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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什么在五百年前会有这么一个人，叫王阳明这样一个人，他留下一部伟大的“心学”。其实不是留下一部伟大的心学著作，是他一生的实践最后凝结成了这样的一个学说或者是一种思想。因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个特定的地方出现一个特殊的人物，貌似偶然，其实里边有许多必然的东西。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必须回到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去。  中国的百家争鸣，是起于大概是三千年前，公元前一千年。然后，虽有百家争鸣，但并未形成一种“教”，它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在汉武帝之前，其实中国属于多神存在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多种教义存在的一个国家；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在战国时期，国家构成复杂，民族构成复杂，文化的冲突和糅合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汉武帝之前，中国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政”和“教”有时分离，有时合一。大部分时间在汉武帝之前，政教是分离的。而且“教”的部分十分复杂。中国形成统一国家之后，在秦之后，汉朝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秦的不稳定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思考，思考到“教”这个问题上了，就是“政”统一了，政令统一了；但是“教”比较乱。 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坑了儒，但秦始皇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就是在教化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办法形成对全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上的统一管理和融合，只是政令统一了，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了；但是在精神上，在这个层面做得不好，所以秦在很大一个程度上的不稳定，是源于这个领域。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常非常重要。  汉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汉朝初年，就是从刘邦开始到文景，奉行的实际上是老子的一些思想——休养生息；对“教”的问题是有重视的，有思考的，但没有上升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以在七国之乱之后，其实汉武帝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董仲舒出来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不是尊儒术的问题，他是把“儒”作为“教”而树起来了。这个时候皇上变成天子，建立了“政教合一”的…… 中国正式开始建立“政教合一”的体系。汉之前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好。在汉武帝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政教合一”的模式。因为皇上就是天子，是儒家的代言者，他代表的是道统，同时他又是承接了法统，这样的道统、法统、体统统一了，所以开辟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而且它高度稳定，因为它实施了不仅仅是政令统一，而且在思想上高度的统一。汉唐一直是承接的是这种状态或者这种模式。 但这种模式随着五代十国的出现被破解了，被裂解了。到了宋的时候，汉唐的旧有的状态，社会状态出现了猛烈的变化，生产力迅速发展，旧有的状态也出现了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我记得我过去聊天的时候聊过汉唐，汉唐是三家斗地主，就是在汉朝、唐朝，士族的势力非常大。其实那时候国家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国家里往往有十几个或者是三十几个大姓；士族和外族（就是属于匈奴、突厥）的势力很大。  所谓“三方斗地主”，就是皇朝（皇上和政府）要处理士族与外族，这个一共是三方势力的一个平衡。所以，盛世往往是在复杂的矛盾平衡中出现的（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实际上有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压力），这个皇朝往往会比较健康；一旦丧失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就迅速腐败堕落，就出现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也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三方斗地主”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汉唐之后这个结构没有了。 到了宋的时候，士族大体上全部被破解，主要是进入市民社会了。进入市民社会，那个时候外部的压力还是有的，那么，就变成了有一部分外部压力，但内部压力已经变得很轻了。那么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有想法了。知识分子认为，如果还“政教合一”的话，会犯一些颠覆性错误。这个时候，宋的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开始出来，他们开始将政教分离；儒家开始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宋明理学，理学出现。  理学的解释者都是大儒呀，不再是皇上，这就形成了本质上的政教分离模式；其实它是一个进步，是个历史的进步。但是，理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宋儒，主要是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对佛家和道家的引述，重新来解释儒学。 后来中国的当代哲学家把这个部分（宋的这一部分）的理学，解释为“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它讲究格物致知嘛，它说“万物、理皆备于万物”，就是（理就在）事物里边就有理了，你只要是去“格物致知”就行了。后来再发展，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被后世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他们讲究的是“致良知”，就是他们认为“万物皆备于心”。 宋、元、明，实际上中国的儒教和汉唐的董仲舒所讲的那个儒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那个是皇家之学和民间之学，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叫儒学，开始进入到义理层面，所以叫宋“义理学”，进入到义理层面。什么叫义理层面？他们开始由“形而下”走上“形而上”，形而上学。这个时候，开始更深层次地来解析生命、解析自然。 也就是在宋、元、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氛围之中，因为政教分离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会很重视“教”的部分。除了“政”的部分以外（“政”主要是皇帝和大臣们），还有一些人，本身可能有些人也是属于大臣范畴（比如像王阳明，是重臣，而且封侯），但他（们）仍然对“教”非常重视；因为他（们）在解析，所以会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高峰。其实“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一座高峰，不能算巅峰吧，算是一座高峰。 宋儒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而且这个理学，宋朝的理学通过蒙古人、蒙古人的西征将它带到了欧洲。欧洲这个时候，在德国正好有了雕版印刷，然后来自东方的思想……我为什么说“迎回孟子”？就是来自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文化开始产生剧烈的碰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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