的延伸，使得国家H渐摆脱战争的驱遣。而粮食供应同时也涉及城乡关系问题，国家对粮食供应秩序的维护改善了乡村对城市人口的喂养，从而确保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更多的资本积累和集中，进而反哺了国家。由此，引领着国家参与更多的经济生产和分配活动。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日渐介入，为国家的维持和延续提供了理据。所以蒂利后来也把“裁定”(adjudication)“分配”(distribution)和“生产”(production)视为国家的主要活动。谈及国家对民众抗争和经济生活的干预不得不涉及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蒂利对各阶级和阶级联盟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特色。首先，在蒂利的国家理论中阶级结构的问题是位于次生的分析层面的。马派把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蒂利对此相当不感冒，他只是把阶级作为一种历史背景分析纳入国家形成理论，工人阶级不在分析视域中。其次，蒂利基本只是从政治联盟的角度讨论阶级，而非从经济角度讨论各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它认为各国基于“资本和强制的逻辑“下的阶级联盟会对国家结构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个观点直接来源于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最后，蒂利对各阶级的区分是相当模糊的，定义也很独特，基本都是围绕他的解释逻辑有选择性的考察。蒂利没有把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纳入讨论，他只是在背景描述中谈及了农民，如在讨论990年欧洲国家内部的同质性时指出农民占据了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在讨论城市变量时谈及城乡关系，特别是农业对城市的供给时提及农民。根本上，蒂利认为农民基础(peasant base)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是间接的，农民的存在赋予地主以权重，而大地主的联盟才具有显著的解释价值。大地主(greatland lord)与士兵是两个主要的“强制专家”(specialists in
coercion)群体。地主的强大（表征农业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以及与统治者的联盟往往使国家更偏向强制的道路。资本家似乎可以算作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进入蒂利的国家理论，但他对资本家的形象是有所选择的。他说“资本家经常存在于资本主义缺席的时候”,”在大部分历史中，事实上资本家主要是作为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而工作，而非作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本的历史中很晚才出场”。它在1500年以后才在欧洲成长起来（伴随着资本家控制生产），”而在此之前的千年里，资本家繁盛但是却很少干预生产。”“资本家是作为债权人、借债动员者和用以偿还债务的财政收入的经理人甚至财政收入的征集者（的形象）来服务于国家的'。“资本家“这个词的现代用法来自对荷兰公民的描述，”他们支付最高的人均税率，宣扬了他们的富有和可信赖＂。此外，资本家还是“城市的主人”，以及“控制城市周围腹地的地主”。由此可以看出，蒂利重点讨论的是商业资本主义而非工业资本主义，是控制资本的金融资本家而非剥削工人阶级的工业资本家。资本家以城市为根基，是资本的代言人。蒂利对社会结构的划分是非常不明确的，他曾经提出要以一个“借代”的手法化简解释模型，认为国家解释模型中的要素包括：统治者、统治阶级、代理人、反对者、敌人和反叛者、一般民众、强制机构和民政机构。而在谈到民众抗争时，又试图以资本家、土地拥有者(landowner)和教会三个类属来区分民众。(“他从来没有把农民、地主、资本家及统治者并陈，更没有讨论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他曾说“人口中各不同阶级间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深刻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人口中的阶级结构显著影响了国家的组织”,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只是在论证如下的问题：统治者是与资本家还是大地主结盟，决定了国家是更倾向于资本的道路还是强制的道路。资本家和地主背后分别代表了商业和农业的经济结构，这两种经济结构分别对应不同的税种，特别是土地税的征收成本要高于商业税，这就涉及榨取效率的问题。所以蒂利说：＂主要社会阶级的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显著影响了统治者榨取资源所运用的策略，以及他们所遇到的抵抗。”可见，蒂利对阶级结构和阶级联盟的讨论只是为了服务于以“榨取“活动为中心的“资本与强制”的逻辑。蒂利曾经批评摩尔的《社会起源》＂鲜有谈及将某种形式的阶级力量转译(translated)为一种独特的政府形式的实际机制”,虽然蒂利对各阶级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他提供的“转译机制“倒不失为一种探索性的尝试。总之，他把阶级问题巧妙地嵌入了“资本与强制的解释逻辑“中，但是却又没有提供足够充分的展开论证。菲利普·戈尔斯基(Philip.S.Gorski)把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理论分为三波，笔者根据他的陈述列表4如下：
戈尔斯基认为第三波较前两波而言，除了社会科学家外，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也使得第三波在整体上从“结构的“转向“文化的“分析。第三波主要在两点上对既有理论作了重大修正。旧有理论以阶级关系、经济资源、财政能力和军事力量以及这些因素的结合来定义国家力量，第三波对这些主导集团、正式的组织以及强制威胁的影响表示怀疑，坚持认为从属的团体同样会对国家结构产生影响，国家结构必然会遭遇抵抗和协商，国家建设的过程同样依赖于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Miller)和文化上的合法化(cultural
legitimization)(Monod)。总之，现代早期国家并不是之前假定的那么整合(unified），那么如同铁板一块(monolithic）。这一波中提及的抵抗和协商与蒂利谈及的抗争政治对国家形成的塑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第三波要比蒂利论述的更加详细，也更为微观。特别是他们对从属性团体的分析，蒂利几乎没有提及。而社会规制和文化合法性，在蒂利的论述中是缺失的，蒂利曾经提及欧洲近代早期存在的文化同质性，但是他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展开实质性的论述。第三波带入了更多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欧洲国家间的共性，而蒂利“强制与资本”的逻辑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欧洲国家共性的探讨。可以说第三波的理论要比蒂利更加碎片化，他们更专注于对每个国家的分析，而非建立概括的国家类型学。第三波都强调了宗教的作用，甚至把近代早期定义为“信条的时代”(confessional age），将宗教冲突视为现代化背后的驱动力量。这种以“信条化范式”(confessionalization paradigm)来解释现代早期国家形成的维度在蒂利的作品中是缺失的，这也是他最受诟病的地方。赵鼎新在评价《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一书时就曾激烈扞击过蒂利对宗教因素的无视。整体而言，蒂利的国家形成理论是第一二波的综合，四个变量在蒂利作品中的分量从重到轻分别是：战争、经济、地缘政治和阶级结构。前两个变量直接支撑了“强制和资本”的逻辑，最为重要；第三个变量是重要的外部条件；第四个变量显然处于次级地位，用以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国家形成轨迹。此外，他对第三波的诸多变量也有所涉及：如考虑到了民众抗争即协商、动员的影响；谈及警政时也触及了社会监控和规制的问题；他在讨论欧洲内部文化同质性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初始条件时，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论述，但也承认了宗教因素的存在。蒂利站在了第二波的位置上，却没能成功地迈向第三波，这标定了他在学术史中的位置。蒂利在本质上采取了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国家的形成，他没有真正深入到对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特别是文化、意识形态、认同等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蒂利对变量的有意选择，其实表露了他写作上的某些预设性的立场。首先，蒂利希望他的分析是一种尊重特殊性的一般性概括。他试图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体现在他一方面照顾到了北欧三国，南欧的意大利，中欧的英、德、法和东欧、俄国，另一方面也把各国放进一个国家体系中思考。他更希望能抽离出一个整体的理论解释框架——强制与资本的互动——来统摄对整个欧洲的解释。第二，为了实现理论上的整合，他必须控制变量的数量，所以他有意通过“借代”(Metonymy)的手法，将某些概念进一步地抽象化，从而化简解释的头绪。如将整个国家的决策制定机构化简为“统治者”、“元首”这样的代称，而不进一步讨论统治阶级内部的复杂结构。“城市”变量事实上代表了生产和贸易的区域网络，以及居民的汇聚中心。所以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内部的运作不在讨论之列。蒂利本人也指出这种对待历史事实的做法有蜻蜓点水 (like a rock skipping water)的嫌疑，但又是驾驭整个大陆一千年历史的必然代价。在具体操作中，蒂利将很多变量分层次地摆放在不同的解释层面上。“资本”与“强制”的概念处于顶端，两者在榨取的运作机制中牵连出更生动的、更历史的术语，如国家的各种类型，财政机构的设置，非军事的国家机构的产生，公民权的概念。再细致的才是那些填补解释框架缝隙的阶级结构的讨论，国家体系的参照以及对文化同质性的提及。三个层次中，着墨的比重显著地下降，并不意味着蒂利忽略了某些变量，而是意味着他有意放弃了某些探讨的领域。蒂利对变量缺失的问题是有所认识的，并捍卫地指出：他的重点不是给出一个完整无缺的解释，而是确保解释中主要联系的正确。在“论证中实际出现的那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他所珍视的理论成果，对缺失变量的批评只有在证明了对那些变量的忽略实质上造成了对他所要解释的各变量“关系＂的误读时，才具有合法性。蒂利的这一立场通过限定解释有效性的范围来巩固了既有解释的有效性。他对民族国家形成的解释既有社会学对社会转型规律的理论建模，也有历史学对个案的精密描述和分析。他试图恰切地平衡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并通过对特殊性的关照（考虑更多的变量和发展轨迹）来扩展一般性的解释能力。所以，对蒂利缺失变量的批评，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社会结构分析的进一步精致化而指出的：如Meyer Kestnbaum和西达·斯考切波指出蒂利的解释框架中缺乏政体变量(regime)以及缺乏衡量行政机构效率的变量；如威廉·麦克尼尔指出欧洲内部的农业差异，以及耕作技术、产权法和收成情况也会对商业资本和城市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国家构建。麦克尼尔还认为人口统计学和变动的技术因素也支撑和限定了资本与强制在时空中的分布。另一类是批评他缺失文化维度，特别是没有考虑意识形态、宗教因素，如赵鼎新的批评。(3]第一类批评更具有意义，因为他们针对的是蒂利无意忽略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雕琢蒂利的解释框架。而第二类批评则显然有些苛求的意味。因为如果考虑文化变量，必然会降低蒂利解释的抽象性，使得他的解释层面进一步降低，进而侵蚀他既有解释的有效性。蒂利的国家形成理论只是学术演进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站在第二波的顶峰上，为第三波的学者提供了某些路标，也必然会成为第三波的靶子。蒂利国家形成理论的价值在于通过“资本与强制的逻辑“实现对既有诸多变量的统合，代表了一种结构视角的总结性陈述，而文化视角则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开始批判和转向的。米格代尔还曾将国家建构的研究视角分为：文化主义视角系统主导的结构主义视角、理性主义视角以及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笔者认为，蒂利处于结构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交集上。一方面，蒂利讨论了某些历史横截面上政治结构内部的变量互动，另一方面，他的分析又对变量做了历时性的观察，关注制度在长时段里的历史变迁。但是，由于他没有具体讨论”历史中的人＂，即没有细致探究政治行动者与国家规制的微观互动，所以他的分析是缺乏文化和理性主义视角思考的。此外，笔者认为通过对比蒂利和吉尔兹对国家本质的认识，最能看出结构和文化取向的分野。蒂利认为国家通过对强制手段的垄断实现了对民众的保护性勒索；而吉尔兹则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一书中认为朝廷、首都以及各种仪式”不仅仅是国家的核心，工具或玩偶，它就是国家“这些文化表达树立了一种认同的形象，如同一种黏合剂，实现了对国家的整合，也构成了国家本身。尼加拉观念所及的地区就是国家统治领土所及的地区。他还说：“王室文化对仪式主义(ritualism)不遗余力的追求不仅仅是政治秩序的遮羞布，而是它的实质。”所以，根本上看，国家内”结盟关系得以形成的制度框架更是文化性与象征性的，而不是社会的和结构的＂。这是两人最大的分疏所在。两人其实都谈到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但是蒂利的讨论只是从显性的、有形的社会制度建制（如警政、常规军队、公民权等）上点到为止；而吉尔兹则更加细致地进入到国家的“微观规制”中去探讨民众价值观的变迁，特别是采用一种“主体叙事”(mastern arrative)的风格真正呈现了“历史中的人”对某些象征和典范的认同与规训。蒂利无法实现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对“抗争的民众”这个历史的行动者做精致的剖析，既没有阶级结构的划分，也没有心理机制的分析。由此，在蒂利的论述中很难看到对民众价值观和认同形成的讨论，也无法对“历史中的人＂的”意义世界”实现移情式的理解。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这也与蒂利早年拒斥政治发展理论的政治文化理论以及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反对早年的社会心理学范式有关。这是与蒂利早年学术成长的实际语境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他对以阿尔蒙德为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拒斥，对回归国家学派的亲近，以及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所处的政治进程理论的位置，决定了他在思考视角上的偏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