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出生环境1864年 4月21日，韦伯出生于德国中部汉撒埃尔福特镇，是父亲老韦伯和母亲海伦娜的长子。幼年时从一次脑膜炎病患中侥幸生存下来，身体一直十分羸弱。1869年，韦伯举家迁居普鲁斯王国首都柏林。老韦伯来自德国西部亚麻商和纺织厂主家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并投身政治。老韦伯是右翼自由党活跃的政治人物，在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都有席位。海伦娜是典型资产阶级中上阶层家庭主妇，虔诚的新教基督徒。总是竭尽所能为陷于穷苦境地的人们提供帮助和救济。相比父亲，韦伯和母亲的感情更为亲近，海伦娜常常亲密地称呼为“我的长女”。老韦伯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联系、富裕的家庭，以及来自母亲的关怀，造就了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成长起了重要作用。[5][2][3][6] 求知求学韦伯很早展露出在智识上的兴趣，少年时写过论及德国历史发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历史论文，并把希伯来语学习到能够轻松阅读《旧约》原文的程度。韦伯喜欢读库尔提乌斯《希腊史》、蒙森和特赖奇克著作、美国史和黑恩《人工植被与家畜》，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利用大学预科上课时间，韦伯读完了四十卷《歌德文集》。1882年，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对文学、经济学和哲学等人文科学都有涉猎，次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韦伯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学术关注集中在经济史和法律史的交叉领域。1889年，完成博士论文《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其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至今仍是美国许多高校经济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6][2][3][5] 青年教授马克斯·韦伯(左)与两个弟弟 1891年，韦伯完成大学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不久获得国家律师资格。1892年，韦伯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并受“社会政策研究会”委托，分析德国东部农业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开始对德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具体分析。在繁重的学术和教学之外，韦伯还为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进行有关证券交易所和东部庄园的特别研究。1893年，与老韦伯家远亲玛丽安妮结婚。1894年，年仅30岁的韦伯被弗莱堡大学聘任为经济学正教授。其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阐明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强调“经济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在思想界引起骚动。两年后，韦伯发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在海德堡大学获得讲座教席，成为这所著名学府中最为年轻的教授之一。[2][3][6][5] 1897年，33岁的韦伯经历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韦伯的精神崩溃似乎有某种家族遗传史，直接触发原因是韦伯为了维护母亲，和老韦伯发生了激烈争吵，不久后老韦伯去世。在从西班牙回海德堡的归程中，韦伯开始发烧不退，被内疚、紧张、疲惫和焦虑所压倒，身体出现官能性不适。1898年至1899年间，开始情绪失控。韦伯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多次到意大利及南欧各地旅游。1904年的美国旅游对新大陆都市和工商业的观察，奠定了韦伯研究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海德堡大学特准全薪休假，但韦伯不能接受自己无法对工作履行全职的状态，最终辞职修养。在妻子玛丽安妮照料和陪伴下，韦伯忍受着断断续续的精神折磨，整整四年无法正常思考、读书和写作。[5][6][2][3] 著书立说在和周期性精神崩溃的角力中，韦伯的学术生活迈入崭新阶段，研究成果数量攀升。1904年，韦伯的研究主题包括普鲁斯容克贵族庄园、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次年，韦伯自学俄文研究俄国革命、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1909年，韦伯将旧文《古典西方农业社会状况》扩展为长篇专著出版并出任《社会经济学大系》主编。韦伯以“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为出发点，开始进行西方与非西方宗教文化比较研究。1915年，开始发表系列比较研究成果《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之《儒教与道教》《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之《印度教与佛教》《印度教与佛教(续)》《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之《古代犹太教》。1917年。在慕尼黑发表著名演讲《以学术为志业》《以政治为志业》(后合编为《学术与政治》)，带给多人触动与感召，以及在认清现实中种种不利因素后仍决定投身学术的一份清醒的确定。其后，韦伯陆续发表《论新政治秩序下德国的议会与政府》《帝国总统制》。1919年，韦伯作为德国代表团专家身份参与凡尔赛和谈。此间，韦伯要求鲁登道夫为德国参谋部所犯下的政治错误负责，“牺牲自己，挽回国家荣誉。”其后，马克斯·韦伯参与了制定战后德国新宪法《魏玛宪法》，并完成了《古代犹太教(续完)》。[2][6][3][5] 身后成名少年时期的马克斯·韦伯 1920年 6月14日晚，韦伯在慕尼黑病逝。韦伯之后，再无人像他那样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奉献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在韦伯墓碑上，镌刻着遗孀玛丽安妮为其从《浮士德》挑选的一句话：尘世一切皆寓言，自此吾辈再无君。[3][5][6]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蒙森称：西方学界营造了一个神话，竟然极度冷落了韦伯这位天然领袖。然而，玛丽安妮却始终坚信韦伯是一个伟人。她花费六七年精力整理出版了韦伯各种文集：1921年出版《政治论文集》、1922年出版《学术理论论文集》和未完成的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1924年出版《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和《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韦伯全面表述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见解的巨作《经济与社会》，1921年首次出版，四年后玛丽安妮再次进行了重新修订。[6][3][5] 1927年，弗兰克·奈特将韦伯《经济史》译为英文出版。结构功能学派创立人帕森斯以研究韦伯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出版。帕森斯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系统论述了韦伯的理论贡献。从此，韦伯开始在国际学界闻名并逐步走向巅峰。1964年，海德堡国际社会学大会一致认为，韦伯在社会学方面与马克思、迪尔凯姆齐名，是社会学“经典作家”。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445名成员投票表决，《经济与社会》被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5][6] 主要思想概述韦伯思想似一个巨大的谜团，不仅令同时代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也同样使当今世界众多学者难以把握。韦伯以其特有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彰显了思想智慧，学术理论埋藏着丰富的哲学意蕴。韦伯从文化史角度探讨世俗社会与宗教及东西方社会诸现象的文化根源，其理论既为学界所推崇，又被后世所质疑，但从未撼动韦伯理论的根基。韦伯理论学说庞杂深奥，很难归于某一类。依据《牛津手册之马克斯·韦伯篇》分类方式，以下分五个大类简要介绍韦伯主要理论思想。[10][11][12]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志业手稿 经济经济伦理 韦伯经济伦理包括神圣的天职观、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三个方面。新教徒对职业的态度是在劳动中力求全力奋斗，时刻提防惰性侵蚀自身，使得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和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就是赖于有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用理性的合法手段谋求利益的经济活动形式，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普遍特质；所有新教教派都信奉一种核心思想为“禁欲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新教徒一方面通过辛勤劳作来不断追求最大化利润，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勤俭节约、理性支配财富，这种进大于出的经济行为导致了资本迅速增长，进而使近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得充足的物质基础保障。[13][14][15] 自由主义 韦伯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德国问题的独特性引发了韦伯不同于英美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关注，即在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大势所趋情形下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其次是韦伯针对俄国和德国而提出的宪政构想，即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最后是韦伯独特的议会民主制思想，即议会制与民主制是对立统一的。也正是因为受到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乐观的理想主义历史观影响，与韦伯所看到的充满冲突的世界矛盾，难免会让人悲观失落。从这个角度看，韦伯又是“绝望的自由主义者” 。[16][14][17] 社会与社会结构社会控制 韦伯通过官僚制(也译为科层制)概括和对社会分层的多维解释，来理解社会结构是通过什么将这样零散的个人和群体组织起来、并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的。至于社会的偏差行为，韦伯从社会分层的结构冲突进行判定，与马克思相似，韦伯也提出了阶级观点，倾向于冲突条件的研究，对实力政治持肯定态度。关于秩序在工具论与理念两方面的多维论述，揭示了社会控制的可能。关于宗教的世俗化与工业发展除魅的理性化，勾勒出在社会发展方向性的意志下所演化出来的一种进步秩序。[18][14][19][20] 组织结构 韦伯提出的三种权威使组织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传统型权威所构成的家长制组织，不是建立在成文规范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式的个人忠诚基础上，这种组织的内部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魅力型权威所构成的个人崇拜组织，基本特征是没有程序规则，缺乏等级和部门分工，因而没有稳固的制度基础，不可能持久。法理型权威所构成的官僚组织(也称科层组织)，建立在人们对规章体系的理性信任基础上。所谓“官僚”，是就组织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的基本形态。[14][21][22][23][19][20] 政治与国家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著作 政治观 韦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是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伦理考虑是这一学科与政策实践的基石。韦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政治的仆人”。在思考有关民族国家经济政策的价值问题上，韦伯提出判定政策的终极标准是国家意志(国家理由)。另一方面，韦伯通过思考德国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问题，表达了政治理想与政治嗅觉。在韦伯看来，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是针对国家有关社会状况做出的立法和采取的措施，不仅涉及立法规则和措施作为技术手段的有效性，也关乎研究者和立法者对问题的道德判断，以及对这些技术手段客观性的认识。[24][23][25] 权威理论 韦伯认为，有社会组织的地方就有统治和管理，有统治和管理就得有统治的道理，人们服从统治的道理就构成了权威。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实现组织目标，推进社会发展。韦伯是对权威进行理论剖析的第一人。韦伯对权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正当的(或称为合法的)权威不外乎三种历史形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一种最古老的权威形式，来自于习俗、惯例、经验、祖训等等。魅力型权威又可称之为超人权威或神授权威，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基础上，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法理型权威又可称之为法定权威，是建立在相信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韦伯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即就是著名的权威理论。[14][22][23][19] 宗教三大隐喻 韦伯论著中“世界除魔”“诸神斗争”和“铁的牢笼”三大隐喻，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及其困境。宗教理性主义孕育出支配现世的生活方式，宗教世界观理性化过程中与科学技术理性主义相关联。由于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价值领域呈现出无序状态，即所谓“诸神斗争”的局面——科学理性主义虽然取代了宗教理性主义成为解释和操纵世界的根本原则，但由于受到其固有的价值中立限制，不能为任何一种价值提供客观证明，也无力解决精神形而上的问题；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和技术条件结合后，造就出客观化的、就事论事的和非人格的社会领域，以资本的自我增殖为目的，实现了形式合理性对效率的要求。这种社会结构禁锢了现代人的内心自由，并且异常坚固，形成“铁的牢笼”。而现代官僚制却能够吸纳任何变革因素，理性化的辩证过程被中断，社会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铁的牢笼”变得异常坚不可摧。[26][27] 韦伯命题 “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该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从某种意义上讲，韦伯所有研究都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因此，这一发问也被人们称作“韦伯命题”或者“韦伯之问”。韦伯命题不仅仅是为了回答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何率先在西方出现的特殊性问题；更是为了通过对不同民族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多角度比较，探寻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历史进路。与马克思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角度来探寻人类文明的研究方式不同，韦伯将人类理性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点。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与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应当是一个不断祛除非理性的理性化过程。[28][29][30] 文化马克斯·韦伯在劳恩斯坦会议 文化论 韦伯认为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韦伯的文化论也无法归入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文化多元比较的视域。韦伯并没有判定各种文化的高低优劣，每种文化都是一种 “理念型”，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通过各种文化的比较来突出某一文化的特质。[21][29][31] 工具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是一种时代的需求。韦伯理论反映了这种需求，同时也适应了历史性诉求。与韦伯同时代的“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法国管理大师法约尔，在他们的管理学体系中，无不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追求。相形之下，在古典管理学三位大腕中，韦伯对工具理性的研究最为透彻。[32][23][30] 方法论 韦伯学术思想中，方法论学说是影响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理解韦伯社会政策立场的关键内容。实证与人文、主观与客观、经验与先验、一般与个别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于韦伯方法论思想的始终。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是价值关联、价值中立思想。掌握一个国家社会状况的客观知识，是获得正确实践知识的前提。在处理社会问题的维度上，行政性的实践与立法性的实践二者存在明显的价值观差异，也通过实践结果及其客观效度呈现出来。在韦伯眼里，人类实践是各种制度和文化的产物。对社会科学而言，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价值判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不同社会文化不同、社会情境不同，才导致普适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实践不可能是一般化的。对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来说，在讨论国家政策问题时，应该清楚“事情是什么”与“事情应该是什么”存在本质区别。[24][2][33][34] 马克斯·韦伯与妻子玛丽安妮 人物作品概述韦伯一生著述颇丰，并呈现出多重理论光谱，其学术理论研究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韦伯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考试论文中关注的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以及对东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系统调查。第二部分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第三部分是韦伯一般社会学研究。第四部分是韦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反思。[26][2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共分五个章节，首先论述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探究从人口统计或社会调查中发现的这一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第二、论述资本主义精神，探究在基督教不同分支中历史存在过的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异，对正在试图对之作出历史说明的现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其次是研究路德的天职观。再者是论述尘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研究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这四种主要禁欲主义新教形式的教义。最后一章论述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 [35][36] 《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社会》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作了详细阐释，统称为社会学基础。然后分别又互有交叉地阐述了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书中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独特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作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对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形成的结构进行阐释。[37][38] 《儒教与道教》《儒教与道教》一书收录了韦伯《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前三篇，即《导论》《儒教与道教》《过渡研究》。《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西方新教的比较，试图寻找资本主义在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起来的原因。第一篇导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比较宗教社会学初探。第二篇儒教与道教共分八章：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士等级；儒教的处世之道；正统与异端(道教)；儒教与清教。第三篇过渡研究：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理论。[39][40] 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研究著作 《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志业》是韦伯在慕尼黑施泰尼克书店报告厅，针对青年学生所作的一次主题演讲。韦伯现这场演讲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正是演讲者“长期以来涵泳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韦伯这次演讲，似乎故意要抑制听众的激情。在这种冷峻的基调下，想要解释无论做学术还是做政治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十分有价值的事业。韦伯告诫听众，如果你们要期待新的先知、新的救世主，那还早着呢，黑夜还没有过去。同时又告诉大家，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在震撼又发人深省的语词中，韦伯给满心期待的听众浇上了一盆冷水，用克制却不乏悲观的语气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同时，也鼓励和激发听众以审慎与踏实的积极态度参与学术研究。[41] 其他著述马克斯·韦伯其他著述[3]
人物影响韦伯一生著述颇丰，其研究横跨法学、经济 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此形成一个由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学术观点所组成的充满张力的庞大理论体系，几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都能在韦伯学说中寻找到自己的理论素材和方法论资源。[28] 韦伯著作主要围绕社会学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对经济学领域也作出了贡献。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在社会学对象方面的论述对后来社会学产生深刻影响，使社会学逐渐变为较成熟的、名副其实的关于社会的科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韦伯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而且广泛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深入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42][35][43] 世人并未给韦伯冠以管理学家的桂冠，但韦伯社会学研究与管理密切相关。提出的权威理论与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不管是现代企业组织还是政府组织，不管是管理体制还是管理思想，现代管理学深深打上了韦伯烙印。管理离不开组织，韦伯的组织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基石。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22][44]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人物评价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45][46]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评价：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45][46]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曾经指出，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45][46] 内卡河畔-马克斯·韦伯故居 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具有突出的地位，也具有双重意义的地位。法律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合理化同时表现为目的合理经济行动和行政管理行动的机制化，以及目的合理行动的下属体系可以——或者似乎可以摆脱它们道德实践的基础。[45][46] 中国学者韩慧、刘文瑞撰文说：韦伯学术从褒义上说是博大精深，从贬义上说是庞杂凌乱。见仁见智，自有后人评说。一般都认为，韦伯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有其价值。惟独在他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上，有着较大争论。谈论韦伯过时与否，往往集中在官僚制问题上。退一万步说，即使官僚制过时了，也不等于韦伯过时。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弥久弥新的思想，值得我们永久敬仰和尊重。例如，雅典城邦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我们谁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已经被历史淘汰；春秋时代是遥远的过去，但中国不会忘记孔子与老子。如果官僚制有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一天，那也就是韦伯永远被人纪念的新开端。[45][46] 后世纪念韦伯离世后，遗孀玛丽安妮撰写完成了一部内容厚重的《韦伯传》，从韦伯祖先、童年开始，详尽描绘了韦伯的学生、战士、律师以及大学教授的生活，保留着大量私人书信内容，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挣扎的人间英雄形象。包括韦伯为保持心智健全和思想创造力所付出的努力、韦伯和家族之间的代际冲突、韦伯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疾病和死亡等丰富内容，从中可以多方位了解韦伯其人。[3][47][48] 1974年，学界成立《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由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史学家默姆森教授、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施路赫特教授和勒普修斯教授、康斯坦施大学的社会学家拜厄教授以及独立学者文克尔曼博士等人组成。出版活动受到德国研究协会(DFG的财政支持，巴伐利亚科学院、莱默斯基金会以及Mohr Siebeck出版社协助出版。《韦伯全集》分为著作和演讲、书信以及课堂讲义三大部分，共有 34册之多。各卷印刷精美，价格昂贵，同时也出版价格适中的学生版。[21][49] 德国大部分城市都有以“马克斯·韦伯”命名的街道或广场。1988年10月27日，慕尼黑地铁4号线和5号线“马克斯·韦伯广场站”竣工开放，以纪念这位思想巨人。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445名成员投票结果显示，《经济与社会》被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韦伯逝世和诞辰周年日，专家学者分别以发文或著述等不同形式纪念韦伯。[50][51][52][8] 海德堡山顶-马克斯·韦伯夫妇墓 人物轶事韦伯生命中，有三位至关重要的女性：母亲海伦娜、妻子玛丽安妮及女友艾尔泽。韦伯同情母亲在家中的处境，对父亲的专横感到不满。玛丽安妮原为老韦伯家的一位远亲。1892年，22岁的玛丽安妮到柏林接受专门的职业教育。1893年，韦伯与玛丽安娜结婚。玛丽安妮是一名学者，曾担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伟人、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并为韦伯的最终成名奉献巨大。韦伯还和一名叫埃尔泽的女性交往甚密。韦伯研究者认为，埃尔泽是韦伯晚年的婚外情人，有着迷人的风度和机智的谈吐。在玛丽安妮为韦伯撰写的传记里，还隐晦地提到了韦伯另一位比较亲近的女性朋友——瑞士女钢琴家米娜。 玛丽安妮冷静、理性地处理了这些复杂情感，并和她们建立了友谊。玛丽安妮很清楚，来自其她异性的友谊、陪伴和情感滋养，能给韦伯精神安宁、思想创造力的激发带来益处。韦伯离世34年后，玛丽安妮同韦伯一样，在艾尔泽陪伴下闭上了双眼，随后与韦伯合葬于海德堡内卡河畔的山顶墓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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