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天 | 历史场景中的武昌隋唐墓——论魏晋南北朝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

寂寞红山 2024-05-1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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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南北东西交通汇融之地的长江中游，在汉唐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是武昌隋唐墓产生的重要历史场景。汉末至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取得长足发展，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与这里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中原北方战乱时接受移民的情况息息相关。南朝时期，长江中游墓葬的面貌与下游差距加大，表现出具有特色的青瓷、画像砖、陶俑传统。武昌隋唐墓接续这一发展脉络，在本地传统以及外来影响下，形成如今所见的丰富面貌。武昌隋唐墓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汉唐之间长江中游的地位问题，在中原纷乱之时，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南北经济重心大转移中的次区域转移，即从黄河中游的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

长江中游[1]是南北东西交流通汇之地，在汉唐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人文图景。今武汉市武昌区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一批隋唐墓葬，出土大量俑及模型明器等陶瓷器，是南方最重要的隋唐墓葬材料之一。2021年，《武昌隋唐墓》报告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整理出版[2]，详实准确地公布了116座隋唐墓葬资料，对推进南方隋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今武昌与襄阳、江陵成犄角之势，同为唐时长江中游最重要城市，《武昌隋唐墓》编者在结语部分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并分析了武昌之所以产生这批隋唐墓的历史原因；认为侯景之乱后，武昌跃升为边境重地，实力提升，而其作为通衢要津的独特区位，也为墓葬兼容南北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3]。正如所论，武昌隋唐墓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自汉至唐间，正是长江中游发展的关键性时段，这一时期江南政权的经营，以及北方移民的渐次迁入，共同推动了地区经济与社会的蓬勃发展，从而塑造了隋唐时期形成规模如此之大、出土器物如此精美的一批墓葬的重要历史场景。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呈现形式、过程及其内在要素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解读。

一、汉末至西晋长江中游区域优势的逐渐凸显

汉末黄巾之乱以来，中原北方多经离乱，而长江流域在刘表、孙权等人治下相对安定，长江中游又处于中原北方南下的交通干线上，以襄阳、鄂州[4]为代表的城市迅速汇集了一批有生力量，发展起来。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到任荆州，拥兵襄阳，统治荆州19年，在战乱动荡的国内战争期间保持了荆州的社会安定，经济发达，获得“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5]的评价，以致“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6]，形成汉末的学术中心，四川、中原、江左的学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荆州影响[7]。刘表亡后，荆州成为曹操、刘备、孙权三方争夺的焦点，如鲁肃所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8]此种局势下，长江沿岸的诸多战略之地成为孙吴限江自保的重要堡垒，而因吴蜀东西对抗之态势，鄂州与武汉特受重视。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筑城，至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南京，以此为都九年；即使迁都南京后，孙权仍以太子孙登留守；后又以陆逊、诸葛恪等重臣镇之；东吴末年孙皓还曾短暂地将都城迁回鄂州。东吴时期，鄂州俨然为建业之外的另一中心。

在此背景下，襄阳[9]、鄂州[10]附近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汉末魏晋时期墓葬，这些墓葬中不乏规模大者。襄阳发现城东街M1（图一:1）[11]、菜越墓两座大型多室墓[12]。鄂州发现的大墓分两种类型：其一为鄂钢饮料厂M1[13]、孙将军墓[14]、新庙大鹰山M1[15]等横前堂墓，鄂钢饮料厂M1规模最大，全长14.5米，后二者略小，全长9米余（图一:4）；其二为江夏流芳墓（图一:7）[16]、黄陂滠口墓[17]、鄂钢综合原料厂M30[18]等前后双室墓。也分两个规模：江夏流芳、黄陂滠口墓略大，墓室总长超11米，前室边长超过3米；鄂钢综合原料厂M30等墓长度多不过10米，前室边长3米以下。鄂钢饮料厂M1、孙将军墓、江夏刘芳墓、黄陂滠口墓都被推测为孙吴宗室墓。襄阳和鄂州在两汉时均不是名城大邑，鄂州所属的江夏郡，东汉时不过是人口二十余万的小郡，而襄阳所在的南阳郡虽然人口众多，但经济文化以位居南阳盆地中心的帝乡南阳最为繁盛，盆地边缘的襄阳难望其项背。汉末三国时期集中出现的这些大墓可谓长江中游此时力量积聚的一大表现。

图一汉末三国长江中游高等级墓葬形制及其来源

它们的墓葬形制主要沿袭东汉高等级墓，而这些高等级墓葬又主要见于中原北方地区。具体而言，襄阳城东街M1及菜越墓这种两个方形穹窿顶墓室的墓葬，在豫北地区东汉中晚期时即已出现，如墓室总长约7米左右的卫辉大司马M1[19]，新乡老道井05LM6、50LM8[20]等。汉末墓室全长近20米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也采用此种形制，而前后室均带对称耳室（图一:2）。关中地区在东汉时期的正方形墓室也比较发达，东汉晚期有近似形制的规模较大墓葬，如雅荷城市花园M2（图一:3），砖室总长超过12米，前室边长超4米[21]。鄂钢饮料厂M1等横前堂墓，属东汉大型墓的常用形制。东汉诸侯王墓如淮阳北关、济宁肖王庄等均使用这种形制，不过因等级高，多用黄肠石，且墓室外围带有回廊，列侯及高等级官员墓葬仿用此种形制，不带回廊，横前室附有2个或多个耳室，如密县打虎亭M1[22]、洛阳城西东汉墓（图一:5）、洛阳瞿家屯C1M9816（图一:6）[23]等，鄂钢饮料厂M1的形制与它们相似[24]。江夏流芳墓等前室正方后室长方的双室墓，在鄂东本地的东汉墓葬中可找到渊源，如武汉黄陂龙泉院子东汉墓（图一:8）[25]，不过江夏流芳等墓中甬道带耳室，特别是带对称的小耳室，这是外藏的象征，常见于东汉诸侯王及列侯、高等级官员墓葬中，如临淄金岭镇M1、济宁肖王庄M1、南阳郁平大尹墓（图一:9）、洛阳东关殉人墓等。甬道耳室的使用，应属对汉代高等级墓葬特殊结构的吸收利用。

此时期的墓葬中常出土象征身份的随葬品，体现长江中游的上层人物所穿着的服饰及拥有的仪仗侍从。中国东汉以来的墓葬中，发现有带具、玉具剑、金珰、组玉佩、步摇饰等代表身份等级的服饰用品[26]。永嘉衣冠南渡后，南京大学北园墓、高崧墓等东晋都城附近墓葬出土成套的玉、金配饰，反映此时以建康为中心的较为完备的服饰规制。而在此之前的三国西晋时期，除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外，以鄂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是出土相关文物的另一中心。长江中游的相关发现主要有襄阳菜越墓出土透雕螭虎纹玉瑗1件；武昌莲溪寺墓出土鎏金铜带饰1件[27]；鄂钢饮料厂M1出土桃形金片6件；《鄂城六朝墓》的5座吴墓出土桃形金片、圆形饰片等共58件；孙吴中晚期M2137[28]出土桃形金片16件、龙纹圆形金片1件、金饰片2件等。就目前相关考古发现的出现时间及数量而言，长江中游多于下游[29]。上述桃形金片大部分应为步摇的饰件，如果考虑到东汉晚期步摇的盛行与大月氏的关系，以及汉末魏晋时期步摇饰在河西、内蒙等北方丝路沿线的分布情况，就更易理解为何此时处于南北沟通干线上的长江中游所出桃形金片要多于其他地区。

象征墓主生前仪仗、侍从、伎乐的陶瓷俑，也是长江中游高等级墓葬中的代表性器物。武昌莲溪寺、鄂钢饮料厂M1、黄陂滠口墓、江夏流芳墓、长沙晋墓等墓葬中均出土了独具特色的瓷俑。武昌莲溪寺（262年）和鄂钢饮料厂M1出土瓷俑风格接近，主要是站立和跽坐俑，年代为东吴中晚期。江夏流芳、黄陂滠口、长沙晋墓出土瓷俑品种变得丰富，如江夏流芳出土青瓷俑28件，种类丰富，包括骑马俑、持刀剑武器俑等出行仪仗类俑，站姿或坐姿的侍从、操作俑，作吹奏、舞蹈姿势的伎乐俑等几类，西晋末年的长沙晋墓M21（302年）的骑俑[30]等也很具特色。正如韦正所论：“（长江中游）是这个时期陶瓷俑分布最重要的地区，在其他地区的发现都无法与长江中游相比。”[31]这些陶瓷俑不见于东汉时期的本地墓葬中，中原北方地区也不流行仪仗俑及侍从俑，而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东汉墓葬中陶俑异常发达[32]，其中据几案的操作俑以及抚琴等伎乐俑的形象与长江中游相似，可能是长江中游类似陶俑的源头。但中游东吴中晚期以来流行的骑俑、持武器俑在上游并不多见，且不少俑为戴尖帽或额间有白毫相的胡人形象，应被视为对频繁的战争，以及胡人通过荆襄通道自北方辗转流寓于长江中游等实际情况的反映。

在更广泛的地方风俗信仰上，长江中游地区也独具特色，集中表现于随葬的镇墓俑中。镇墓俑见于各等级墓葬，主要可分为七个类型：A型，人形俑，立姿，头戴帽，肥头大耳，张口露牙[33]；B型，人形吐舌俑，头戴双角冠，跪姿，长舌下垂过腹；C型，熊形吐舌俑，蹲坐状，似熊形，口吐长舌；D型，穿山甲俑，背部有鳞甲纹，腹下有四矮足；E型，独角兽俑，站立状，头有一角；F型，简化独角兽俑，造型简单，角向前伸[34]；G型，兽形人面俑，兽身人面，面部有胡须（图二:1~7）。其中，D、F、G型俑此前不见于其他地区，应为本地传统。B型、C型以吐舌为特征，根源于楚文化，在东汉时期的南阳、四川等地墓葬中均有发现[35]，也应属本地传统的一种（图二:8）。E型独角兽俑则来自中原北方，西安东汉墓中发现有类似器物[36]，在汉水流域的汉中及附近的勉县、南郑等地东汉魏晋墓葬中也有出土[37]，在长江中游主要见于汉水下游的淅川、均县、襄阳等地，显示出其自西安沿汉水向南传播的路线（图二:9、10）。东汉末年，董卓亡后李傕、郭汜等凉州军阀混战不休，“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38]。关中民众四散，汉水是陕甘人南下之通途，文献记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39]，大量关中民众的到来，显然对于推动独角镇墓兽在江汉地区的出现产生了积极作用。

图二汉末三国长江中游镇墓俑及其来源

综上所述，伴随着汉末至西晋时期经济社会历史场景的变迁，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取得长足发展，比之于长江下游不遑多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文化面貌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这与长江中游所在的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及由之所造成的在中原北方战乱时接受移民的情况息息相关。严耕望对中国古代的南北交通作了深入探讨，谓南北交通有东、西、中三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至长江下游；中线则由关中东南行、河洛西南行，皆至宛、邓，再循白水南下襄阳，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三道之中，以中道为最盛，盖古代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渭汾下游与河洛平原，地居黄河流域之中部，故中道发展最居优势”[40]。因此，东汉末和三国期间，黄河流域人民四散，位居南北交通中道上的长江中游成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陕西、河南、山东有不少人口投奔荆州刘表，董卓败亡后一部分关中人民也出武关迁向荆州[41]，虽然部分流民在战乱稍歇后即返回故乡，但他们为长江中游带来的影响却并不会因此消失，长江中游也因此成为承接黄河流域东汉文化而继续发展的一大区域。

二、东晋南朝区域领先优势的“再出发”

在三国西晋发展的基础上，东晋时期的荆州在政治及军事上表现为一股相当重要的势力，王敦、陶侃、庾亮、桓温等重臣无不挟中游与下游争势，长江中、下游的对抗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江陵与鄂州是中游最重要的根据地。《鄂城六朝墓》中的102座墓葬属于东晋时期，墓中出土的金属饰品增多，如M2112出土神兽纹山形饰片、花瓣形饰片、珠、桃形饰片、圆壶形饰件等装饰器物，一定程度上重现了东吴时期的辉煌。不过，东晋以来南方的墓葬文化面貌与此前有明显区别——墓葬形制趋于统一，一改之前的多种形制，而以较为单一的“凸”字形、刀形、长方形券顶小砖墓为绝对主流，也有少量以凸字形等墓葬形制为基本单元构成的并列双室或多室墓。三国西晋时期流行的俑及仓、灶、井、圈等模型器基本不见，而只以壶、罐等储藏器及盘、盏、耳杯等饮食器为主，青瓷器的形制也以首都马首是瞻。东晋时期长江中游墓葬与长江下游相似性强，两地之间政治军事的对抗张力似乎并未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上得到充分表现。而进入南朝时期，在六朝的最后一百余年中，长江中游与下游考古学文化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形成发达而又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青瓷器的生产与使用。正如蒋赞初所论，南朝时期是长江中游地区瓷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品种和产量上有所增加，地区性特色较为显著[42]。湖南的湘阴窑南朝时进入盛烧期[43]，而东晋至南朝时期长江下游的越窑核心区窑业生产反而进入低谷期，种类明显减少，装饰趋于简洁，这种衰颓的态势一直延续至唐早期[44]。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情况与窑址的发展相符。青瓷器是长江中游南朝墓葬中最主要的随葬器物，襄樊檀溪周家湾墓[45]、大冶金龟山M1[46]、荆门麻城镇斗笠岗及大冢墓群墓[47]、江夏龙泉南朝墓[48]、湖南耒阳城关南朝墓[49]等多座墓葬中甚至只出瓷器而不出陶器，所出器类包括盘口壶、碗、托炉、瓶、高足盘、盂、砚、虎子等等，其中大部分器物应是长江中游本地的产品。而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可能受到官方礼制规定的影响，随葬品多为陶器、石器，瓷器只有盘口壶、碗等器类。长江中、下游青瓷器的形制差别也日益显著，长江中游盘口壶以粗颈溜肩为特征，与长江下游的细颈鼓肩长腹差别大，砚、碗等器物也表现出同下游的区别，而托炉、瓶等则属特色器物（图三:1~8、14~16）。

图三南朝中晚期长江中游、下游及隋代长江中游出土瓷器对比

其二，大量使用模印砖营建墓室。南朝时，长江中下游墓葬的装饰系统均得到发展，下游以高等级墓葬中使用的竹林七贤等拼嵌砖画最具代表性，中游则流行更为立体的模印画像砖。刘宋早期长江中游的画像砖墓就已初具规模，江陵黄山墓（426年）出土了大量浮雕龙、凤画像砖，但此时模印纹样比较简单；到刘宋中晚期以至齐梁时，才达到发展盛期。武昌东湖三官殿梁墓（520年）墓室全用花纹、人物、四神砖修砌，襄阳麒麟清水沟、贾家冲，以及附近的邓县学庄等画像砖墓更为精致，画像砖内容包括车马出行、侍从宴饮、孝子故事、佛教供养等等，既表现高等级人物出行的排场，又反映当时丰富的儒家、佛教、神怪等思想信仰世界。就装饰的精美繁复程度而言，这些墓葬已达到相当高度，胜于长江下游同等级墓葬。侯景之乱后，湖北政局陷入分裂纠争，以襄阳为中心的画像砖亦随人民的迁出而流播长江下游等地[50]。

其三，以陶俑为代表的模型器。南朝时期，都城建康附近墓葬中随葬陶俑数量不多，造型也乏善可陈，基本组合是戴小冠的男立俑以及头部大发髻的女立俑，一些墓葬中还以石俑替代陶俑，上至帝陵如丹阳胡桥吴家村墓[51]，宗室墓如桂阳王萧象墓[52]，下至规模略小的官员墓如江宁东善桥南朝墓[53]都是如此。长江中游一些墓葬出土的陶俑与下游类似，如江陵黄山南朝墓（426年）出土的3件陶俑[54]、武昌东湖三官殿梁墓（520年）中出土的4件陶俑[55]，但更为突出的是在襄阳及附近地区出土的大量仪卫侍从俑。邓县学庄画像砖墓出土陶俑最多，共55件，大部分是车夫、武士、仪仗、鼓吹等象征出行仪仗的俑，也有一些家内奴婢俑[56]；贾家冲墓出土陶俑44件，主要包括武士俑3件、侍卫侍从俑23件、女侍俑8件、持物俑6件、文吏俑3件，动物俑7件，灶等模型器5件[57]；襄阳麒麟清水沟墓出土武士俑、文吏俑、双髻女俑、持物俑等陶俑共13件、陶磨1件[58]。前文已述，长江中游的陶俑在三国西晋时期十分突出，但至东晋时一度消失不见，且长江下游的陶俑一直不甚发达，则襄阳南朝时期这批陶俑的出现应考虑到其南北交界的地理位置，是与中原北方，特别是关东地区交流之下的产物。

综合画像砖及陶俑来看，襄阳在南朝时的发展显得十分突出。襄阳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西晋末年中原扰乱时接受不少南下移民，形成以流民集团为基础的地方社会。但东晋对襄阳尚以军事化管理为主，襄阳的力量对朝廷而言只是一支可利用而不足信赖的流民武装，其政治及文化上的发展也便无从谈起[59]。淝水之战前秦败亡后，大批秦陇之人南下，随着刘宋对雍州乡族社会的重组及强雍弱荆政策的施行，南朝襄阳的实力迅速上升，豪族大姓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相当实力，齐时出镇雍州的萧衍借此之势得登帝位，侯景乱后萧詧亦以此为根基。襄阳发现的南朝画像砖墓，所反映的正是此种历史事实。而襄阳只是此时长江中游的一个突出代表，《隋书·地理志》言：“自晋室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与诸郡不同。”[60]可见南朝时长江中游多个城市的文化面貌均较为发达。记录荆楚风土人情的《荆楚岁时记》流行于世，反映长江中游繁荣的城市活动的西曲歌进入中央乐府，都说明了本地区文化的实力。这一发展进程的最后一个高音，要属侯景乱后，曾出刺荆州的宗王萧绎在江陵称帝（552年），建康文士纷纷西上，图书典籍汇聚江陵，此时将这里称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为过。然而，这种繁华随着西魏攻克江陵戛然而止，江陵几乎全部士民被迫迁往关中，图籍文物毁于一旦，襄阳等沔中地区，亦入北方政权之手，在四分五裂的湖北政局中，能够接续齐、梁时发展的，唯余长江以南与雍州同样于刘宋时脱离荆州而设的郢州。

三、武昌隋唐墓与南朝墓葬的关系

在上述背景下，武昌隋唐墓的诸多要素表现出与南朝墓葬的联系。武昌隋唐墓延续了南朝随葬瓷制日常用器的传统，盘口壶、碗、高足盘、托炉、砚等器物均为瓷制，极少见陶制者，一些墓葬中出土瓷器甚多，如马房山M17，在东侧小龛中放置高足盘、碗等瓷器近四十件，墓室前部还有盂、虎子、砚等日用瓷器。瓷器的中盘口壶、托炉、瓶等器物与南朝时期有明显的发展演变关系，是本地制瓷业发展的结果（图三:9~13）。

长江中游的模印砖传统在隋统一南北后也未断绝，武昌等地隋唐墓中仍十分流行花纹砖与画像砖，《武昌隋唐墓》中指出：116座墓葬中有82座明确使用画像砖、花纹砖。惜整理所见的拓片和照片资料情况不佳。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材料公布情况较好[61]，墓葬为长方形砖室墓，前耳室的东西壁中间、甬道东西壁各嵌一对男、女侍画像砖，墓室东壁嵌青龙、西壁嵌白虎画像砖，画像均模印于砖的正面。墓壁三顺一丁砌筑，顺砖侧面有卷草纹，丁砖端面有羽人、侍女、瓶花纹，铺地砖为正面两方连续的莲花纹砖。类似的画像砖，在长沙[62]、湘阴[63]、安陆[64]、淅川[65]等地均有发现，不过大多不如武汉丰富。岳家嘴隋墓墓室地面或棺床上使用的正面印两方连续莲花纹砖，墓壁使用的侧面卷草纹砖、端面瓶花、侍女砖都与南朝时期十分接近，但比南朝简化，也不见南朝时多人物的复杂场景（图四:1~5、7、8）。武昌M142出土的端面瓶花、武士画像砖，以及侧面龙纹画像砖则表现出一些新意（图四:9~12）。总体上看，隋唐墓葬的画像砖延续了南朝传统，但不如南朝时发达，可谓高峰后之余续。

图四长江中游隋唐墓花纹、画像砖与南朝的关系

武昌隋唐墓墓葬形制之渊源是一个略为复杂的问题。小龛或耳室发达是武昌隋唐墓形制的重要特征，此外，大部分墓室虽为单室，但后半部放置棺木的空间与前半部放置器物的空间区隔明显，一些墓葬甚至直接做成前后室。武昌马房山M22出土器物丰富，可以很好说明墓葬中龛或耳室的象征意义。该墓是一座“凸”字形砖室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长4.15米，宽1.87米，墓室前部有一对侧龛。墓室前部置方形祭台，后部为棺床。西侧龛中出土陶仓、马、马槽、屋形器、卷发俑等器物，显然象征仓、厩；东侧龛中出土陶灶及操作女佣、洗碗台及操作女俑、吹火女俑、方仓等，象征厨房；墓室前部祭台附近出土陶多子槅、瓷碗、瓷盘等饮食用具；祭台东北不远处集中放置陶马、俑、轿等车马出行类器物；墓室后部贴壁放数件陶俑（图五:4）[66]。武昌隋唐墓的形制，可能有实用性的考虑，即陶瓷俑等模型器成为一类重要的随葬品后，南方窄长形、墓室大部分被棺床占据的墓葬形制缺乏像北方的方形墓室一样放置大量随葬品的空间。但这种墓室空间的营建，以及布置小龛的内容，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东汉的前后室带耳室墓；前文已述，这种形制在南方一直延续至西晋时期，到东晋时变为单一的长方形单室墓。南朝时，即已零星出现了突破单室墓形制的墓葬，长江中游至少发现六座非单室墓，如江夏龙泉M2，墓葬分前后室，前室横券，后室纵券（图五:1）[67]；武昌东湖三官殿墓有梁普通元年（520年）纪年，墓葬规模较大，通长7.74米，根据文字描述，应是一座横前堂的前后室墓，装饰繁复，墓室壁面全由花纹、人物造像和四神砖砌成，可惜未公布平剖面图[68]。长江下游西善桥南朝墓（图五:2）[69]、东善桥砖瓦厂墓[70]两座等级较高的陈朝墓葬亦为前后室结构。汉末魏晋时期长江中游继承了东汉时的墓葬形制，且因接受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表现出比长江下游更为多样的特征，这是理解这里南朝出现的双室墓，以及隋唐流行的带小龛或耳室墓葬的一个线索。

图五武昌隋唐墓形制与南朝的关系

当然，武昌隋唐墓中也出现不少新的内容，最具特色的是以陶俑为主的模型器。这组器物主要包括门吏俑、武士俑、镇墓兽、十二时俑、盟器神煞俑、仪卫俑、侍从俑、马、牛、磨、仓、灶等等。这一套陶制的模型器，受到北方随葬陶模型器风气的影响，不过仍很有地方特色。其中，身着两裆的高大门吏俑以及人面鸟身俑的形象见于本地南朝时期画像砖中，是用新的形式表现出了传统的内容。最具特色的十二时俑及双首连体俑、人首有翼俑等盟器神煞俑，这里不再展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长江中游在南朝时期是随葬买地券的中心之一，鲁西奇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买地券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南京—桂林类型，行文较为简略；其二为荆湘类型，行文繁复，涉及到众多神祇[71]。荆湘地区出土的买地券记载的诸多神祇中，就已出现了十二神等相关内容，如长沙出土的刘宋元嘉十年（433年）徐副买地券，其中即有“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等”[72]。白彬也指出，此类买地券的道教色彩最浓，其中所见的天地四时和神祇鬼官，在现存道书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记载，其中包括“随斗十二神”，隋唐墓葬中随葬的十二时辰俑，当与此有关[73]。由此可知，十二时俑在武昌隋唐墓中的出现，有更早的本土思想或习俗渊源。武昌隋唐墓正是在本地传统以及外来影响下，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见的丰富面貌，这也说明了进入隋唐后武昌仍然拥有重要地位。

四、小结

武昌隋唐墓的集群化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江中游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获得重要军事政治地位的历史折射，也成为这一地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取得区域人口经济优势，进而在王朝政治博弈与资源配置中拥有关键位置的现实呈现。

在此背景下，武昌隋唐墓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涉及隋唐时期的区域经济中心转移问题，也将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汉唐之间长江中游的地位问题。从地理上看，荆州既有扼守长江中上游的重要战略位置，又处于沟通南北的关键地理位置；在中原纷乱之时，这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南北经济重心大转移中的次区域转移，即从黄河中游的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中游的经济重心。当然，这种转移是中国经济重心南北转移大过程中的一部分，从而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发展大结构中的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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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所指长江中游主要包括今天湖北省、湖南省的大部分地区。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34~435页。

[4]湖北地区古今地名的使用较为复杂，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本文中尽量使用今地名，但用“荆州”指称历史上的荆州刺史部，而用“江陵”指称今荆州市。

[5]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5页。

[6]范晔：《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421页。

[7]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氏著：《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8]陈寿：《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9页。

[9]主要位于王坡、贾巷、松鹤路、城东街、长虹南路等地点。韦正：《襄阳地区汉末魏晋墓葬初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2010年。近年新出的襄阳汉末魏晋墓葬材料主要有菜越墓（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襄阳市博物馆、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科学出版社，2016年）、襄阳卞营M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2019年）、襄阳高新区黄家村东汉墓、襄阳贾巷M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北考古报告集（二）》）等。

[10]《鄂城六朝墓》综合公布了鄂州的394座六朝墓葬材料，其中吴墓118座，墓葬规模大，出土器物多。还包括江夏流芳、黄陂滠口、鄂钢饮料厂M1等墓。

[11]襄樊市考古研究所：《襄阳城东街汉晋墓地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8~298页。

[12]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9期。

[13]鄂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14]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第3期。《鄂城六朝墓》中编号为M2081。

[15]鄂州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城新庙大鹰山孙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16]武汉市博物馆、江夏区文物管理所：《江夏流芳东吴墓清理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17]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6期。

[18]《鄂城六朝墓》中编号为M2162。

[19]河南文物局编著、白彬主编：《卫辉大司马墓地》，科学出版社，2015年。

[20]河南文物局编著：《新乡老道井墓地》，科学出版社，2011年。

[2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23]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市瞿家屯汉墓C1M9816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1期。

[24]王音：《曹魏、孙吴墓葬比较研究——以宗室墓为中心》，《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其中指出孙吴早期的宗室墓延续汉传统采用横前堂。

[25]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武汉黄陂龙泉院子东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20年第4期。

[26]韦正：《东汉、六朝的朝服葬》，《文物》2002年第3期；韦正：《金珰与步摇——汉晋命妇冠饰试探》，《文物》2013年第5期。

[27]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28]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3期。

[29]参见王音：《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随葬品及相关社会问题》，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

[30]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1]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32]索德浩：《四川汉代陶俑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2020年。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赤壁古家岭东吴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

[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35]宾娟：《吐舌状镇墓兽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3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潘家庄169号东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37][日]吉村苣子：《中国墓葬中独角类镇墓兽的谱系》，《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第5期；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汉中市博物馆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南郑龙岗寺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38]陈寿：《三国志》卷七二《董卓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1页。

[39]陈寿：《三国志》卷二一《卫凯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610页。

[40]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篇二八《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第1039~1078页。

[4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2022年，第271页。

[42]蒋赞初：《长江中游地区东汉六朝青瓷概论》，《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43]周世荣、周晓赤：《岳州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李梅田：《长江中游地区六朝隋唐青瓷分期研究》，《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44]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浙江古代青瓷》，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8~157页。

[45]襄樊市考古队：《襄樊檀溪周家湾南朝墓》，《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46]大冶市博物馆：《大冶市六朝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47]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麻城镇斗笠岗南朝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麻城镇大冢墓群南朝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增刊。

[48]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汉江夏龙泉南朝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49]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